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多雄风，四顾浩茫茫。落日下平地，萧萧人影长。

　　抚剑起巡酒，悲歌慨以慷。束发远行游，转战在四方。

　　天地苟不毁，离合会有常。车尘灭远道，道远安可忘。

　　这首《河梁吟》是乐府古体诗，那年谭嗣同还只有18岁，还在甘肃天水。正是青春年少，随父谭继洵行走在西北苍茫大地，乃生英雄气概，所吟诗句里更是豪气冲天。

　　过去的读书人，除了埋头读书追求功名外，还讲究琴棋书画。谭嗣同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诗，对剑和琴痴迷，尤仰慕古时的荆轲、聂政等侠士，曾偷偷给自己取了一个“剑胆琴心”的雅号。

　　纵观他一生，谭嗣同都孜孜于磨炼自己的身心：先是寒窗苦读，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对先贤王夫之的学说尤为心折。他还醉心于学武学佛，乃成就为文武全才。到最后，谭嗣同虽没有考上功名，但他学识渊博，依然是那个时代读书人中的佼佼者，著作以《仁学》影响最广。

　　风流自少年

　　光绪九年(1879年)秋，谭嗣同15岁，刚随父亲谭继洵至巩秦阶道任所不久，见此地没有好老师，就让他还是回浏阳。于是，他奉父命从甘肃天水回到浏阳，师从大围山涂启先学习诗文。谭嗣同回家不久，仲兄谭嗣襄随即出发赴天水随父任。已是深秋，碧山深处，布帆斜挂，雨后有微微凉意。那天一大早，嗣同陪兄长过河，依依送别兄长于城南外青枫浦。这一去即是四千里之遥。眼见着小船载着兄长越走越远，拐个弯就不见了，嗣同不由眼泪双流。黯然回到城北门口那座空荡荡的院落，念及亲人都不在眼前，滚滚感伤不可控制，乃情不自禁地提笔作诗，一写就写了五首七言绝句《送别仲兄泗生赴秦陇省父》。他在诗里陪着仲兄，沿着湘江长江，过洞庭过汉水，至关河至灞桥，一路走到了秦州(天水)：

　　一曲阳关意外声，青枫浦口送兄行。频将双泪溪边洒，流到长江载远征。

　　君陪鲤对我偏留，雨后山光冷似秋。楚树边云四千里，梦魂飞不到秦州。

　　当远在天水的谭嗣襄收到弟弟寄来的诗，一一读过，又喜又悲。喜的弟弟如此看重兄弟情谊，刚刚学诗，就写出这么好的诗句。悲的是弟弟独自在家，没有亲人照顾，也不知过得好不好。

　　谭嗣同此时才学诗，提笔一写就令人叹服，至青年时诗力乃成，七言更见性情。他的七言有种绵延吐纳的浩气，可以看出嗣同虽然神肖太白，但心里更爱李贺，他曾有句“自向冰天炼奇骨，暂教佳句属通眉。”既是自号通眉生，也是他向李贺致敬之意。面相学上说，眉间贯通之人往往倔强自高，不易纳人言，见于长吉，也见于谭嗣同。

　　且说接下来几年，谭嗣同就呆在浏阳，跟随涂启先学习，为科举考试做准备。涂启先是知名大儒，为人正直，志行高洁，与谭继洵、欧阳中鹄私交都很好。他的学问更好，秉承乾嘉汉学家遗风，对于文字、训诂都有一定研究，尤长于史学，考证得失，见地和决断精密详尽。请他来教谭嗣同兄弟，谭继洵经过反复思量才做的决定，应该说他的眼光是准的。涂启先不光认真地指导谭嗣同作诗文，更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教读儒家经典上，这才是今后科考的看家本事。随着涂启先的敦敦教诲，谭嗣同开始攻读四书五经儒家经典，打下了深厚的根基。涂启先的学术思想，对谭嗣同影响颇深。嗣同后来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曾有言：我昔日受读瓣姜、大围之门，受益多多，让我告别了童蒙无知之日。

　　其时，涂启先眼见谭嗣同小小年纪，学业上进步很快，对其喜爱有加。授课之余，也会让谭嗣同和伙伴们在一起玩耍，他甚至有时将他的儿子们带过来和嗣同作伴，嗣同和他的二儿子涂儒翯志趣相投，成为了要好朋友。更有嗣同的“刎颈交”之交唐才常，二人同床共砚，砥砺学业，共同进步。也因此，嗣同在浏阳的学习生活，因为有了好老师和同门，渐渐地生动有趣起来。他学习实有成效，经常惹得涂师由衷赞叹，谭继洵听闻后，也尤为欣慰。

