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宝贵的人文资源。历史文化也是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脉，是一座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宝贵的人文资源。

　　岳阳是一座世所公认的历史文化名城。这套《岳阳历史文化丛书》，列出了一份岳阳历史文化成果的长长的清单，展开了一幅岳阳历史文化发展的壮丽画卷，从多方面揭示了岳阳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让人从中感触到这座城市历尽沧桑而始终保持着青春活力的千年律动。

　　源远流长的文明接续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岳阳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就开始种植水稻，开启了稻作文化。岳阳在商代就有了青铜铸造业，走进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驿站”。约2500年前，岳阳建城，在建城的同期，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已经在使用铁制农具，“恶金(即铁)以铸鉏”“试诸壤土”。

　　郡县治，天下安。秦之前岳阳境内即有了县治，汉代岳阳境内即有了郡治。秦皇汉武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巡幸的足迹。

　　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岳阳作为长江流域水陆要冲和湖湘门户，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地域作用。

　　岳阳窑的窑火，从东汉燃到晚唐，烧出了中国最早的青瓷之一，并成为中国中部地区民用瓷的主要产地。湖广熟，天下足。岳阳所在的洞庭湖平原素享“洞庭鱼米乡”之美誉。清光绪年间，岳阳得维新变法的风气，率先“自开商埠”，成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

　　楚风流韵八百年，中原文化“王气南来”，在这块土地上交汇融合，岳阳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蓝墨水上游”的文心诗魄

　　湖湘之地曾是“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贬官”的放逐之地、失意文人的流落之地。这些人曾“居庙堂之高”，沦落江湖后，更看到国运沉沦和民生疾苦，忧愤于心，发乎为诗文，成为爱国主义文学之滥觞。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屈原和贾谊。

　　屈原被放逐到沅湘一带，流连岳阳境内创作了继《离骚》之后的《九歌》《九章》等，最后自沉汨罗江，开一代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诗风。接踵而至的是贾谊，他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傅，南下途经岳阳去汨罗江凭吊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赞叹屈原的诗品人格，寄托自己的忧世之慨。贾谊在文体上承继了屈原的风格，在思想上与屈原同气相求，后人有“屈贾一体”之说。

　　台湾诗人余光中称汨罗江为“蓝墨水上游”。他两次到访汨罗，他说：“我来汨罗江和屈子祠，就是来到了中国诗歌的源头，找到了诗人和民族的归属感。”

　　烛照世代的家国情怀和人格理想

　　1046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一种质朴而又至高无上的家国情怀和人格理想。范仲淹写这篇记时并没有到过岳阳，但他肯定读过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读过贾谊的《吊屈原赋》，读过李白、杜甫、元稹等登岳阳楼写的诗。这些诗一个共同的主题，正是“天下”之忧。范仲淹的这句话，是他人生认识的总结和提练，也是他对岳阳人文传统的总结和提练。

　　至近代民族危机日趋深重，这种家国情怀和人格理想，升华为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在岳阳的土地上，走出了左宗棠、郭嵩焘等顶天立地的人物。左宗棠兴办洋务，收土固疆，成为晚清“中兴”名臣。郭嵩焘力排众议，主张学习西方经验强国富民，开维新变法思潮先河。继他们之后，任弼时、彭德怀、何长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完全彻底地做到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成就了前辈没有能够完成的救国救民的历史伟业。

　　《岳阳历史文化丛书》存史存文，资政育人。相信它对于世人更多地了解岳阳的历史文化和历史文化精神，对于增强岳阳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创造力，对于岳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该文为《岳阳历史文化丛书》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