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场荒谬的雨!”

　　人群中跌撞出一声喟叹。声音有些熟悉，当我扭头去找Q君时，他的背影在病区的走廊消失了。而他们，那些拥有相同表情的脸上，嘴并没张开。

　　雨声喧烈，我耳畔就一直盘旋着更尖细的嗡嗡嘤嘤，他们的嘴仍一直紧闭。如果不是这些病人的窃窃私语，那就是我的耳朵或眼睛出了故障。眼皮底下的声语，竟然找不到来源，或者我就是“荒谬”的。一走进双重防盗门隔离的病区，我就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模糊的“荒谬”气势汹汹地奔袭而来。

　　大雨也气势汹汹，就这样把我们阻隔在这座远郊的医院里。说是远郊，却是大张旗鼓建起来的工业园，有城市气象，入眼的是一片片水泥森林一条条水泥大道。这又是与城市森林差异度大，空旷，萧索，清寂，门可罗雀。一排排围墙圈砌起来的院落，或大或小，有高有矮。墙内风景各异，有的荒草萋萋死寂沉沉；有的钢构厂房耸立，刷着安全生产四个蓝漆大字，半空中摇摆不定的几根细烟囱吐出滚滚浓烟；更多的是几栋空置建筑，又瘦又窄，倔强地矗立着，像几棵被驱逐出林子的树。

　　几只飞鸟悄立积着厚厚尘灰的窗棂上，你我瞻对，踩下几枚孤独的脚印。

　　医院“委身”于其中的一座院子。院子原来的设计已在一张纸上凋萎，也无人提及胎死腹中的蓝图，院长老张和几个合伙人买下它，稍施改造，厂房就隔成了病房。在医疗系统干了几十年的老张，拿出A4纸刷刷几分钟，空旷的区域就划分成——挂了台电视机的活动室兼餐厅、治疗室、强制隔离室、急救室、若干三人间病房。它摇身变成了工业园里的异类。外观上并看不出差别，如果不是事先打听清楚，很难有人会想到这是座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图纸上轰鸣的机声，在这里变成晨间爆发的嚎叫、连绵不绝的哀哭、流离四所的泣诉。听说挂牌那天，很多当地和外地的病人像探亲戚一样地走进了这里。

　　穿过水泥森林往外走，阡陌式的水泥公路，伸向那些叫“远方”的地方。住在医院里的人，也都是从“远方”来的。老张摸准了病人家属“掩耳盗铃”的心理，他们既希望病人得到有效治疗，又不愿太过声张，最好就像是一趟出门远行。

　　我找过来的时候，还是大太阳天，走走停停，道路愈加发白刺眼，不见尽头，让人有置身沙漠口渴难耐而升起的晕眩之感。工业园西边近山的那一侧，山势连绵，山影嵯峨，背阴处散乱幽明，但总归算得上是一丘丘禾田。禾田里的水稻长势从来都是颓废的，也许荒芜多年没结出过一颗稻谷。人们不太关注这些禾田的四季和收成，但都会顺着差强人意的山林，让目光爬上山顶。

　　山那边，我瞻望过好多次，却尚未去过。

　　Q君逮着我的目光，像是抓到我的心思，别了一下头，语气湿黏黏地说：“山那边，还是山。”我望了一眼老张，从我来到这里，他一直是脸挂很浅的微笑，与他们有着区别的微笑。我也尴尬地抽搐一下，朝他眼睛的“篮筐”里投球般投去笑容。

　　Q君大方地走到19号病床旁，向后转，抬腿，侧身，硬梆梆地躺下来。我真是担心他闪了腰，他却大大咧咧，执意要向前来看望他的我表演肚皮舞。过去他身材偏瘦，热天裸着上身喝酒时，肋骨根根清晰可触，而今他明显发福，并不是人到中年的败局，老张低声说，常年吃药的结果，药里面有激素。我问，有没有激素的药没有?老张翕动翕动鼻子，在“有”或“没有”的答案里跳来跳去，颇费了些时间后摇了摇头。

