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什么时候病的，而且是现下流行的抑郁症，我不得而知，但他只是一个老实的农民。

　　只是不久前，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要来我这里一趟，那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坐三个小时的车来我这里，平时，他是不会安心在外面走的，他惦记着家里的几亩柑橘地和后院里的十几只鸡。

　　那一次，我应该是要有点警觉的。他来这里不过三天，却经常一个人对着窗外出神，他苍老的脸上堆积着皱纹，陷下去的皱纹里泛着黑亮的光，头被一顶黑色的帽子罩住，已经看不到了稀稀疏疏的白发和额头顶部冒着油光的黑褐色。因为食管发炎他已戒掉了两元一包的芙蓉烟。他的模样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原本年轻强壮，力气大如牛的父亲不觉间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寡言少语，精神恍惚的老头，他的手脚不住的颤抖，抖得厉害的时候，他就起身在屋里来回走动，仿佛走路的动作会掩盖他那不由自主的颤抖似的。突然，他猛地一个转身，从门边一个他背来的大麻布袋子里面掏出东西来，里面有几块烟熏的腊肉，一包橘子和一小袋用塑料膜包好的冰糖橙。他背来的袋子仿佛像无底洞似的，又掏出了一些蔬菜和软乎乎的粑粑。他说，群儿，这次来没给娃买东西，你妈给包了一些米粑粑、蒿子粑粑让我给娃带来。说着给我六岁的女儿递了一个，我女儿见了这些黑乎乎的东西缩回手去，回房间去了。父亲在一边无奈的笑了笑，搓着手，又低下头去在袋子里寻着什么：哎，老了，手脚不灵活了，做不出以前的味道了。父亲唉叹着，他以为米粑粑是我儿时的最爱，我的女儿定会也喜欢，想来他是根据我的喜好来做出判断的。“家里吃的东西多，她不饿。”听我这么一说，他便不做声了，本来话就不多的父亲话就更少了。

　　我家老屋在石门紧挨慈利的一片大山里，屋前屋后全是竹林。家中共有三间正房，外加一个小偏房供拴牛羊垒柴木之用，父亲常常把这周边收拾得干干净净，房屋的北面有一扇侧门，旁边是一片白色的土塔，土塔边上有一口堰塘，堰塘四周种满了杏树、枣树、李树、梨树，还有枇杷，石榴。小时候，我们经常闹着坐在父亲肩膀上去摘那树枝上尚未成熟的果子。堰塘继续向北有一条小路，路边有两口水井，井水清凉见底。里边的井供应一村人的吃水，外面的井可以用来淘米、洗菜。小路继续往里便是山路，蜿蜒崎岖，父亲常常沿着这条小路进山砍柴，放牛，摘新鲜的桐子叶，我和弟弟也去过很多次，父亲把一根棕绳系于腰间，肩扛一段长长的冲担，一把镰刀在他的手里不断挥舞，砍去路边疯狂生长出来的乱枝渣草，他有时候对着青翠的大山叫上一声，山涧就像一把大大的话筒，山那边也传来父亲的声音，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叫着、喊着……这山里便跟学堂一样的亮堂起来。

　　时间飞逝，一晃我们就已经离开村子到镇上读初中去了，也少了在大山深处的嬉闹和与父亲打柴时山谷中传来他的回响。到镇子里读书的那一年腊月里，母亲与父亲商量着把家里的年猪卖了，好凑给我们开学的学费，开场的日子，父亲到邻居家里借来一个罩猪的笼子，笼子长约两米，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猪赶进笼里去，关好门，猪笼结实的罩住肥硕的年猪，它在里面哼哼，母亲丢了一些菜叶，米糠，它便停住了声。父亲从里屋找出一根碗口粗的长木棒，从猪笼上方的扣环穿过去，然后合力与母亲一道把猪抬到集市上去，父亲稍矮的个子，他在前面一手把着棕绳，另一只胳膊缠着木棒，母亲在后面稳着笼子艰难的跟着，父亲交代我和弟弟一人拿几颗白菜，等猪饿了好吃。我们一行人顺着溪沟边上的泥泞小道向着青山打开的口子一路前行，约莫个把小时，山路幽静，不见集市，也不见人影，这时的路更难走了，路的一边是裸露的光秃秃的夹有青苔的岩壁，另一边是悬崖，他们一手扶着猪笼，一手撑着岩壁，父亲母亲一路很少说话，每走一步都非常小心，而猪笼的一角还不时碰触下崖壁，发出沉闷的暗响，随即，笼子托着猪在半空中打转，看得我们甚是揪心，好不容易走出几道危险的拐弯处，便有阵阵刺骨的山风吹来，父亲选了一块宽阔的枯草地，和母亲一道慢慢放下笼子坐下休息。他们头上冒着热气，豆大的汗珠从头发缝里、脸上、脖子上渗出，就连里面的衣服也湿透了，肩膀上浸出的汗水也打湿了抬木棒的两端，母亲吃力的在地上喘着粗气，他们休息片刻，又继续前行，就这样，休息了三回。此时的山路才开始慢慢变得开阔起来，一片绿油油的梯田爬满山涧，几座房屋映入眼帘，人便出现了，透过密密麻麻的枝叶，一排长长的红砖瓦房子渐渐清晰起来，叫卖声、还价声、争吵声从红房子周围飘来，那，就是集市。

