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或完美

——浅析《戴花》人物的成长性

文丨贺秋菊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新作《戴花》书写了一群奋斗中的工人，展现了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工人形象，表现了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的奋斗精神，是一部能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读者可以在作品中照见自己，也照见那个火热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注重在变化中书写人物的变化及其成长，在人物精神气象的变化中抵达时代的精神高度。

一

《戴花》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他（她）们的人生并不完美。

他们都有着先天的缺陷或遗憾。姜红梅出生于高干家庭，在分配工作时直接到政工科。在政工科受到重用，并一步一步走向事业高峰。但她的母亲很强势，处处干预她的人生选择，使她犹疑、徘徊。所幸她最终走出了勇敢的那一步。相对而言，徐士良、宋玉香出生卑微，辛苦拼搏仍旧无法逃脱贫苦的命运。即使徐士良有江红梅的不离不弃，也得到了大家的援助，但幸福似乎并未能长久，江红梅调到体育局以后，抛弃了徐士良，以至于徐士良跳了塔。宋玉香无依无靠，但小小年纪的她就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就是找一个强大的依靠。当她认定段一村就是她要找的大树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而现实是段一村依然到处寻花问柳，最终，她带着孩子离了婚，并婉拒了电机厂的挽留，回到乡下。回乡下这一举动，我以为是很有意义的一笔，这是宋玉香的觉醒。

他们追逐梦想的道路艰难坎坷。大学生杨哲民有才华、有梦想，受“劳模”舅舅和母亲的影响，在被分到最苦最累的翻砂车间后坚持努力，但却得不到师傅的认可，直到师傅生病住院，他才获得施展才干的机会。他的爱情之路同样坎坷，在姜红梅面前他摇摆纠结，在面对其他女性时也会摇摆，这是他性格缺陷。但正是这份不完美，才有故事里的不断成长。出生贫寒的吴启军一进工厂就知道要拜强者为师，紧紧地贴着自己的师傅，也接纳了弱者宋玉香，在遭到宋玉香和师傅的背叛后，他通过体育局的选拔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电机厂。他还懂得利用同学姜红梅的资源打通体育局的上层关系。江红梅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她和徐士良虽有诸多不匹配，却能排除众议，勇敢地相爱。在信誓旦旦要为爱人守身如玉之际，她却背叛了爱人。徐士良的葬礼上，江红梅甚至没有出现。一心要当“劳模”的莫师傅终究未能如愿。作为底层工人，他生活粗粝，追逐名利、斤斤计较、怀有小心思，但正是在这么一位真实可信的工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工人的勤劳品质和善良淳朴。段一村有着精湛的技术，技术让他成为工厂的精干力量，但作风问题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莫主席是部队转业干部，正直善良，在协调工人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迟迟没有被提拔重用。汪春廷为了在工厂找一个谋生的临时工岗位，不惜用妻子做了交换。好在是，这位被抛弃的妻子，有情有义，不仅给他洗清冤屈，还想尽办法让他重回工厂。正是这个有情有义的女人，让莫师傅的生活有了模样，让汪春廷不至于流落街头，让粗粝的莫师傅及其徒弟们找到了家的感觉，故事更添了温情。

二

出生有缺陷，爱情有缺陷，生活有缺陷……存在本身就是不完美的。缺陷让成长有了意义。《戴花》书写人物，娴熟地运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通过人际关系的细密建构、真实饱满的细节和细腻的叙述语言，让平凡的普通人汇入时代洪流之中，在社会百态面前暴露缺陷，自我发展、自我塑造、自我成长。成长性赋予了人物以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

在成长中，人物塑造提升到精神层面。我们甚至可以认定，成长构成了《戴花》攸关人性的重要主题。杨哲民在融入熔炉班这个小集体之后，逐渐摒弃了自己身上清高自负的习气，经过组织与师父的锻炼、锤打，最终成长为技术革新能手，成为新的工人骨干；姜红梅在爱情、婚姻和人生道路上实现了成长。甚至就连吴启军、宋玉香这样具有人性污点的人物，也在被害与迫害的辩证发展过程当中，淬炼了自我，回复了本心，升华了人格。这个过程也见证了作家的成长。

莫师傅的三次成长可以被看做是富有典型意义的车间工人成长史，也是一代代“劳模”精神的成长史。

第一次成长发生在偷钱事件中。得知电机厂在评劳模，莫师傅先是积极表现。在被列入考察名单之后，好面子的他拒绝了工会主席善意的建议和资助，却又暗地里照做，在筹钱无门时铤而走险，偷走了工友们为徐士良捐助的善款，然后又分两次还了回去。这是作者的刻意设计，但毫无疑问，这是精彩的艺术构思。看似不必要的一偷、二还，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则在这“偷”与“还”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还”钱就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精神飞升。有了两次“还”，为莫师傅在接受“劳模”考察时的坦诚做了情感铺垫。面对考察组的谈话，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将永远无法原谅这次偷盗行为，无法面对“劳模”这份荣耀，他坦白了一切，那朵日思夜想的大红花从此与他擦肩而过。对于莫师傅而言，这个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但精神上的他已经经受住了考验，真正成长为一名“劳模”。坦白也让他赢得了工友和徒弟的尊敬，年轻一代工人在这种影响下成长起来，逐渐理解老工人的坚守。