　　掀开蓝竖条病服，Q君鼓胀起的肚皮上居然画了一双红眼黑眉，颜色淡了些，但轮廓惹人发笑。他运气丹田，把肚皮这张脸拉成一面圆鼓，又憋足气，把脸拉长，随着他肢体打出的节拍，“眉”和“眼”一蹦一跳，肚脐眼打扮成的“嘴”一开一阖。不知他何时学会了这一招，他的表演像模像样。Q君就有了两张脸，平时给人看见的那张脸是表情冷漠的，另一张藏在衣服之下的“肚皮脸”却喜怒哀乐，情绪茂盛。或者是，他让肚子成了一面哈哈镜，把他们这群观者的脸，照成他们想要的夸张模样。

　　听说Q君在表演，他的病友们呼啦之间一拥而至，把病房围了个水泄不通。我扫视一圈，像看到花果林里簇在一根根枝上的数个花苞。哈哈大笑者，木讷者，故作惊奇者，苦大愁深者……众生相琳琅，唯有Q君不动声色。每一具身体上浓重的汗味也悄然绽放，我缩了缩鼻子，赶紧往外吐纳。人群中没有人在意我的抽身离开，就像大家也没在意这场荒谬的雨是何时到来的。

　　雨声大作，也没有人伸头去窗外探望天气的遽变。一大群人挤进了Q君的病房，活动室和走廊显得空空荡荡，几个袖手无事的病人走来走去，眼睛直盯着虚无的前方。但老张说，幻视的病人，盯一个地方时间长了，能看到常人想象不到的景象。我突然有些嫉妒，整天能看不同的景象，想看什么顺着一个念头就看到了，这不是一种奇妙的生活吗?老张像洞察我的心事，立即补充，你不知道他们的痛苦，是那种每时每刻都要搏斗的痛苦。是“看见”闯的祸和罪过?

　　观看的秩序是井然的。他们鸦雀无声，唯有眼神交流各自心声。我诧异于这种秩序，是老张这位精悍的院长训练出来的，还是那些有激素的药物在他们的头脑中规化而成。例外的是，一个瘦骨伶仃的青年跳将出来，一本正经地绕着观者的内圈，俨然他是这秩序的维护者。他腰板笔直，面颊两侧爆出几颗红得发紫的青春痘，竹竿般的细长腿踱出的方步歪歪斜斜，一只手在他的同伴面前挥舞，但没有人搭理他。他像空气，他在他们面前就是空气。老张还花团锦簇地站立人群中央，笑眯眯的，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我早已暗中注意到，他们也都真像孩子似的，在老张这位“父亲”面前讨好表现。他们希冀得到哪种奖励，也许这奖励只是老张的一个微笑一个温柔的眼神。

　　青年走动的时候身体是歪斜的，左膝像是身体拄着一根不属于自己的棍子。我原先以为“歪斜”做怪是他的幽默，后来才察觉出他的异样。老张熟悉每一个“孩子”的来历——青年高中未毕业入伍边境武警部队，某一天突然从三楼飞身而下，他要摔死给他的战友看。性情上的孤僻不合总让他质疑战友的严苛与玩笑，从口角、殴斗，最终激化为自杀。部队后来把多处骨折尤其是左膝粉碎性骨折的他送回农村，给了一笔丰厚的退伍金，声称他的精神状态已不适合留在部队。素来寡言的青年更加沉默，他的母亲耻于承认，逢人便说，是部队的战友欺负他，把他逼出了精神问题。人生一旦破了窟窿，就再也回不到原貌了。老张这么说，并做出个手势，似乎要把空气戳个窟窿。青年和我的朋友Q君都成了老张医院的常客，在不同数字的床位之间玩着身份交换游戏，但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

　　“连死的勇气都有，一个人还需要跟这世界说什么呢?”