　　到了集市上，已是中午，人依然不少，他们把猪抬到集市北边的一个院子里，院子已经用栅栏分成了好几格，一边用来栓牛，另一边也关了不少的肥猪，我家年猪品相好，母亲用油糠把它喂得毛光油亮，猪贩子看中了它，便围着父亲母亲打起了转转，最后，他用略高于别家的价格买走了。回去的街头，空气中迷漫着米粑粑的阵阵清香，原来是一家卖米粑粑的铺子正在卖刚出笼的粑粑，那米粑粑个头扁圆扁圆的，又白又软和，富有弹性似的铺开在用篾条织就的筛子里面，飘出来的阵阵稻米的香味儿让我和弟弟馋得着实不行，都嚷嚷着要父亲买来吃，父亲无奈的望着母亲，母亲停了一下，还是狠心的走了，任凭弟弟在后面哭着鼻子一路嘟哝着，我也很不情愿的在后面慢慢跟着……

　　就这样，米粑粑的余味儿一直存在心头挥之不去，不时拿出来咂咂嘴。

　　多年以后，当我做了母亲，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知道不是母亲狠心不给我们买来吃，她是要把买米粑粑的钱留给我们当学费，用狠心换来我们未来的前程。

　　以后的几年，父亲母亲常常为我们的学费犯愁，家中已经喂不起年猪了，父亲也没有人请去做工，母亲只有围着家里的几亩田地转，而我们姐弟俩的学费也是一年比一年高，家中境况一日不如一日，但每逢门前小路上有传来“米粑粑、米粑粑”的叫卖声时，我和弟弟还是倏的一下从里屋窜出，跟着卖“米粑粑的”后头，闻着米粑粑的余香，跑出很远很远……

　　一天，卖“米粑粑的”又在大队部的晒场上叫卖起来，母亲突然停住了手里的活儿，叫上我：去，拿一个筲箕来，我们去买米粑粑。我高兴得举着筲箕一路疯跑，那天，母亲买了许多，我和弟弟俩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米粑粑，那米粑粑的味道太诱人了，它滚圆滚圆的白色肉身，它的边角透亮，轻轻的撕开外面薄薄的一层，就像剥开丝绸外衣一样的滑溜。掰开一小点放进嘴里，那团松软的用米粒做成的粑粑瞬间融化开来，一股浓郁的稻米的香味儿在嘴里蔓延，充满口腔，让你迫不及待再来一口，直到最后，我和弟弟俩撑得再也吃不下了。而母亲一个也还没有吃完，她一边慢慢的咀嚼，一边对着余下的米粑粑絮叨：这么香，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接连几天，母亲像是着了魔，泡米，磨米浆，蒸煮，一个人在灶台上转来转去，反反复复很多次，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做米粑粑的方法。她先把黏米泡软，用磨子磨成米浆，再用煮好的熟饭做老糕，拌入到磨好的米浆里面，放一点酵母，搁置到凌晨两点，后用大火蒸熟，米粑粑就成了。那时候，米粑粑一个两毛，卖一个能赚五分。一个晚上如果做300个粑粑，就是15元，一个月下来便是450元，我们的学费也就有着落了，母亲一个人盘算着，她的嘴角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开始做起了米粑粑，每天临天黑就开始工作，推磨，发糕，烧水，直到晚上十点，才能上床休息。但凌晨两点刚过，家里的灯又亮了，母亲起床开始准备蒸糕，她精神好的很，但身体精瘦，却很有力量，她把篾织的蒸笼圈搬上搬下，下料、捡糕、装篓，倒是父亲一个人坐在灶门口把着火，却不时传来他那如雷般的呼噜声，每逢此时，母亲就会对着灶堂快要熄灭的火大喊：“加柴火——”母亲声音很大。父亲常常一下子就被震醒了，在灶边上拾一些散碎的渣末，用藤条缠住，然后用火钳把它抵进灶孔，再到里面掏几下，火又噼噼啪啪的燃烧起来，灶火印在他那油光满面的额头上，脸上，衣服上，整个人都是红色的了。母亲常常说父亲不会动脑筋，父亲也只是“嘿嘿”，他有自己的盘算，卖米粑粑是他的任务，他在想着天亮了，该往哪个方向出发，走哪条路，生意才会好些。

