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纪红建《乡村国是》

 

　　脱胎于新闻的报告文学，既具有新闻的特性，也具有文学的特征，然而无论是新闻性还是文学性，都不是报告文学的创作目的。因为这些特性只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只有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报告才是报告文学的目的本身”[1]。由此可见，报告文学承担着很强的社会职能。创作者唯有带着突出的问题意识，亲身参与并切实触摸真实的社会现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具有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报告文学作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优秀的报告文学始终感应时代脉搏，以其扎实直接的文字参与时代浪潮。自1978年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伊始，四十年间不断涌现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是作家们以其炽热的社会参与意识进行创作的产物，是富有责任感的主人翁精神与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共频共振的产物。

　　文艺来源于生活，而报告文学受其文体特征影响，更是需要直接扎根于现实土壤，扶贫事业恰好为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1980年代中期，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由此进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从2000年到2019年底，仅出版的扶贫报告文学单行本便有120余部[2]。其中，《乡村国是》是一部突出的优秀作品。作者纪红建历时两年多深入扶贫现场调查采访，足迹遍布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个县(区、县级市)的202个村庄，带回了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在此基础上耗时8个月进行创作。这部坚实的纪实文学被学者誉为“全景式地描写共和国脱贫攻坚的鲜有佳作”[3]，并凭借其扎实的笔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和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

　　在报告文学业内，有“七分题材三分文”的说法，选题本身便蕴有强大的审美意识，正如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说的那样：“没有好的题材，所谓的审美再好，也起不到重要作用。”[4]“扶贫”是时下热点题材，也是一个严肃题材，由于主题的庄严性，它存在着较多艺术上的禁区[5]。因此如何把这个“硬题材”以合理却不逾矩的文学手法艺术化，如何在不损害其真实性的前提下将其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是每一个接触这类题材的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纪红建在下笔之前也曾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受，他不想“进行所谓‘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不想写大话、空话、套话”，“想通过贫困乡村这个小窗口反映党和国家的扶贫战略”，并“通过‘精神’二字理顺全文脉络”[6]。事实证明《乡村国是》基本实现了作者的期待。扶贫题材自身携带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决定了这部由“小村落”窥“大国是”的纪实作品与生俱来带有鲜明的政治文化气质。《乡村国是》文本的主要叙事视点立足于民间，在叙事过程中不断穿插进国家政策和国家话语，最终落脚点旨在传达一种社会层面上的国家宏愿。通过《乡村国是》中罗列的数据、具体政策以及大量口述实录，一个个真实立体的中国扶贫故事得以被展现在读者面前，看似飘渺不可触摸的政治文化得以被具象化为雄伟壮阔的“力与美”，借以作者诚恳扎实的文字，给读者带来温暖内心与灵魂的力量。

 

　　一、“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传统

　　贫困，是存在于整个人类进程中的重大命题。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7]我国古代诗文中便不乏关于贫困的描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白居易《卖炭翁》)“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颜仁郁《农家诗》) ……心忧天下、“穷年忧黎元”的诗人，秉持“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精神，写下了许多“悯农”题材的诗文。透过这些现实主义的诗文，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贫苦人们艰辛的生活。而在21世纪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对伟大壮丽的扶贫景观进行真实的记录。

　　“‘非虚构性’是‘非虚构写作’最根本的艺术审美要素，也是它与诗歌、小说、戏剧等之间的本质区别。对社会现实与历史资料等进行真实而准确的甄别、筛选、描述和表达，是‘非虚构写作’的关键所在。”[8]《乡村国是》作为一部社会题材的报告文学，也作为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以真实为根基，续接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它的产生，不仅依靠作者坚实的笔力，还依靠作者丈量了大半个中国的“脚力”。如同作家李延国所言“作者好比一口钟，他接受着时代的撞击，发出着自己的声音。”[9]纪红建通过亲身实地进入扶贫村庄，获得第一手采访资料，感受历史时代对自己的“撞击”，再对材料进行甄选、加工和打磨，选择合适的口述实录、数据和历史文献，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书写成文，“用自己的声波去震动时代”。如在第一章第三节“乌蒙山的石头开花了”中，作者通过与贵州毕节市扶贫办副主任刘敬东的大量对话，并列举数据和历史政策，将恶劣生态环境下老百姓的血泪史和奋斗史生动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写毕节曾经的石漠化情况：“全区耕地总面积将近有30%‘挂在’25度以上的陡坡上。过去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支配下，片面强调抓粮，提出‘向荒山要粮’‘大搞人造小平原’‘青石板上夺高产’等违背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口号，到1988年毕节的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5.7%锐减到5.6%……1956年(土壤流失量)是533吨，1961年是657吨，1979年是758吨……”[10]这些真实数据和历史政策体现了文字背后作者的理性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此外，作者还在文中将刘子富1985年写下的报道《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附在了文中，如他自己所言：“我之所以要把这个报道一字不落地抄下来，除了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外，还有就是它充满真情与赤诚”[11]，正是因为这份真情与赤诚，刘子富才会写下这样真实有力的报道急电中央，促使国务院批准同意建立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级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而也正是因为这份为民为国的真情与赤诚，纪红建甄别并选用了这些材料，秉持着现实主义精神，毫不回避地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将真实而又艰难的扶贫景观展现在读者面前。“真正的文学只能是那些深入而准确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学”[12]，《乡村国是》作为一部写实的报告文学作品，书写的正是当下的社会和人生。