　　这是Q君跟我们喝酒时说过的一句话。那时我们年轻，他是能饮者，一喝多就成了哲学家。我们喝了酒总有奇谈谬论，或唏嘘人间悲剧。有一回Q君说起镇上刚死去的一个中年女人，不知从哪一年始患上一种奇怪的病，从她腹部的右侧长出一大块肉团，肉团颜色紫殷殷的，薄薄的一片皮肉很坚韧地兜着它，像腊月里家户挂在外面晾风的灌腊肠，看上去很漂亮。她年轻时也算是个标致的女人，但家道不好，父母早逝，又辛苦抚养带大三个弟妹，找了个四川籍丈夫在搬运社工作，经年累月把腰累成痨伤，稍加负重就咳出一口浓痰，痰里夹杂着缠绕的血丝。我记得那几年女人越来越憔悴凹陷，却无故长出个肉团。Q君说，像发酵的面团，越来越肿大。你难以想象一个骨瘦如柴的人身上悬挂着一团瘤状的肉，在衣服下凸起而步履缓慢的姿势。听说有一段她日子还搭车去县城乞讨，把那骇人的肉团露在外面，向路人走过的半空中伸出蜘蛛般枯瘦的手脚。她后来终于是狠了狠心自杀了，趁着丈夫回老家，喝下一瓶剧毒杀虫药。Q君起了头，我们就开始谈论女人身上长的那块脂肪瘤。脂肪瘤这个名词是从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同学嘴里言词确凿地说出来的。他说，脂肪细胞原本扮演着身体储藏室的角色，它效忠身体时，丰富的脂肪细胞游弋在骨头与肌肉之间，人的皮肤就会光滑细嫩，胖人要比瘦人更能耐寒忍饿。一旦叛变，脂肪细胞所包含的黄色油球，只顾把脂肪储存起来却与身体内的领导者对抗，不再去为身体的需要效忠，而变成一颗癌细胞，那身体的噩运就随之拉开帷幕。

　　“人的表皮之下集结着十亿脂肪细胞，谁能保证它一生忠心吗?”

　　“脂肪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会成为虚无的存在，就像脂肪瘤越长越大，人却被它折磨死去。”

　　“像富人，缺少慷慨、大度的品性，对穷人都是无益的。”

　　当Q君与医科生交锋着思想，争议着身体的复杂组织，打着富人穷人的比方去总结人的宿命时，他只是个乡镇中学的地理老师，每天都要经过女人家门口并看见那团肉瘤的存在。他肯定为女人的死伤心过、哀悼过，但游离在外的我们不会有那种强烈的痛楚。痛楚之后，依然要站在讲台上的Q君，每天继续在地球仪上周游世界，探测地球的深度、某块陆地或海洋的经纬，暖湿气流在空中如何相遇，地貌在时光里不为人察的变异。我更钦佩他历史知识的渊博，对每一次历史事件前因后果的洞察，历史拐点带给世界的复杂变化，从野史中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的荒诞性。我们是从少年进入青年时代相识并缔结的深厚情谊，他虚长两岁，却给过我们很多书本世界的刺激。我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书信，他陬居乡野，生活的寡淡，某一天迸发的惊喜，以书写的方式游弋到我身边。他喜欢上学生中一个特别聪慧漂亮的女孩，暗中支持她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他信心百倍学习英语准备考研，以期离开穷乡僻壤；他读完我寄给他的《万历十五年》，然后在按捺不住的失眠中召唤灵感……这些努力后来都找不见踪迹或中途夭折。就像那些纸页发黄字迹闪烁的信函，是被我捆成一札废弃物送给了楼下的废品收集者，还是连同某个夜晚一起持烛烬之，都已下落不明。

　　我和那些与Q君相好的三五朋友都走到了城市的角落安身立命，起初我们还岁末节假汇聚镇上相谈甚欢，还不依不挠地勾织理想，而不屑现实于一顾。Q君总是斗志昂扬的那一个，这是我所发现我们之间的差异。在面对现实的种种困扰时，我永远都缺少他那种正面强攻的勇气，而选择迂回闪避的方式绕道。绕道者有绕道的侥幸，强攻者会遇到攻不下的挫败。此去经年的信息渐渐发达，交流却陷进风蚀地带，我听到的关于他的现状，都戴着一副灰色的面具。大概是考研路上的三番折戟，来自学校领导同事和乡邻的冷嘲热讽，爱情的挫折，婚姻的无望，青春和世俗繁衍的重重矛盾，把他推向一个个酗酒之夜。即使是我们岁末年初凑拢来的难得相聚，喧闹之中，他却成了最孤单最容易醉倒的一个。

