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就是四十年。坐在临澧县委礼堂，聆听丁玲的讲演，仿佛是昨天的事情。那时，我的激动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从小就听父辈们讲起、心中无限仰慕的女中豪杰，回到了家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怎么能不高兴呢？如果说，那时的我对于丁玲还是一种基于老乡的崇拜之情，三十年后，当我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踏着丁玲的足迹前行的时候，丁玲的传奇经历则令我感动不已。愈是走近丁玲的人生，心中的感悟就会愈多。其中，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何以成为经典的思考，则给了我诸多启示。

一

丁玲的辉煌人生，是和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这绝不是偶然，而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一九四八年六月，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后，因出版受阻，郁闷之际，在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在与毛泽东长谈并倾诉了自己的苦闷之后，毛泽东对她的创作进行了鼓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示愿意读她的文章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文稿，还安排胡乔木、艾思奇、萧三和陈伯达四个人看，看后向他提出意见。说句毫不夸张的话，没有毛泽东的慧眼识珠，就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问世和出版，丁玲的辉煌人生也许就会大打折扣。

人的命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当丁玲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土地革命并拿起手中的笔去拼命书写的时候，她的辉煌人生就此已经注定。这是因为，作为一部以土地革命为对象和主题的文学作品，它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唯有毛泽东这样亘古未有的领袖人物才能深深地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这部长篇小说的高度关注和极为重视也就不言而喻了。

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好理想，这一美好理想变为现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中真正实现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革命，当这一革命变为现实的时刻，讴歌和描写这一革命的文学作品也会很多。现在看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这一美好理想变为现实的真实写照，无疑是其中最为优秀、最为形象、最为生动和最为深刻的一部，另一部则是《暴风骤雨》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对于亘古未有的变革的书写。几千年来，耕者无其田，地主凭借地权向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封建土地制度，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农民的极端贫困，因而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也成为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无数有识之士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美好理想。在我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这一美好理想都有自己的表达。其中，最为著名、最为明确、最为强烈的表达，当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主张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变为“上帝所有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孙中山曾在一九〇五年在阐明三民主义纲领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的方案，即通过向地主收买土地而不是没收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后来，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提出了“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耕者有其田”的新主张。

然而，由于这些主张的历史局限，它们都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主张，在力图实现土地国有制的同时，企求废除个体土地所有制，实现绝对平均主义，这显然不可能。“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这一在资产阶级框架内实行的“三民主义”主张，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局限归局限，主张归主张。无论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还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它们都旨在摧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样的思想则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启示。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探索。

毛泽东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就有深刻感受，尤其是农民的土地问题，通过他父亲毛顺生购买二叔毛菊生七亩田之事，就有了初步了解。在毛菊生生活困难的时候，毛顺生不愿接济，而是将其自耕的七亩田买回，使其弟破产。当毛泽东表示反对时，他却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使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严重性有了直观的感受，以至于在解放后还多次与堂弟毛泽连谈起。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游学经历和从事革命活动后调查研究的作风，更加加深了他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了解。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开创根据地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要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首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土地革命。这表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以找寻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紧密联系了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处理好这一问题，既是当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需要，也是红色政权的根本保证。

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反复探索和实践，首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随后形成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并在一九三一年基本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一整套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的探索和实践充满着曲折与反复。这中间，最为突出的是党内接二连三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干扰，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也因此被指责为“富农路线”，他在苏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职务也被免除，以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为害党内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土地革命政策才得以调整，“左”倾土地政策才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纠正过来。

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实行正确的土地改革政策，已成为关系人民解放战争成败的大事。由此，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又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为了支持广大农民的正当要求，发动农民群众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并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为土地革命的开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到新中国成立时，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最伟大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得以真正实现。

历史就是这样赋予了丁玲以新的而又重大的使命。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转变到了实行耕者有其田。当这场彻底铲除农村封建制度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丁玲作为一名自觉的、久经沙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无疑对这场运动的重大意义有着深刻了解，她以一种虔诚的、高度负责的姿态，毅然决定参加到这一运动中去，从而把自己的人生与这一亘古未有的变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开始了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