　　既然学业有收获，那就赶紧参加科举考试吧，争取早日博取功名。光绪七年(1881)秋，谭嗣同17岁了，其父谭继洵令其赴长沙参加乡试，报考生员。却出师不利，未中。但考试失利也难免，谭继洵就果断为谭嗣同以及谭嗣襄出资报捐监生，好让他们早日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于嗣同而言，真正的苦日子开始了，谭继洵不光令嗣同前往甘肃，他要亲自督促他的课艺，而且迫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考。

　　从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1885—1894)的十年间，也即谭嗣同21岁至30岁之间，不时来往南北各省，乃“迫于试事居多”。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四年(1888)、十七年(1891)、二十年(1894)他四次回湖南参加正科乡试，均落第。有两次应顺天府恩科乡试，一为光绪十五年(1889)，因光绪帝立皇后、结婚，慈禧太后归政而设恩科。忽闻他最亲爱又最痛惜他的仲兄嗣襄在台湾病故，哪里顾得上应试，他只管南奔至上海迎其灵柩。一为光绪十九年(1893)，则因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设恩科。可这次仍落第，此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了，连他自己都失望透顶了。他屡试不售，对父亲无法交代，也惹得他人轻漫，内心的失意无以言说。也因此，他只得在来往南北途中，纵情于山水美景，借以排遗愁闷。

　　谭嗣同有复古之思，用世之志，薄视时文而不屑为。但为了遵从父命，追求功名，他在八股文上面也曾下过功夫。他于光绪十六年(1890)回到浏阳家里，除攻读儒家典籍外，还潜心钻研八股制艺。他听说李兴锐(字勉林，后任两江总督)家藏书多，就应其侄李昌洵(字正则)的邀约，于那年夏天去古港筱墅垅李家度暑。在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竟读完一部《知不足斋丛书》(共三十卷)，嗣同速度实在惊人。一日，谭嗣同到李氏登楼读书，李家塾师卜秋芙，见匆匆翻过，以为他只是走马观花。事后，卜师特意挑他刚刚看过的书向他提问，竟能一一举其要点相答。他不由惊叹嗣同真是天才卓荦，一目十行，且博览强记。

　　任是不想再参加科考，因有父亲的强迫，他也只得听从安排。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八日(1894年9月7日)，谭嗣同至长沙参加乡试。至此，已是他第六次参加科举考试了。谭嗣同寓于谭延闿家中，发榜前头晚上，他期望急切，却患得患失，心绪不宁，无法安睡，竟独自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到了天亮。是科又没中，谭嗣同遂回浏阳修族谱，决心与科举决裂，从此不再踏入科场。

　　但此次科考却有微妙的故事：当时为了防止考试徇私舞弊，考卷是“弥缝”的，即卷面上没有考生的姓名。正副考官为编修柏锦林、御史蒋式芬，考题为“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谭嗣同起讲曰：“以生人者杀人，不谓之功名，而谓之学问”。正副主考官对谭嗣同的文卷十分赞赏，正主考又认为他文章虽好，锋芒太露，打算把他取为第二名，乃批云：“奇思伟论，石破天惊!”而副主考却不同意，还说：要取的话就取第一名解元，否则干脆不取。他俩争执不一，最后竟然未予录取。等到揭晓，才知是崭露头角的谭嗣同，两人都有懊悔之意。正主考官还与谭继洵有“同年”之谊，就更难为情了。此事当时传遍长沙，成为人们的笑谈，遂有“不中犹中”的说法。

　　屡试不第，对谭嗣同来说，倒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不过，却给人一个“热衷功名”的感觉。其实，谭嗣同对“功名”并不热衷，尤其鄙弃“八股文”。可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三更灯火五更鸡”，孜孜以求功名，谭嗣同出身官宦之家，更不能例外。由于谭继洵由科举考试得售进入仕途，当时官场上都敬重科举正途，他也是因循守旧之人，所以他总是想尽办法让谭嗣同兄弟也走这条道路。谭嗣同还只有5岁，谭继洵就为他和仲兄谭嗣襄聘毕莼斋为师，让他们在家中私塾读书。当那年报考生员未中，就令谭嗣同回到自己身边，他要亲自监督了。当谭继洵督促其作业时，甚为不满，在日记中记载：“七儿好弄，观近作制艺文，不合式。”谭嗣同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大字，以示反对。