　　他们在说，Q君考研影响教学，也不会处好关系，年终没有评优，就跟学校领导闹翻了；他认为是领导有意为难，而且把优秀评给的老师，所教的班级成绩不如他的学生；他抵触学校领导和几位同事的虚伪做派，声称永远不跟形式主义妥协。他们在说，Q君相亲见光死的原因是他嫌弃女方读书少，可又没有本事到县城、市里找一个；他鼓励帮助过的女生远远地躲着他，她的父母向学校投诉他心怀鬼胎。他们又在说，风水先生哪一年就断言，Q君家的祖坟埋在水凹洼，地势低，一下暴雨就淹了，后代要往上爬高一点都是白费力气。躲在背后议论的他们，是那些他曾经的学生、同事，熟悉的乡邻、亲人，也有他最愿意相聚而终远离的三五好友。医科生伙伴预见性地说，Q君有陷入人生荒谬之预兆!

　　我们没有人去设身处地想过，有一天，Q君的荒谬真的撞向现实这堵墙。对他而言，既清晰又难以驯服的荒谬，是何时潜入他的生活，又是怎样生根开花。

　　Q君终于在谶言里出事了，他先在办公室里朝左腕上割了一刀，送作业的科代表发现后吓得啊哇呜呀地大叫。几个月后，他又拿同一把削铅笔的刀片在教室里朝左腕割了第二刀、第三刀，当时学生正在埋头复习迎考，Q君端坐讲台，面前的课本被风吹出细簌细簌的微响，坐前排的一个学生，突然看到地上一条红色的蚯蚓蜿蜒而至，爬到了自己的鞋底下，也许这个调皮的学生还萌生了捡起蚯蚓吓吓女生的念头，但他发现他的脚没法翻转蚯蚓的身体，而他的目光稍稍抬起，他看到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蚯蚓，是从老师的身体里爬出来的。Q君再一次从死亡中幸免，他曾经的理性在面对心灵的呐喊时变得一筹莫展。他怕疼，手软发抖，不敢用旧了的钝刀片使大力，在刀口嗞嗞拉开皮肤的裂疼中，他呜呜地落泪。学校领导抓住他的精神异常让学生遭受刺激做文章，认为他已经不合适在教学岗位工作，把他调整去校工办公室，好心的同事怜惜他，让他干最轻松的活，按点敲上课铃下课钟。他错会好意，对同事讥嘲恶语，还一次次随性地把铃声之间的时间拉长缩短。有顽劣的学生，干脆课间把他堵在茶水室，藏起他的敲钟锤，搬来地球仪请教山高水长，搬来历史书争论江山社稷。一些班的师生常常为了上课的时间与钟声的冲突争吵得面红耳赤。他的罪名又添加一条：扰乱教学秩序。结果就是，他没有教室可进，没有钟可敲，这种游手好闲更加深了他的耻辱感。耻辱笼罩着的他开始给乡镇教育组、县教育局市教委写告状信，揭露学校的不公、校长的小集团小金库小裙带，这些控诉最终被上面小而化之。校长还是校长，他却不再是他。他成了某种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破坏者。人人都在背后议论“荒谬”的他。这荒谬在他的呼唤与世界的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中产生，一堵墙垒得越来越高。在学校大刀阔斧的改革之鞭要抽到他身上的关键时刻，那位在砖瓦厂劳碌一辈子的脾气暴躁的父亲，呵斥着哭哭啼啼的文盲妻子，领回儿子，奔波在去医院的路上。