　　虽然这是一部反映时代面貌的主旋律作品，但文中并非纯粹的歌颂和赞美，字里行间时常可见作者深根于时代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体现在对一些饱含采访对象忧思的材料的选取上，如在第三章第三节“路有荆棘”中，作者采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将罐子村刘志勇的忧思照搬纸面：“中央画了很大一块饼，地方说得天花乱坠，但就是接不了地气。”[13]真实具体的民间语言见证了扶贫的艰难和问题重重，成为对社会问题的微观显示。另外，刘志勇的“诉说”也增添了文本的厚重和丰盈，使得作品具有直接深入的报告性。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作者富有社会参与感的议论性话语中。如在叙述完对刘志勇的采访后，作者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确实，精准扶贫需要秉持理性原则，扶贫干部应少些主观臆断，多些理性分析……不能因为扶贫是当前重任，就一哄而上、迫不及待、轰轰烈烈地搞文山会海、重复调研……”[14]作者以积极主动、现场直击式的介入姿态，写下饱含个性和主体意识的政论性语言，体现了文本在写实之外的人文性意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人文性意蕴正是对“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接续。富含个人哲思的理性思考正是作者对社会现实一腔热忱的集中体现，在实现了国家话语与个人话语的有机统一的同时，也使得“创作主体的介入姿态呈现出强烈的目的性”[15]，从而为文本增添了鲜明的问题意识。

 

　　二、时代镜像中的力与美

　　相比于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是“内容”大于“形式”的文学样式。真实可信的内容是报告文学的重要根基，正如捷克报告文学家基希所言：“在为了作品的艺术性而从事各种努力之际，必须显示出真实性——完全是真实的东西这一点不可。”[16]而报告文学的艺术性和文学性实际上也就是这些真实内容的“存在与外延”[17]，李炳银曾说：“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更多地不表现在创造上，而反映在组织表现的方式方法上。”“材料就是这么多,看你如何组织它。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有了米，就看作家是不是巧妇，手艺如何了。”[18]

　　同样，《乡村国是》的文学艺术性也体现在其材料的选取和组织上，纵观整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并未使用最常用的按照采访时间顺序组织材料的方式，也未使用其他扶贫报告文学常用的以扶贫类型、扶贫地域来谋篇布局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内在的精神逻辑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超越了具体的文字，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中蕴藏着作家对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19]《乡村国是》文本内层中包含的精神逻辑既来源于作者对实地民情的真实体察和对国家相关方针的个人理解，也来源于从小在乡间对民生困苦的观察和体认，还来源于作为一个军人的忠诚和作为一个作家的敏锐。全文起笔雄健，从“大国情怀”入手，开局壮阔，将“贫困”这一命题放置于全球化视野中，再逐渐由高空俯冲，将镜头聚焦于三十年来中国土地上的扶贫攻坚事业。主体部分章节则选取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扶贫故事进行讲述，文中既表达忧心与艰难，也表达希望和收获。结尾从“没有国界的事业”收笔，再次将视野从中国移转向世界，“迅速从个体局部的扶贫中升华出来”[20]，气势磅礴宏阔，展现出雄伟的力与美。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凯瑞·布朗(Kerry Brown)认为，成功的中国故事是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的故事，是一个信仰团体的故事，是道德正义的故事。[21]《乡村国是》中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它在展现中国扶贫工作的胜利成果的同时，也将中国人民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体现出来，展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智慧与能量、信仰与信心。文中特地选取了具有斗争精神和拼搏意识的扶贫材料，将其合为一章，并拟了一个天问般的标题“真是上帝的弃地吗”。这一章第一节“大山深处桃花源”写的是广西省陇雅屯的故事，在这座被喀斯特大山环绕的小村落，“耕地夹石缝，房建石头堆”，改革开放十余年来，年人均收入仅200多块，贫困率在70%以上，为了带领乡亲们走出贫困的深渊，村支部副书记吴天来带领村民们修通了44.8公里的环村公路和近100公里的环屯路，村口的石碑上赫然写着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为了生存，永不放弃”，而这八个字正是对章节标题“真是上帝的弃地吗”的回答。此外，在该章第二节“从大关到麻怀”中，写到大关村何元亮为求生存带领村民们人工造田，“为造田，大关人节衣缩食……甚至连老人的棺木都卖了。实在没钱买炸药，乡亲们就自制土炸药，连土炸药也搞不起的人家，只得上山砍柴，堆在石头上烧，烧红了石头再用冷水浇，石头裂缝了，再用钢钎插进去撬。”[22]“为造田，大关人付出了生命、青春和血汗。”[23]村民王明光为造田右眼被炸瞎，左手被炸掉三个手指头；村民王明华没钱买炸药，夫妻俩就用火烧石头、再浇冷水……造出了三分“火烧田”。作者将造田、修路的细节一一描写出来，深刻书写了扶贫之路上艰深的苦难景观，展现出基层扶贫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与天斗，与地斗”的拼搏精神。“欲了解异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24]同理，要想了解中国几十年来的扶贫之路，绝不能仅仅看出台的法律政策，而应当走至当事人面前，听取最为鲜活的百姓声音。作者将目光投掷于一个个真实的血肉之躯上，通过对具体生命经验的刻画，将“扶贫”这个看似宏大的概念逐渐具象化——“扶贫”这座壮观的长城由无数个历经磨难与挫折的生命建构而成，凝聚着一代代扶贫工作者的血与泪，凝聚着他们的失望、艰难和苦难的过去，也凝聚着他们的拼搏、希望和无法比拟的未来。而对这些“血泪史”材料的关注，为《乡村国是》这部作品涂抹上了一层沉重肃穆的色彩，使得文本呈现出壮阔、雄伟、明亮的审美特质。

