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几乎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红色歌曲的歌词源于一首诗歌。

　　它还与雷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几乎没人不知道《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传世经典。当年，也就是《雷锋日记》发表后，《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全国唱响。因为歌词来源于雷锋日记里的一首小诗，因此作为一首雷锋遗诗被传播。其实，拨开历史迷雾，《唱支山歌给党听》并不是雷锋的原创。

　　1960年12月1日，沈阳军区《前进报》首次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摘录发表了《雷锋日记》。当时的标题是《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雷锋同志日记摘抄》。这一天的《前进报》，共摘发了雷锋从1959年8月30日至1960年11月15日的日记15篇，并加了编者按。这是最早刊登在报上的雷锋日记，其中就有一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

　　不久，上海歌舞剧院朱践耳教授在《前进报》上看到了雷锋日记，深受感动，决定把这首“雷锋遗诗”谱曲成歌。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特意把这首诗谱成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并寄给《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歌，并附了“唱法说明”，标题也改成了《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

　　一天，才旦卓玛在校园里突然听到这首歌，一下子被深深吸引，感觉歌词写得非常贴切，很有共鸣，仿佛写到了她心里。于是，才旦卓玛找到声乐教授王品素。

　　当时的少数民族歌手，一般以唱民歌为主，很少唱创作歌曲。王品素就叫才旦卓玛唱着试试。才旦卓玛唱完，王品素便惊喜地看着她。从此，王品素每天都辅导才旦卓玛唱这首歌，纠正她的发音和咬字，到了音乐学院的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果然一鸣惊人。后来，朱践耳听了才旦卓玛的演唱，就主动提出由才旦卓玛演唱这首歌，参加1964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当电台把录制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播放出去后，才旦卓玛和这首歌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到处传唱之后，作曲家朱践耳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想了解素未谋面的歌词作者“蕉萍”。

　　“蕉萍”是谁?有关部门经过多方核查考证，获悉“蕉萍”是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技术员姚筱舟。于是，派人到焦坪煤矿调查了解，得知姚筱舟16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结业后分配在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1951年，他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1953年归国后，转业到陕西商洛石棉厂，之后调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任技术员。

　　姚筱舟每天与矿工一同下井劳作。焦坪煤矿大部分工人解放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窑采过煤，受尽了摧残。在与矿工们的交谈中，工人常常以新比旧，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恩之情，比如，他们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好咱的家。”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姚筱舟常常代他们写家信。其中，一位矿工每次在信的结束语都要这么跟姚筱舟口述：“记住共产党的恩，好好听党的话……”这些话语，深深感染着姚筱舟。

　　1958年一个风雪之夜，姚筱舟一气呵成，写出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用笔名“蕉萍”，发表在陕西省民歌收拾小组编印的《总路线诗传单》第8期上。这首小诗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朱践耳见到后，谱了曲，由才旦卓玛首唱。

　　说到蕉萍与《唱支山歌给党听》，就必须要回头再说到雷锋。

　　1960年1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他顿时就被这首诗真诚质朴的情感打动了，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后的好日子，百感交集。怀着对党的深厚情感，雷锋将这首诗抄在日记本里，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还省略了最后四句。

　　雷锋摘录《唱支山歌给党听》那首小诗时，几处修改可谓点石成金。不过，那毕竟是雷锋抄写在日记本里的一首小诗，而不是他的原创。

　　因此，从1964年起，“蕉萍”被正式署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