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诗坛，不少作品过于炫耀“技巧”，喜欢设置“阅读陷阱”，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没有美。一些作者写诗，一天写一首、甚至好几首，不断成批量、重复地生产文化“快餐”，使原本呕心沥血的精神产品变成了一堆堆文化垃圾。似乎人人都可以写诗，却鲜有写作者对于诗歌的本质、韵律和美感进行不懈探索的努力，也没有意识到诗歌在表现各类情感的同时，应该形成一种对生活和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追问。诗歌丧失了至真、至善、至美的品质，丧失了应有的典雅、庄重和高贵，诗歌失去了风度。

　　那么，诗歌的风度是什么?诗歌的风度是人们精神的筋脉，是缈远的苦难意识的复活，是生命的旗帜和光明的导向。与其说它是一条未知的小径，毋宁说它是一个可探的门槛，让人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在这个门槛上读者和作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会同时被传唤和释放的经验。这种风度使每个有激情的人似乎都与另一个历史的或者想象的时代有联系，只有在那里他得到激发他活力的形象。这种风度既可以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的从容和淡定，又可以是李白《静夜思》、《赠汪伦》式的纯净和隽永，也可以是杜甫的“三吏三别”式的深沉和灼痛，还可以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的真挚和厚重。有了这种风度，诗歌的声音可以黯哑，但诗歌的力量总是像河流一样涌动；有了这种风度，诗歌的韵律就会像阳光下拔节的水稻，清脆动人，余味无穷；有了这种风度，诗歌的皮肤就会有着青铜的韧劲，随大地一起呼吸；有了这样的风度，诗歌就会得到关注，赢得尊敬和推崇；有了这种风度，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就会像小草对春天的热爱一样；有了这种风度，诗歌不仅可以打磨一个民族的气质，重塑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可以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经验，成为精神的粮仓和心灵的慰藉。

　　首先，要重振诗歌的思想深度，将诗歌推向历史的纵深。好的诗歌，有如阳光下的水珠，闪烁琥珀的光芒，令人想着先人们在久远的村庄，以风洗面，捧起河水感知大地的温暖和时节的变化，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理由不断呈现。诗人从人民中走来，沉郁地守候着春秋的河道，安居两岸，凝视风沙从河面上飘过。在历史航道的另一面，一些被生活抛弃的人，面黄肌瘦，苦心支撑着桨舨，在河流上漂泊挣扎，时光的歌谣和渡口的号子渐行渐远。木制的巨型水磨坚韧地传递着时间的心跳，素朴的民谣自然地诞生在布满油菜花的河畔。劳动者的旗帜在山岗上飘扬，悠悠天空下是劳作者发出的声音，或歌或吟，或跳或舞。这是诗歌联结历史的纽带，是先人们粗犷的胸脯、诗歌的火焰和汗湿的手，昭示时间的重量。

　　诗歌应当具有“高格”境界，诗歌是人的灵魂的镜子，有什么样的灵魂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和诗人品格。诗人的心是赤诚的，他试图以不同的表现方式温暖着人类受伤的心灵，使诗歌的魅力与创作者的人格魅力合二为一，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不仅如此，他把自己视为河流中的一滴水，用一双发现精神的眼睛，对平凡生活中美之闪光及时捕捉。同时，诗作者应当以一颗感恩的心，对时间进行深情的触摸。只有活着的人才会感受到时间的意义，只有思考的人才会感受到时间的重量。因此，时间的观念在优秀诗人的文本中不仅表现出对家园深切的眷恋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它更象征着一段记忆，一种情愫，有着铭文般的质感，让人看着炊烟从贫瘠的大地上升起，想起古老的歌谣消失在时间尽头的河流里。这样的生命体验，既是诗人个人的，更是人民大众的。

　　其次，要重振诗歌的精神广度，诗人要肩负起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人有两种本能：即生存本能和艺术本能。生存本能是物质上的、浅层次的，吃饱了喝足了，即可满足；艺术本能是精神上的、深层次的，因为精神的空间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艺术创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本能不仅可以见证生命的意义，而且可以使人得到精神的抚慰和振奋，失去这个本能，人就沦为行尸走肉。

