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良是一个为人谦卑、为文真诚的作家，近来年不仅创作并推出了《芙蓉绣庄》和《红土地上的寻找》等长篇小说，还在《中国作家》《天津文学》《湖南文学》等杂志发表过一系列作品。《远方有诗》是作者他发表在文学期刊上15篇小说的汇集，主要以湖南为地域背景、记录平凡生活场域中的人与事。阿良心思细腻，笔展温情，表达了湘水沿岸的民俗风情，以及乡地、乡情与乡村品格，带有浓郁的地方写作风味，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细致幽微的体察与感悟。作品在湘俗民情地域色彩下建构了独特的文学世界，既揭示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所展现的人性光辉，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民俗礼制、传统道德伦理逐渐泯灭等转型社会的深切忧虑。

　　正如阿良在《远方有诗》后记中写道的：“哪怕被岁月尘埃掩盖的田螺壳，串起来也是项链”[①]，确实如此。收录书中的《羹砣羹》、《鄢驼子的后事》、《卖猪记》、《雷公山》、《计生办主任》、《暖寿酒》、《煨红薯》等15篇小说，就犹如田螺壳串起来的项链一般，勾勒出了湖南地域内形形色色的生活群体，从乡村小民到社区居民，从单位职工到退休老人，每个群体生活中所蕴藏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倾泻于作者温情的笔端，作者笔下小人物的性格内质也都充满了复杂立体化的人性色彩。“羹砣羹”、“暖寿酒”、“煨红薯”等，光从标题就能看出浓浓的湘民风俗味道，《年味》甚至详细周到地描述了湖南鹰岩山村农户的新年习俗和景象。而民俗文化对应的是相应的民情风貌，从乡村到城市社区，作者都在小说中体现了当地居民的精神风貌，而这一层不仅停留在描绘记录上，也映射在中国乡村与城市时代变迁、代际转移中的人事变幻上，其中不仅有对中华朴素传统道德伦理的坚持与固守，也有对现代进程中人心失足与堕落的喟叹与哀祭，以及对时代洪流里丧失美好品质的一些湘民阴暗自私心理的批判与鞭笞。

　　一、 湘景民俗：湘土地方特色的彰显与记录

　　阿良小说所描写的对象遍布城市乡镇与山村，带有浓烈的湘味，这与作者的成长环境与创作背景存在密切联系。阿良是湖南湘乡市人，一九五七年出生于此直至一九七六年参加工作，曾在南海舰队服役十年，转业后回到湘潭工作至今，久居湘水湘山的滋养之下，阿良的文字仿佛也浸染了湖湘山水的色彩，笔下流淌着各处湘景民俗的现实性画面，这是一个本土小说创作者所自然流露的笔端魅力。

　　湘土地方特色是阿良小说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在《远方有诗》收录的小说中，阿良描绘了大量湖湘人民的传统风俗与文化，而正是这些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风俗与文化典制，联结成了作者笔下的湖湘风景民俗图，勾连起了作者所叙述的人与事，建构了小说人物情节的深层次文化背景，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这是小说文化根性与道德价值的建构。

