我是《戴花》的第一批读者之一，当时开了一个改稿会，我也提了几点阅读的感受。后来水主席花了八个月时间，以谦逊、认真的创作态度，做了很多轮次的修改，就像一位老调酒师一样，反复调试，终于调出了一款最佳口感、最醇状态的美酒。

这个假期我又将《戴花》翻读一遍，有一种欣喜，勾联起一段记忆。20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是在一座厂矿学校，与身边很多工人打过交道，傍晚散步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厂里的宣传栏。那个年代的工厂宣传文化生活很丰富，其中一项就是季度、年度、车间、工厂和市里、省里、全国的劳模评选与表彰展示。劳模胸前戴花的照片，我很熟悉。工人争当劳模的心气，他们的典型事迹，当上劳模后的喜悦，现在还留在我脑海里。因为这段经历，所以在阅读《戴花》时，特别有代入感，既是跟着书中的人物、场景、故事情节在回眸一个时代和一种生活，也是跟着水主席曾经的青春记忆、人生经历在行走。

对这部作品，已经有很多评论家阐释，其中中国社科院的刘大先认为《戴花》在历史叙述的角度，弥补了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革中期）工厂生活的文学书写，让当代中国史的叙述在文学中得以完整。这是一种特别的认定，是在文学史层面的一种认定。也有很多评论家做了深入细致的文本阐释，我想从两个方面——“义理”和“精神”两个关键词来谈一谈我的体会。

1这是一部义理深藏的作品。讲故事是小说的一种典型表现手法，故事的背后一般都蕴含着一个道理。但好小说一定是大于故事的，好小说一定是深藏着义理的。因为它表达的是生命的哲学、是书写活的历史，是有关社会、时代、人情、现实的对话、洞察与概括。《戴花》，我们可以一句话概括为讲的是一个工人追求劳模荣誉的故事。这种追求既是一个普通人进取的精神追求，是超越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之上的，又有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特别价值在里面，那就是当莫师傅发现自己做过的一件错事，不能匹配劳模这个荣誉时，果断地决绝地放弃了原本可以到手的劳模称号，甚至以生命的牺牲完成了超越劳模、更为崇高的精神追求。这是《戴花》的义理之所在，义理就是人生之道。不是由作家直接说出来的，是通过一个形象的塑造，一种生活的描绘，也是通过几组有差异有对照的人物塑造——徒弟杨哲民、政工干部姜红梅（大梅）坚守理想的理想主义者，也有像工人吴启军、江红梅（小梅）这样最终脱离工厂的现实主义者，还有像宋玉香、徐士良这样在欲望与现实之间迷失自我的幻灭者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共同完成的。正是这些人物的成功塑造，正是对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革中期的工人状态的描摹，成就了这部作品的义理。

我们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有许多这样的义理之说。这种文化传承，是通过它背后的那些圣人故事、世俗生活来诠释的。那些我们千百年来传颂的所谓人生之道，比如义气、忠诚、品行、成全、牺牲等，就藏在日常生活之中。《戴花》传递的这种义理，是一个人敢于舍弃梦寐以求的东西、是敢于压榨出自己的“小”、是终于从“小我”走向“大我”。有人会觉得莫师傅偷钱那个设计有问题，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也恰是水主席对人性内部存在着无穷可能性的探究。莫师傅追求劳模的失败，但在文学中，却具有了某种精神标识的意义，扩大了我们对生活与自我的理解。没有经过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小说不是正确道德的辩护者，恰好是通过对那些反道德、道德不完美人物的书写，而让小说有了更多有丰富复杂人性的生动面容。

义理能够唤醒人的感受力，从这一点来说，戴花无论是塑造的人物、传达的情感、阐释的主题都具有穿越性。以失败者的形象来呈现生命的义理，这是《戴花》带给我的一种启示。

2这是一部精神焕发的作品。我们说《戴花》是水主席的一次记忆之旅，是他对一种永恒精神价值的追问之旅，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以怎样的精神之根立言、立行、立身的示范之作。《戴花》对于写工厂生活，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枝枝叶叶都很清晰，这种清晰，有水主席小说的一贯语言特点，厚而简约，直白明确，生动而深情，凝聚了作者多年的生活积累，这不是通过采访和体验生活得来的。尤其见功力的是作品开篇，通过一群青年学生进厂上班前的一次聚会被审查，就把诸多人物一一推到我们面前，这是作者下的针脚。针脚下得越绵密，生命就越立体饱满，人物也各具精神特质。

作品中聚焦的那个时代，既是多年前的一个特定时代，也是当下和未来的一种指射。不同的时代，活着的每一个人，永远都是需要精神的。从这一点来讲，水主席写作的精神价值就得到了一种体现。一方面，他在小说中追问人生之道的内在精神何在，另一方面，他以身示范一个作家的精神追求和写作终极目标。也是在告诉每一个写作者要珍惜自己的每一段生活，要相信每一段生活都会发光发热，会参与到我们的写作中，会影响到不同时代的人和在不同时代影响人。当你真正参与、体悟了一个时代，就能传递出那个时代的温度、质感。这是水主席的过人之处，也是值得我们很多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学习的标杆。

精神焕发的小说，是没有阅读年龄限制的。虽然这本书所刻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见识过，但是不排除年轻人对它的好奇，对它有兴趣。我相信《戴花》已经收获了一大批年轻读者，在进行影视转化后，也许会有更多年轻人从作品中获益。比如九零后的评论家、省社科院的刘启民就在评论中说到：“莫正强的一生与其说是在展示什么是劳模，毋宁说是在展现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如何在对劳模荣誉的追寻中将自己淬炼得更加高贵。水运宪用了一个青春故事，为今天的年轻人给出了一份50年前的答案，这答案里刻下的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当然，亦是精神力量。”

水主席是湖南文学界，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棵不老松。这么漫长的写作生涯里，从乌龙山剿匪记、祸起萧墙、为了幸福干杯、天不藏奸等众多精品力作，滋养了几代读者，文学向他、他向文学敞开的都是无限丰盛和无限广阔。水主席是宝刀未老，也是宝刀不老。我想，今天《戴花》这杯经过水主席的生命提纯的美酒，这部以讴歌人的信仰之光的当代工业题材小说重磅之作，在未来漫长时间的窖藏之下，会更显珍贵，更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