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画》出版以来，湖南作家王跃文因对政府机关人际生态的精微叙写，受到了社会读者群的广泛关注，以至于被误读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事实上，王跃文在审视官场纷繁复杂的人心世态的同时，也从未忽视对乡村世界的思考和探寻。从《我的堂兄》《雾失故园》《也算爱情》到《桂爷》《乡村典故》《漫水》等，乡土小说一直作为王跃文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跃文对乡土小说的把握丝毫不逊于他对官场小说的驾驭，2014年，还以乡土小说《漫水》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本文将从人性人情、民俗文化、政治日常生活化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以更为全面地了解王跃文文学世界的美好图景，体验他观察乡村生活的视角，感受他对生命的凝望与念想。

一、人性人情的辩证书写

王跃文的乡土小说通常借助人物形象来表达思想主题，作者笔下的人物不论男女、不分职业都是作为普世意义的“人”而存在的，因而表现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漫水》这本中篇小说集的创作过程中，王跃文秉承着“文学即人学”的文学理念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完成了对人性善恶的观照。

人性之美之善集中体现在《漫水》这篇小说中。王跃文笔下的漫水风景秀丽，这片充满诗意的土地上孕育出拥有美好人格的人们，余公公和慧娘娘是作者塑造的这类人物形象的典型。余公公是个精通多门手艺的工匠，他既是瓦匠，又是木匠，同时还是画儿匠，旧时人们常把一个人的道德地位与手艺技能联系在一起，手艺越精就越受人敬重。这种身份设定就表明了余公公在漫水备受人们尊敬，也潜在地预设了人物的性格和品格。“余公公是个要脸皮的人，他的事就样样做得好”[1]8，这句话既点明了余公公技艺的高超纯熟，也表现出他要强的性格和待事认真的品格。小说通过描写余公公为他人割老屋的事件来展现他的崇高品格。在漫水的风俗传统中割老屋是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需要儿子提前置办，若人死后没有老屋则被认为是有失礼数的不祥之事。有慧公公过世后没有老屋，余公公听说后当即把自己早已割好的樟木老屋送给了有慧，经过此事余公公在漫水更加受人尊敬。如果说余公公把自己割好的樟木老屋送给私交甚好的慧公公是出于私人情分，那么给秋玉婆割老屋则是表现了余公公的大度无私、不计前嫌。