　　《远方有诗》作品集开篇的第一篇小说《羹砣羹》，便向读者展开了一幅湖南农村每逢冬至时的美食制作画面，以“羹砣羹”为线索穿插回忆了女主人公叶小惠少女时代及婚后的四个生活片段，展现了湖湘农村人民淳朴善良、勤劳孝顺的美好品质，也刻画了湖湘农村的现实生活境况。“羹砣羹”在湖南农村寒冷的冬天有其贴合湖南本土地域情况的意义，湖南冬天潮湿阴冷，尤其在基础设施情况不好的农村，“羹砣羹”便是湖南山村祖辈传下来的“御寒”之物，有补脾、补肾、暖脚、壮筋骨的作用，湖湘农村老人曾言：“吃了羹砣羹, 石板踩出坑”[②]，便是对“羹砣羹”美好寓意的寄托话语。再如在《暖寿酒》中，阿良描绘了地处湘中三县交界处的枫树村流传的一个地方风俗，即“暖寿酒”，展开了一段有关地方家族故事的叙写。“暖寿酒”是由湘中三县的风俗拼凑而成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寿诞前一天晚餐要喝一顿酒，吃一餐席，谓之“暖寿酒”。“暖寿酒”顾名思义其重点在酒上，因此暖寿酒的酒席菜肴与寿诞当天相同，但这一天的酒要求宾客肆无忌惮的畅饮，主家要提供足量的酒供宾客喝酒猜拳，其重在气氛与场面，宾客越是喝得醉醺醺，就越代表主家的寿星有福气，因此“暖寿酒”还有其喝酒划拳的口令，谓“喝了暖寿酒，活到九十九”。“羹砣羹”、“暖寿酒”都是湖湘地方的小风俗，阿良也在小说中描绘了湖湘人民的过年景象，在《年味》中，阿良描绘了湖湘山村鹰岩界的农户过年场景，谓之“过年四件事”[③]，即除尘、贴春联、吃年饭、看春晚，浓浓的年味在故事的爆竹声中绽开，也在作者的笔下赋有了故事的文化生命力。

　　湖湘风俗是阿良小说对湘土地方特色的彰显与记录，但对湖湘风俗的描绘并不是阿良小说的全部，阿良是在湖湘风俗的地方性背景上，搭筑起了故事的文化背景，从而描述了许多极具湖湘色彩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或许平凡，但在阿良缓缓的温情叙说当中，读者能明显感受到作者对于人生诸多喜悦与苦难况味的感悟，这其中存在美好与遗憾、满足与痛恨……《羹砣羹》是农村留守妇女与在外务工人员家庭团聚的联结，《暖寿酒》是农村望族长辈对子孙的人生训诫，《年味》是一个有关农村年轻人的爱情与错过的故事，《鄢驼子的故事》是农村丧葬文化习俗引出的丧失处置人际关系问题，这些湖湘文化民俗在阿良小说故事的烘托下，因为有了“主体”的参与迸发出了它们原始的文化生命内涵，联结起了湖湘人民的生活图景与文化结构，也体现出了湖湘文化的人际空间与精神内核，从这个层面上来分析，阿良的小说具有其本土性深厚的文化生命力，并通过故事性的人生历程注入了新的、作者主体性的文化特质。

　　二、 民情人事：乡村与城镇的人生交响

　　贴近地域性人的生存现实，对现实做本真却不乏诗意的记录，是阿良小说作品集《远方有诗》的叙事风格与基本主题。从叙事对象来说，阿良笔下的文本叙事空间是相对宽阔的，无论是湖湘的农村山野，还是乡镇的街道集市，抑或是城市的社区楼阁，都是阿良小说创作的空间对象，也因此，阿良的小说叙事对象可以对应到广泛的湖湘人民群体，从乡村农民到基层干部，从单位职工到退休老人，这些都是阿良小说创作的聚焦对象。除此之外，阿良还关注到处于这两类群体之间所涉及的边缘人群，即农村在外务工人员，由这一边缘性的群体又产生许多与之相关、牵涉到城乡关系主题的故事。如果可以对《远方有诗》短篇小说作品集作一个比喻，那么可以称它为乡村与城镇的人生交响，它书写着乡村与城镇的民情人事，充满喧嚷热闹的生活气息，但字里行间又不缺少足以细细咀嚼的乡村诗意，这种诗意是平凡的诗意，是带有尘世味道的诗意。

