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内转”，这是中国新诗参鉴相应的西方资源在现代化征程中所达成的理论共识和所要实现的实践矢的，其动因就是要诀别浪漫主义的情感泛滥、表达矫饰，“诗”与“真”要亲密无间、水乳交融。问题是波特莱尔、马拉美、里尔克们等人的诗歌现代化是有层级极高的社会现代性作为基石的，但反观机械化、都市化虽然“日新月异”的中国，却面临着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是更多的人们其思想文化、精神意识依然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因此，附会和移植西方现代诗来实现、观照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实为东施效颦、削足适履。从中国古典诗学中剔除那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等成分，开掘出直抵灵魂、直抵生命底层的区域，其所绽放出精神花朵同样是最现代的。最本土的往往就是最现代的，抑或诗歌本无现代或非现代之分。在是否紧贴主体“内心”这个刻度下，诗歌只有“真”和“伪”的区别。从精神面向来看，刘怀彧的诗歌集中于生命体认和道德内省两个版块，而这两方面正是中国传统诗学土壤中极为沃腴的部分。刘怀彧的这种文学践行和潜含其中的诗学理路值得关注、值得重视。

　　生命体认：“向内转”的切己歌唱

　　刘怀彧曾经接受过六次大手术，其中就有令人谈之色变的肝移植。其直面生命之神的几率与深度是一般人不曾感受到的。长诗《留下最后一点痛》(刊载于《绿风》诗刊2016年第一期)就是他完成肝移植后所作。巨创深痛笼罩着羸弱瘦小的躯干，死神的狰狞面孔时刻在眼前闪现，诗人处在煎熬之中。诗人没有屈服。

　　自勉活下去，应该是病痛人生的一首绝妙好诗：“伟大的期待留在他心里，/让他提取了足量的焦渴和饥饿/和由此而来的飞翔的翅膀。/飞升，永远没有终极”。自勉活下去，也是病痛人生的最大智慧，诗人辩证性地感悟到：“这便是残缺，较之圆满更为辉煌的残缺，/他将一生受用。/凭着这一点疾病，/他的人生/有一席千年不散的盛宴”。确乎，一个终生衣食无虞、处处顺风顺水而看似“圆满”的人才是残缺的，以至终其一生都可能无法明白生命究竟是什么的。

　　凭着以生命的彻骨之痛换来的智慧和力量，诗人出发了，诗人展开了与生命之神最为深层地晤面。因此,无论“圈住，我甘愿/享受你冰冷的遏制”，还是“你是我的神，/是我笔下最辉煌的词句”，都只隶属于病患时的刘怀彧。诗人从中施用了但丁的《神曲》笔法，让精神的“自我”在“孤独”、“彼岸”、“激情”、“扼制”、“绝望”诸种“刀锋”性心理活动中“游历”。生命贴着绝壁悬崖寸挪 ，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吊诡的还在于，如此巅峰性的心理体验往往源自生理生命的脆弱不堪；“可怕的”还在于，作为诗人的刘怀彧其内心又是相当敏感与十分丰富的。祸兮?福兮?“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约略也正是这种敏感、这种丰富，开启“一个人的‘离骚’”的强大能量在诗人的内心漫涌上来：“写下一个人名字，和我对坐。/寂寞的心跳，一分为二，对坐。/蜡烛与镜中的火苗，对坐”。从“对坐”中进入了玄幻冥想之中，进入与生命之神的无言对谈之中。这就是诗歌的方式，生命在以喑哑的方式歌唱。诗人抛弃了生死之外的所有存念，抛弃了“沉重的肉身”。“今晚，我按灭所有的灯光，/点上蜡烛，/闭上眼睛，/把自己消耗成/一炷袅袅的残香，/献给对面的神”。“人神之恋”乎?“人神同体”乎?我相信，在那些日子里，刘怀彧真切地拥抱到了什么才是生命的本真，真切地呼吸到了什么才是生命的芬芳。人的生命为什么出问题?因为太多时候，我们为身外之物劳心役形、殚精竭虑；因为太多时候，我们对生命肆意挥霍、无所顾忌……