　　因此，作为以艺术本能存在的诗歌，不仅要有思想的深度，更要有精神的广度。这就要求诗人应当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应当具有人文的闪光。诗人的使命感和人文关怀在于，面对邪恶要敢于直面揭露，面对弱者的遭遇要给予足够的同情。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它是一团火，燃烧诗人的情愫，激发诗人的灵光。有了这种灵光，即使面对一潭死水，也能激发诗人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置身于城市的边缘，原本很孤独，很颓废，可是诗人并不惆怅和失望，他怀揣的是雪莱式的憧憬，着眼的是苞谷和油葵，这些东西既是当下的希望，更是未来的种子，是风雪淹没不了的灵光。有了这种灵光，当无意中望见的悬岩上的一棵小树，诗人曾卓就能感受到：“它似乎即将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有了这种灵光，面对平常的黄昏，臧克家眼里就能流出人文的温情：“牛，咀嚼这草香，颈下的铃铛，摇得黄昏响。”这就是诗意，就是精神的广度。像河流一样，这种广度有许多表现层次，或惊涛拍岸，或宁静如镜，或汹，或止，每一

　　人丰富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力。诗歌的精神广度不仅可以呈现于时代使命感的宏大话语中，也可张扬于诗作者个人的私密生活中，既可以是理性的思考，又可以是感性的行为。无论是焦虑、困惑、彷徨，还是喜悦、激动、兴奋，都是普罗大众的情感组成部分，都不容轻漫和忽视，唯有如此，诗人才能创造出深受读者欢迎、引起大众共鸣的震撼人心的诗歌作品来。

　　第三，要重振诗歌的艺术密度，彰显底层视角的叙事张力。如果说，一把沙子在普通人眼里就是一把沙子的话，那么，在诗人的眼里，也许能发现沙子中的灵魂。一块石头默默地铺在路上，在诗人看来，这块“阳光从未燃亮过”的石头，也许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里尔克指出：“因为美无非是恐怖的开端/我们尚可承受，因为它泰然自若/甚至不屑于摧毁我们”。这种举重若轻的气度，在叶芝看来，是矛盾的对质，是张力中的平衡：歌唱的诗人与行动的英雄是相对立又相似的。诗歌不是空洞的喊叫，而是充满矛盾与对质、紧张与平衡，充满丰沛的意蕴，其诗意的密度主要通过底层视角叙事的张力来镜显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赴奉先咏怀》)，这样的叙事就是底层视角的最好例证，它展现的诗意是对贪官的愤恨和劳苦大众的深刻同情，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也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诉求。

　　诗歌应当充溢密集的诗意，创作者在古典诗词和优秀新诗的熏陶下，充分吸收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段，从底层视角出发，通过叙事张力的表现，还原诗歌的“歧义性”、“丰富性”和“纯粹性”，拓展诗歌艺术的表现力。这样的诗气韵生动，其文字的骨、脉、筋肉与诗人的血液共同承载着诗歌的意义，这意义融和在自然界的山水与天宇之际，澄净明亮，没有杂质和阴暗。诗歌的义理就隐藏在一种气节与情操之中，这种气节是自然界浩淼苍天的根本与人相通融的地方。这样的诗歌能祛除疾病，居高久远，心宁体畅。这样的诗歌带着永无止息的意义流向，充塞苍冥，贯透芸芸人心。

　　第四，要重振诗歌的抒情厚度，诗人要有悲悯情怀。无论诗歌的思想有多深、精神有多广、诗意有多密，诗歌都离不开抒情。因为，抒情是诗歌的本质特征，由坚固的信念牢牢支撑。这是一种来源于生活、自然、启示和宗教民族的信念。这是一种产生魔力感和梦幻的信念。阅读充满抒情的诗歌，使人陡然对敬畏的文字产生由衷的尊崇之情。这样的诗歌必须是过着绝对诚实生活的人所写，他的诗写得越好，他的人生态度就越虔诚。

　　真正的诗是生动的、有汁的、清新的，它抒情但不滥情，真情但不矫情，激情但不假情。它的抒情追求一种厚度，通过锋利的词语、迸射的句子和气脉生动的文字，让读者感受到严肃的目光和生活的沉重。这样的作品，整齐地排列着，有着宁静的符号，带着大地的表情，沾满泥土的暗香，也许隐含着一种不被觉察的古老的旋律，在抒情，在流淌。这是《诗经》和唐诗宋词的传统，是美的表现和张扬，是青春的退场，是无语的独白和坚守。这样的诗歌捍卫着母语的尊严与高贵，以及它丰沛的意义，它的韵律、质感、节奏以及内在价值蕴涵都躺在母语的怀里温馨地睡着。一如远古的民谣，诗意地安居着漂泊者的世界和情感，那些从深层泥土里发掘出来的充满抒情的黑色元素，是悲悯情怀。读这样的诗，我们甚至能够辨认出文字的颜色和诗歌血液流走的方向：每天，诗人和他赖以生存的水稻面朝着太阳，脸孔晒得像泥土一样，露出古铜色这种健康而感性的颜色，生命的意义在风声中闪光。