　　嗣同兄弟屡考不中，正途受阻，谭继洵开始同时设法让他们走异途。在为嗣同兄弟报捐监生后，又于稍后分别为谭嗣襄报捐盐运使司提举衔，为嗣同报捐同知，指分浙江试用。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日(1884年11月18日)，新疆建省，由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刘锦棠任甘肃新疆巡抚。由于彼此关系密切，又结成儿女亲家。在谭继洵安排下，嗣襄、嗣同兄弟进入设在兰州的新疆甘肃总粮台谋职，总粮台的前身是兰州支应局。嗣襄、嗣同在新疆甘肃总粮台前后服务约一年左右，刘锦棠就奏保嗣襄以直隶州知州用，嗣同以知府补用，得以成功，奉旨：谭嗣同俟补缺后，以知府仍留原省(指浙江)归候补班前补用，先换顶戴。从此，谭嗣同就有了候补知府的头衔，知府相当于汉代的太守，故友人之间有时称其为“复生太守”。

　　谭嗣襄去世后，谭继洵对嗣同多了些温情，也继续督促他走仕宦之途，于光绪十九年(1893)，为嗣同捐戴花翎。嗣同曾写信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欧阳中鹄，请其为之办理加级纪录。光绪二十年(1894)，谭继询又为嗣同报捐免补同知本班离任，以知府仍留浙江归候补班前补用。据了解内情的欧阳中鹄称：“其(指嗣同)保举知府，名实不副，每引以为大耻。而又不能径遂弃之，孤行其志。乃不得已，迫使以此赴引，其痛可想。”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因在浏阳兴办算学馆、在湖北破案，而为守旧者所非议。谭继洵乃逼迫他赴京觐见，又令其送侄谭传赞赴京参加荫生考试，不得干预外事。谭嗣同深感父命难违，只得进京。

　　四月十八日(5月30日)，谭嗣同经吏部带领，觐见光绪帝，因浙江停止分发，奉旨改发江苏，派任江苏候补知府。这年七月，谭嗣同抵达金陵，旋赴苏州参拜江苏巡抚赵舒翘。至第二年二月初，被委任为江南筹防局提调。但谭嗣同很快灰心丧气了。不但因为举目无亲，生活感到孤寂，更是由于在官场上到处受到冷遇，南京官僚们根本不把他这个候补知府放在眼里。

　　但谭嗣同才情勃发，时常激昂慷慨地与人辩论，说话声如洪钟。但见他面色颇黑，目上视，能远望，异于常人，拿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诗文都不落寻常路径。但他实在是孝子。龙绂瑞《武溪杂谈录》中记载：谭嗣同于光绪二十一(1893)赴顺天府恩科，寓住他家两个月，朝夕在一起谈论，有如亲兄弟。等到榜发，谭嗣同没有考中，本来想多留些时日。他父亲时在湖北巡抚任上，派人来催促他回去，他才回到武昌。有一天，他和龙绂瑞讨论节孝问题，他坦陈直言:“守节是宋人的谬论。而父子天性，承顺父母奉养父母是子女应尽之责，无所谓孝与不孝。”

　　而谭继洵为了培养嗣同兄弟，使其沿着当时社会所安排的仕官之路成长发展，所花精力不可谓不大。按照当时标准，他也算尽了做父亲的责任。谭继洵在湖北巡抚任上曾患足疽，病情沉重。嗣同日夜侍疾，半个多月衣不解带，并为之口吮其毒而愈”。人称“孝子”，嗣同则视为“应尽之本分”。他虽然孝顺父亲，但为人奋发有为，意气昂扬，不守成规，而其父却老成拘谨，思想保守，因此父子志趣不同。随着嗣同的成熟，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日益大相径庭，父子之间貌合而神离。

　　百日维新期间，因徐致靖具折推荐，谭嗣同应诏入京。谭嗣同七月初五日(8月21日)到京，七月二十日(9月5日)召见。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他，谭嗣同纵论时弊，得到了光绪帝称赞。之后，光绪帝随即发布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此令康有为等人欢呼雀跃，认为谭嗣同等人“实宰相也”，变法将大有希望。谭嗣同因此深为感动，大大坚定了他的变法决心，他决心竭尽全力参知新政。

　　拨剑欲高歌

　　倔强和多愁善感碰撞，谭嗣同并未因事生怨，反而愈挫弥坚。谭嗣同13岁时写过这么一副对联：“惟将侠气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水准平平，但其任侠之气格却是自此定了。

　　从14岁到24岁，谭嗣同一共在甘肃生活了十年时间。在这十年当中，他轻身只剑，纵马驰骋，马蹄下的河山遍及数千公里，兰州、定西、天水、甘谷、会宁、固原、泾源、平凉都曾留下过他矫健的足迹和壮丽的诗篇。