　　刘怀彧是以诗歌的方式抵抗病魔，是以默念、“礼尊”神秘生命的方式攥住了自己生命的滑落。生命最终还给生命以奇迹。因此，这首诗是有大情怀、大境界的，隐伏着屈原、但丁等人的精神线索，别开生面地写出了作者与自己的生命对话的心路历程，闪现着神秘主义的图景与色泽，虽以古典抒情为主导，但它是逼真而动情地呈现出了生命之神所带给自己的“冰火两重天”式的体验。

　　在当下尘嚣器上的所谓“身体写作”潮流中，这才是“身体写作”的教科书。

　　引“生命”入“写作”，并非刘怀彧一时一地的境遇之为，而是进入了他的血液，是自觉者的姿态。组诗《中年十二拍》(刊载于《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十一期)就立体地叙述了复杂深邃的生命意识。这12节的诗歌，诗人分别以时辰为题写到了“失眠与念想”、“想表达对父亲的尊爱而不知如何出口”、“试图沉湎幻梦却呼噜声大”、“最终沉睡中又在眼泪自流”、“起床后对世界备感陌生”、“职位不升而深感人生永无出头之日”、“吃饭时传来有人患癌的消息”、“工作时尽善尽美却搞得自己下不了台”、“在忙碌过后的冷静中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表演”、“最后身心彻底疲惫”、“在淡月中回到本真”、“最后悟道”，等等。诗人是讲究了些技巧，拟从一天管窥整个中年人的身心状态，总体上也是合情合理的。

　　从时间流逝而言，中年人总感觉过速过快，人生倏忽一晃。昨日还在枕睡“挥羽扇，整纶巾，多年鞍马尘”的青春梦，今朝醒来却不由地感喟“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度年如日；从生存状态来看，正如刘怀彧在诗歌中所写到的，中年是一生中最为紧张、困顿、压抑、疲惫、孤独、无助的，因为这个时候他要成为“梁柱”，同时又是最为清醒、更事、稳重、成熟、多维的，因为这个时候人的心智最为发达，两者并向而行。危机感就这样从四面八方有形无形地围攻进来：度日如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作者最后由衷地志愿成为一头“猪”。

　　尤为可贵的是，此诗绝非理念先行，基本框架是筑基于鲜活的生存体验和具体生动的意象之上。譬如，“好梦一刚开始/就有人摸索着 将你摇醒/说你呼噜太大/嘴里 衔了只老虎”(《寅时：做梦》)，其中所呈现出的生活画面就是触手可及的。自谌容的《人到中年》之后，“中年危机”成为中国当代小说一大热门主题，但小说总体上过于实满，“中年人”的内心之丰赡显然需要诗歌的空灵才能“皴”得出来，“言尽意无穷”。诗歌《丑时：恍惚》(刊载于《诗刊》2016年上半月刊第七期)：“父亲蹑手蹑脚/把罩在你脸上的书 轻轻拎开/提着马灯去了后院//父亲抱来干草/牛拱着木栏/鼻子哄哄 像见亲娘//你想你可以睡了/如石子落到井里/沉底的那刻 忽然想起/要对父亲说句什么/终究被一股潜流 彻底覆盖”，就不止是勾勒出城里中年人回乡所见所感的生活场景，意境味浓，更让人看到了“你”的疲惫，渴望得到心灵的慰藉，希冀与自然自足的生存状态同在，同时从中又暗示着“你”依然不过是父亲眼里的小孩，属于“中间物”，在生活和时间的把弄之下，连对父爱表达某种情愫的素心和勇气都稀薄难见了。