　　在所有的文体中，诗歌是最适合抒情的。诗人的悲悯建立在虔诚之上，深度的抒情根植于古老的土地，他小心捂住民间的哑语和谜底，感受着世间的呻吟、呐喊和风度。同时，诗人带着对母语的崇拜、对大地的感恩，抵抗着青春和美的诱惑，走向苍凉和广阔。如此，抒情的厚度在宁静的旋律中带着打击人心的节奏，令人动容，悲悯的情怀充满沉默的铿锵和母语的力量。

　　第五，要重振诗歌的爱的纯度，诗歌要蕴含沉沉的忧郁之美。爱，是艺术创作的动力之源。纯粹的爱，是奋笔抒写诗歌的不竭动力。人人都喜欢爱，渴望爱，爱过并被爱。爱有对祖国、对人民、对大地的大写之爱，也有对家人、对朋友乃至对自己的小写之爱，当然也包括对花草虫鱼和飞禽走兽的自然之爱。无论哪种爱，都要见出真情和纯净。爱是不朽的、永恒的。诗歌就是要恰到好处地表达这种爱。学会简单地抒写，虔诚地抒写，用简单的语句，含蓄的文字，意蕴的节律，表达爱的纯度，表达生命中深沉的忧郁与丰沛之美，这是诗歌的又一审美特征。“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幸福的感觉在古老的《邶风》中流传至今。我们渴望这样的诗歌多些再多些，让情感复活，让世间充满爱、和谐和丰沛之美。

　　故乡的贫穷使人远离或逃逸，包括诗人自己。为了一个梦想，为了一次发芽的旅程，为了能看见春天的高楼和森林般举起的脚手架，人们来到了都市，在打拼，在奋斗，在追寻。可夜深人静，骨子里怀念的依旧是那块贫瘠土地上的一切美好。此时，诗人创造的一系列意象被赋予了新的力量和意义，让你沉迷其中，充满回归的冲动，甚至还有一滴清凉。这样的诗歌与空洞无关，与陈旧的思维无关，与话语建构的乌托邦无关，有的只是单纯的渴望，有的只是温馨的记忆，有的只是透明的爱，有的只是对生活苦苦追求和通过追求而释放的情绪。这种情绪很纯粹，充满阳光，让人想起海子的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因为，此时的诗人，他的心是安静的，他笔下的村庄是安静的，他营造的世界是安静的。这种安静就是爱的纯度，它属于南方的雨季，属于潮湿的空气，属于大地沉郁的搏动。换句话说，诗歌充满原始的阳光澄净气息，那是诗人与孤独和疼痛对抗的结果。这样的诗歌有虚无也有悲痛，有粗犷也有温情，有忧郁也有欢笑。这样的爱、这样的诗歌让人感动、留恋并传颂。

　　当下不少诗歌渐渐远离了大众，美誉度日益下降，这是令人难堪的事实。因此，重振诗歌的风度之美适逢其时。杜甫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真正的好诗是心血凝成，真正的好诗会声名远播，真正的好诗具有无限广阔的潜在的“市场”，空旷的诗坛也正期待着优秀的诗人用优美的诗歌去“占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人民和艺术都要装在心中，这应当成为诗人的和共识和信仰。当年的叶芝是从爱尔兰特有的文化传统、精神气氛和他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发展形成的诗歌信仰。叶芝本人就曾将他的“全部艺术理论归结为：将神话根植于大地。”只有根植于大地，种子才能发芽，信仰才能复活，诗歌才会美丽。

　　事实证明，人们不是不需要诗歌，而是需要什么样的诗歌。不是诗歌选择读者，而是读者选择诗歌。当世界浮躁的时候，诗人应该进入思考，变得安静。诗人要和读者对话，诗人要和诗歌对话，读者要和诗歌对话，诗人与读者要和自己的灵魂进行对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的美誉度亟待重建。在国家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民族想象实现质的飞跃的今天，诗歌的作用委实不可轻估。

　　(载201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作家网、人民网等数十家媒体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