　　父亲卖米粑粑是要窜乡的，不然没有生意。那时，他有一辆上海凤凰牌自行车，是和母亲结婚时买的。米粑粑打包装好后，他便把篮子用尼龙绳紧紧的套在自行车的后座，然后，拉响自行车铃，“叮铃、叮铃……”，一阵自行车铃声响过后，就是车轮压着黄土路面的哗哗声，就这样，父亲骑着他的自行车开始了一天的叫卖。我常常被这迷迷糊糊的自行车铃声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天还只是蒙蒙亮。

　　那是1998年暑假的一个清晨，我和弟弟上山去摘新鲜的桐子叶，预备第二天用来做粑粑的材料。初升的太阳照射在尚未干透的青草上，树叶缝里不时传来知了、知了有节奏的叫声，一只、两只、三只……像一支乐队在合奏似的。不多会儿，我和弟弟就各采了一大包新鲜的桐子叶，从山里背了出来，刚走出山口，便碰到了气喘吁吁的父亲，他一只手拿着一个信封，另一只手拿着一张艳丽的纸片片，对着走在前头的弟弟大喊：你姐、你姐姐考上了……父亲高兴的将手里的纸片片向我挥舞个不停，弟弟也很高兴，“姐姐是大学生了!”我一下子奔到父亲面前，接过父亲手里的纸片，几个镀金的“桃源师范”黑体字在太阳的光照下是那么的炫目，那么的让人欣喜若狂，要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考上师范学校是很不容易的，考上了就是铁饭碗，毕业后就是老师，一辈子吃上了公家粮，在父亲和母亲的心里当然是非常高兴和欣慰的。父亲邀请了亲戚朋友在家里办了酒席庆贺。亲友们很是高兴，都说没想到一辈子老老实实的红叔(我父亲的名)养了一个了不起的女儿，父亲听了心里亮堂堂的，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时要响亮多了。

　　眼看开学的日子将近，父亲和邻近村子另一个跟我一同考上的同学家长商量，准备租一张车去桃源。开学那天，父亲从箱子里摸出一团裹了很多层的塑料包，数了又数，是8000元的学费。他找来针线和一块长青布，在腰上比着围了一圈，又用手卡了一下，然后用针线缝成了一个布袋，他把一沓灰蓝色的百元大钞放进去，后又缝起来缠在腰上。我觉得父亲这种装钱的办法实在是太土气了。他送我去，我心里却很是不大乐意。母亲见了，也要送我去，可是没出村子，母亲就晕车了，一路上呕个不停，到了桃源已是下午。1998年的桃源洪水肆虐，浑浊的沅江河水冲进大堤漫过校园，校园里到处都是被河水侵蚀过的残碎和痕迹，父亲母亲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也没进过那么大的学校，更没遇上这么大的洪水，看着这景象，心里不免生出犹豫来，好在母亲是个开明人。他让父亲跟着另一个同学的家长，学着他给我交学费、办理手续。我那年也有16岁，但除了读书，却不会与人打交道，更不会自己去办理复杂的入学手续。也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从别人手里借来的2000元做了我入学的捐款，其实，当时的学费只有6000。