　　三道蚯蚓似的疤痕叠印在手腕上，被他藏进长衣袖里，只在熟睡的时刻被他母亲偷偷抚摸过，他有时也会揭开袖口逗吓妇人怀抱里的婴儿和咿呀咿呀的幼童，然后遭来一片恶毒的骂声和哄笑。大庭广众之下，他那种故作镇定的相遇和貌似安然的无恙，还是会莫明其妙地露馅。他进出医院的次数逐年频繁，码放窗台的药瓶多了起来，他的信口胡言也稍不留神就跑出来。母亲因此信了佛，常常丢下家务去求神拜佛，在人家面前说道哀伤，耿直一生的父亲不信这套，呵斥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大，家里的锅碗瓢盆无故就摔地残缺。他还偏要添乱，还偏要忤逆母亲的愿，去投靠抵临乡野不久的上帝。他早早起床，沿着通往镇外的唯一公路，步行半个小时，钻进新建的基督教堂。他茫然的目光，看着高高耸立的穹顶，贴彩画的窗户，冰冷的石像。他混迹于一群上年纪的老头老太之中，比母亲在神佛前更显虔诚地低头默诵，那些原本积压他脑子里的历史地理知识，一片片落叶般地向细瘦的身体外坠落。信仰这种个人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在他那里不知被什么取代?他的母亲很无奈，在犹疑中许下誓言，若上帝能拯救自己的儿子，她就去信基督。有一天，他遇到教堂里的每一个人，都要质问一个与上帝有关的问题：“为什么他容许这个可怕的世界继续存在下去，他有什么资格为他的独生子作那伟大的宣告；他有什么资格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有什么资格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类的话?”没有谁知道这句话的来处，只有他记得读过的那本书的页码。没有谁能回覆这句话的要义，只有他知道他接下去的言行。

　　他跨着大步，振臂一呼，当着众人的面，把一本崭新的圣经焚毁，火焰在石像下跳动，摇摆着妖娆的身体。燃烧一本圣经远比一次祷告的时间简短，更让人瞠目的是，他张嘴朝石像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在场的十多个教友，表情里流露出揪心般的疼，但没有一个人上前把圣经夺回。这里面有的人，曾经谤议他这样一个过了结婚生子的正当年纪却还单身的人不能进教堂，一个抽烟喝酒觊觎女学生的人不能进教堂。上帝不是爱他的每一个子民吗?他两片嘴唇一吧嗒，就让对方鸦口无言。我们已经无从探究他起初是真正怀着成为一名虔诚基督徒的心愿，还是后来走偏踏上属灵的离经叛道之迢途。终归是那一天，火焰照亮他手腕上的伤痕，红得那么耀眼，仿佛有血液正从“蚯蚓”的身体里往外淌涌。

　　他的此举非但没有让上帝的声誉受损，反而是他病情的反复、言行的漏洞，成为那些教友取笑和佐证“上帝愠怒”的生动教材。好些年过去，我偶然读到小说家张万新写的一首诗的开头几句：“那个人在教堂门前鞭打自己的影子，为了关一扇关好的门。他是我的兄弟，他没有疯，也没有罪。”我立马就悲凉四溢地想起了Q君。

　　从教堂出来，他去过本地和周边省份的几家医院，也有过短暂的治疗，但看不见持久的疗效。有亲友暗中向他父亲兜售，找家私人诊所切掉他的脑白叶质，他会彻底安静下来。他父亲果断地拒绝了他人的怂恿，继续积攒一点钱，再带他去一次医院，直到老迈得再也不能远途跋涉。这两年Q君自己选择了老张的医院“远行度假”，短则一月，长则半年。那些白色的小药片，盐酸苯海素片，海必利片，甲氧氯普胺片，在母亲一以贯之的神佛和被他偶尔惦记起的上帝之外光顾他的日常生活。这些药长期服用所带来的副作用，对肠胃和记忆力的伤害，让他时常变得呆若木鸡。这是对他面貌最恰适不过的形容。他喜欢晚上出门闲荡，可有时连回家的路，都要一条分岔的路口纠结很长时间。他像一辆深夜在野外抛锚的车，风寒霜冻，救援却迟迟不在白昼将近的时刻到来。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可以折叠起来的小骨架，那种我们后来经常会看到的万圣节的装饰品，逝去幽灵的遗物，在他手掌上折叠翻滚。他有时学着，像骨架那样把身体缩起，像小龙虾，仿佛要在外表上发展出一个坚硬的壳。回想起他进教堂的时日，他不是要找一个上帝的国度吗?那壳看上去是可靠的，是可以筑起一个国度的城堡的，但他内心却极度脆弱，那么容易被攻击，他体内的骨架也许干脆是松软的，那些钙质在骨头里逡巡，却缺少有机物质调和，如同没有黏胶的一盘沙砾，永远不能竖立为沙雕。