二

毛泽东一生所作的诗词中，用电报赠远征人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写给彭德怀的，一次就是写给丁玲的。虽然看起来是写给个人的，我以为，都不完全是写的个人。就丁玲而言，它既是我党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工作予以高度重视的表达，又是寄语广大作家拿起手中的笔投身到推介和讴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中的一种殷切希望。可以这样说，正是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鼓励和鞭策着丁玲这样的革命作家进行创作，也只有丁玲这样心中已经树立起对共产主义坚定信仰的革命作家，才能在创作中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无比信服的忠诚，成就了丁玲的辉煌人生，也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经典的动力源泉。

在国统区，丁玲作为一名作家，已经脱颖而出。

“四一二”事变后，身在北京的丁玲开始写小说。《梦珂》是丁玲的第一篇小说，这是一篇取材于她自己投考电影演员的那段生活经历的作品，主要写了她对这段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该小说得到了主编叶圣陶的赏识，在《小说月报》上刊发，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这是丁玲以笔名“丁玲”创作的开始。在叶圣陶的鼓励下，丁玲又写成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小说月报》上刊发。它的刊发，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了丁玲的成名作。这是一篇日记体裁的小说，之所以获得极大的成功，在于丁玲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创造了一个在她以前的女作家笔下未曾有过的现代女性的形象，表现了五四运动后知识女性的苦闷和追求。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丁玲陆续创作了短篇小说《在暑假中》和《阿毛姑娘》。一九二八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将之结集出版，命名为《在黑暗中》。这是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由此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随后，评论界掀起了“丁玲热”，丁玲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

取得成功后的丁玲决定与丈夫胡也频一起从北京南下上海，并和沈从文一道创办了《红黑》月刊。从这时起，丁玲、胡也频开始阅读到了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其影响，胡也频的思想得到洗礼，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一九二九年五月，胡也频创作了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丁玲则在《红黑》上发表书评，介绍和推荐此书，同时完成了《韦护》的创作。这部小说以革命加恋爱为主题，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描绘了革命者韦护的性格和心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以《介绍〈到M城去〉》和《韦护》的发表为标志，丁玲完成了她从文学走向革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就是她的九姨向警予。向警予一八九五年生于湖南溆浦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及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十五岁在常德读书时，她与丁玲的母亲余曼贞结拜为姐妹，因而成为了丁玲崇拜的偶像和思想的启蒙者。丁玲从小就受到她的影响。在丁玲走上革命的人生路上，向警予多次予以教诲，令她终身难忘。一九二八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被捕，同年五月一日被杀害，终年三十三岁。她的死令丁玲震惊和愤怒，并使丁玲更进一步认识到要用手中的笔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一九三一年一月，胡也频被捕并被杀害。他的牺牲，促使她更坚定、更快地投入到了实际的战斗，走上“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场”。丁玲不仅创作了以胡也频等烈士就义的那个夜晚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某夜》，还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创办了大型文艺杂志《北斗》，任主编。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丁玲在《北斗》这个文艺阵地上，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她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繁荣和发展革命文艺创作、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上，作出了自己卓越的成绩。

一九三二年秋，丁玲成为了“左联”党团书记，担负起了具体组织左翼运动的领导重任。左联时期，也是丁玲又一个创作高潮的时期。她先后创作了《一天》《从夜晚到天亮》和《田家冲》，特别是短篇小说《水》的发表，受到了左翼文学界的赞赏和褒扬，认为是左翼文学运动一九三一年最优秀的成果。