秋玉婆平日里喜欢搬弄是非、贪小便宜，还在背后造了许多余公公和慧娘娘的闲话，是作者笔下惹人生厌的村妇的代表人物。人性之丑之恶在秋玉婆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除却对秋玉婆生前下作行为的平铺直叙之外，其下葬的一幕则运用了文学化的表现方式，“突然，响起一声炸雷，秋玉婆的下巴掉了下来。死人的下巴往下掉，下眼皮也拉开了，眼睛白白地翻着。女人们都愒得不敢动弹，不停地拍着胸口。有人就说:‘冤枉话讲多了，遭雷打。这回真是相信了。’”[1]45这种极具文学色彩的叙述，正是由于秋玉婆生前喜欢搬弄是非，所以死后才让雷打掉了下巴，让看似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这似乎也是对秋玉婆人品的一种定论。但是面对她的突然去世，余公公不仅没有幸灾乐祸，甚至连夜给秋玉婆割了老屋。慧娘娘作为秋玉婆闲话的另一个受害者，在秋玉婆去世后主动替秋玉婆妆尸，还在别人议论秋玉婆的时候出言制止他们，这也是《漫水》中拥有美好人格的人物。慧娘娘以前是旧社会时期的妓女，后来解放后被慧公公娶到漫水村。小说中借用了一句俗语“漫水有句老话，从良的婊子赛仙女”[1]15，既暗示了慧娘娘不同他人的品质，也表现了漫水人豁达大度、淳朴善良的生活态度。慧娘娘在漫水村做了几十年的善事，年轻的时候做赤脚医生，“哪家有人头痛脑热，她背着药箱就跑去”[1]18，哪家的阿娘要临盆了，她更是急匆匆地跑去，自从慧娘娘做了接生婆，漫水没有一个产妇因难产而死。漫水村里替人妆尸的老太太去世了，没有人给这位老人妆尸，慧娘娘自告奋勇接了下来。自此之后，漫水村妆尸的这项工作就落到了慧娘娘的身上。慧娘娘一生爱漂亮爱干净，但对于积善积德的事情却从不马虎。碍于世俗的眼光，慧公公不愿慧娘娘做这件于己无益的事情，慧娘娘这样回应他：“做事都要有好处吗？日头照在地上，日头有什么好处呢？雨落在地上，雨有什么好处呢？”[1]21这件事将慧娘娘乐于奉献、不计回报的品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与两性相关的文学主题在文学表达中占据一定的分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通过两性关系来揭露人性。在《漫水》这部小说集中，作者对两性关系的话题不予回避，而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两性关系中人性的碰撞，通过婚姻、爱情、性欲三个维度展现在读者面前。《漫水》 中慧公公和慧娘娘、余公公和余娘娘的婚姻生活为现代夫妻相处提供了范例。第五章余公公和余娘娘为慧公公和慧娘娘做金婚的情节中，将两对夫妻的相处模式进行了直接而细致的描写：余公公和余娘娘能够想到为他人做金婚，不但表现出他们夫妻俩善良的品质，而且从侧面反映出他俩对于婚姻关系的看重，以及在慧公公追问“今天是什么日子”[1]16的时候，余公公和余娘娘互动间流露出的默契也可以看出他们感情的深厚。对于慧公公和慧娘娘婚姻状态的叙述则是采用直接对话的方式展开的，慧娘娘“我一世跟着他，值得！……他不打我，不骂我，不嫌我。跟他五十年，手指头都没有在我头上动过”[1]17，言语之间就将自己对这五十年婚姻生活的满意表露出来，而接下来慧公公一句“我把你当菩萨供着，还嫌没有天天烧香哩”[1]17直接表达出对于妻子的珍视和尊重。这四人皆是小说中拥有美好人格的人物形象，在婚姻生活中也展现出同样美好纯粹的样貌。《也算爱情》则写出了畸形心理驱导的变态性爱。生产队长吴丹心平日里满口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一副占据思想高地的假正经嘴脸，但内心却十分的阴狠毒辣。吴丹心早已和一位军官建立婚姻关系，却在婚姻存续期间与李解放多次发生性关系，且多半是她主动引诱李解放。夜晚短暂的温存过后，吴丹心对李解放在生产队的表现要求更加严苛，批评李解放的言辞也愈发刺耳。在发现刘腊梅和李解放的私情后，采用了更为激烈的方式去整垮李解放。这种可怕的占有欲和嫉妒心都来自于吴丹心畸形的心理诉求和人格缺陷。《漫水》和《也算爱情》呈现出人性的不同面向对于婚姻生活、爱情状况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人情社会，在法律尚未健全之前一直延续着道德约束代替契约限制的传统，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依旧存在着这样的思想。在相对落后闭塞的乡村，人情往来更加密切，道德约束的作用也更加明显。以《漫水》为例，漫水村民风淳朴，“只把日子过得像闲云”[1]3，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恪守着一套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慧娘娘做赤脚医生时，哪家需要就往哪家跑去，药瓶随着奔跑的步伐在药箱里乱撞，一不小心就会碰碎。后来只要是年轻男人看到慧娘娘背着药箱跑，就会自觉接过药箱跟着慧娘娘一起跑，“日子久了，都成了规矩”[1]18，这里所说的“规矩”就是一种道德约束。余公公进新屋做酒需要遵循一定的规矩，“亲戚和同房叔侄要挨家去请，村里其他人不需请，愿意喝酒自己来，叫做喝乡酒”[1]42，而参加流水席的人也要遵守一种规范，“亲戚和同房叔侄得备礼，喝乡酒的不拘备不备礼，不备礼的放一块炮仗也行”[1]42，“通常喝乡酒的不管备不备礼，一户只来一个人”[1]43，违背这些规矩就会遭到他人的议论。秋玉婆就没有遵守这一人际交往的准则，她和儿子铁炮一起来喝乡酒，却只放了一块炮仗，从而遭到他人的诟病。余公公每年熏制的腊肉都吃不完，每到过了立夏节他就把腊肉送人。到了腊月间，杀了猪做了血汤肉的人家就会上门来请余公公一起享用。这其中也存在着道德约束的痕迹，“请他喝血汤的人家，都是吃过他腊肉的人家”[1]53，然后用一句“漫水人的礼尚往来，心里都是有数的”[1]53作为总结。通过以上内容不难看出，道德约束在人情往来中的重要地位，违背道德约束的人普遍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恪守原则的人能够收获更多人的尊重和信赖，给予他更高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地位。