　　这个长身玉立的年轻人，喜欢与胡儿和健卒疾呼，同饮青稞酒，同歌伊凉曲，同以戈壁为席，同枕沙漠而眠。虽年岁有加，但塞外风雪却锻造了他坚毅豪迈的性格。“驹隙任添新岁月，马头还我好山川”，“笔携上国文光去，剑带单于颈血来”。在河西走廊的苍茫河山之下，浏阳河畔多愁易感的男孩，已蜕变成为傲俗绝尘的热血青年，顾盼自雄之气遥致太白。

　　谭嗣同的确与一般世家子弟不同，不仅满腹经纶，且有一身好武艺，他仗剑走天下，奔波于南北应试路上。光绪九年十月初二(1883年11月19日)，谭继洵升任甘肃按察使，次年十月又升任甘肃布政使。在此期间，谭嗣同兄弟都随侍读书，有暇便和衙署的兵弁们一起摆弄刀、枪、棍、棒，操练各种武术，尤喜骑马打猎。他瘦弱的体质渐渐健壮起来，英姿勃发，意气昂扬。其抵陇之后，填词《望海潮》以自题小照。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黄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想象一个18岁的年轻人，问自己“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自是让人会心而笑。而结句更妙：“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这独吟独坐、任性任侠的人是我么?

　　不论他看到的自己是什么样子，词里呈现的却是一个飞扬跋扈、豪气冲天的少年，一派毫无矫饰、跳脱性灵之态。虽说不上多么英俊，但眉目凌厉，骨相峥嵘，让人目眩神驰。

　　谭继洵担任甘肃按察使时，还主持安定军事。安定即定西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地近渭水源，为陇中重地，“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素有“甘肃咽喉”之称。谭继洵在当地招募兵勇500人，由原回民起义首领崔伟率领，以维持治安。幕僚刘云田任职安定防军参赞。刘云田对谭继洵忠心耿耿，昔日倘不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替谭继洵抓药，谭早就躺倒在赴天水任的路上。为此，谭继洵对刘云田很感激，也很照顾，刘云田更是知恩图报，对从小失去母亲的嗣同兄弟很爱护。刘云田成了他们兄弟俩的避风港，非常乐意亲近他。

　　安定离兰州有二百多里的路，但一有时间，谭嗣同就跑到安定军营中探望刘云田。他那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如侠客般不曾被世俗的琐屑、礼教的繁缛消磨掉一点儿。但他对迂腐的刘云田却又那么依恋，只一味觉得他可笑可爱。

　　每当这位谭公子大驾光临，军官士兵都赶紧上前向他敬军礼、奏军乐，还要在军中备酒席、设宴款待他，他都不感兴趣。他只管去找刘云田，最喜欢干的事是逼着刘云田和自己并马走在山谷中，不时偷跑到边塞地带。西北天气恶劣，时遇西北风大作，倘飞起来的沙石击中了人，如同中强弩。善走的骆驼啼叫，与雁鸣狼嚎互答。而他们“从百十健儿，腰上挎着弓箭，手臂上架着雄鹰，与众多凹目凸鼻黄须西域胡人，大声呼喊，疾驰而过，争先追逐猛兽。夜晚则在沙漠上支起帐蓬，席地而坐，双手捧着黄羊血，搀混着雪吞下去。弹起琵琶，引吭高唱秦腔。或者椅靠着酒坛，聚在一起饮酒博戏，欢呼达旦。 驰马围猎，夜雪秦歌，其纵横驰骋、激情飞扬的场景真是扣人心弦，18岁的嗣同属于辽阔的沙漠，在飞驰的马背上挥洒青春的风华。这种发乎天然、不拘泥于当时社会习气的男儿本性，出现在能文善虑的青年谭嗣同身上，实在太可贵了。

　　就在嗣同与胡儿们嬉戏欢呼时，回头去寻找刘云田，但见他正闭着眼睛、屁股坐在小腿上，上半身直立手放在膝盖上，喃喃地诵念着《大学章句》。—— 吓坏了的刘云田只能如此表示自己的不满，说不定还在哆嗦不已。可嗣同一点也不惊诧他不合众。他知道，倘不是为了让他高兴，刘云田怎敢骑马驰骋，因此更加亲近刘云田了。

　　为此，一有时间，嗣襄、嗣同兄弟两人无时不刻地缠着刘云田。偏偏这位老刘性子慢，个子矮小，又其貌不扬，一副迂腐的儒生模样。而且喜欢碎碎念，时时用那些乡村儒生的陈言旧语来规劝教导兄弟俩，要好好读书呀要好好睡觉呀要好吃饭呀……听得他兄弟俩呵欠连天，连眼泪都流了出来，他还在那里絮聒不休。其时嗣同兄弟少年盛气，凌厉无前，竟也能忍耐着听下去，还很享受的模样。正是刘云田那些恨铁不成钢的碎碎念，令兄弟俩感受到了难得的温情，自从母亲过世后，除了刘云田谁还如此在意他们?

