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和书写时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而言，更是如此。报告文学是深切地触摸时代脉搏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文体形式，她以其贴近现实的温度和扎根大地的深度，成为新时代最为重要而又鲜明的文艺表达方式之一。

时代呼唤报告文学，时代需要报告文学，也对报告文学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文学”四个字的落脚点在“文学”二字上，而又因为有“报告”二字的参与，报告文学则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职责和时代承诺，所以我认为报告文学更是一种使命文学。它不只是对人物和事件表层的浅显的涉及，而要求写作者深入人物灵魂的深处，事件的内核，需要对现实社会作出及时的生动的真实的准确的有效的反映。采访时，要求写作者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创作时，要求写作者有冷静、客观的态度。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不只是文学的呈现，而要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等，它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这就要求写作者有基本的良知底线，较为开阔的视野，宽阔的思维，辩证的思想，历史的眼光。

当然，报告文学写作最终还是要回到文本上来，“文学”才是报告文学的根本，或者说本质。但这并不是说不要“报告”了，“报告”同样重要，它要求报告文学作品具备强烈的使命感和时代特征。“报告”是对写作者思想、哲学等知识的考量，“文学”同样是对写作者文学修养的考量。在当下报告文学界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些写作者认为只要记录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事和人，就是报告文学，只要抓住了大题材，就能写出大作品。事实上，不少写作者往往在抓“报告”之时，忽略了“文学”，大大削弱了报告文学的力量。

报告文学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在使命和担当上，或者说它就是一种使命文学。作为一种使命文学，报告文学从未推辞自己的社会职责和时代承诺，始终坚持在场、参与、承担与反思的角色，始终坚持在新闻结束的地方、热点逐渐隐入历史的时刻再出发，再深掘，从而作出了作家独特而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抗击非典、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灾难中，以及社会焦点、热点事件面前，报告文学作家总是以“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勇气和自觉冲在最前面、身处最前线。因为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走进人物内心、走进事件现场、走进真实的生活，这是基本的写作态度。但还不够，还必须倾注自己的情感，真切地感知、判断、把握，进而真实地记录、深刻地表现事件真相。

报告文学是使命文学，也是行走的文学。好的报告文学是行走出来的，好的报告文学作家要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实地勘察、现场采访，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文学。并且要真诚地行走。唯有真诚地行走和创作，才有可能更加接近生命的真谛。而真诚地再现生活，是一部优秀作品不可或缺的品质。真诚与时代无关，与文学现象和思潮无关，与认识、态度、虔诚有关。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成为当下作家取之不尽的文学富矿，也吸引了广大报告文学作家投入这一广阔的舞台。我作为其中的一员，采访时，把自己当成小学生，认真倾听和记录；创作时，我把焦点汇集在老百姓身上，以平民的视角，传递人民的心声。实践告诉我，唯有真诚地扑下身子，扎根基层一线，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了解他们真实的内心，才能创作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

但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部作品的成功并非简单的文学呈现，精神向度才是报告文学价值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成熟的作家，经典的报告文学作品，都会体现出对文学精神向度的坚守与不懈追求。我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也在努力地多呈现精神向度，特别是在《乡村国是》《彩瓷帆影》的创作中进行了探索与尝试。

《乡村国是》多维地呈现其精神向度。首先是民族精神的呈现。作品中记录的是一个个普通群众、扶贫干部与贫困和困难顽强斗争的故事，他们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其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担当。民生为上，不忘根本。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山区、走边疆、访老区、入海岛——通过一张蜿蜒曲折的扶贫路线图，便可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承诺与担当，领袖的大国情怀也跃然纸上。再次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实践。脱贫攻坚是一项没有国界的伟大事业，中国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做国际减贫事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贡献者，与各国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就是我尽可能地向这部作品注入自己的情感、情怀、反思、忧虑等诸多因素，不回避矛盾、困难、难点，尽量用发展和审视的眼光看问题，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考。不为扶贫而写扶贫，而是把重心放在探讨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上，把贫困与战胜贫困这一时代大主题放在对乡土生活的叙述中书写，努力把农村生活变迁和变迁中的农民生活展示出来。体现个人的精神，也体现民族的精神，时代的精神；体现个人的命运，也体现民族的命运，时代的命运，以及世界的命运。诸多情感和精神的立体交织，使作品走向丰富和厚重。

即将创作完成的《彩瓷帆影》，同样注重精神向度的呈现。我以贯穿中西的视角，结合行走、回忆与历史讲述，追溯长沙彩瓷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恢弘历程，既探秘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也描绘出一部数千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历史图景。我力图以独特的体验和文字传达着对人性、历史与现实的关注与沉思。

时代在变，文学也会不断变化。虽然新媒体时代，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传播，以及人们对文学的接受程度，但我相信，变化的只是形式，而非本质。事实上，古今中外文学传播的方式一直在发生变化，而文学的精神本质一直没变。新时代，无疑是催生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在顺应时代和科技发展的同时，唯有不断修正自己的价值取向，坚持独立不迁的品格，不断强化和完善文本与理论体系，“深挖井、挖深井”，写出真正具有人民性和广大读者喜欢的作品，才是报告文学的发展之道。

（作者系省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