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像个蛋黄，挂在山尖，两三片火烧云映照得天边彤彤的，仿佛一群张开翅膀的红色的大鸟。父亲荷锄从田间归来，脸红彤彤的，身后收割后的稻田也镀上了一层猩红。我帮父亲打好洗脸水，搬出一张条板凳。父亲坐下来，不说话，仿佛在沉思，又仿佛在追忆……

　　20世纪70年代，父亲在本村做了6年的民办老师。当时月薪不到2元，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后来，父亲在清退民办老师的政策下失去了工作。奶奶忍不住叹气，说：“还盼着吃‘皇粮’呢，没想到你回家当了农民。”

　　有一段时间，父亲难以接受现实，无精打采。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开导父亲：“回来就回来，只要身体好，肯干活儿，就不怕饿肚子!”

　　父亲1951年出生，比母亲大一岁。1978年，他们两人走到一起，成为夫妻。自父母结婚后的第二年起，姐姐、我和妹妹先后出生，在为家里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增添了父母的经济负担。

　　父亲有四兄弟，他排行老二，一大家子挤在一栋泥巴房里，夏天漏雨，冬天进风，相当简陋。分家的时候，父亲从家里分得3块薄地、2亩水田以及5斤大米。奶奶过意不去，坚持要分一头母猪给他，还准备再借些钱，给他置办家具。父亲不允，说爷爷去世得早，作为哥哥理应顾及还没成家的弟弟们。

　　我出生那年(1980年)，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有一间过得去的房子，父母省吃俭用，自己做土砖、找材料，几经周折才建了一间单层红砖青瓦房。对一个刚组建的家庭来说，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记忆中，父母从来就没有让姐姐、妹妹和我饿过肚子。在我看来，母亲的厨艺当属一流，蒸、煮、焖、炒、炖样样拿手，即便是小炒个白菜也让人胃口大开。那时候，为了节省粮食，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吃饭之前，家中成员无论大小，都要吃两三个蒸熟的红薯来填肚子。我们三个小孩儿都不喜欢吃红薯，所以父母几乎每餐都净吃红薯，把白米饭留给我们吃——即使如此，由于我们正在长身体，胃口出奇的好，家里的米还是不够吃。母亲每每见状，都会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呢?”

　　有那么两三年，姐姐妹妹对父母心怀不满，原因很简单：她们穿不上花裙子。我们穿的粗布衣裤是母亲在深更半夜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东捡一块黑布西拆一块青布，一针一线缝补出来的。面对我的姐姐和妹妹发的一次次牢骚，父亲并不生气，而是摩挲着她们的小脑袋开玩笑说：“瞧瞧你们穿得多花呀，真是漂亮的‘花姑娘’!”而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买一顶军帽和一把玩具枪，我多么希望跟村里有钱人家的孩子并肩“战斗”，当一名“战士”或者“将军”啊!父亲总说，等过几天就带我到镇上去买，可一天天过去，我的希望一次次变成了失望。有好多次，面对我们的“非分之想”，母亲举起瘦削的手掌要打我们，做做样子又收回去。我们不知道，在那些天寒地冻的夜晚，母亲那双穿针引线的手已经磨出厚茧，也不知道在她哈欠连天时被针尖刺了多少回。