　　因此他们，后来又加上传简，都与这个矮个子儒生多年亲密无间，爱作弄他，和他开各种各样的玩笑，甚至戏弄他。一个日出三竿的午后，谭嗣同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高头大马，要刘云田上马去，声称要教他骑马。无奈之下，刘云田只好颤栗着爬上了马背，身后的谭嗣同却猛地鞭打马屁股，马受惊了朝前窜了出去。刘云田吓得伛偻着身子伏在马背上，浑身打颤，啼号哭叫。嗣同兄弟站在一边，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老刘下得马来，严厉地批评了这几个恶作剧的小子，最后却挥挥手，却终究没有生他们的气。

　　一个隆冬朔雪的日子，谭嗣同逼着刘云田和自己并马疾驰在河西走廊杳无人烟的深山之中。这一次，他们骑行了整整七个昼夜，行程有一千六百里之远。峭壁悬崖，冰川雪岭，到最后以至于双腿都被马匹磨得血肉淋漓，旁人皆惊骇不已，而谭嗣同却殊然不觉，怡然自乐。

　　他如此豪爽又健康，顽皮而又勇敢，朗朗于天地间，倘他得以驰骋沙场，绝对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将军，但现实却让他去攻读诗书，去做文秀才。但他的英雄气质自是消磨不了，且其武艺超群，这些武艺是从哪位老师学的呢?从头数来，据后人所知至少有三位老师。

　　第一位竟是湖南安化的黄方舟老师，也是谭继洵为他们兄弟所请的塾师。黄方舟，名凤歧，甲午科进士。据说，他从17岁开始兼习武术，曾拜少林名师刘玉山为师，研习《少林单刀谱》，又从李志远学习剑术。他的学问、道德、文章、武术均为世所钦佩，后任广西太平、云南开化等处知府及清廷宫廷卫队虎神营教练，其武艺以单刀和剑术闻名，江湖上有“单刀王”之称。

　　念及昔从黄方舟受业，颇得其武术真谛，谭嗣同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武汉时，曾书赠给黄师一付对联：“曾受双戟单刀，长于葛洪者剑；所谓粗块大脔，奄有陈亮之文”。他高度赞扬业师的武术及文章，可见对其的推崇。

　　剑是百兵之君，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痴迷剑术。正是以剑比人，从小立志做君子不做小人。他三更灯火读书，闻鸡起舞击剑，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七星剑剑身较长，剑脊上镶嵌有7颗铜星，呈北斗七星状布列。30岁之前，谭嗣同曾携此剑游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足迹遍布13个省，眼界大开。就在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从湖北江夏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欣喜之余，他对这两件宝物珍爱如命，将“七星剑”留在浏阳“大夫第”，将“凤矩剑”随身佩带，寸步不离。

　　多年前，在浏阳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我曾经见过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谭嗣同32岁，其时他任江苏候补知府。此照片是他、侄子谭传炜及其塾师邱菊圃的合影，但见他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于腰间，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那把剑便是“凤矩剑”。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谭嗣同“北游访学”至北京，居浏阳会馆，又拜大刀王五为师。王五武艺高超，在晚清十大高手谱中，他与燕子李三、霍元甲、黄飞鸿等著名武师齐名。因他拜李凤岗为师，排行第五，人称“小五子”，又因他刀法纯熟，德义高尚，故人人尊称他为“大刀王五”。大刀王五除了刀法厉害之外，其剑术也很精湛。谭嗣同拜师王五，乃专攻剑术，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王五出生贫寒，打小练得了一身好武艺，刀法纯熟，为人仗义，侧强扶弱，在华北一带颇富声望，于光绪三年当上了北京源顺镖局的掌柜。顺源镖局活动范围广大，北自山海关，南到江苏淮安市清江浦。王五用心押镖，收费合理，德义高尚，生意十分红火，很快就声名鹊起，只须把他的兰底白“王”字小布旗插在押镖的车上，即便扔在旷野，也无人盗劫。

　　七爷谭嗣同在京时，王五每天早上天刚破晓就来到会馆教他练剑法。有一次，他俩刀光剑影，打在一团，吓得会馆老长班刘凤池在一旁胆颤心惊。忽地，嘎然而止，只见王五抱拳拱手说：“七爷，受惊了”。看样子，他们师徒俩大概是在比试比试呢。

