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读过一篇很长的采访记。采访记的题目是《芳草天涯——丹麦老人格珍的故事》，作者是李南央。采访记详细地介绍了在那艰难的抗战时期，一个天真的丹麦女孩怎样来中国，怎样与其在上海经商的丈夫威德曼结婚生子，怎样与中国人打交道，怎样与日本人打交道，等等。采访记看过了也就看过了，本也打算写点读后，事一多就放下了。昨晚有朋友又将这篇采访记发了过来，原来作者又对旧作做了很多新的补充。于是，我又看了一遍，又与格珍一道随着采访者的细心提问回顾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格珍初到上海时，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是个什么样子呢?格珍的回答是这样的：沿途街道被炮火轰炸得残破不堪。人们衣衫褴褛，孩子们面黄肌瘦。街道旁的窗户里冲出一阵阵噪音，空气中弥漫着令人难受的气味。生活稳定后，格珍与上海西方人中基督教的救世军有了联系，那里的人告诫她千万不能在大街上施舍，因为很可能那些乞丐们是被丐帮的头头们控制的。格珍还参加了丹麦妇女的慈善组织。

　　格珍在上海的生活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格珍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了他们居住的法租界，没收了他们的汽车，砸扁了运回日本造炮弹。而威德曼早就不开车上班了，因为根本没有汽油供应。从此，她每天一早起来就要到处打探消息，看看哪里有黑市，哪里能买到什么东西，然后就骑着自行车去找。为了怕自行车被人拿走，每天回来，她都要将自行车抬到三楼的家中。

　　格珍还特别谈到了她和中国佣人相处的情况，她说：“他们都会说英文，但是他们的英文很奇怪，比方说，一切都是有归属的，什么名词的前边都要加上一个belong。譬如：我的女儿，他们会说girl belong Missie。我的丈夫，他们会说man belong Missie。上海人将这种自创的英语称为“洋泾浜英语”。格珍说这些佣人聪明得简直不可思议。他们不识字，可是不管多么长的西餐食谱，你只要教一次，他就记住了。格珍还说：“为我丈夫公司看守仓库的都是中国人，他们知道仓库里存的都是市场紧缺的面粉、咖啡、绸缎，但是仓库里的东西从没有失窃过。我和威德曼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诚实和忠厚。”

　　格珍晚年落脚到美国的旧金山湾区，跟一位英籍二战战士有过一段美丽的情缘。

　　格珍接受采访时是2007年，那一年她八十八岁。1988年，她曾随一个美国旅行团来过中国。那次她在上海只待了两天，凭着记忆，她找到了那幢自己生育了三个孩子的公寓。她看到了窗帘后绰绰的人影，听到了里面传出的昵侬“乡音”，眼泪一下子哗哗地淌落下来。但是她没有敢按门铃，害怕一个外国人的造访，会给住户带来麻烦。

　　格珍说她在上海没有亲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越到晚年她越加思念的不是丹麦的埃斯堡——自己出生的地方，而是那座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五味俱全生活的中国的上海。

　　我重读这篇采访记时还禁不住这样设想：如果这篇采访记能够改编成一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如果今天的中国城市人能够通过这部电影或者这部电视剧，看到当时的中国城市人在那般恶劣的环境中，是怎样的生活做人，是如何的自尊自爱，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