二、民俗文化作为小说生发的土壤

通常说来，文化是故事生长的土壤，不同的文化环境产生不同的人物和故事。民俗文化从属于文化这一范畴，这意味着不同的民俗文化也能催生出多样的小说情节。风俗风景是人物的外化表现，是人物的衍生物，气氛在某种意义上即指人物。漫水拥有独特的风俗风景，孕育了淳朴美好的漫水人，同时也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使其更具合理性。作家用了较多的篇幅重点描述了漫水的年俗文化，比如说这首童谣:“二十五，推豆腐;二十六，熏腊肉;二十七，献雄鸡;二十八，打糍粑;二十九，样样有;三十夜，炮仗射！”[1]53，相对集中地展现了漫水独特的年节习俗，通过人为的参与使得年俗有了具象的表现形式，小说中的很多情节都与这首童谣提及的年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前文提到的余公公做腊肉便是传统民俗背景下的行为。此处童谣里的时间并不指代确切的时间，除却押韵的缘故，也渲染出过年气氛的热闹和置办的讲究。这首童谣在《溆浦年俗》中也出现过，王跃文在这篇文章里对很多特殊的风俗进行了解释说明，还探究了其来源，“献雄鸡，指的是杀公鸡。进入腊月，溆浦人宰五禽六畜，忌用‘杀’字，而用‘献’字。大概是古时献祭之俗的遗风。”[14]腊月初杀年猪也是漫水的年俗之一。王跃文说，“溆浦乡下人家家养猪，过年是必杀年猪的……年猪尽量早杀，为的是熏成腊肉……”[14]这一传统在《漫水》中也被提及，“腊月间，漫水天天听得杀猪叫。村里只有两三个屠夫，忙得双脚不沾灰”[1]53，具有浓浓的乡村气息，侧面说明这一习俗只能植根于乡村。在溆浦乡下，杀了年猪的人家要请客吃血汤肉，这也是年俗之一。“把新鲜的猪血、猪肝、猪菌油、猪里脊肉，汤汤水水煮一大锅，再添些配菜，便是丰盛的血汤肉。”[14]《漫水》中也有提及:“讲客气的人家，会请亲戚朋友喝血汤。余公公有面子，村里人杀了猪，都会上门来请。”[1]53这段描写不仅写出了漫水的风俗，也写出了余公公在漫水村德高望重的地位，以及漫水邻里之间和睦融洽的关系。“若依漫水风俗，过年必要炖财头肉。猪头熏得蜡黄，年三十炖着吃，叫做吃财头肉。财头煮好之后，先拿供盘托着敬家神。”[1]54财头便是祈求来年财运亨通，漫水人用吃财头肉这种行为来表达心中美好的愿望。在正月初一的早晨要留心听外面的鸟叫:若是听到喜鹊叫，便预示着今年是个好年成;若是听到麻雀叫，便是灾年的预兆。这就是余公公听到喜鹊叫满心欢喜的原因。舞龙灯是溆浦在正月初三的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叫做出灯。在这天，漫水的男女老少都很兴奋，舞龙的人鼓足干劲，孩子们踩高脚、放炮仗、踢毽子，满村上下都昂扬着勃勃生机，“龙灯来时，全村热闹喧天”[1]56。舞龙灯也有很多流传下来的规矩，比如说“龙灯必定从大房舞起，依次二房、三房、四房、满房”，“（舞龙灯）先舞过自己村里，再舞到外村去”，“龙灯越舞得远，村子的名声越大，村里人越有面子”[1]56。正月十三是收灯的时候，龙灯不管舞得再多远，正月十三都必须回到村里。除了收灯以外，正月十三还有一件极为有趣的习俗，即你可以去任意人家的菜园子偷菜吃，而被偷的那户人家也绝对不会叫骂。每到正月十三，就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偷来白菜、萝卜煮糍粑吃。“小伢儿在地里偷菜，大人们在河边送龙”[1]57描写的就是正月十三漫水村民的活动，富有趣味的年俗从侧面表现出漫水村的村民都比较有生活情趣。过完正月十三，漫水的年也就算是过完了。通过对漫水年俗的一系列描写，作者描绘出一个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漫水家园，漫水依然沿袭着传统的习俗，而没有随着现代化建设丢失掉原有的温情，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民俗自古就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民俗不仅仅是一般的民间风俗习惯，而是一国一民族固有的传承性生活文化总和。”