　　王五在民族危难之时，常与谭嗣同他们在一起，也深受他们的爱国热情影响，面对列强一再侵犯清王朝，一再割地赔款而愤慨。戊戌政变发生后，他极力劝谭嗣同东渡日本，说：“君如果出走，我就跟着你，以保护你的安全!”可是谭嗣同拒绝出走，决心一死以唤起人们的觉醒，并毅然将“凤矩剑”赠给了王五。接过剑那一刻，王刀痛哭失声，在谭嗣同再三催促下，才依依不舍地走了。从此，王五珍藏此剑，从不示人，但在他死后，这把剑终究难逃被毁的命运。

　　谭嗣同被逮捕后，起初监禁还不严，王五花钱贿赂狱吏，设法通融饭食，递送衣物等日常用品。但后来就无法进监探看，他曾打算劫狱，谭嗣同当即阻止，认为这不但没有成功的可能，反而会遭到不应有的牺牲。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王五率众积极参加。10月25日，清兵将顺源镖局团团围住，王五终因寡不敌众，被枪杀于前门，死时56岁。

　　谭嗣同还有一个武术老师名叫胡致延，人称胡七，他精“通臂拳”，绰号“通臂猿胡七”，形容他身形象猿猴那样灵巧。谭嗣同少年时即结识通臂猿胡七，跟着他学习刀锏和拳术。胡七本同于谭的父辈，然而两人情谊深厚，谭嗣同每以“七哥”称呼他。胡七尚习武，喜交友，经年在外走镖，威名赫赫，也是河北省人，与大刀王五皆为北五路镖客，一样重江湖义气。

　　谭嗣同入京参知新政之时，向胡七学锏法、太极拳、形意拳和双刀。而他认为舞双刀不及单刀好，谭嗣同也认可他的看法。单刀是王五的绝技，胡七便让王五负责传授谭嗣同单刀与剑术。

　　当时胡七他们组织了十八名兄弟(秘密组织)，立志行侠仗义，打尽天下之不平。他们各人有各人的一套绝技，只是缺少一位大哥。他们因而追随谭嗣同，想把各人的绝技轮流传授给他。可谭嗣同是做官的人，不便结纳江湖，所以让胡七和王五先出面，其余十六名兄弟暗暗相随。

　　当时刑部案发生，慈禧西太后懿旨将下时，胡七和王五一得到消息，就尽早跑到浏阳会馆送信说：“懿旨一下，人马立即刻发动，人马一发动，你就插翅难逃!”谭嗣同却不愿和他们一起逃走，天色已明，捕快们蜂拥而至，胡七和王五像热锅蚂蚁般催谭嗣同跳上屋脊，他反催着他们快走。见他绝对不肯逃走，为另找救他的机会，胡七和王五在危机一发间跃上屋脊。

　　那时胡七和王五抱着劫法场的一线希望。可那天步兵统领衙门派出重兵沿途警戒，队伍直排至菜市口刑场，惶惶然如临大敌，所平时行刑所未有。而且将谭嗣同等一个个绑在囚车上，也是与往日例外。大概刑部堂官知道谭嗣同颇有本领，也许还知道有胡七王五他们那群民间英雄，所以防护得特别严密。

　　他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谭嗣同被砍头，缓缓倒下，却不能冲上前去。一个个心痛不已，义愤填膺。

　　悲歌慨以慷

　　琴即英雄魄。中国古代文人修养讲究“琴棋书画”四艺，更以琴列为其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如孔子、蔡邕、嵇康都以弹琴名世，谭嗣同也不例外，在寂寥天地里，他舞剑抚琴，潇洒走天下。

　　倘回过头去想想，于谭嗣同而言，光绪十六年(1890)是不平静的一年。二月初(3月)，谭嗣同送谭嗣襄灵柩归葬浏阳。不久，就赴湖北武昌，住在岳父李寿蓉家中，李适署汉黄德道，为父亲谭继洵即将赴湖北巡抚任而布置一切。也许就在这个春三月，谭嗣同于湖北江夏意外得到文天祥蕉雨琴，甚喜。此琴长三尺七寸，阔六寸，断纹细碎如毛，世称牛毛纹者也。底篆“蕉雨”二字，并为之篆刻琴铭：“阴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打入孤臣心，抱琴不敢泣!”他还特地作《文信国公蕉雨琴记》，上用篆文“勇猛精进”阳文与“芬芳悱恻”阴文两枚印章。琴腹镌有行书二行：“宝祐二年甲寅九月，庐陵山人剖腹重修”。只是谭嗣同怎么也想不到，他殉难之地，就是600年前文天祥殉难之地：菜市口。