　　人生就被“回不去”“长不大”等等这些精神难题“呛卡”得如鲠在喉、不知如何是好。《中年十二拍》在刘怀彧的创作生涯中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刘怀彧有过出游西藏的经历，写下了几组极富地域色彩的诗歌，如《那些花长得多么炽热》《一直盯着念青唐古拉》《扎什伦布敲钟》《在羊卓雍措停了一会》《朝卡若拉冰川看了一眼》《牛粪的芳香》《乡愁》(西藏系列共计24首，分别刊载于《湖南文学》2016年第三期、《西藏文学》2016年第四期)等等。这些诗歌类属别样的“颂歌”，它们是在歌颂西藏的“美”与“好”。但它们最终的精神罗盘都指向对“生命”的观照。它们要不是在礼赞所见花朵的生命力强悍，要不是在膜拜山峦的精神挺拔，要不是在艳羡时光静好，要不是在讴歌生活的古朴原生态，要不是在揄扬大山的沉静涵泳，要不是在称誉生存节奏感的舒缓，要不咏叹西藏才是安放生命的故乡……不一而足，这些称颂都是以抒情为表象的，但内核无不有着沉甸甸的理性思考。“取法自然”，诗人是在向大自然、是在向西藏这方蕴含着雄奇生命力的山水获得相应的心灵感悟。

　　是的，立足于生命这一基点，刘怀彧在不断地体认生命、感悟生命。采撷的对象不止是山川河流，还有人情世故，还有革命史迹。《在人间这叫衰老》(刊载于《湖南日报》2016年5月27日湘江周刊)中写到人在“越活越明白”的时候，却被世间认为衰老了。但作者并不如此认为，他认为这才是“大地回春”，即有生活智慧的人，生命永远年青。《精神在空气里弥漫》《体验一段悬崖》等都是以参观红色胜地所感，作者同样表达了一种蹈厉生命、锤炼意志的自我训诫。当然，享受自由也是生命诗学的题中之义，刘怀彧在这点上不例外。《相信路边一棵树》《带一袖雨水上山》(均刊载于《财富地理》2016年第十期)等表达了捐弃欲望、卸下功利的意向。“带一袖雨水进山/像小草一样大把呼吸/像满山翠竹一样/一节一节 空着心/自由摇摆”，把那些囚禁生命的东西通统舍弃，人才能活得通透，才能“天人合一”。

　　汉末魏晋时期，中国士人的生命意识极为勃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正是在这种看似“消极”的思想中，人们开始思考到生命与个体、生命与外在世界等诸种复杂的关系，有了“人”的觉醒。“五四”和“民国”时期，不少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弃如敝屣，但对魏晋情有独钟。生命意识正是“人”的觉醒之通道。在生存压力“山大”的当下，在功利主义飞扬跋扈的当下，在蓝天白云都成童年遥想的当下，我们的内心驻留一份生命意识，就会多一份悲悯精神、一份敬畏感、一份生存智慧……最终能让自我得以回归，活出自我，按照属“人”的本质存活下去。

　　道德内省：“向内转”的自觉选择

　　诗歌与道德的结盟，是古典中国的的一种“文统”，“诗教”观念大行其道。而这些又是“五四”新文学矛头所向的，新文学要将其摈弃在地。不过，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问题。“去道德化”在“五四”时期是含混的。因为“道德”既有历史性，又有共时性。一些穿越历史的、具有普泛性的“公德”自是不能被快刀斩乱麻的。那些不合乎人性发展、更多是承载政治统治工具的封建伦理道德当然需要祛除。与之同时，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问题的是，道德的最大魅力应该是指向自我的、内倾的，而道德一旦进入社会实践层面，却往往成为绑架他人、攻击“他们”的舆论工具。南宋的“理学”之风大涨，结果人们发现那些卫道士个个道貌岸然，然而人人满肚子男盗女娼。“五四”时期，反传统文化的急先锋们来不及将道德置于理性的天平上，条分缕析地权衡它的利弊良莠，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上个世纪90年代，知识界刮起一股“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旋风，这应该是由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和清教徒式的禁欲之“文革”共同层积下所留给思想史的一份亟需清算的欠条。虽然，“左”和“右”之间最终并没有达成什么共识。但人们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精神视野中对究竟何谓“道德”审视了。不管是否对道德本身有过自觉或不自觉的思考，刘怀彧的道德诗篇却又是与传统的“诗教”别有霄壤的，他在诗歌中不断或记录或砥砺自己如何“变得更好”，不在劝世，不在娱人，只为自己的内心，这就是现代性的。