[15]罗曲在《民俗学概括》中这样界定民俗。婚丧嫁娶是传统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婚丧嫁娶在民间被统称为“红白喜事”，而红白事的具体操办事宜则因民族风俗的不同而异。丧葬民俗不同于婚俗，丧葬民俗更加具有厚重感和神秘感，丧葬民俗中的禁忌文化历来就是民俗学家重点研究的面向。像前文提到的灵棺在下葬之前不能接触地面就是漫水丧葬民俗的禁忌之一，否则就是一种不祥的象征。抬棺的丧伕是灵棺在下葬途中是否落地的关键所在，因此丧伕在抬丧下葬的过程中有着较大的权力，比如说所谓的“整”孝子(即逝者的儿女)的行为。强坨这样被认作平日里并不孝顺的孩子，丧伕在抬棺的路上会刻意推棺颠动用以惩戒。比如之前提到的丧伕对慧娘娘的三次推棺就是为了让强坨忏悔自己对已故母亲的不孝行径和自己平日里为人处世的不当之处，以期得到丧伕的谅解，从而使得灵棺能够顺当入土安葬。似乎推棺得越是热闹、越是震撼，孝子的忏悔越是虔诚，对于逝者越是宽慰，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罗曲在其著述《民俗学概括》中说:“丧葬礼仪是人生仪礼中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民间观念中，死对于活着的人是悲痛的，但对死者却意味着与尘世的解脱。所以丧事举办越热闹越好，民间常将婚礼和丧礼并称‘红白喜事’。把丧事当喜事办，热热闹闹，一方面含有使死者灵魂得到欢娱的性质，另一方面表现出人们对生老病死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15]《漫水》中也这样写:“丧事越热闹越吉祥，不光要炮火喧天，还要有人哭丧。”[1]61慧娘娘的丧事在大家的张罗下办的极其热闹体面，在下葬途中的三次推棺对强坨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强坨又哭又喊又跪，为了能让母亲安然入葬甚至供出了自己连同外人偷走龙头杠的罪行。足以看出，丧葬民俗对于俗民生活的影响之深远，而丧葬活动的仪式感也揭示了传统礼教作为内核的作用，重点阐释了一个“孝”字。依照漫水的规矩，女儿负责预备父母的寿衣寿被，儿子负责预备父母的老屋，也其中隐约包含着孝道的要求。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以贯之的道德规范，也是中华民族尊奉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道处于极高的地位，“忠孝”观念和道德要求延续了上千年，对于规范社会关系和维护家庭和谐有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不同的民族将各自的文化图腾和精神象征借助具体的物象固化下来，便得到了具象的文化图腾。提到汉民族的文化图腾，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龙。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权势、高贵、尊容，同时又是幸运与成功的标志。作为民俗文化的核心器物，《漫水》中的龙头杠也具有典型的文化意义。龙头杠是丧葬民俗中丧伕用来抬灵棺的工具，其一般是由质量上乘的粗口木材制作而成，长度比灵棺较长，质地好的可以长期保存。“漫水这副龙头杠传过很多代了……那龙头杠是楠木的，不要油，不要漆，千年不腐。”[1]5龙头杠是丧葬礼仪中的一类物质民俗，它是贯穿《漫水》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线索。在漫水，人过世了需用龙头杠抬到山上去，龙头杠不仅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功用，还有着不可估量的文化象征意义和精神鼓舞作用。龙头杠世世代代传下来，归全村人共同所有。它传承的是慎终追远的信仰，寄寓着漫水人对中国传统精神的推崇。同时，龙头杠还象征着漫水的乡村文明。

