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艳的《新山乡巨变》，是对周立波小说名著《山乡巨变》的虔诚致敬，也是作者立足于大历史观维度下，对波澜壮阔的新农村建设和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变迁史的一次生动的文字记录。通读全书，感觉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情感充沛，时代感非常强烈，是新世纪湖南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的新收获。

一、从创作艺术表现力来看，作者在推进情节时，十分注重引用原《山乡巨变》的部分文本，从而与原书呈现出高度的互文性。比方说第一章《新清溪》“新农民的尊严”一节，开头就引用了原书中陈大春的梦想：我要经我手把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

周立波笔下的清溪乡，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思想意识也相当落后。但在六十多年后的《新山乡巨变》中，随着“城乡一体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战略的迅猛推进，一系列蝶变在清溪乡和其他乡村纷纷涌现。原书中的谢庆元，最大的饮食满足不过是扎点泥鳅，桌上有点小荤菜。而六十年后，“泥鳅哥”刘杰在“科技兴农，科技强农”方针的带动下，一年下来整个养殖合作社泥鳅产量足足达到了10万斤，一大批养殖户收获了“乡村振兴”给他们带来的最甜美的果实。

原书中，周立波让陈大春和符贱庚两人离开清溪，在外学习先进的生产经验与管理技巧。而如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当年周立波心中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期许已经成为现实。

二、从主题思想表达上来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对农民合作化运动和农村社会建设的一种理想化的文学表达，一些细节的处理还较为表面化。沈从文的《边城》，也是从一个理想化的角度出发，表达对湘西小镇中美好人性的向往。而余艳则吸取了周立波的教训，延续了沈从文的精神余脉，作品紧贴时代的脉搏，将乡野调查与现代科技体验相结合，生动反映出契合现代人向往的现代化乡村的真实图景。

在《新山乡巨变》中，传统的耕田方式在现代农业转型中逐步弱化，新一代农民正把科技和创新的力量一步步注入到广阔的泥土中去。种粮大户李进，使用无人机、大型农机等设备，用规范化种植的模式让每亩增收了100多公斤。而“直播带货”的火热更是带来了巨大的客户订单，村民们长久以来被“销售”这座大山压得弯曲的脊梁终于舒展开来。

三、从内容广度来说，这部《新山乡巨变》作为一部典型的报告文学作品，非常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清溪村广阔的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活动，从目录中“新清溪”“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四个板块的设置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承继与创新。

在这部书里，我们能看到基层党员改变乡村面貌的艰苦历程，以村支书邓仁佑为首的村支两委，大力发展旅游经济，让大家在家门口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更令人振奋的是乡村文脉的复活：这里的农民早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田汉，他们组织诗社，互相唱和，甚至和益阳名刊《散文诗》搞起了“联谊”，这才是新一代农民精神世界最美的姿态。

四、比较同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余艳的这部《新山乡巨变》既有相似性，更有突破性。“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恢弘、最壮观的事业之一，《光明的道路》、《农民院士》和《中国农民城》等，都是在这一主题感召下诞生的佳作。但这些作品往往呈现为旁白式的讲述视角，着迷于个体的榜样效应，而且作品中文学性往往让位于纪实性。对比之下，《新山乡巨变》纪实性与文学性交相辉映。书中有着“一路紫薇簇拥，香樟成荫……”这样醉人的文字，更可贵的是作者采用了最质朴的讲述方式，回归到群众中去，以一名村民的视角记录下了“智慧农业·数字乡村”时代下人民最真实的生活景貌。

可以说，这部《新山乡巨变》是对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自觉承袭，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具体实践。它是留在新山乡叶片上最清纯的一滴露珠，闪烁着“三高四新”战略下湖南文学、乃至全国报告文学最动人的波光！

（《新山乡巨变》，余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