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老艺人黄宗英给武汉加油的小视频。虽然已是95岁高龄，可她眼神明亮，说话吐字清晰，精神依然强劲有力。然而，12月14日，在荧屏前活跃了大半辈子，留下了很多经典影视和文学作品的黄宗英，却永远地离开了喜爱她的观众和读者。

　　曾记得40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为创办儿童文学杂志《小溪流》而奔波于京沪之间。一天夜晚，我和《儿童时代》杂志资深编辑苏玉孚刚从著名作家峻青家里出来，流连在繁华的上海街头，看着时间还早，我对老苏说：“我们再去拜访谁呢?”老苏脱口而出：“就去看赵丹、黄宗英吧!”于是，我们来到淮海中路新康花园的一座二层小楼前，老苏说：“到了。”这时，我反倒有些紧张起来了，虽然黄宗英已基本上息影而从事文学创作，可毕竟我们不曾熟悉啊!而且，赵丹名气太大，他们会待见我们吗?“我们这样冒失去，妥不妥?”我问老苏。“有什么不妥，他们两人好着咧!”老苏早已为文学忘记了人间烟火，在他看来，人只要是爱文学爱艺术，待人接物就会和蔼可亲。

　　我们上到二楼，赵丹和黄宗英正在楼道左边的客厅看电视，一见我们进来，赵丹连忙起身，以电影中那种笑容跟我们握手，然后，右手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问：“找我还是找宗英?”

　　我们说，两个都找，先找宗英老师。

　　“好，好!”赵丹把我们引到过道当头朝阳的一间长方形会客室，刚出去又探进身，把一包带过滤嘴的凤凰牌香烟丢给黄宗英：“你们先谈，我在隔壁看新拍的一部电视剧。”

　　黄宗英客气地给我们递烟，我打量了一下，她虽然不再年轻，可面部线条仍然十分柔和，头戴绒线小帽，给人的感觉是文静素约。言谈间，老苏向我介绍，黄宗英已被中国科学院吸收为特约研究员。

　　“农业科学方面的作品，我还要写下去。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你们到山沟里去了，人家介绍说：‘这是名演员。’他们看一看，笑一笑说:‘哦，你是名演员啊，可我们山里没什么好招待呀。’说完，扭头就去干他们的活了。”

　　“你怎么不写写上海的人和事呢?”我感到有些纳闷地问。黄宗英风趣地说：“在上海我和阿丹简直不敢出去，如果我们去采访一个人，就会有五个人来采访我们。”

　　三句话不离本行，我请黄宗英给《小溪流》写稿，她却提出要我把《小溪流》上的好文章供她朗诵，因为她是北京景山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用磁带把我的朗诵录下来，再带到学校去。”

　　谈了一会，我们觉得时间不早了，就起身告辞。这时，赵丹忙起身，笑盈盈地和我们握手送别：“对不住啊，对不住!”夫妇两人把我们送到楼梯口，赵丹将右手举到额角，给我们敬了一个礼，这姿势曾在许多电影里有过，打动过无数观众。这是我与赵丹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令人扼腕的最后一次见面。

　　回到长沙后不久，便收到赵丹画的一幅《老寿星》图，且在画作上手书“一九八零年初夏赵丹戏笔”，并配有“阿丹”小印。我当即安排在《小溪流》封底上刊发了这幅画作。

　　不久，老苏在信中告知：赵丹病了，牙齿几乎拔光……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病在北京去逝，时年65岁。

　　次年春天，我和老苏又一次登门去拜访了黄宗英。

　　此时的黄宗英比第一次看到时瘦了一点，但脸色红润，精神健旺。她头戴一顶黛色绒线便帽，一条宽而长的围巾裹在胸前。她手指向屋内一位身材苗条、面庞俊秀的姑娘：“这位，不用我介绍了吧?”

　　我一眼就认出她是电影《小花》里的“小花”陈冲。我跟她握手，开着玩笑说：“比银幕上更好看!”老苏是位富有经验的老编辑，赶紧说：“陈冲，你也给我们《儿童时代》杂志写篇稿子吧!”陈冲嫣然一笑：“等我60岁了再写，可以吗?”老苏笑道：“等你60岁，我早就见马克思了。”这时，黄宗英出来解围说：“陈冲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不写算啦!”

　　“你还未满20吧?”我无话找话地问陈冲。她看着我说：“今年4月26日就满20岁了。”突然，她像是想起什么事似的，朝黄宗英说：“黄姨，我姥姥特别喜欢看您写的文章，她要我像您一样，年轻时当演员，年纪大了当作家。”黄宗英见陈冲这样夸她，那种小女人的情调立刻显露出来，得意地抬着头，扮着鬼脸踱了几步，一手举着精巧的茶杯，一手轻轻地在空中比划着，朗声地说：“我给国际笔会写的文章，开头就是：我是一个没有想当演员的演员，我是一个没有想当作家的作家。”

　　谈兴正浓，可楼下的汽车喇叭响了，原来那天晚上黄宗英还有一个外事活动。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见呢?”我问黄宗英，“还要请你为阿丹给我们画的画作上添上几笔哩!”

　　黄宗英虽然笑着，可话却有几分严厉：“阿丹的画，我当然不敢在上边涂鸦……艺术哪能马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我们一道下楼，把黄宗英送上车。40年恍若一瞬，想不到，黄宗英关于艺术的这句话，竟成了她给我的最后的艺术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