　　诗人在不懈地剖析和展现自己道德上的不足。有人从理论上探讨过，怨恨情绪是一种现代性情绪。因为它意味着自我的复苏和对个体的关切。但从人类精神的流脉上来将，怨恨毕竟最终是不利于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健全的。刘怀彧在身体上屡遭命运的不公，但他从不怨天，更遑论对生命之神的某种憎恨。在《留下最后的一点痛》中，诗人写道：“心中的神，我怎样延你入座。/胸口的疼痛，/笔下的感伤。/心中的神，我怎样延你入座?//我的房间这么狭小，/我的座席这么邋遢，/我的心跳这么慌乱”，“你宽容地面对如此委琐的我”等等，这些诗句几乎都有种“自虐”的况味。但这种“自虐”，并不是某种政治检讨，在上司面前以干谒职位和俸禄；也不是在故意降格以求，在普罗大众心中博得“平易近人”的口碑；更不是戏剧表演，自甘扮演小丑以换得廉价的掌声和更像是在揶揄的喝彩。诗人是在与生命对话，是在与自我披肝沥胆地谈心。诗人是要从这些“问题”中反省自我，因为病痛的身体也可以活出健康的灵魂，因为矮小的躯干也可以盛装起“魁梧”的生命意志……大约正是这种宽待和从容，诗人赢得了良好的心态和干净的情绪，而这些又正是疗治沉疴痼疾的一味千金难买的方剂。从诗人与生命之神对话的气度、节奏感也可印证了这一点。

　　刘怀彧喜欢以个头不高和身体上的某些不足、为人的不够周全来“说事”，但弦外之音从来都是落在自我内省的主旋律上。“她过于高峻/因此孤单/我过于低矮/因此幽暗”(《因果》)，“就等我们卸下这一副/臭烘烘的皮囊再去/就等我们消掉这一身/沉甸甸的欲望再去”(《无人区》)，“年纪大了 父母不好管我/工龄长了领导不好管我/脸皮厚了 道德不好管我/常常捂住嘴巴 脚却踩了线/刚刚拍疼脑袋 心却越了轨”(《经书》)等等，在这些“西藏系列”中，诗人不断地向反诘自我、自我批评。自不待言，这些发诘、这些批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作者绝非有意说教，最多与人共勉而已。

　　而在另一组“西藏系列”中，诗人把组诗命名为“在高原把灵魂裹紧”，虽然正如前文中已经分析到不少的篇目和字里行间是在表达一种生命意识，但作者从第一反应上还是要将“灵魂”或道德置于某种思考的首要位置。“把灵魂裹紧”，这意味着此中“灵魂”是不能轻易公开示人。羞于，怯于?……同样是从中传达了一种自我拷问意向。饶有意味的是，在这组诗歌中，作者于具体诗歌中关涉到道德层面的东西反而不多。抑或，在刘怀彧看来，生命意识本身就是与道德相切的(儒家思想中也有过相关的论述)，它们共同被统摄在健康人性这个圆周之下。

　　所以，在《中年十二拍》中的《未时：精致主义》((刊载于《诗刊》2016年上半月刊第七期))这一节中，可以说诗人不由自主地转入到了自我的道德批评上来了。“没有人相信宿命/所以能够 才华横溢地创新/你要把事情做得 尽善尽美/才对得起自己的 半世沧桑/和这个轰隆隆的时代//从上到下 漆刷得无可挑剔/你站在风光的梯顶/发现自己 必须踩脏了梯子/才能回到地面”(《未时：精致主义》)，诗人从中提出“宿命”和“尽善尽美”这一对命题。我认为，“宿命”本身还是“生命意识”的延展。“宿命”所反映的只是生命中的神秘现象。生命之中有着太多科学主义无法解开的密码，它们便是人生之诗所必须占据的空间，是不能由机械、程序等所“算计”和践踏的。中国民间将看手识相与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佐证了这个问题的。刘怀彧在这首诗中深刻地反思所谓的“乡愿之德”，“尽善尽美”固然也是儒家的理想追求，但孔子等人也是提倡一种闳放的人格，“君子贞而不谅”。所以，过分追求“精致”，陷入的是一种自我包装、化妆表演。“尽人事，听天命”足矣，“粉饰”的最终结果可能让粉刷者本人都“下不了台”。种种自责还在诸如《柔软的事物》(刊载于《湖南日报》2016年5月27日湘江周刊)等诗歌中频频闪现。