　　这15篇短篇小说，每篇都是湖湘民情人事的边角呈现，阿良的视点所及，大部分是湖湘人民群体的现实问题，且不存在大人物与小人物之分。在以农村为生活背景的小说中，阿良着重于描写农村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心理状态，揭示湖湘农村和农民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羹砣羹》中，叶小惠的丈夫为还清建房债务选择远去新疆务工挣取补贴，叶小惠作为农村留守妇女独自面对家庭重任与世俗诱惑的双重挑战，最终捍卫了自我的道德底线与丈夫团圆。在这篇小说中，阿良关注到了城乡发展过程由此产生的两类弱势群体——农村在外务工人员与留守妇女老人，这类家庭一方面不得不为了生活离乡发展，一方面又必须承担家庭劳动力缺失以及夫妻异地所产生的种种复杂问题，他们是城乡发展给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当中的最底层，也是负担最重的一环，承担着沉重的生活压力。同样体现农村进城务工人群的小说篇章还有《欢欢喜喜过大年》和《鄢驼子的后事》等。与《羹砣羹》不同的是，《欢欢喜喜过大年》着重展现了农村进城务工人群，他们所反馈给城市的是辛劳、奉献和汗水所带来的温度。戈满成作为一名农民入城的临时送水工，偶然遇见了一位年老孤独的老奶奶，为了陪伴老奶奶过年，他舍弃了与家庭的团聚，给这个城市注入了一丝农村人民淳朴善良的温情；《鄢驼子的后事》则着重于农村留守老人群体，鄢驼子因儿子在城镇发展而成为留守老人，原本因会讲传人缘颇好受乡民喜爱，因儿子在城镇当官后对乡民所做出的各种不尊重行为导致后事无人愿意出面料理，这同样从农村乡邻视角出发反映城镇发展过程中人心异化的一个侧面缩影。

　　除农民外，阿良还通过塑造深入农村的基层干部的形象，侧面反映了湖湘农村中的具体矛盾。在《远方有诗》中，江远诗作为一名从城镇调入农村做扶贫工作的支部书记，以生命为代价书写了扶贫攻坚的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作者通过对五位农民的采访塑造了一个热爱诗歌、心系群众、无私奉献、敢为人先的基层干部形象，同时也从江支书的工作中侧面反映了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众多矛盾，交通不便、劳动力缺失、教育落后、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等，都在作者对扶贫工作的叙述中体现出来。

　　小说集中另一类是以城镇为生活背景反映的民情人事，阿良在这一类题材中将目光注视到城镇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小说所叙述的他们所面临的的困境与挑战，也就是湖湘城镇发展所遇到的民情难题。如《小巷“芝麻官”》和《计生办主任》这两篇小说，它们都具体叙述了社区基层干部与乡镇领导班子在面对居民的各种复杂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与办法。《小巷“芝麻官”》中的卫池莲是一名社区办事员，每天面对社区中的众多繁琐工作，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项目中她单枪匹马担任起清除街道“牛皮藓”的任务，随即又面临建筑农工死亡赔偿的社区问题，接着半夜接到领导电话处理拆迁问题户的问题，阿良在这其中不仅讲述了社区基层干部工作的人际关系与工作办法，更揭示了社区基层工作中部分领导不顾实际情况不解决问题的“形式主义”工作作风。《计生办主任》中所牵扯的问题与前者相同，作者旨在指向的都是政策落实问题与基层干部的工作办法问题，在这类问题的叙述中充分将社区生活的民情展示了出来。

　　这一系列以湖湘农村与城镇为生活背景的题材小说，都是作者对城乡发展问题的细腻视察，作者不仅关注现实民情问题，更关注到了城乡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域人民群体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境况。从小说主题层面上来分析，小说与湖湘文化相联结的，是作者观照城乡发展，农村与城镇居民的现实境遇与幽微心理的基本感知与理性思考。

　　三、 人性表达：道德伦理秩序的坚守与溃散

　　湘俗与民情是阿良小说的文化背景与文本铺垫，二者是叙事文本的一部分，最终阿良小说作品集所整体表现的，是关于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是关于普遍人情之间的温情与疏离；是城乡发展两极矛盾夹缝中的顺从与背离，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伦理秩序的坚守与溃败。因此，在阿良的《远方有诗》作品集中，有众多倡导中华优良传统美德的人性之美的作品，这些扎根于中华土壤、沿袭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美德在现今的湖湘农村，甚至是城镇中并没有消失，如善良、勤劳、勇敢、尊老、爱幼、互助、礼义、廉耻、道德，它们都是我们自身文化属性的一部分，成其血液，连其经脉。阿良甚至在小说中还涉及到了中华传统的邻里文化与乡绅文化，表现出趋向中华传统朴素道德伦理秩序以及崇尚自然哲学式的审美形态。