　　那年夏天，谭嗣同又回到浏阳家里，除继续攻读儒家典籍外，还潜心钻研八股制艺。一个雷雨交加的清晨，他家花园里两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暴雷劈倒了一棵。谭嗣同在那棵梧桐树旁辗转了很久，对这棵蓬勃的梧桐树的倒掉，甚为惋惜。看到躺倒在地的梧桐树，他想起了凤凰。中国自古有着“凤栖梧”的传说，凤凰高贵美丽，而桀骜不驯，非梧桐不栖。现在树倒掉了，想象中的凤凰更是渺茫。但转念一想，“雷击木”极为罕见，何况还是梧桐木?他想，真是天赐良机，不如将这难得的梧桐木制琴。于是，他多方访问，到九月时，终于找到了一位手艺极好的斫琴师。斫琴师仙风道骨般模样，且为人谦逊，他很喜欢。他与斫琴师商量后，他还亲自精心设计，将梧桐树的残干，在一旁指导斫琴师，先后制成两把七弦琴：一把为“仲尼式”，取名“崩霆”；一把为“落霞式”，取名“残雷”。合起来就是遭暴雷劈崩的意思。

　　当两把崭新的琴，摆放在大厅里，美好而精致，散发着清新新木的气息，他满心欢欣。他想，他要好好为这两把古琴上漆，写琴铭，为此，他反复地思考，反复地与制琴师商讨，最后他终于有了满意的方案。

　　崩霆琴琴身乌黑锃亮，琴面为桐木斫，琴底为梓木斫。琴背面魏碑体“崩霆”二字很有力量，其下刻有题款23字：“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谭嗣同作。”腹款则刻：“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霹雳琴第一光绪十六年庚寅仲秋”。

　　残雷琴浑身黑色光漆，雕有梅花，龙池、凤沼均作圆形。琴面为桐木斫，纹理清晰。龙池之上刻魏碑体“残雷”二字，其下刻有行楷35字：“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柯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己苦。遇己苦，呜咽哀鸣莽终古。谭嗣同作。”均填以石绿。诗左下方刻长方形朱文印，篆“壮飞”二字。腹款刻“霹雳琴光绪十六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二十字。

　　这两首琴铭仿佛是他一生的写照，也如同谶语般预示着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的结局。后来，谭嗣同如同背负着世间苦难的凤凰一般，投身于熊熊烈火当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世界之新生，只留下这把被他命名为“崩霆”“残雷”的梧桐木古琴。

　　谭嗣同爱琴如命，善于抚琴，对琴谱之学颇有研究。“崩霆”琴是嗣同生前最珍爱之物，它和“凤矩”剑一样，总是将其带在身边。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时候，他不是弹“崩霆”琴，就是舞“凤矩”剑。在谭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

　　谭嗣同仰慕文天祥的人品，认为高洁脱俗的骨鲠之士，应当具有如琴曲般澄澈纯净、不染纤尘、冰雪情操的内心。谭嗣同对蕉雨琴甚为珍爱，而他自己，恰恰却是“剑胆琴心”这个词最好的诠释。相传他得蕉雨琴后，用白绫制一琴囊，并亲笔书题词于上。其时谭氏为贵公子，声名很响，交游公卿间，且足迹遍及海内。他在漫游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各地时，常置此琴于行箧中。谭氏在最后回浏阳时，携此琴回家，其悬挂室中，而其白绫琴囊已经凋敝呈旧色矣。谭氏就义后，此琴为谭家传家宝，用心收藏。

　　民国十九年(1930)，谭家外徒，大夫第被兵略，琴遭劫去。大约四年，浏阳县礼乐局正在传习祀孔乐舞时，有乡民抱琴求售，局中掌教邱方岳(逸虞)一见，就知为谭氏故物，心里又惊又喜。但他不动声色，用双倍的钱将此琴买下来，并归礼乐局所有，遂成为孔子庙堂之器。

　　次年，文家市彭传澎读书于礼乐局，时他的老师刘善泽(腴深)也来到礼乐局中，见蕉雨琴，大喜，为之作《文信国公遗琴歌》。由是彭传澎深受感染，特地向邱逸虞学琴，局中掌教唐先微(劭华)为鼓励他将此琴学琴借给他操练。彭传澎得以摩挲谭嗣同手泽，常常坐在邱先生之旁鼓琴，琴声铿锵，师徒俩由衷赞叹此琴声韵之透彻宏亮。邱先生更是反复抚摩着古琴，为之赞叹很久。

　　至民国三十年(1941)，礼乐局乐器多被日军劫略，此蕉国琴也遗失了，令彭传澎焦急万分。日本军投降后，谭嗣同之孙谭训聪竟然找到了蕉雨琴，物还故主，真是件大喜事。彭传澎欣喜之余，又得以将琴借去弹奏。此琴日夕与他相伴相游达十年，他珍惜之余，觉得万分荣幸。到1948年，彭传澎恋恋不舍地将此琴归还谭家。没多久，谭家搬走了，便不知琴之踪迹。