在丁玲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征程上，瞿秋白是一个重要人物。丁玲出生的蒋家虽然是一个大家族，但对丁玲而言，她实则生活在一个没落的穷困潦倒的家庭，这使她从小就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一九二二年，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她与后来成为瞿秋白妻子的王剑虹来到上海，一九二三年八月与瞿秋白相识。从见到瞿秋白的那时起，她和王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在瞿秋白的影响下，丁玲开始接触共产党，了解共产党，并还就是否加入共产党征求过他的意见。只是当时的丁玲在瞿秋白的眼里，还是“一个须要展翅高飞的鸟儿”，因此，他没有建议丁玲入党。此时的丁玲，虽然思想并不成熟，但她向往共产党的心却开始滋生，并在向警予、胡也频的牺牲中得到升华。当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刻，瞿秋白作为党在上海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参加了她的入党仪式。丁玲在她所写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里，称瞿秋白为“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足见瞿秋白在丁玲人生中地位的举足轻重。透过丁玲所写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我们不难体会到，瞿秋白这位我党曾经的主要领导人，他和丁玲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对于丁玲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五月，丁玲被绑架。由于丁玲在文坛已负有盛名，一场营救丁玲的运动在文化界和进步人士中展开。“左联”发表了《左翼作家联盟为丁玲潘梓年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和支持丁玲的鲁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并在悲愤之下写诗赠人：“如磐遥夜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因为丁玲的名气太大，为顾及国内外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只得将丁玲软禁起来，而不敢杀害。也是因为丁玲名气太大，潘汉年在西安见到丁玲后，建议丁玲不去苏区，而是远到巴黎，利用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为中国共产党作一些推介和募捐工作。然而，对于丁玲来说，这已不再是她所想。她的心早已飞到苏区。苏区是丁玲早就向往的地方，一九三〇年当胡也频被选为出席在江西苏区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时，她就曾计划与胡也频同行，前往苏区。而此时，当她终于在党中央的重视下摆脱了国民党的魔掌，辗转西安，将要实现到苏区的愿望时，她心里不再有别的地方。在《回忆潘汉年同志》一文中，丁玲写道：“我却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

丁玲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达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她的到来在一孔窖洞召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参加。随后丁玲提出了当红军去前线的要求并得到批准。十二月三十日，随军南下的丁玲收到了毛泽东写给她的《临江仙》的词：“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看着这首词，丁玲惊喜万分，她把它看作是毛泽东对她的鼓励和期望，并决心更好地深入部队，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红军战士。

从召开欢迎会到写《临江仙》词，表面上看是对丁玲的看重，实则是党中央、毛泽东对党的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的具体形象表达。丁玲到达保安后，随即发起成立了由毛泽东命名的“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在成立会上发表了讲演。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专门就文艺问题向文艺工作者做的第一次讲话。从这次讲演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迫切性的高度重视和将文艺家组织起来的殷切希望。他说：“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他还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经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最后，毛泽东着重指出：“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中，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信服的忠诚一直支撑着丁玲。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版前言》中所说的话，可以看成是这种忠诚的最直接、最真挚、最朴素的倾诉。她说：“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细细品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这种忠诚，与书中的众多人物一样，随处可见，流露得那样地自然，那样地真挚，那样地感人。比如在第十七章《六个钟头的会》里，当土改工作组来到暖水屯，就工作如何推进展开讨论时，杨亮想到的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走群众路线，这样“事情总可以搞好的”。又如在第四十七章《决战之前》里，随着决定揪斗钱文贵，人们既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又存有某种难以言状的担忧，这时章品出现了。在他的面前，大家的信心一下提起来了，“这一下可是毛主席给咱们做主啦……”紧接着，在第五十章《决战之三》里，在程仁不耍私情揭发钱文贵时，大家高呼起来，“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到头！”在第五十二章《醒悟》里，胆小怕事的侯忠全终于觉悟，充满着翻身的喜悦，儿子侯清槐也笑道：“毛主席的口令一来，就有给咱们送地的来了，毛主席就是咱们的菩萨。”最后，在第五十七章《中秋节》这一章，当人们“庆祝土地还家”的时候，程仁就说：“这个办法，是咱们毛主席给想出的。”因此，大家都发自内心地站在毛主席像前，要给毛主席鞠躬。书中的此情此景，与丁玲的感情何其相似，与丁玲的感情何其相同。