　　我在桃源师范学习的三年时间里，我们一家除了过年过节很少吃上一顿肉，一家人更没有添置一件新衣服。母亲做粑粑的花样也越来越多，包谷粑粑、苦荞粑粑，数量也越来越多。父亲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往往日头上到我家屋脊，父亲才能吃上一天的早饭，平时自行车上驮着的粑粑却总是舍不得吃一个!可有时遇到卖不出去了，父亲一连餐餐吃米粑粑，嗝着酸水，还说自己喜欢吃。现在他总感觉着的胃不舒服、食道发炎就是年轻时候留下的病痛。一次，父亲又驮着他的米粑粑出门了，快到了中午，还不见回来，母亲吩咐我去遇遇。刚走过村口，就看到了父亲，这时，他一只裤腿向上卷起，手把着车，身子向一侧倾斜，走近我，才发现父亲青筋凸起的腿上沾着斑斑未干的血迹，一只裤腿也被刮破了。原来父亲在路边卖粑粑时，被一辆迎面而来的摩托车刮倒了，他硬是撑着卖完粑粑才回的家!我吓出一身冷汗，连忙拿出药膏，给父亲上药。父亲很不自在，要自己来擦。我第一次做父亲的主，坚持要帮他上药，父亲像小孩子一样乖乖地挪出腿来。“你看——”，口子很深，血肉都出来了，我心里生疼，轻轻的拨弄他伤口上的污物，一下，两下……，我手不听使唤的哆嗦。“不——疼!”父亲仿佛看穿了我，“不疼!”，父亲又说了一遍，从我手里轻轻的拿过药膏，拿着棉签在伤口上来回涂抹，“你看!一点都不疼!”父亲咬着牙微笑着，仿佛真的不那么疼了。这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头扭向一边。父亲却在一旁，故意把椅子弄得吱呀作响，他“嘿嘿”的憨笑着，这时，他从鼓鼓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大沓皱巴巴的零票子来，他示意我帮忙数数，他知道数票子是我和弟弟最喜欢做的工作。父亲按分、角、元分出类别，里面数毛票子最多。他先要我把零钱展开铺平，一叠一叠按顺序码好，待我快清完时，父亲的瞌睡也来了，头耷拉在椅背上。此时，父亲鼾声此起彼伏，直到头一点一点往下移动失去支撑，鼾声才打住，几次劝父亲上床去睡，他却担心睡过了头误了当天的事。

　　父亲母亲的米粑粑一做就是很多年，直到我师范毕业，弟弟和我分别成家。这期间算来，他们做了不下百万个米粑粑，堆起来应该也有一座山高了吧!这不知饱含了父亲母亲多少的艰辛和苦楚，也不知忍受了别人多少的冷眼和嘲讽。当新兴的肯德基、麦当劳、各色薯片、饼干等膨化食品充斥市场的时候，父亲的米粑粑生意也就越发艰难，米粑粑这门传统的能填满肚子的吃食，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父亲很是无奈，很长时间也难卖出几个，村子里的人也不多了，年轻的去了远方，弟弟一家也外出打了工，留下两个孩子交给父亲母亲照顾。因为粮食不值钱，也很少有人愿意再种田了，他们或游戏于桌上的跑胡麻将，或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话张家长李家短。后来，父亲的米粑粑也渐渐不做了，他经常一个人唉声叹气，他感到很惶恐，却又无力改变这一切，感觉自己是越来越没用了，以致心中不断生出焦虑来。他经常拿着一根响嘎(农村用来赶鸡的，用一米多长，几厘米粗细的竹竿，用篾刀从一端破成四到八片不等的开口，只要轻轻一敲打，就会发出响亮的声音)，靠在房屋北边侧门的门框上，眼睛空洞的望着屋前溪沟边上路过的人，待人走远后，无缘无故的骂出几句，或把响嘎朝着地上的苍蝇一阵猛打，过后，又一阵狂笑……

　　直到去年，母亲才告诉我，父亲住院了，我才知道他的情况如此严重，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他有时候大哭，有时候静静的向外张望。但清醒的时候，他又一个劲儿的叮嘱我：群儿，回去，我没事，别把工作误了。看着病床上清瘦蜡黄的父亲，想起儿时坐在他肩膀上摘果子的情景，我的眼睛又湿了。哎，我不知何时再能见到父亲原来的样子?

 

　　作者简介：林小琼，津市市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