　　话说光绪十五年(1889)谭嗣同师从刘人熙，而刘人熙素擅琴曲，在音乐理论上更是卓有成就。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谭嗣同津津有味地捧毯子他所著的音律理论著作《琴旨申邱》，甚至手不释卷。于是，惊喜之余，他决定开始传授谭嗣同弹奏古琴，正遂了弟子的心愿。谭嗣同乃师从刘人熙学琴，甚至于某一天师徒二人带着埙、箎、箫、管、琴等乐器，又叫了一些朋友，在浏阳会馆开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清代音乐会”。几个人演奏得酣畅淋漓，兴致盎然，就连周围观众都忍不住拍手叫绝，纷纷夸赞。

　　然鲜为人知的是，谭嗣同高超的琴技除得益于老师刘人熙外，大多由唐才常的父亲唐寿田亲自传授。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为兴办算学馆和群萌学会，唐才常、谭嗣同先后返归浏阳，得知唐父精于古乐，谭嗣同常至其家向其学习古琴。琴止以后，谭嗣同和唐才常便纵论学术及时事，谈到清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都无限愤慨。每到深夜，室内犹高谈雄辩，声情激越，书生意气，动人心魄。

　　不过，琴终究是琴，经历千斫万击，才可为良琴，即便再过千年，纵然海枯石烂，也能奏出最为清丽铿锵的乐章，也不会被世人所遗忘。“残雷琴”岳山上篆刻的七朵咬弦梅花，想必都不会忘记这个如冰雪般清孑傲骨，如火焰般热烈蹈厉的主人。

　　光绪二十四年(1898)谭嗣同应诏赴京变法，时年34岁。北上时谭嗣同将“崩霆琴”、“残雷琴”及“凤矩剑”带在了身边。在京期间，谭嗣同常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师友，至上斜街徐致靖宅中商议变法。谭嗣同常请徐致靖唱昆曲《长生殿》的《酒楼》一折。洪昇的原本叫《疑谶》，郭子仪在酒楼上看到众朝臣到杨国忠家贺新居，又看到安禄山封东平郡王走过楼下的飞扬跋扈情状，引起他的愤慨。徐致靖唱得慷慨激昂，谭嗣同也听得如痴如醉。

　　谭嗣同殉难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在“大夫第”，被夫人李闰悉心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上世纪60年代，浏阳县文化馆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终于找到了谭某，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之前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为一堆木屑。

　　谭嗣同虽自小在北京出生长大，却非常钟爱家乡浏阳所盛产的菊花砚，将其堂命名为“远遗堂”，将其书斋命名为“石菊影庐”，并将半生所读之书、所思之感，写成一本《石菊影庐笔识》。他将一片热爱家乡的激情，寄托于菊花石上，并藏有多方菊花砚。他甚至还常将所藏之砚送于友人。谭嗣同藏有四方菊花砚，为之命名秋影、瘦梦、瑶华、观澜，并作铭，铭与石相得益彰：

　　秋影砚铭：我思故园，西风振壑。花气微醒，秋心零落。郭索郭索，墨声如昨。

　　瘦梦砚铭：霜中影，迷离见。梦留痕，石一片。

　　瑶华砚铭：投我以琼英，以丹以黄，以莫不平。

　　观澜砚铭：落英之泛泛，风行水上涣，文不在兹乎，才士也夫。

　　谭嗣同爱石，还爱制印，制印还相当有造诣。金陵素以好石闻名，谭嗣同在南京时曾一度沉迷于“手镌印章”。刘善涵在离开金陵前就曾向谭嗣同索要印章，谭嗣同将自己所刻的石印，一一欣赏，出以志别，计有26方各具情态的石印。在他看来，谭君所造印石，特其余艺，严肃清妙，肖其为人。在谭嗣同那里，刻印已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表现其佛心的一种方式。而佛说“须弥纳于芥子”，呜呼!谭嗣同之刻印亦是“佛心纳于方寸”也。

　　想当初谭嗣同剑胆琴心，侠骨柔肠，携带一剑二琴，为拯救中华民族于灭种之难，北上京城期盼一展变法强国宏愿，只可惜旧势力阴霾重重，戊戌变法百日而终。为唤起民众觉醒，谭嗣同舍身赴难，慷慨就义。

　　(此文选自历史散文集《寻访谭嗣同》(岳麓书社出版)，已刊于《绿州》2019年2期。)

 

　　作者简介：

　　彭晓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浏阳市文联副主席。曾出版散文集《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苍茫潇湘》《寻访谭嗣同》，散文特写集《民歌婉转润浏阳》，长篇纪实《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