出于以上原因，漫水人对龙头杠心存敬畏，看护它的人也要事事小心时时在意。“龙头杠搭在两个木马上，平时用厚厚的棕蓑衣包着”[1]6为的是避免龙头杠蒙灰，“木马脚上绑了猫刺儿”[1]6为了防止老鼠啃咬龙头杠。正因为龙头杠对于漫水人来说意义重大，所以当强坨提出把龙头杠卖掉的想法时，余公公严厉地呵斥了他，众人也认为强坨的话很荒唐。为了防止强坨联合外人将龙头杠都走，于是龙头杠就被抬到余公公屋后去，交给余公公保管。具有重要精神意义的器物礼应交付给德高望重的人保管，这也是我国乡土社会的一个典型特点。强坨的想法和龙头杠被盗的事实都暗喻着漫水的乡土文明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和破坏，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一次激烈碰撞；后来余公公连忙赶制出新的“龙头杠”代表着乡村文明在遭受破坏后的迅速重建，漫水世界仍旧是读者澄澈的精神家园。

三、政治权力话语的参与与消解

作为中国官场文学的第一人，政治权力的浸染在王跃文的作品里随处可见，文学话语与政治权力话语的相互渗透不仅在其官场小说中有体现，其创作的乡土小说或多或少也流露出政治权力的影子。《漫水》这部短篇小说集以20世纪60、70年代的漫水村为背景，以漫水这乡村一隅来反映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这个历史节点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与极端政治的时期。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并不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政治决策的失误也造成了负面的后果。1958年确立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要尽快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况，但是却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跃进”运动中高产“卫星”的接连出现，中国的每个村落都响彻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严重违背了客观规律。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业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

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离不开政治。王跃文笔下的乡村世界也逃脱不了政治的干预。在《漫水》这部乡土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中，刻画了许多基层组织的干部形象，王跃文笔下的基层干部并不是讨喜的角色。《乡村典故》里农民陈满生的一头牛被偷，报案后不但牛没有被追回，反而又被强迫着交了价值等同于一头牛的“办案费”和“价值评估费”，写出了乡间执法者贪婪、不办实事的嘴脸；《雾失故园》里的生产队长张老三对“我”母亲身体和尊严的践踏，大队支书船哥觊觎“我”姐姐暗地里多次偷窥；《我的堂兄》中，幸福依仗着自己父亲支书的特权胡作非为，得到了村里唯一上大学的机会，公社的李书记以让腊梅当拖拉机手为契机弄大了腊梅的肚子；《也算爱情》里的工作队长吴丹心表面正经满口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明明有军婚的丈夫却和李解放行夫妻之事，最后出于嫉妒狠整李解放；《漫水》里气量狭小的绿干部因为慧娘娘的几句话而摆起了龙门阵侮辱慧娘娘。作者用戏谑的笔调刻画了大老官、李书记、吴丹心、张老三、船哥、绿干部等人，他们就好如戏剧里的“小丑”粉墨登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装腔作势、冠冕堂皇、言行不一。《漫水》书中《我的堂兄》的情节再现了很多当时历史事件，“批林批孔”热潮、革命现代京剧等样板戏盛行、赛诗会兴起，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事情。王跃文的乡土小说大多并不刻意着眼于大的时代背景，而是从宏大叙事过渡到了政治日常生活化，侧重于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和经典事件来唤醒读者对于那个时期的记忆。但是政治环境是建构小说的基础，有当时的政治环境做背景，小说的情节发展才具有合理性。