三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没有辜负毛泽东的这一殷切希望。

一九三六年丁玲离开国统区进入苏区以来，至一九四六年开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整整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是丁玲创作思想的准备时期，也是生活经验和感情积累的准备时期。正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鼓励和鞭策下，丁玲凭着自己多方面的历练，扎下了打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经典力作、走向辉煌人生的坚实根基。

就思想的历练而言，在国统区，当丁玲从文学走向革命的时刻，尤其是在“左联”工作的时期，她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革命文艺思想。自进入陕北保安以来，丁玲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她全身心和脚踏实地地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斗争和抗日斗争之中，其军旅生涯极大地深化了她对所处时代的认识，在文艺思想得到新的提高的同时，她的作品也产生了新的飞跃。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底，当丁玲担任了《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成为了党报文艺副刊的创始人和党报文艺副刊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之后，在这一岗位上，她的文艺思想与文艺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她在推动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客观地说，丁玲是一位在国统区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尽管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无疑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指导下进行的，但还是有着诸多不足。就丁玲而言，虽然从步入文坛之始的“为人生”的文学理念，从参加“左联”、主编《北斗》所组织的“大众化”讨论以及进入苏区后去部队、下农村所写的反映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生活的作品，从总体来说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吻合，但她的认识还是比较零碎，缺乏高度和深度，主观愿望虽然好，“也难免流露出一些我们旧有的情绪”。因而这种不足在来到陕北苏区后，也还一时难以摆脱，在其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不时地呈现出来。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尤其突出的就是《三八节有感》。

由于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丁玲受到了批评。丁玲在《解答三个问题》一文里，特别谈到了毛泽东和她的谈话。毛泽东对她说：“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别人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毛泽东的话使丁玲信服。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那时的延安，在文艺思想、文艺方向上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在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上存在方向问题；一是出现了《野百合花》及《三八节有感》的文章。所以，在整风运动开始后，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紧紧围绕“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和“如何去服务”两个问题展开，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澄清了当时革命队伍中在文艺思想上的模糊观念，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等重大理论问题，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指明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前进方向。会后，丁玲即写了《关于立场问题之我见》，以表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诚的拥护。在丁玲看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着眼于立场问题和方向问题，丁玲认真地分析和解剖自己，“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使自己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历练的正确道路。这成为了她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新起点。

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丁玲结合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和《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野百合花》作了自我批评，并用她那极其生动的语言说：“回溯着过去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愧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还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面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丁玲的这一认识，得到了胡乔木的肯定，认为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的，但身上又仍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在毛泽东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通观丁玲历年来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言论，她的这一认识不仅在当时是深刻的，也是始终如一的。在她看来，正是《讲话》具体地阐明了文艺工作中应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

就生活的历练而言，丁玲在白区时所创作的小说，总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旧制度的反抗，不过，由于丁玲还缺乏革命斗争的实践，缺乏对工人、农民群众生活的深入了解，因而这些小说也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存在“多用了一些观念的描写”的缺陷。丁玲来到陕北苏区后，深感自己不只是一名作家，也不只是一名革命作家，她此刻最大的热忱就是当红军，她渴望首先作为一个红军战士投入到实际战斗，从而在战斗中获得她文学创作的源泉。

丁玲来到苏区后在生活上历练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武”战士与“文”战士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丁玲一来到陕北苏区，即在《红中副刊》上发表了《刊尾随笔》，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丁玲看来，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战斗的工具，但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即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从昨日的“文小姐”，变为今日的“武将军”，则必须一边作为一名“武”战士积累能量，一边也要作为一名“文”战士，让自己手中的笔变得更丰满、更锐利，亦文亦武，文武双全。

