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行做出版，没能赶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井喷期。跨过世纪头几年，喷发暂息。我入行，恰好就在那个清冷时点。

世上好些小行当，行外人看着不起眼，行内人看来却英才蔚起、风云际会。出版就这样。初进集团那几年，我的日课之一，就是认数祖宗牌位。除了清末王先谦、叶德辉等湘籍出版家，更多的，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业界攻城略地的“右派军团”“四骑士”，等等。其时他们多已作古，健在的也已退休，一时风流云散、星辰寥落。关于他们的传说，却始终都在。但凡谈及湖湘出版的种种荣光，这些人依旧是话题中心。倘与外省同行聊天，你若讲不出三五则有关他们的掌故，必遭质疑和鄙弃。

这种同行间的闲聊，谈及最多的，是钟叔河先生。

头几年，我和钟先生同住一个院子，后来我搬去近郊，先生仍旧住在院子里。先生所居的“念楼”，就在集团办公楼后面宿舍的二十层。照说可以时常不期而遇，其实相见一次很难。先生平素不散步、不串门、不聚餐、不送客，除了偶尔上医院查体或看病，几乎不下楼。如想见他，必得跑去念楼。

先生同城交往的圈子小，除了朱健、朱正几位同辈旧好，便是周实、王平三两个忘年之友。先生不欢喜他人造访，假如事先未约妥，贸然跑去念楼，任你将那扇油漆斑驳的门敲烂，门里的保姆也不会把门打开。“天干无露水，老来无人情”，先生视这种往来应酬为浪费生命。或许正因世事通达，他才不愿纠缠在虚与委蛇的人情世故中。

头回见先生，是我刚接手集团的董事长，去做礼节性拜访。办公室联系了好几次，先生才给了见面时间。乘梯上到二十层，楼道里光线昏暗，很费劲才找到那块竹刻的小门牌，上面是先生手书的“念楼”二字。“念”字除了是“廿”的谐音，应该还寄寓了先生的情感或者事业上某种心心念念的东西。先生深藏于心，外人也不敢妄加猜度。

保姆将我让进念楼，领入客厅，说先生马上就出来。客厅显得有些窘迫，家什虽不多，但每样体量都大，若与房间的面积匹配，已属超大配置。虽叫客厅，看得出这里除了会客，还有更混杂的用途。可见，会客在先生的生活中，是件颇不受重视的事。东西两墙摆满书柜。柜里的书，开本、版本驳杂，且多为旧书，有的已破损，间或几本新的，都是先生自己或老友新版的著作。书柜顶上，挂着或摆着装裱过的友人手札、条幅，都是文化界声名显赫人物的手迹。客厅的正中，摆着一张英式斯诺克球台，台面深绿的绒布已褪色，看上去像一片久无赛事的足球场。球台的木框有些磨损，可见球台并不是一种摆设。先生有经常比赛的球友吗?好像过去是夫人，夫人走后，先生就很少开杆了，偶尔打打，那也是先生自己与自己比。这是先生主要的体育运动，但我猜想，或许更是一种精神运动。一个人屏蔽身外的世界，只把自己当对手，倒是令人生出些绝世剑客的想象。

先生从里屋出来，一件白纱T恤，一条宽宽大大的蓝布短裤。魁伟挺拔的身体，几乎把门洞塞满。未等我开口，先生便用地道的长沙话抢先开腔：“不要来唦!咯热的天。”虽是客套，却也是心里话，表明他对这种礼节性拜访的不在意。先生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开空调。季节还在夏天的尾上，有些热，屋里只有一台老式风扇，躲在房角静静地左右摇头。我说不用。

那年先生七十六岁，看上去也就六十的样子。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胸腔共鸣，听着中气十足。似乎觉出了气氛的些许拘束，先生旋即转移了话题。我感觉，先生对某件事不屑或不悦，便会制造一点尴尬让你感知，然后话题一转，将谈话变得轻松融洽。去见先生前，有同事告诉我：先生贼精，见人人话，见鬼鬼话，全无老学究式的古板乖张。我倒觉得，先生的精明圆通中，依然心有所秉，“性有所任”，只是让人有感即止，不会把人做绝，把天聊死。

先生照例说到周作人，继之是胡兰成、林语堂、张中行、汪曾祺那一路作家。我知道，他是周作人的忠实拥趸，早年便与之通信。话匣一开，先生不是一般地健谈。他能将圣贤经典、稗官野史和民间掌故糅作一团，庙堂江湖、学界文坛的旧事新闻如数家珍。初听觉得信马由缰、随性散漫，回头一品，却句句都扣在话题上。尤其先生的记忆力和思想敏锐度，几胜青年。这一功夫，我只有在长先生几岁，自诩为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先生身上见到过。大概人活到相当年岁，文化做到相当功夫，都会具有某种生命的超越。