第二次成长体现在接受与支持徒弟的技术革新中。工厂的师傅和徒弟是师徒，也是同事和竞争对手。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决定了整部小说的情感基调。作者没有回避这种特殊人际关系下复杂的情感难题，而是贴着生活、贴着人物去写，让不完美的工人们在一个个争与不争的事件中成长。莫师傅发现杨哲民非常优秀，既心生欢喜、引以为傲，又心怀顾虑，担心被徒弟“打翻天印”。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对徒弟的技术革新予以打击，甚至是摧毁性的。师傅的打击不是针对技术本身，而是担心徒弟跟自己“对着搞”。徒弟先是担心师傅，只能偷着实验，师傅在多次恢复老炉效果不佳之后，终于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不得不接受技术革新带来巨大成效的现实。作者通过饱满的细节，表现了师徒在技术革新过程中干事创业的艰难、接受新事物的艰难，这也是一个时代工业发展所经历的共同艰难。走过这些艰难的师傅终于想通了，“好多东西师傅搞不来，真的还要跟你学。”走过这些艰难的徒弟对师傅也有了新的认识，“师傅把炉子看得比命还重要，那是一个人的本质。其他的优秀都是学来的，本质的优秀是天生的。所以我想说，这样的师傅，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

第三次成长是力荐徒弟当劳模，以生命唤醒“劳模”精神。当电机厂再次接到“劳模”评选的通知后，徒弟首先推荐了师傅，躺在病床上的莫师傅，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决定力荐优秀的徒弟。莫师傅简单质朴的理想是当上“劳模”，尽管评选“劳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偏差，但工人质朴的奋斗精神是不变的，所以，关键时候莫师傅有反思反省、主动交代，最终决定放弃自我，成全徒弟。这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也正是经历了这个过程，读者看到了一群真正具备“劳模”精神的活生生的工人。他说：“这伢儿天赋好志向也高，大家攒劲推他一把，将来肯定是块做顶梁柱的料子。”此时的他，早已不再担心被徒弟打了“翻天印”，而是颇为骄傲地认为，“打翻天印又怎么不可以？带出来的徒弟要超不过师傅，那就证明我这个师傅没本事，屁用都没有”。在技术革新实验成功的当天，他最后一次回到车间，“使出生命中最后那点气力”，给冲天炉点上了火。点火的场景极富仪式感，展现了作家突出的艺术表现能力，拓展了人物的精神空间。一把火烧掉了陈旧的生产方式和传统保守的思维方式，点燃了新一代工人技术革新的激情，也点燃了牵引时代前进的火车头。

三

成长变化，既体现了作家的写作动机，也呈现出了时代的精神气象。

不完美的人生并非不美。作者巧妙地设计了人物的成长时空以及世事变化的轨迹，让读者在时空演进的过程中去触摸人物的成长，抵达时代的精神气象。所以，我们读到，小说里处处存在冲突。一群理想主义青年从学校分配到工厂，面对的是一群并不富裕且钻营、庸俗、贫寒的老产业工人，两代人、两个群体间发生了激烈的价值冲突。相互警惕、相互戒备，同时又相互温暖。小说浓墨重彩地表现了这个转变的过程。他们成为了竞争对手。徒弟胜过师傅的前车之鉴，让师傅们小心翼翼。小说写出了其中的“强”与“不强”。我们也读到小说里到处潜藏危机。姜红梅瞒着杨哲民，杨哲民也同样要瞒着。段一村娶了徒弟吴启军的女友。吴启军又拆散了徐士良和江红梅。莫师傅和段一村之间也是处处防备，相互抵制。莫师傅两口子之间也不能绝对信任。人物之间的信任危机、关系危机时刻存在着、发生着。这是小说引人入胜的地方，也是对隐秘的人性的无情揭露。

一个急需要创造能力、创新能力的生产车间，大部分人在庸常的生产生活中争斗、钻营、人性扭曲、灵魂迷失，对于任何磨难和困苦都能平静甚至麻木的接受，这是平庸之恶。在《戴花》中，作者把笔触直指深层的人生探索，揭示出现实生活的各种残缺和不完美，借此呼唤真情、呼唤完美的人性。真正钻研技术的杨哲民最终评上了“劳模”，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作家的评判。

（贺秋菊，2023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