在来到陕北苏区的十年时间里，丁玲历练自己的岗位非常之多，而在这种历练的过程中，她真正做到了“从各方面使用笔”，成为了一名勤奋而又多产的作家，“去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最初，她作为一名红军战士，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北上，即刻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到前线去》《广暴纪念在定边》《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随后，她担任了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负责部队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工作。在这里，她谨记毛主席的教导，走进工农兵群众，掌握部队基层工作经验，与战士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上课学习，工农出身的战士的忠诚、勇敢、淳朴、勤奋深深打动着她，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

离开中央警卫团后，她参与了《红军长征记》的编写，这是一项让丁玲深受教育，同时又让外界了解红军长征的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在重新担负起中国文艺协会的领导工作之后，丁玲又写下了《保安行》七八篇，《北上》六七篇，《南下》七八篇共二十来篇印象记和通讯。“七七”事变爆发后，丁玲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随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西北战地服务团充分发挥文艺的作用，走到哪儿，演出就到哪儿，成绩卓著，名声大振。丁玲虽戎马倥偬，但也写下了不少散文、杂文和短篇小说，后分别收入《一年》和《西线生活》。

离开西战团，丁玲主持过一段边区文化协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负责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张闻天决定让丁玲担任即将创刊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在这期间，丁玲共创作了《压碎的心》《县长家庭》《东村事件》《秋收的一天》《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短篇小说。

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补充交代了在南京写那张“愿回家养母，不参加政治活动，未受审讯”字条之事。这本是为了摆脱敌人所作的策略斗争之举，既没有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也没有损害党的形象的言词，却为一些人不理解，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通过她的辩白解释也是相当困难的。周恩来也因此对她说：“哪天你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你如何去谈，让他们理解。”丁玲没有因此背上历史问题没有结论的包袱，而是轻装上阵，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她即写了一篇关于八路军战士在前方作战题材的文章，名叫《十八个》。后来，她又写了《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一二九师与晋察鲁豫边区》《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报告文学。其中，《田保霖》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最大的鼓励，并因此受到接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丁玲又萌发了离开延安上前线的想法。临行前，当她问任弼时这次审查该如何结论时，任弼时说：“党是相信你的，你放心地到前方去吧。”丁玲放心地离开了她生活了九年的延安，凭借着扎实的思想与生活的历练，步入了她创作生涯中新的春天。

四

机会总是给予那些有准备的人，此话用在丁玲的创作上恰到好处。一九四六年五月开始的土地革命，为丁玲的准备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一部经典著作，是与她紧扣时代、讴歌时代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丁玲是一个幸运儿，她以独特的眼光和视野，抓住了历史赋予的这一机会。为了完成好这部作品，丁玲做了扎实的功课，这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一九四六年夏天，当党的土改政策的指示下来之后，丁玲立刻请求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正好与本书的书写时间相当。对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而言，一个多月体验生活的时间看起来是有点短暂，但相对于一个在战争年代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的工作而言，作家的全身心的投入、长期的准备和深厚的生活功底，足以弥补时间的不足。所以，当丁玲离开土改现场后，脑子里面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更为重要的是，丁玲后来又在石家庄附近的宋村搞了四个多月的土改，加之《中国土地法大纲》已经颁布，正是在此基础上，丁玲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突击写完了后面的四章，并对全书进行了修改。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叙述的时间跨度虽然不到一个月，与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相差甚远，然而，读罢这部小说，你会深深感受到丁玲作为一个名作家的神奇和伟大，她用她舒展和从容的笔触，行如流水般地将亘古未有的这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娓娓道来，简洁而又富于变化，平缓而又波澜壮阔，透过暖水屯在二十多天里的巨大变化，中国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和毛泽东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人们面前。从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经典之处，这就是“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