　　Q君有自杀倾向并付诸实施的那年冬天，我闻之惊骇不已，立即决定动力身去镇上学校的旧宿舍找到他，然后我们乘坐一条小木船，去河洲一的一片荒凉的杉树林散步。杉树林是他那一段日子最热爱的地方。冬天的水杉，光秃秃地抵挡着河面吹来的风，那些掉落的叶子，浅栗色，厚厚地铺在地上，踩在上面软软的，有如身陷泥淖。在这片艽野般的地方，四面空荡，八方来风，冰凉地擦着裸露在外的肌肤。我企图靠近并去打开他内心被隐痛裹着的结。我小心翼翼，又不敢加剧一个在生活中滑落者的痛苦和他悲观厌世的情绪。我挑一些看上去不错的往事，也谈我们在外漂游者的困惑，他回覆以无动于衷的表情。我们走了很远，他终于开口了。

　　“你一定是想比别人更多地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很费解我的这些不可思议是从何而来?”

　　“我几次胆怯赴死，却又还羞耻地活着。”

　　“那些活下去的理由，也是死去的理由。”

　　他就用“活着与死去，都是同一个理由”的哲学回答，拂扫我心头的疑惑，却又让我视野模糊。后来这句话多次影响到我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地球、月亮、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哪一个，怎么转，转多久，从根本上都是无关紧要的。陷入潦倒之境的伽利略，不也曾轻易地放弃他那些坚持的重要的科学真理?

　　杉树林有一段很狭长的路，他走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在纵横之间走了很多个回合，也仿佛是走了无数个昼夜。水杉仿佛生来就此般高挺笔直，我记得他举首望着一只大鸟窝，问我对他打算像柯希莫那样去树上生活的想法有何高见。他竟然想学习17世纪意大利翁布罗萨的那个十二岁的贵族少年，我知道他定是刚读完卡尔维诺的小说。他说，他是正读着《树上的男爵》。他问我，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你不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吗?我迟疑了一下，他就走远了。他的背影看上去像一个无所依托的流放者，他随手捡起一根细枝，抽打着刻在皲裂树干上的记忆。树皮碎屑窸窸飘滑落地，我感觉像是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掉落。我不喜欢看他把现实戳得千疮百孔，把孤独的自己推向更孤独的境地。那一刻，我相信，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压倒一切苦难甚至死亡的东西。那一刻，我对他又多了些与别的朋友之间不同的亲近感，不止于同情与悲悯，而是某种隐约面目的敬意。我宁可相信，他是在展示着我们希望思考却尚未开始思考或最终不会思考的东西。我很想帮他，但我又无奈地想，这世上终究是谁也帮不上谁。

