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作别大学校园时，有几个可去的地方，我选了远方的株洲。

那年7月，我坐绿皮火车第一次踏上株洲，盘桓于中心广场旁的湘江大桥东桥头，等着下午的分配。中心广场是东、南、北三个城区主街的交会处，正中躺卧一个圆形转盘，三个方向的车潮水般涌来，在转盘前稍作踟蹰，又或长或短绕转盘一阵，一头扎入另一方向的车流里。

我去远郊的单位报到后，很快熟悉了株洲。湘水波光粼粼，浩渺壮阔，阳光下呈海水般的深蓝色。不过，湘江上仅有一座桥梁，以前河西人挑果蔬到河东卖，只能靠汽渡或轮渡。江对岸十分萧索，除了一条孤零零连接大桥的天台路与零星几座楼宇，其余都是起伏不大的山包，间或有三两栋农舍隐在果林中。

彼时，株洲虽已小有名气，但城区其实并不大，同事们说：“下馆子去株洲饭店，想玩就去奔龙公园。”这两处都在中心广场一带。周末，我常去新华书店看书，在附近的钟鼓岭市场吃碗米粉或面条，味道如何早已记忆模糊，但那里街巷的逼仄、嘈杂与脏乱令人印象很深。

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还是幽寂的湘潭县属小镇，人口不到七千，后来京广、浙赣与湘黔三条铁路相会于此，株洲不仅独立建市，一跃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迅速发展起来，还白手起家捧出了航空、冶金、机械、化工等诸多大中型企业——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一台电力机车……这些，像一枚枚金牌嵌在这块土地上。

后来，我调入了城区文化路上一家单位。住的日子久了，才知株洲底蕴不浅：所辖的茶陵有着保存完好的南宋古城，茶陵诗派领军人物李东阳如雷贯耳；醴陵属千年古邑，渌江书院培养过四十多名进士………与文化路相距不远的芦淞路，是因抗战时期卢沟桥事变与淞沪会战爆发，株洲人为表抗敌卫国决心而命名的。这令我眼前总浮现出一张张热血澎湃的先辈的脸庞，对这座城的敬意也沸然上涌。

一晃又是许多年，一幅幅新画卷不知不觉铺展在了湘江两岸。河西早已实现了“再造一个株洲”的宏愿，昔日的果园、菜地化为以炎帝广场为中心高楼林立、街道纵横的新区，市政府办公楼也搬到了这里。跨江大桥从一座修到了七座。江边早年的荒滩也蝶变为绵延数十里的风光带，草木幽深，石径曲折，游人如织。

我曾就职的远郊，因背倚长沙，一跃成为长株潭一体化的先锋。老城也不甘于后，荡漾着春意。中心广场悄然拓宽了许多，四周多半已改建的楼宇长高了不少，圆转盘也被更改为视线无碍的直行车道，并在地下建成人行通道。钟鼓岭焕然一新，市场搬往了别处，取而代之的是书城。我寻觅新书时，又有了新的去处。

如今，下班后我照例漫步石子湖，看着一杆杆伸向水面的钓竿，或者湖畔翩翩起舞的人群，不禁为这巨大的变迁而感慨，而动容，更为这片土地上奋斗的人们而自豪。

文章刊发于《人民日报》2023年6月12日第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