　　与此同时，诗人也善于从自然和社会中感悟出一些淑德懿行。“德配天地”，这是儒家人格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的人化”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人的自然化”。“比德”就是其中的突出一例，人们需要从宇宙自然中获得对社会人生的感悟，“物我合一”。我不知道刘怀彧是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何种程度的了解，但他在诗歌中是闪烁着从自然、社会中自我感悟的精神光亮。

　　《鸟巢》中：“一棵树，举着一个鸟巢/大鸟啁啁，小鸟啾啾/有了这样一户邻居/小区里就有一份/让人格外安稳的，热闹//树够不上粗壮，但很高挺/冬天大风摇身，积雪压枝/他青筋暴出，安静地挺着/他必须这样坚挺，因为他/毕竟举着，一个家庭”，从中赋予我们的启示就是，越是艰难困蹇的时候，作为一家的“顶梁柱”就越不能轻言放弃和被压垮，因为你还有一个“家”依赖着你，否则一损俱损，树倒猢狲散，罪加一等。《鸟巢》是《春天微意思》(刊载于《湖南工人报》2016年4月22日文艺副刊)这组诗中的一首。这组诗在整体意蕴上比较明媚温丽，诗人是在礼赞春天给自己似乎已经蛰伏已久的冬眠心情带来一种豁然开朗。而这种豁然开朗的不止心情的复苏舒放，还有人生的启示录。《鸟巢》如此，《局部》亦如此。“比如一树玉兰花/一支玉兰花/一片玉兰花/甚至仅仅是一只/带着玉兰花香的鸟/叫唤一声/你便能立马怔住/温良贤淑地/将手中什物/轻拿轻放”(《局部》)，春天里，普天之下一草一木都充满着生命的气息和新鲜的味道，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这种美好是能感染、浸润人的，在作者看来其本身就是一类美好的品德。作者从中特意提出“温良贤淑”一词。是的，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时刻都能散发出春天那样的精神面貌，就是与“坏脾气”绝缘的，于己、于人、于事都是大有裨益的。

　　《相信路边一棵树》《那些未经采摘的果实》等诗歌都是沿着同一写作理路而展开的。“你偶然看到她/却看到满树的红果实/空山中/冷风里/一树无人采摘的丰收/无声地绚丽/像一个等爱的女子/童话得太久/沉迷在 回不去的青春/像一种美妙的暗语/无人领会/最终坠入了沉默”(《那些未经采摘的果实》)，诗中明确地提到“美妙的暗语”和“无人领会”这两对词组，这两对词组在我看来正好具有“元诗学”的价值。刘怀彧从中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应该从大自然的“暗示”中去“领会”，诗人在“诚实”地告诉读者他就是这么却寻找诗歌资源、诗意的和这样去写诗。我认为，这种“诚实”正是作者注重道德修为的必然结果和相应的潜意识自然浮现。刘怀彧不仅在感悟“大道无言”的自然，而且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汲取相应的营养。《阳光闪耀的背景》《精神在空气里弥漫》《这个人在读书》(均刊载于《长沙通讯》2016年第六期)等等都在表明诗人力图从“前贤”“先烈”身上获得精神“启示录”。

　　小结

　　因为有着非同寻常的生命意识，因为有着十分强烈的道德内省倾向，刘怀彧在涉足其他类型题材或主题的诗歌时，就显得干净、纯粹。就是有所对外在世界略有“腹诽”时，譬如散文诗《含光路》《即将消失的凹凸》(均刊载于《散文诗世界》2016年第三期)等都显得那么云淡风轻，不存半点杀伐之气。但我们都明白那是一种重剑无锋、以柔克刚。是的，与其对这个世界指手画脚，还不如切切实实地从自我做起，从自己的内心做起。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与其还在为什么是现代什么不够现代面红耳赤、聒噪不已的时候，与其还在对别人的创作品头评足、极尽文人相轻之能事的时候，我们不如贴着自己的内心写出自己的内心来。我想这最终必然会获得文学女神的首肯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闻一多当年就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