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在文坛一直保持着活跃态势，其新著《喊山应》以随笔体的行文方式“认识自己”，对自己创作的“文学原乡”、心路历程和写作得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首”“剖露”和“检讨”。

“文学是有出生地的，诗人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评论家谢有顺语）。在《喊山应》中，王跃文首先从山川日月溯源，从2300年前的屈原“寻根”。他说：“我生长在屈原行吟过的土地上”，“我从小踩着的土地，必定印有屈原的足迹”。溆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正是这样一块“邮票大小”的土地，哺育了作家，孕育了他的文学梦想。

“奶奶讲的故事就是我最早的文学”。奶奶唤起了他的文学梦想，但更多的还是这块土地“原乡”给予的“馈赠”。在作品中，王跃文写到了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生活的艰辛和应对生活困窘时的各样智慧。他的父老乡亲老实、善良、本分，重人伦，讲人情，但同时也经历了沉重的人世苦楚……

书中，王跃文多次强调，“文学必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文学可以表现恶，但它的精神内核必须是善”。也许，经历了生活的血和泪，人才更能懂得并珍惜美和善的价值。1989年8月8日，王跃文散文《书房小记》在《湖南日报》发表。从此，他便高举真善美大旗，尽情批判，肆意表达，指摘时弊，痛陈国民痼疾，活跃在当代文坛上。

《喊山应》较为完整地回顾了王跃文自己的创作历程。自《无头无尾的故事》始，当时省内最高文学刊物《湖南文学》在1991、1992年两年之内连发其四篇小说。到1995年《秋风庭院》获全国奖，王跃文开始引起文学名家和知名刊物的强烈关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其写《国画》。1999年，此书一出，开启一种小说潮流，一时洛阳纸贵。但同时，却也生出许多事端。有影射，有盗版，有落聘，有停印，有要求主动退评某奖……不得不承认，“《国画》是一部孤愤之书，也是一部忧患之书”，他的小说受到读者的追捧，但自然也遭遇到不少的误解和指责。

假如说《国画》郁愤，那么《苍黄》则显苍凉。《国画》是王跃文的青年之作，《苍黄》则是王跃文的中年之书。世事无常，但冥冥之中却似乎有只巨手在操控“无需厄运拨弄的悲剧”，生存之叹和生命之哀力透纸背。

值得注意的是，王跃文的小说，非常关注那些小人物、边缘人物、底层人物、弱势群体，“我笔下，主人公多是难以彻底摆脱痛苦的个人”，他对他们的遭遇怀着深深的同情，但他又只能无奈地对他们的命运给予深深的叹息。他理解他们，写他们的无奈，写他们的不忍，但他说，“作家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他也在创造自己”。

创作是暴露自己灵魂的事情，好的创作看似写的别人，其实何尝不是在写他自己。“我此前此后都没有因为写完一部小说失眠，但写完《漫水》我通宵没有合眼。”这部小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可以说，这是乡村的一曲歌、一首诗，有沈从文“美丽总是愁人的”的抒情调子，但与沈从文不一样的是，小说还表达了某种现实的忧患和隐痛。从这个意义上看，写作是一件非常折腾人的事情，高贵的写作，永远与孤独、苦痛甚至死亡相连。

书中，王跃文坦言：“我是一个写作同生命结合得很紧的人”，作家活着就是写作，写作就是生命，当把写作视作一种人生姿态时，下笔自然就会充满敬畏。在《苍黄》这部小说里作家提到一幅油画，它的名字叫作：怕。心中有怕，敬畏常在。

作家在《喊山应》这部作品的题记中写道：“心里灵空的乡下人闭上眼睛喊山，能从喊山应里听出山的模样”“我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喊山应呢？”“我写过的人和事，那些时间和空间，那些实和虚，那些真和幻，都是人世的回声。透过我的文字回声，或许能看出人世的模样。”

王跃文认为，“文学经典是时间追认的”，唯有时间，将证明一切，裁判一切。作品经不经典，作家说了不算，市场也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将证明一切，裁判一切。

“喊山应”显然是王跃文形容其创作的一种意象，作家创作姿态和灵魂立场决定了其“喊”的效果和价值。王跃文说：“时光匆匆，人事常新。听凭岁月呼啸，我仍会静静地看，细细地想，慢慢地写。”

（《喊山应》王跃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