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乡：《革命者》一书主要聚焦的是中共早期上海地区的革命历史与革命志士，写这样一部作品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契机?

　　何建明：我写《革命者》和马上就要出版的《雨花台》，除了时代需要，更多的是在参观这些烈士纪念地时，被我们的革命先烈精神与事迹真正感动了。我认为，文学不去关注和重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主流的、最闪耀民族精神光芒的东西，是对文学和人性的失误。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家，40多年来我写过好几部与党史有关的作品，这次我想推出一部不一样的“文学党史”书，用闪耀着共产党人党性和人性光芒的叙事来讲述那段峥嵘岁月。

　　建党初期共产党经历了腥风血雨的严酷斗争与考验，但这部分历史现在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甚至不太珍惜今天的日子。我想通过把建党初期那些年轻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建立一个新中国而付出的代价、所怀揣的那份理想与信仰，及其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悲壮历史讲述给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们听，从当年的共产党人身上学到一些宝贵的精神，从而做好今天的工作。

　　书乡：比起后来的革命胜利，这里面的早期革命者弥漫着浓重的悲剧氛围，一个是他们当时从事的城市革命面临惨痛失败，一个是他们牺牲时都年纪很轻，让人觉得非常惋惜。您怎么认识早期的这些革命者?

　　何建明：共产党走的路一直在探索之中，不知道前面怎么走法，就像上海的一条条弄堂，拐弯抹角，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但这更加了不起，因为革命者就是要流血牺牲，革命者从来不怕献身。

　　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早期缺少经验，走过一些弯路。其实一开始走城市武装斗争道路也有成功，比如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就成功了，但遇到了一些重大挫折，最重要的是没有认清蒋介石的野心，他随后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紧接着顾顺章等叛变事件，让中共组织没办法在上海再立足，很多同志都被出卖了。内部出了问题，这是最可恨可气的，所以现在讲信念教育，意义就在这里。面对挫折共产党一度采取了冒进路线，没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来处理，造成了损失。所以为什么毛泽东伟大，就因为他发现中国和俄国不一样，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书乡：您写到了很多位革命者，有瞿秋白、邓中夏、赵世炎、柔石这些我们熟悉的人物，还有许包野、曹顺标、丁香这些我们不熟悉的人。众多烈士里，您如何去选择书写的对象?

　　何建明：写这样的作品比较难，赵世炎、邓中夏这些必须要写，不能忽略了天空中最闪耀的人物。但我特别关注那些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人，他们身上的品质和故事，特别催人泪下。比如许包野教授，他是哲学法学双博士，化名“保尔”工作，不幸牺牲后，他的妻子等了53年都不知道他死了，连党组织也不知道，1985年才查明“保尔”就是许包野。真是太感动了，所以每当我去到龙华和雨花台，都希望能把他们一一呈现出来，每个人都是一本教科书。

　　《革命者》写了二百多位烈士，在姊妹篇《雨花台》里，我写到1200人，烈士四五百人。还写了两本小书，讲袁咨桐和欧阳立安，他们牺牲时才十六七岁，写出来让我们今天的少年儿童看看。虽然书是有限的，无法呈现所有的人，很多烈士也没有名字，无法探索真实故事，但我有这个愿望，能尽可能还这段历史以应有的地位和形象，他们的事迹一直留在我的脑海当中。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年纪也大了，再不写，以后可能再也没有人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参观纪念馆，这样深挖了。

　　书乡：有人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这些革命者让我们看到，世界上真的有人如此忘我和崇高，为了一项公共事业甚至可以献出生命。这到底是怎样一种信念，能支撑着他们前赴后继地投入进来呢?

　　何建明：当时帝国主义压迫，加上腐朽反动军阀政府，喘不过气来。“五四运动”爆发就是因为在巴黎和会上战胜国分赃，要把德国占领青岛给日本，这使得中国有良心知识分子决心一定要推翻旧政府。血燃烧起来了，生命并不重要，而是一定要实现理想，这是一个特定时代中呈现出来的，今天很难再有那种逼迫感和革命气氛。但今天也会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比如现在美国压迫我们，人们的情绪就起来了。

　　所以今天要不断历练，心中要有爱国主义，没有一点理想，价值观和判断就会出现问题。和平时期这种信念可能会减弱，但正因如此，才要加强学习，知道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人不能丢失太多东西。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了解真实历史，去思考我们今天有什么差异，树立自己的信念，做好自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