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健忠是当代著名作家。

　　我与健忠相识相交30余年，志趣相投，情如兄弟。他的才智、热情、耿直、豪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比他长5岁，他称我“士珍兄”。每次出版新作，他都赠书给我，并在扉页上题字：“请士珍兄教我”。可见他何等的谦虚。上世纪80年代末，由我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朝阳花》引发一场版权官司，当时他夫人杨鹤鸣摔伤住院，为了对我表示支持，他与诗人于沙主动来到怀化参加庭审。法庭辩论中，被告说《朝阳花》初稿是革命回忆录，而我坚持初稿是小说，是执笔者在生活的基础上提炼加工创作成功的。时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孙健忠当场作证：“初稿是小说，《湖南文学》选发其中的《三个女红军》《水》《走吧，同志们》《粮食》四个章节都是在小说栏目中发表的”，并在法庭上出示证件。但最后结果是执笔者败诉，口述者胜诉，成为文坛奇冤。孙健忠和于沙为此愤愤不平。口述者为庆祝“胜利”，在长沙宴请各方著名人物，孙健忠和于沙都在邀请之列。令人敬佩的是，这两位是非分明有正义感的文人“拒请”，一点也不给对方面子。就凭这一点，我对健忠和于沙感恩一辈子。可是令人心痛啊，孙健忠走了，永远地走了!

　　健忠是2019年6月6日21时35分因重病去世的，当他的儿子孙佳把这不幸的讯息告诉我时，我顿时惊呆了。我说立即赶来长沙见健忠最后一面，孙佳说:“谭伯伯，谢谢您的好意，我父亲临终前遗嘱，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不送花圈，不接受生前好友和同仁之奠仪。”健忠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是为他人着想，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品格。

　　健忠生病期间，我一直牵挂着他的病情。2019年5月下旬我来到长沙，目的就是去医院看望久病不愈的亦师亦友的孙健忠。他住进了韶山南路的长沙市中心医院住院部三楼重病室，亲人和朋友是不能随便去探视的，要根据他的病情和本人意愿，只有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探视，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我与医院约定5月24日下午3点，按规定戴口罩和防毒鞋帽。我与健忠准时见面了，他欢迎我的到来。由于长期病痛的折磨，他瘦了，脸色发白，身体虚弱，显得有气无力。我们面对面坐着，心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沉默了一阵我才说：“健忠，怀化的朋友非常关心您，想念您，希望您挺过难关，战胜病魔，早日康复。我这次来长沙是专程来看望您的。”健忠点点头说了声谢谢，要我问候怀化的文朋好友。他担心我是个86岁的老人，又患糖尿病，千万千万要保重身体，防止糖尿病并发症，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还如此地牵挂着我，真是好人啊，好人啊!护理人员示意见面的时间到了，目送健忠坐着轮椅离去，我情不自禁地掉了一颗伤心的老泪，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诀别。

 

　　二

 

　　孙健忠是湘西人民的好儿子，1938年出生于吉首，土家族，全国人大第七、第八届代表，作家一级，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湖南省作协主席。他于1956年中期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醉乡》《死街》，中短篇小说集《娜珠》《五台山传奇》《乡愁》《猖鬼》《甜甜的刺莓》《倾斜的相西》以及《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孙健忠传》等，有些作品被国外翻译出版，有的获全国优秀作品奖。

　　吉首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而溆浦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因此他把溆浦看成他的第二故乡。他感慨地说：“溆浦是我人生旅途第一站，是我文学起步的地方，也是我收获爱情和生儿育女的地方。”

　　1955年8月，年仅17岁的孙健忠从湘西简易师范毕业后分配到溆浦县，开始在偏远的一个叫思蒙的地方当小学教师。在那里，他写下了处女作《小皮球》，居然在省级刊物发表。县里看准他是个人才，1956年5 月调他到《溆浦报》(当时各县都办有县报)工作。正是在报社工作，他有机会认识了在县广播站工作的杨鹤鸣，两人情投意合喜结良缘。健忠在爱情和创作上获得双丰收，短篇小说《铁山儿女》在1959年10期的《湖南文学》作为重点作品发表，引起省文联的重视。1960年7月1日，他由溆浦调入省文联当专业作家。同时调入的有未央、刘勇、谢璞，他们后来都成了文学湘军的干将。随着环境的变化，视野的开阔以及他的聪明才智，他调进省里后，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其作品具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情。最具代表性的是其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荣获全国首届中篇小说奖。2014年4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魔幻湘西》，收集了孙健忠的10部中篇小说长达450万字，是一部可以作枕头的大作，有评论家称：“沈从文与孙健忠是本世纪文学史最痴迷也最有成就地描绘湘西文化的两位作家”，“历史将会证明，孙健忠后期小说创作价值具有人类某些永恒的东西，将长久流传下去的”，“孙健忠是属于湘西民族的，同时也属于世界民族的。”

 

　　三

 

　　孙健忠是从湘西走出来的作家。如果从大湘西的概念来说，包括怀化和张家界在内。

　　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生产力大大地解放，是文学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文学界提出：“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号召作家到基层挂职，我在沅陵县委挂职常委。在省里一次创作会上，我希望省里的名家到怀化挂职，健忠想了想说：“我就到芷江吧，那里是侗族民族县，又是当年日本侵略军投降的地方。”我说太好了。1983年末，孙健忠到芷江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作家韩少功，也是我当说客促使他在怀化地区(即今怀化市)林业局挂职副局长的。孙健忠和韩少功两位名家到怀化挂职，对繁荣怀化地区的文艺创作起了重要作用。

　　健忠有恩于我，我永远难忘，除了上面提到《朝阳花》版权案一事，要说的太多太多了，只能择其要者说说。

　　1993年底我退休下来后，健忠动员我到省作协帮助工作，先是筹备省作协五次作代会。为节省经费，吃住都在省作协机关。有一天北风大作，寒气袭人，我夜晚缩在被窝里。就在这个时候，健忠来了，送来一件旧军大衣和一瓶酒鬼酒加花生米，让我解寒。我具体负责新时期湖南文学创作成果展，编辑一本《千瓣芙蓉》，主编孙健忠，副主编是叶梦(散文家)、龙长顺(评论家)和骆晓戈(诗人)，我把名字放在最后面。孙健忠认为这样安排不合适，提出把我的名字放在副主编的前面。省作协五次作代会后，健忠委托我主办《湘泉之友报》和《军事博览报》。1997年冬，毛泽东文学院落成后，他与副主席梁瑞郴研究，聘请我到毛泽东文学院培训部主持工作。凡此种种，可见他对我的关怀和厚爱。

　　健忠爱才识才，对青年作家不遗余力地扶持。湖南有很多青年作家受惠于他，他们谈起健忠主席都赞不绝口。王跃文不止一次同我说过，他就是在健忠当主席时调到省作协去的。得知健忠去世，我同跃文通了电话。跃文在电话里说到健忠对他工作的支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跃文说，遵照老主席的遗嘱不举行告别仪式，可是未能到他的灵前去鞠个躬送送行，心里终觉歉疚。

　　健忠，请走好!

　　（作者谭士珍，系中国作协会员，怀化市文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