　　父亲为了改善家里的状况，就从最基本的农活儿学起。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年暑假正是采收烤烟的季节，我牵着牛跟在父亲后头，他则背犁扛耙走在前头带路，去离家40里路的种烟大村——山背岭村，帮这里的烟农犁烟田。由于父亲做事卖力，犁田技术又好，这儿的烟农都抢着找父亲帮忙。我们在山背岭村一呆就是20多天，忙完可以挣两三千块钱。父亲的双脚长时间浸泡在施了肥的烟田里，气温高时，田里的水像烧开了一样，烟杆尖儿不时刺伤脚，等收工的时候，父亲的双脚又肿又烂，他连走路都走不了，看得让我掉眼泪。他却笑眯眯地说：“别担心，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父亲勤劳朴实，说一不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6年7月上午的一天，那天太阳炙烤着大地，父亲当时正在烤烟田里赶牛犁田。没过多久天就变了，乌云张牙舞爪，翻滚着盖过头顶，一声闷雷穿过云层，在我们耳边炸响。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要被炸出一个窟窿，吓得“哇哇”大哭。我家那头老水牛也受到惊吓，昂首对天叫了两声之后竟在原地跳起来，似要挣脱牛轭，甩掉父亲手中的铁犁。决了堤似的天空，“哗啦啦”地下起瓢泼大雨。“吁——!”父亲揩了一把飞溅的雨水，伸手挠了挠牛耳，并靠近咕哝了几句。他的那双大手仿佛有一股神力，牛渐渐安静下来。接着，父亲走上田埂，将我领到不远处的一个岩洞里，嘱咐我不要乱跑，说等他犁完这块田就回家。我哭着不依，央求父亲马上带我回家。父亲脸一黑，剜了我一眼，很不高兴地说：“人家都说了下午要插秧，你不是不晓得，我们不能因为天打雷下雨就耽误人家的事情。”说完，他又下到田里去了。雷声轰隆，大雨如注，父亲双手扶犁的坚毅身影铭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通过勤学苦干，父亲成了干农活儿的好手。什么时候春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锄草，什么时候杀虫，父亲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他把土地当成艺术品来打磨，换来了丰稔的年景，赢得了众口称赞，不仅偿还了之前家里建房、治病和供我们读书欠下的两万多元债款，还让我们渐渐告别了缺衣少食的生活。

　　长大成人之后，我时常听父亲说，我们三个相继出生那几年是他和母亲开启美好生活的起点。这番话不仅说出了父亲对幸福的向往，更表明了他对国家当时实施分田到户政策的感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给父亲提供了一个养家糊口、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和保障。

　　2006年1月，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出台扶持农民种粮的相关政策。当时，由于本地矿产资源丰富，不少农民禁不住洗脚上岸、抛田弃地去采挖他们向往的“金矿”。这年，父亲53岁，他说：“矿再多，也总有挖完的一天，没有保障。”于是，他挑了一头毛色鲜亮的水牛，信心满满地把本村的5户人家行将抛荒的10多亩良田承揽下来。插秧、灌溉、施肥、锄草、杀虫……父亲天天起早贪黑，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不久之后，时逢矿业秩序综合整治，县里采取“休克疗法”，全面关停采选企业，依法依规整合矿山资源。当初去矿山挖“金矿”的农民，不得不回到田间地头，重新锄草杀虫，种植作物。

　　父亲今年68岁，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走起路来一瘸一拐，面颊变得瘦削，颧骨凸出，上面仿佛涂着一层黑釉。父亲老了，我劝他别那么辛劳，好好在家休息，他却说：“你们工资都不高，孩子还小，我把地里的庄稼伺候好，可以为家里增加一份收入，不给你们添负担!”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还是像以前那么忙碌，那么有劲头，这位曾经站在三尺讲台上手握粉笔的“白面书生”，如今以犁耙、镰刀、锄头为笔，以汗水、泪水为墨，辛勤劳作，这样一年下来也有四五万元收入，着实为我们减轻了负担。

　　又逢收割时节，我约上姐姐和妹妹，带着小孩儿从城里赶回农村，头戴草帽，卷起裤腿，做父母的帮手。收稻机的轰鸣声和我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广袤的田野中、蓝蔚的天空下。稻浪翻滚，那一株株稻穗金黄饱满，沉甸甸地弯着腰，父亲的腰弯得更低，他弯腰的姿势像是一场深情的告别，一次虔诚的膜拜。

　　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好，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家也早已不愁吃不愁穿，过上了小康生活。父亲的脸上每天都挂着开心的笑容，他常乐呵呵对我们说：“现在国家政策好，干农活儿不仅有田地补贴，还有农业技术指导，当农民的福气不浅呢!”

　　时间像一个见证人，见证着父亲的衰老，也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以及我家在改革开放、精准扶贫中欣欣向荣的轨迹。在城市的高楼，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一次次梦见父亲在希望的田野，身披蓑衣，双手扶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