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梁文武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那时候的中国百废待兴。幸运的是，我6岁那年，离老家几里路的地方有了一所小学。我作为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光荣入校。

家到学校的路很崎岖，隔着两座不高不矮的山。没上学的我常常穿爸爸的旧鞋，尽管是趿趿拉拉，完全不合脚，只要还能修修补补，就绝不丢弃。知道我能上学了，妈妈挤出伙食费给我买了一双新布鞋，最便宜的那种。

我像捡到了什么宝贝般高兴。第一天上学，双手提着新鞋，光着脚丫往学校跑，我想，有这样一个好东西，值得在同学们面前好好炫耀炫耀。出门前，妈妈说，新鞋啊！好好爱惜，破了可就难补了，不像脚上的肉，掉了一块，还可以再长。这样，当我像余华小说《活着》中的那个有庆一样，提着新鞋，光脚走到学校时，细皮嫩肉的小脚已经被山上的刺与石头磕得血肉模糊。可是我很高兴，我没有迟到，我是班里最先到的学生。我站在教室门口，提着鞋在老师面前一亮：老师，学生梁文武向您报到。老师浅浅一笑，看看我的鞋，又看看我的脚，眉头稍稍一皱，嘴角一扬，眼睛像冬天里的火闪着温暖的光。文武同学第一个到，该表扬，你坐中间那个靠前的位置，爱学习的人，我们欢迎！

不知道在学校的第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只是还记得，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刚睡下，又爬起来，睡下，又爬起来，怎么也无法入睡。最后决定，在书桌旁看那些新书。这样，家里的那个大灯泡亮了整整一个晚上，惹得妈妈第二天狠狠揪了揪我的耳朵，说我浪费电。我却嘻嘻作笑，感觉不到疼。但是，我上学时，基本还是赤脚走山路，哪怕冬天，脚肿成了大红萝卜。鞋只有在参加学校的重大活动或者走亲戚时才穿。

妈妈说，孩子，好好读书，等将来有了钱，买富贵人家那样的车。年少的我知道，那是我家的一个梦。能否成真，很难说。

好在中国渐渐发展起来了，我们全家都进了城。爸妈成了工人，我也和弟弟上了城里的学校。

学校照样离我们家很远，有十多里路。天没亮，就要揉着惺忪的眼睛，往学校紧赶慢赶，看着那些有了自行车的同学，从他们映入眼帘到他们消失在视野里，我俩用眼巴巴来形容远不够。甚至，我和弟弟对爸妈说，我们宁肯不吃饭，也想买辆同学们那样的自行车，两人轮着骑，或骑一个搭一个。爸妈的脸都有些沉，脸都起了皱，转过脸去，擦拭着什么。等他们转过身来，眼睛里像有块红色的布，红得耀眼。

这要靠你们自己！妈妈说，你们都是男子汉！

好一个靠自己！我们咬了咬牙，脸紧绷着，像一个已经拉长到极限的弹簧，很奇怪，我们并没有哭，但是，这句话却深深刻在了我们心里。

爸爸说，现在买自行车要摸砣子，运气好摸着了，然后再拿钱买，单位里每个职工都想要辆车，但是，国家生产不了那么多，而且，爸妈也没有富余的钱，交学费都要东借西凑。所以，爸妈也没办法，还是你们的妈妈讲得对，靠自己吧！

要说爸妈没有富余的钱，我不信，因为我发现，爸爸每次发工资都要去邮局，我感到很奇怪，那时邮局不是存钱的地方啊，要去也得去银行。去邮局前，爸爸都要和妈妈嘀咕一阵，看见我们又默不作声，左右旁顾。后来才知道，爸爸那是在接济比我们更穷的亲戚们。

爸爸50岁那年，因为长期辛勤劳作，患了严重的腰肌劳损和椎间盘突出，一直敬业的他连去单位上班都很困难。我已经临近高考，弟弟更是要考重点高中，爸爸说，就是死也要去上班，要不对不起那些工资。我和弟弟就轮流背他，早上是我，晚上是弟弟，中午爸就在单位，从没请过假。那一百来斤的躯体铁一样压在我们稚嫩的脊背上，我们呼呼地喘着粗气，像一头垂暮之牛在田里拼尽力气。我的脸浸在了汗水里，背上的爸爸也死死地箍住我的脖子。爸爸说，难为你们两个孩子了。难为吗？父亲和孩子，不存在难为的。爸爸，以后我们两个儿子要每人买辆私家车，您和妈妈想去哪就去哪！弟弟说。

老天有眼，我们两兄弟成绩优秀，双双考上了好大学。参加工作后，各自成了家，也都有了私家车。但是，过去的一些往事会时不时在我们脑海里闪，于是回家常常调侃年逾古稀的爸爸，问他当年去邮局是不是有事骗了妈妈，或是在外面金屋藏娇？于是，老态龙钟的爸爸佝偻着背低头“吃吃”地笑，白胡子一颤一颤的，抖个不停。他看了看妈妈，两人一阵仰天长笑，笑声像一支利箭穿向了过去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

去年，爸爸妈妈要我和弟弟开上私家车和他们一起回老家。一家四口又来到了过去的老屋，眼前的老屋和我曾就读的学校只有咫尺之遥，那两座山成了一条柏油马路，闪着黑黝黝的光。马路旁立着一块石碑，是修路捐资者的名字。碑上显眼处，我们四个家庭成员的名字熠熠发光，像黑夜里给行人指路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