　　从表现人性的真善美层面来看，阿良并不是如十七年文学那样将人物塑造成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即使是塑造为人民服务的基层干部英雄，也多从侧面切入多角度表现人物的真实性面貌，作者更多地是倾向于刻画自然范式的人情美、亲情美、爱情美，尤其是以农村题材为背景的小说，作者的叙事风格浸染着纯粹的乡土情怀，颇为清新自然，富有本土性的和谐的画面感。这一特征最为显著的是《羹砣羹》，不仅在于作者描写的“羹砣羹”作为湖湘农村的传统冬至美食，它的制作过程给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本土地域风味，而且在于作者塑造的叶小惠这一女主人公的形象，叶小惠作为农村留守妇女，有着许多中华传统美德的美好品质，虽然她存在欲望本能与道德秩序冲突的一面，但她最终守住了传统道德的底线，这种坚守与回归传统道德的过程更深刻地体现了作者向往原始乡土情怀的趋向性，加之作者对其他人物形象所赋予的高尚品质，如树林老师、树林老师爱人、奶奶、石杞，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十分高尚的人格品质，因此整个故事呈现出疏离世事的理想状态，偏向于作者理想化的、纯粹性的乡土情怀作品。《欢欢喜喜过大年》与《微信问好》这两部作品，更多是侧重于叙述城乡人群相处的人情美，表现的是人物勤劳、善良、尊老的优良传统道德品质。《远方有诗》与《雷公山》与之前探讨的作品不同，这两部作品是刻画基层干部英雄的作品，作者并没有对作品中为人民牺牲的英雄人物做出任何评价，只是让故事直接展开，或是以第三人称视角对其他人物做关于主人公的采访来表现他们的英雄壮举和悲烈事迹，这种叙事方式使故事的结尾都带有无声的窒息感，人性的真善美、道德与责任从而自然体现了出来。

　　而从表现人性的假丑恶来看，作者阿良通过描写城镇与乡村人物的品质丧失，表现出了对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秩序破坏和泯灭的扼腕与叹息。中华正统文化精神的根基，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即“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等等道德文化理念，但在阿良的笔下，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这些道德文化也存在正在丧失的境况。在《鄢驼子的后事》一文中，鄢驼子的两个儿子在城镇当官后，当他们开车轧死村民的鸡时，“丢下二百元一溜烟跑了”[④]，当要出钱给村里修路时，他们竟以国家代表他们出钱为由不捐献一分钱给乡镇，导致父亲鄢驼子的邻里关系越来越差，最终两个儿子因贪污坐牢父亲的后事无人安排。《暖寿酒》中的道德丧失情形如出一辙，而《野味》所描写的情况更引人深思，姜五爹原是山里的护林员，最终没有抵挡得住经济利益反而成为了自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者，小说结尾写道：“姜五爹的心像是被谁掏空了”[⑤]，就像是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人与自然和谐秩序被破坏的象征，道德竟空无，那么人心自然就空无了。阿良在这些作品里点明了人心与道德丢失的结局，在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其积极意义。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这里的“浮士德”则指代一种民族集体人格，是民族集体文化的象征，人格只是将这种文化表现出来了。阿良小说中湘俗民情与人性表达的关系也是如此，湖湘地理与风俗逐步形成了地域性的民情，灌溉了具有中华传统道德美德的人性真善美，湘俗民情就是阿良小说中人性表达的文化本土背景，通过这种故事的叙写和建构，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在阿良笔下显现了人性的光辉色彩与时代变迁下的发展变化。就《远方有诗》这部小说作品集而言，这部作品充满了湖湘人情美和人文乡土情怀，以及对中华朴素道德伦理秩序的思辨与映射。

　　【作者简介】

　　聂茂，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小说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鲁迅文学奖评委等。出版各类文学作品40余部。2018年推出《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7大卷、300余万字书系。2019年推出万行长诗《共和国英雄》。多部著作被译介到国外。

　　李馨然，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方向的硕士生。

　　[①]阿良著.远方有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0，187

　　[②]阿良著.远方有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0，2

　　[③]阿良著.远方有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0，146

　　[④]阿良著.远方有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0，22

　　[⑤]阿良著.远方有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