先生自称少时顽劣，读书随性杂滥，能在兄弟辈中胜出，全凭几分灵性。高中未毕业，便跑去《新湖南报》当了编辑和记者。“文字靠天，文章靠练”，记者天天要出稿，那期间先生的文章得到了严格训练。1957年因言获罪，被划右派，并被判刑劳改十年。

1988年先生提前退休，原因是在社内一次公开竞聘中落选。当时先生已调至岳麓社任总编辑。先生的落选，固然与选题取舍、社务管理有关，但根本的原因，应该还是先生职业眼界高，加上性情耿介，多少有些曲高和寡。可见先生的所谓精明，并未真正用到日常为人处世的细节上。以先生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他当然可以执拗地为落选讨说法，不退不让斗争到底，也可以让上面重新安排领导岗位，但先生选择了提前退休。这其中自然有不与为伍的傲世心态，更重要的，还是先生人生抉择的大精明，即屏蔽社里的是是非非和社会上的纷纷扰扰，躲进念楼，一心一意搞自己的编辑和写作，以退为进，以舍为取。当先生完全退守念楼，反而成了一个高居云端、可望而不可及的出版传奇。

他以每日不辍的编辑和写作，开启了人生最笃实而华彩的时段。先生少时的顽劣秉性，悉数被熔铸到事业中。先生的“顽”，表现为对事业目标的执着坚守，三十余年如一日，领着社里的年轻人，编辑“走向世界丛书”，编辑周作人先生的文集；先生的“劣”，表现为不从流俗，不循定评，将自己对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以及对中国近现代对外交流史的思想率直表达，使他的那些叙论和散文，成为考据有独径、立论有独见，文字老树精灵、思想超拔飞扬的文化精品。先生的文章乃至人生，由顽劣而至于精怪。

这三十余年，先生虽“闭关”在念楼中，声名却日渐隆盛，影响却日渐深远。出版是名山事业，一辈子青灯黄卷地冷坐，也许能换来后世的些许声名，但也大多囿于读书界，如先生这般能走出文化人圈子，被当世奉为公共人物的，实在凤毛麟角。除了各类媒体的报道，出版界也接二连三推出了《众说钟叔河》《钟叔河书信集》等图书，助推先生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记的公共文化话题。

作为一代文化偶像，先生的影响，一方面来自其编辑和写作，另一方面来自他与前辈和同辈文化名人的交往。先生编辑的多种图书中，影响最大的是“走向世界丛书”。在改革开放大门欲启未启的那一刻，先生将鸦片战争之后半个世纪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文字记录编辑整理，将那段悲摧时光中国人忍辱负重走向世界的坚韧毅力、坎坷心路展示出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种丰沛原真的精神参照，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外交史、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素材。这个工程浩繁的史料集成项目，耗费了先生半辈子的心血。尤其是亲自撰写的二十余篇叙论，凝聚了先生的思想、学问和才情，是中国当代既研究有据、又立论高蹈，既忧国忧民、又趁才纵情，既专注精深、又天马行空的史论。先生素倡短文，所著的散文，亦多短小精悍，而这些叙论却洋洋洒洒，都是非尽意而不收笔的大块文章。与清际作者的文字一并，今古互鉴，堪称双绝。

先生素倡短文，所辑国学选本，都是寥寥数语、字不过百十字的短章。自己所撰散文，亦多一事一记，即起即收，文字如斧斫刀刻，绝无丁点拖泥带水。年初，先生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了一本国学读本，题名《学其短》。所选篇目均为百十字短文。每篇所配点评，文字虽精短，却足见先生性情的特立与文字的老辣。插画由著名画家蔡皋先生精心创制，画文相配，可谓绝世双璧。

从第一次登念楼，至今差不多十五年了。我和先生，由同事变成了朋友、文友。先生依旧健谈，思维活跃一如往常；先生依旧健朗，身板挺拔一如往常。先生虽已年届九旬，然而气色与精神，的确不让花甲。我问先生是否常打斯诺克，先生说偶尔打打。他信奉人的健康主要靠精神运动。俗话说人活一口气，那是指精神要完足饱满。

先生是不可模仿的。因其逆行的人生，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意外和例外。

先生起身送我，立在门边显得苍劲而伟岸，仿佛一棵老树。在天山、长白山、阿尔卑斯山和热带雨林中，我见过那种历经风摧雷劈、树干满是疤痕，却依旧挺拔遒劲、生意倔强的老树。当地人会在树上挂满红色的布条，隔三差五供奉跪拜。眼前的先生，不就是这样一棵老树，一棵历难不死、成精成怪的文化老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