王跃文在其乡土小说中总是尝试着建立一种与政治话语抗衡的民间话语。“文化大革命”给整个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苦痛，乡村同样深受其害。然而乡村世代延续的纯与真、农民无心权力争斗的淡然，形成了一个足以与政治权力话语对峙的乡村价值体系。小说《漫水》中的余公公为维护慧娘娘名誉、为小刘申辩与“绿干部”多次发生语言碰撞，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段余公公和“绿干部”之间的对话：“绿干部抬起头,问: ‘你说漫水没有坏人,那地富反坏右呢？’有余就不说话了,捡起斧头敲屋架子。……有余说:‘你升不了官,只怕就是你早年做过绿林。绿林就是坏人?未必!你承认自己是坏人吗?漫水往南六十里大山冲里,过去也有绿林,逢赶场的日子,就在那里关羊。拦住的人,交钱就放人,实在没钱,也不害你。其实,他们都是穷人。日子苦,穷人搞穷人。……你晓得自己不是坏人,就莫随便说人家是坏人。我活到四十多岁,漫水老老少少两千多人,我个个都晓得,讨嫌的人有,整人的人有,太坏的人没有。……你们蹲点蹲来蹲去,整过多少人?’绿干部听着,望望四周无人,说:“有余,你说的句句都是反动话。相信我,我不会说出去。’”然而有余只说了一句“你要说就说”,一笑带过，并无芥蒂。这里实际上非常明显地提出了与以绿干部为代表的乡村政治权力相对称的民间话语的意义。

无论是对至美至善的人物人性的完美书写，还是对淳朴独特的乡情风俗的精心描绘，亦或是对特定时期的政治生活的严肃审视，都显现出王跃文不俗的文学品格。王跃文的《漫水》等乡土小说多运用诗化的语言进行细致的描摹，延续了散文化小说的文学传统，是对沈从文、汪曾祺等乡土叙事诗化的传承与发展，他的小说既重视浪漫抒情，又注重对人性的尊重与书写。“做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16］灵魂的丰富丰盈了作品灵魂的深度，他是一位用心创作的写作者，对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世界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其乡土小说揭露了很多当时农村存在的的现象，比如说《雾失故园》的生产队长张老三将“我”母亲强奸至瘫痪，《我的堂兄》里的幸福仗着父亲是支书妄图强奸阳秋萍来迫使阳秋萍嫁给他。王跃文对于这些现象进行了反思，用戏谑的语言讽刺调侃，同时言语之间也流露出对那个时代女性的怜惜，细腻情感给他的乡土小说增添了很多亮色。

参考文献:

[1]王跃文.漫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2]贺宇堃.论《漫水》中的民俗叙事功能[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3]张建安.乡村伦理的两座丰碑——评<漫水>中人物形象有余与有慧阿娘[J].怀化学院学报,2013（8).

[4]王再兴.乡土的政治——王跃文小说集《漫水》评述[J].怀化学院学报,2013（8).

[5]刘泽友，胡晨.论王跃文及其中短篇小说集《漫水》[J].怀化学院学报,2013（12).

[6]龙永干.深沉严峻的乡土审视与生命诗意的大地遥望——王跃文乡土小说论[J].时代文学,2015(11).

[7]梁鸿鹰.乡土过去时与游子情结——读王跃文中短篇小说集《漫水》[J].博览群书，2014（1）.

[8]郭景华.历史隐痛、现实感伤和诗意建构的浑融——王跃文乡土小说论[J].创作与评论，2014（2）.

[9]陈雪.乡土小说在今天的可能——论王跃文《漫水》中的生死主题[J].河池学院学报，2016(6).

[10]朱俐.沈从文与王跃文 “乡土梦” 的比较研究——以《边城》和《漫水》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15(9).

[11]陈法玉．论王跃文的中篇小说《漫水》的乡村美［J］．怀化学院院报，2014(9).

[12]王跃文.国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3]王跃文.无雪之冬[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14]王跃文.溆浦年俗[Z].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f402f60102vff5.html?tj=1,2005

[15]罗曲.民俗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6]梁实秋.关于鲁迅［M］/ /梁实秋文集: 第 1 卷.厦门: 鹭江出版社，2002．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