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由余秋雨、韩少功、张承志等人的助推臻于完善的文化大散文走入新世纪，逐渐落入了俗套。这固然与新世纪以来散文文体乃至文学、文化的整体式微有关，更与散文作家的文化视野、才情识见、文体意识的局限性息息相关。介于以上因素，再加上楚文化所固有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我们很难在新世纪以来的湖南散文创作现场看到一些气象宏大、史识通透，又具文字表现力和文本辨识度的文化大散文，这也正是我看到张雄文的《白帝，赤帝》(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4期)后感觉眼前一亮的原因。

　　《白帝，赤帝》由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起始，展开对白帝城的凭吊与追思。接下来，从白帝城的地理位置、气势气韵过渡到对白帝的历史文化渊源的探究。首先，作者考证了上古传说中有关五帝的记载，并指出传说“原本无心”，“却给了后世诸多有着帝王梦想的人以假托的藉口”。紧接着，作者按照朝代更迭的先后顺序，写了秦襄王借“白帝后裔”之名大兴争霸之实，刘邦用“赤帝斩白帝”的典故俘虏秦王子婴，王莽伪托刘邦遗命篡夺王位，公孙述炮制“白龙出井”一说与推崇赤色的光武帝刘秀分庭抗礼直到最终挫败，刘备白帝城托孤等历史典故。追索了政权与白帝的关系之后，作者将写作的重心再次转移到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身上，写他们笔下的白帝城，写他们用卓绝的诗才、傲然的风骨为我们营造出来的一个个瑰丽多姿、自由飘逸、纯真唯美的诗歌帝国。行文至此，全篇的结构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圆——由“诗中的白帝城”到“眼前的白帝城”，再由“眼前的白帝城”到“历史中白帝城”，最后由“历史中的白帝城”回到“诗中的白帝城”，一线串珠，严谨整饬。然而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整部作品其实是双线并行的——一条是由王侯将相所书写的政权与白帝(赤帝)的纠缠不清的历史，一条是由义士、诗人在白帝城书写的忠义史、诗歌史。这两条线索一明一暗，互为表里，赋予整部作品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文化信息含量。

　　结构主义者认为，叙事类作品的结构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显性结构。包括叙述的顺序、作品的各个要素、各部分的起承转合，以及字面以上文本结构；二是隐性结构。也就是指超越故事顺序和表层文字，甚至超越文本的文化结构。①我们一般会在分析小说的结构时用到这一理论，很少对散文的结构有过诸如此类的分析，即使有，也多停留在对显性结构的分析上。随着现代、后现代思维方式对文类形式的冲击，散文越来越呈现出“跨文体”的倾向。因此适当将结构主义的观点方法引入散文的形式建构，有助于我们从文学的内部入手，深入挖掘散文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深入体察散文背后的“人”的具体性、丰富性、多义性。就如《白帝，赤帝》，作者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写了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的五个历史人物借“白帝”(“赤帝”)之名来更换政权的史实，用生动的细节极力烘托出他们一统天下的勃勃雄心与赫赫战功，凸显了他们在朝代更替中所起的决定性意义，有那么一点时势造英雄的意味。而这些人煞费苦心为子孙后代创造的基业，也并不能做到永世稳固，一旦群雄并起，乱从中来，大厦将倾只在须臾之间。历代封建王朝就这么乱吵吵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着成王败寇的千年大戏。其实，以上历史人物、朝代在“白帝”“赤帝”之间的名分之争本质上属于正统之争。为什么会出现正统之争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最讲求一个“名”字，“名”正则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在历代王朝都把“奉天承运”作为获得并行使权力的本源依据。然而一个王朝覆灭了，另一个王朝又建立起来了，人们不得不面对两种不同的权力交接形态。“正统之争，便成为历代王朝末期，各个最高权力觊觎者争夺异姓承传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②。整部作品在显性层面上就是写五个历史人物围绕“白帝”(“赤帝”)的正统之争，但作者的用意绝非是站在正统观念的立场之上为这些历史人物歌功颂德，而是站在民间立场，或言一个具现代意识的个体的“人”的立场，去感受历史，判断功过。而这些感受与评判并没有浮于作品的表面，它们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地传达着文本结构背后的文化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显与隐，在区分度上并不完全等同结构主义对叙事类作品结构双重性的解释，而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草蛇灰线”更为贴近。