 

　　三、“复调”的公共性写作

　　任何一种写作都包含着作者对特定事物相关信息的接受和阐释[25]。报告文学由于自身携带的社会属性，注定了它的题材是面向社会和公众的，写作也需要具有社会性和公共属性。因此《乡村国是》不能像小说那样，为了塑造典型人物，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对于报告文学而言，首先需遵循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文体属性。在《乡村国是》中，便体现在文本中话语的真实性和丰富性，文本中既有官方政策的声音，也有作者主观的声音，更有大量真实的民间声音作为写作的根基。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每个主人公都是永不完结的对话中的一种声音和立场，而不同的视点彼此联系在一个复杂的、多声的统一体中，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构成“复调”。[26]纪红建在创作中对乡村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企业家、社会志愿者等不同人物声音进行选取，在建立典型人物群像的同时，完成了叙事的“复调”，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多声的“扶贫统一体”。这种对客观声音的呈现，把判断的权利交给了读者，“从而拥有扩大理解的公共性，实现广泛阅读的写作特质”[27]，也满足了多元的期待视野。

　　“如果说‘个人视角’是‘非虚构写作’表达的途径，那么，‘民间诉求’则可视作‘非虚构写作’言说的目的。”[28]纵观《乡村国是》，文本中的主要视角是作者“我”的个人视角，读者跟随着作者的声音，与“我”的情绪、“我”的判断和“我”的观点不期而遇，并在此两相碰撞的过程中，激发读者自我思考的本能[29]。“我”的声音像是这场壮阔“和声”的指挥家和引领者，而在“和声”中声音最大的、作为“基座”的声音，则是民间的声音。以第一章第二节“蓝色的祈祷，绿色的希望”为例，开篇首句为“西海固，一个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干涩、炽烈、坚硬的名字”[30]，这是以作者的主观感受入手，作者表达自己的感想并作出个人化的预判，接着在进行介入式写作的同时引入官方资料，“……我在固原市统计局提供的相关材料中查到：在开展退耕还林还草之前的1999年，固原市牧草面积只有84万亩……”[31]这是文本中的第二个话语角度——官方话语。然后，便是民间话语的进入，一方面体现在“我”与“民间声音”的直接对话中，“我与固原市彭阳县扶贫办副主任赵金平一起去孟塬乡双树村采访的路上……当过多年乡镇干部的扶贫干部一个劲地告诉我说：‘你看，现在到处都是绿色，那都是树木花草，许多还是有高经济价值的树种和花草呢。’”[32]鲜活的真实口述以白纸黑字的笔录形式被记载下来，浑厚有力的民间声音体现了作者对民间诉求的关注，它们或许不够精致，缺乏讲述的艺术性，但它们足够真实。除此之外，民间话语还体现在作者对“民间声音”的转述中，例如在叙述海原的贫困历史时所言：“(田股长)在向我讲述现在的扶贫情况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说起过去的贫困，我也用了很长的篇幅进行描述，或许这会破坏整个行文的流畅性，但我觉得这种牺牲很有必要。田股长告诉我说，他1960年出生于海原县李旺镇团庄村……”[33]对于报告文学而言，形式永远服务于内容，一定的行文流畅性需为庞杂深厚的内容让路。而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转述，在表达民间声音这一过程中，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逐渐隐去，民间百姓则在真正意义上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扶贫故事的讲述者，而扶贫故事也正应由这些亲历者们来讲述。