小说描述准确，叙述清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及其政策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物鲜活地落到了实处。由文采、杨亮和胡文功组成的土改工作组带着对人民的热爱、对党的忠诚来到了暖水屯。文采政策水平高，见识广，但工作流于形式，不太深入；杨亮、胡文功工作踏实，细致深入，但经验不足，影响了决策能力的发挥。这些看似各有差异的性格、水平和能力，恰能形成互补，相互制衡，推动着工作的有序展开。在经过一番细致的工作之后，先把十一家地主的果园统制起来，这既调动了贫苦农民土改的积极性，也安了十五家富农和五家中农的心，将暖水屯的土改工作推进了一大步。然而，在杨亮和胡文功看来，这还不够，因为清算江世荣的火虽然被煽起，但热闹的果子园却烟消云散了，在那些贫苦农民那里，热情和积极性不断减少，还生出一些其他事端来。还有，那些贫苦农民的仇恨并没有报，而那个和他们有仇的人，却披着很多外衣，与某些干部关系又好。恰好这时，章品出现了。章品作为一名既有政策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领导，他的到来对于工作组准确扎实有力地开展工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章品的出现让张裕民这样的村干部有了主心骨，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些心里话让文采感到震惊，让杨亮和胡文功感到喜悦，让程仁勇气倍增，让张正典无处可逃。最后，在章品的决策下，钱文贵终于被揪斗，广大贫苦农民终于被发动起来，这个披着外衣的豺狼地主被彻底打倒，土地改革在暖水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当然，钱文贵也没有被打死，而是依法依政策给予了出路。“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在暖水屯的每一户人家、每一个人身上都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出来，尤其是广大翻身农民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深厚热爱，表现得情真意切。通过这部小说，党内外，国内外都可以准确、清晰、明白地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是怎么回事。可以这样设想，如果作家没有扎实的政策水平，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毛泽东为什么愿意读并过问这本书的出版，斯大林文学奖为什么授予给她，答案就在其中。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矛盾斗争。暖水屯土改工作的难度和复杂在于没有大恶霸大地主，但以钱文贵、李子俊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以张裕民、程仁为代表的贫苦农民的阶级对立明显存在着，在这两大对立阶级中，又存在着枝缠蔓绕、难解难分的关系，尤其是钱文贵的狡猾和阴险，使得土改斗争对象的确定异常艰难。还有，农村中严重存在的“变天思想”也导致了土改工作进展的困难。因此，要真正做好分土地、斗地主的土改改革，还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心中的“变天思想”。在胜负未决的战争年代，如何把贫苦农民参与土改的决心和信心表达出来，这对丁玲是一个挑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即以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土地革命中农村与农民心理的复杂性，而且还从蒋家王朝必然走向灭亡，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必然走向胜利的揭示中，深刻描绘了应对这种复杂性的办法，展现了土地革命的光明前景。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人物，有发展，有变化，有起伏，真实感人。张裕民、程仁这些村干部，他们开始并不完美，而是有缺点，但他们一天天地进步，形象随着土改工作的深入，特别是在关键时候才变得高大起来。还有果子委员会的成员李玉堂，妇委会主任董桂花，以及郭富贵，刘满，他们个个都是那样丰满，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作为贫苦农民的代表，他们的思想觉悟逐渐提高，作用越来越大，最终成为了土改中的中坚力量，并推动着土改向高潮方向发展。至于对黑妮这一人物的刻画，也让人生出令人回味的情感。相对于钱文贵而言，寄人篱下的黑妮让人心生怜悯，而对钱文贵则充满着憎恨；对于程仁，在对黑妮的被利用充满无奈的同时，也对他深爱黑妮而又不能表达的心情深感同情；最后，随着钱文贵的被打倒，又深为程仁和黑妮甩掉包袱，爱情变得柳暗花明而高兴。从黑妮身上，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土地革命为广大劳苦大众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幸福和喜悦。

记得在四十年前的那次讲演结束时，丁玲曾饱含深情地说：“我是人民的女儿，我永远替人民做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经典之作，就是丁玲作为人民的女儿，用心、用情、用功“替人民做事”的产物，带着这一讴歌时代的匠心之作，丁玲的人生也由此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