　　“白帝”与“赤帝”的此消彼长，为正统观笼上一层庄严而神秘的神学面纱，但它们只不过是城头变换的“大王旗”，给人以强烈的无稽感。这让人联想起了《白鹿原》中的“鏊子”，本是民间制作烙饼的炊具，因其在制作过程中被人一边向上一边向下来回翻转，故被用于喻指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循环更替，就该书所表现的具体内容而言，也隐喻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本质。“白帝”(“赤帝”)与“鏊子”本是不相关的事物，但作为特定语义空间中的文化符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除了将“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正统之争描述为“野心家的发家史”之外，作者的民间立场还体现在他所塑造的两个失败者的形象：一个是公孙述，一个是刘备。公孙述的故事发生在西汉末年，正值王莽篡权，天下大乱，公孙述借机称霸川蜀，欲与中原刘秀分庭抗礼，然经过12年的抗争，终于逃不过身死国灭的宿命。虽然公孙述的政权仅仅维持了短短12年，但“白帝城主体却在长江日夜淘的涛声里幸运留存下来，悬浮在山崖之巅云端之上近两千年。”为什么历经风雨侵蚀、治乱分合后，白帝城依然屹立不倒?它的遗迹何以保存得比东汉江山，乃至西汉江山更为长久呢?原因只在民心。因为在烽烟四起的乱世，唯有白帝城可以凭借高俊的地势偏安一隅，让百姓免受战火洗劫从而过上安稳的生活。因此百姓感谢公孙述的筑城之恩，将他视为上天降下的真实白帝，年年祭祀，香火不断。由此可见，支撑白帝城千年不倒的，是老百姓对安稳生活的恒久向往，是文人千年的“桃源”梦。刘备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后裔，曹魏掌中傀儡多年的东汉献帝的皇叔”，他在诸葛亮的辅佐下，以川蜀为基地，搜罗人才，整顿军马，准备北伐中原，匡扶汉室，却在后期连遭重创，落得兵败白帝城的下场。从成王败寇的立场上说，西蜀政权失败了，但“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白帝城托孤”中上演的“忠义”故事却千秋流传。作者之所以反复渲染“托孤堂”的凝重之气，并用类似电影画外音的方式突出刘备在弥留之际与诸葛亮的对话，不单是为了彰显“忠义”在君臣之间所承担的伦理意义，更是站在个人的“人”的视角，凸显了刘备、诸葛亮之间坦诚厚道、生死不渝的情义。刘备先是三顾茅庐，赤诚之心，溢于言表；继而待之以师礼，喻之以鱼水；而托孤之际“君可自取”之句，则逾越了君臣的界限，体现出人性的光辉。正是出于对这种准乎人性的爱敬与信托的回报，诸葛亮才担起了匡扶汉室大业的重任。其“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承诺与担当，以及其后对承诺的践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达到的境界，已经上升到了生命——人格的高度。

　　何为成，何为败?何为真实，何为虚妄?如果说以上两个失败者形象的塑造是从时间维度上对成王败寇这一定律的颠覆的话，那么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建立的诗歌王国的极力书写则从空间维度上挑战了这一定律。文学(或言诗性)就其本质而言，是对现实社会以及现有观念秩序的反抗，因此文学与历史是的关系准确来说一种空间并置的关系：历史书写的是“事功”，突出的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所做出的贡献，遮蔽的是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而文学书写的是“有情”③，是“性灵”，彰显的是从意识形态话语、公共意识的挤压之下释放出来个体的“人”对社会生活、对大自然的独特感受。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由不同的机缘来到白帝城，写下了或飘逸、或沉郁、或清浅、或朴拙的诗句，他们用困苦而又饱满的主体，整合了自然与“人”、历史与“人”的关系，他们用独一无二的个体经验与想象重构了一部历史——一部与正史截然不同的“有情”的历史。由此，作品的隐示层面的文化内涵昭然若揭。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两种历史，作者并没有持非此即彼的态度。也就是说，在极力肯定“桃源”情结、“忠义”思想、诗歌帝国的文化人格指向时，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前一种历史。或者说，作品所营造的较为开阔的美学空间，消融了二元对立的表意模式，凸显了建构大话语模式的写作尝试。你看，那“历史深度弓箭刀兵的铿锵作响与战场画面的鲜血淋漓”，那不计其数的金城汤池、亭台楼阁，那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玲珑剔透的心机，那繁华之后的凄凉，无不显现着悲情与沧桑。是与非，成与败，兴与亡，固然有着客观的标准，但在时间和死亡面前，一切都不再那么重要。这不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人”在面对时间和死亡困境时的悲悯与反思。

　　之所以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大散文正逐渐落入俗套，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散文作家习惯于埋首经卷，考证史料，而缺乏对历史深处的文明碎片的打捞。而“对于散文而言，历史这个阔大命题的诱人之处，并不在于诉诸史料的历史传奇和历史苦难的演义，而是在于那些常年沉潜再民间的独特段落和瞬间。这些段落和瞬间里面所蕴含的精神信息，往往才是巨大的，震撼人的，它与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承一脉相承”④。张雄文的《赤帝，白帝》借用“白帝”(“赤帝”)正统之争的五段历史，着力突出了“桃源”情结、“忠义”思想、诗性精神在民间的巨大生命力，并在表述历史中彰显出了结构创新以及建构大话语模式的写作雄心，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散文创作革新的一次有效尝试。(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人学视域下的沈从文思想研究"(编号：XSP18YBC17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马新亚系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文艺论坛》编辑。)

　　注释：

　　①相关论述参考陈剑晖：《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②凌宇：《凌宇文集》(第四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页。

　　③关于“有情”“事功”的说法参考了沈从文的《抽象的抒情》以及王德威对“抒情”传统的有关阐述。

　　④谢有顺：《散文的常道》，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