　　与此同时，“民间声音”来源于不同类型的人们。纪红建从现实主义美学出发，塑造了一大批在扶贫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时代新人和典型人物。其中，既有任劳任怨的扶贫工作者，也有不懈奋斗、努力脱贫的贫困户，还有各方自愿投入扶贫事业的企业家、社会志愿者等。扶贫干部是《乡村国是》着重塑造的形象，作者选取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口述，对其恪尽职守、不求回报的形象进行深入刻画。如将一生都奉献给村里、第一个带领海雀村向贫困宣战的老支书文朝荣；把自己当作男人使、带领乡亲们挖隧道修路的邓迎香，等等。对于贫困户，作者则将笔墨聚焦在其主动脱贫的强韧愿望和坚强品质上，如主动回到大山、和父亲一起养蜂致富的大学毕业生陈泽恩；因妻子患病重新返贫、又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脱贫的李国成。这些个性分明、充满中国式正能量的典型人物，展现出宏大时代环境下历史群体的磅礴力量。这些音调各异的声音最终汇聚成气势雄浑的和声，谱成一首来自中国的赞歌。个人声音得以聚合，得以交流，并最终转化为一份共同的声音和记忆，由此“‘粉末’与‘碎片’得以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34]这些共同的声音所凝合而成的关于扶贫事业的共同回忆，将成为后人去承接并承担这段历史记忆的重要途经。在这一维度上，《乡村国是》借助“复调”的公共性写作，实现了文本的“集体审美性和文化共享性特质”[35]。

　　《乡村国是》书写的扶贫攻坚故事，是一个具有“积极愿景的未来”[36]的中国故事，表现了国家战略的历史性成就，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坚强勇敢、砥砺前行的不屈精神，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和时代的厚重感。作者凭借坚实的“笔力”和扎实的“脚力”，创作出了这部饱含泥土清香和血汗分量的纪实文学。“钟情于现实的人，才能得到现实的回报”[37]，作者纪红建对深山间第一线扶贫现实的钟情，同样得到了来自深山的回报。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扶贫故事得以被一一具象化在读者面前，片段式的个人记忆得以转化为公共记忆，并最终作为一份有力的历史见证流传下来。这首由众多声音共同谱写的共和国赞歌，如作者所期待发出了明亮动人的声音，给读者带来温暖人心的力量，同时生成了雄伟沉穆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李炳银:《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及发展演变》，《当代文坛》，1990年第5期。

　　[2]申旗,罗宗宇：《扶贫攻坚的艺术报告——21 世纪扶贫报告文学简论》，《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178-183页。

　　[3]黄承伟：《<乡村国是>：脱贫攻坚战中精神与智慧的文学呈现》，《中国扶贫》，2017年第22期。

　　[4]何建明,丁晓原：《何来今天的蔚为壮观——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文艺报》，2021年6月30日。

　　[5]卓今：《扶贫人英雄传——评长篇非虚构作品<扶贫志>》，《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6期，92-99页。

　　[6][10][11][13][14][22][23][30][31][32][33]纪红建：《乡村国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 407页，第70页，第73页，第192页，第194页，第116页，第116页，第44页，第48页，第48页，第164页。

　　[7]学习中国：《听习近平讲中华民族贫困斗争史》，http://www.bjsupervision.gov.cn/ttxw/202103/t20210308_73068.html。

　　[8][28][29][35]沈闪：《碰撞与呈现: 新世纪中国“非虚构写作”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2019年。

　　[9][12][16][17][18][37]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第59页，第24页，第47页，第47页，第109页。

　　[15]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19]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20]胡艳琳：《仰观俯察深情冷眼中的小乡村大国是——评纪红建<乡村国是>》,《文艺论坛》，2020年第4期，110-118页。

　　[21][36]凯瑞·布朗,刘文卿：《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与中国故事——访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凯瑞·布朗教授[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1-8页。

　　[24]瞿秋白：《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79页。

　　[25][26][27]李亚祺：《非虚构写作与写作的公共性》，《创作评谭》，2020年第5期，45-48。

　　[34]章诒和：《伤今念昔,恨煞子规啼》，《往事微痕》，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