　　从杉树林渡河回来，我上Q君家想顺路看望一下他的父母，却被两位老人热情挽留。他的当烧瓦工的父亲能喝酒会劝酒，我方明白他的酒量是典型的遗传。酒像上了热气的熨斗，把老人常年烧窑炉烤成紫铜色的额头上的皱纹深沟熨拉得平浅了些，而我很快就晕晕乎乎。饭桌上的他思维清晰，言语正常，还劝父亲不要灌我的酒，我身体里暖流四淌，像是回到从前的酒聚上，常常是他护着我帮我挡酒。天黑得早，白天走了很远的路，疲乏得很，加上酒精的催化，我早早被他扶上了他家的客床，还叮嘱我床头搁着杯茶水。半夜里我果然口渴醒来，意外听到门闩拉开的声音和脚步的拖沓声，又看到人影的晃动，我当是便溺者的响动。但好长时间也不见门关上，我把床头的水喝尽再闭上眼竟睡不着了。好奇的我披上衣服走出去，唤了两声Q君的名字，没有回应。到屋外看见廊下的灯昏昏地亮着，Q君喘着短气从黑暗里钻出来，朝光的另一侧暗影里急傻傻地奔去。我压低声音问怎么啦怎么呢?等他前额脖颈湿漉漉地回来，却是略带责备的语气说，你安生睡你的，让那人跑了，今晚是不会再来了。我问他那人是谁他闭嘴不说。他的父亲这时也起了床，低声制止了儿子半夜追人的荒唐之举，语气里没有了早年的暴躁，只有哀求和绝望。他又冲儿子的背影叹息一声，梦和现实总是混淆，未来的日子不知如何到头。我们各自回房，熄灯睡觉。我耳畔回响着一个老人对儿子“日子如何到头”的嗟叹，捱了多久，依旧迷迷糊糊，依旧听到他在另一间房里翻转身体的微微声响，像翻一张已经焦黄的煎饼。

　　我后来逐渐把这个夜晚忘记，偶尔想起时会有恍惚之感，以为那只是一个梦。我是真心想把它当成一个梦。

　　雨声依旧大作，把整栋楼的屋檐遮棚拍打得惊心动魄。病区里的气味追赶着被雨淋湿的风。湿滑，粘黏，很浓的锈味，轻微呕吐物的味，从不清新的衣物里飘散的味。我感到形容它的语词是匮乏而不准确的。表演结束，人群四散，好几个挤到我的身旁，有一个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哪一天进来的，是不是从火星上来的?我苦笑，在这里，他们的任何言语，都可以是一首耐人寻味的诗。Q君不知何时走到我身后，说：“这真是场荒谬的雨!”

　　我望着窗外的雨，雨幕遮挡了远处的世界，只剩一片灰濛濛，转头就只看见走远的Q的背影，就像我们过去的某次相聚后的告别，他走了，我留下来，我也是这些病人中的一个了，我是从那个被问到的“火星”的来处来的。我想起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都市”的称谓，人群聚集那里，许多人，彼此并不相识，密集地共处在同一个空间，不打招呼，不攀谈，每个人各怀心事左顾右盼。空间上的如此近，在沉默无声里又是如此疏远。就像波德莱尔所说，每个人都将自己藏身于人群中，这样的人群又成了坏心、恶行的温床。我们被这温床“滋养”，一不留神就或快或慢地腐烂变质。又或是，我们在水面上瞻望，却看不见水。

　　雨在用餐铃响起时骤然停下了。像听到号令，他们面无表情地排队领受食物。天色在雨幕里尤显凝重，一天即将告别。我也和医院告别，和这一片水泥森林告别。车行至公路的拐弯处，我看见医院藏身的那幢建筑，在臃肿庞大的工业园区，它像极了一棵就被驱逐的孤独的树。差不多十年前，Q君去树上生活的向往，一语成谶。只是他爬上的树是这般一个地方。他和那些被认为是荒谬的人，从我们中间走出来或故意掉队的人，都在这棵树上看着生命之光一明一暗，闪烁，绽放，萎灭，重新燃放，重新萎灭。

　　其实我们都是世间再普通不过的游走者，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的悲剧，我们的悲剧，悲剧人物的忧伤种种，都是荒谬这位主角的重复演出吗?

　　那天的暮色里还有一个场景被我提取。走廊拐角有一处人造天井，雨屑濡湿定定站着的Q君额头的发际线，我看向他，他却把目光瞥向茫茫雨中。那目光里的虚无绷紧力量，仿佛箭在弦上将要射出。可是，等了许久，他闭上眼睛，那箭在锃亮的弦响中最终是射向了自己。他的眼角，冒出两颗圆鼓鼓的泪珠，也许是那荒谬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