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聂茂学术创作的丰收年。历时十余年的《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七卷本、300余万字的聂茂文学批评文论全集由中南大学出版社一次性出版，令人震惊，人们惊讶于担负着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教学任务，且在不停进行文学创作的聂茂什么时间写出了七本厚厚的书?而且书中被评论的作家和诗人直到拿到书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成为了研究对象，在当下文学圈盛行玩小圈子，你吹我捧自我表扬和变着法子自我表扬甚至是自己给自己评奖发奖的事例不胜枚举，但纯粹以自己独到的视野和眼光考察一个地域的文学写作，并凭借其宽泛而深厚的学养使得这种考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的则很少。与此同时，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他的学术专著《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该著作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作为2018年对外翻译项目成功立项，即将翻译成英文出版，成为国外图书馆和学术机构研究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对于中外艺术交流和推介本土作家走出国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理解和整理的角度，试图发现隐藏其中的聂茂诗学主张和观点，发掘聂茂诗学逐渐形成的可能性，同时揭示隐含其中的聂茂诗学的趋势和走向。

　　一、现代性语境下聂茂诗学的理性资源

　　在进行对比分析的时候选择对比物时，聂茂注重中西结合，但突出了诗学的现代性构建，注重西方理性精神的攫取。但凡批评大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独树一帜的文艺价值观、艺术观也即其美学思想，这也就是他不可或缺的艺术殿堂的支柱。聂茂学贯中西，经历丰富，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既是教师，又是研究者，他当过编辑，当过记者，留过洋，读了国外的博士，他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小说，写文学评论，更加难能可贵地是，他极为勤奋，非常刻苦，这些经历和品格都是形成其诗学观点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现代诗歌，到现在基本形成了基本的借鉴源，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宋词，以及《人间词话》《诗品》《毛诗序》《文心雕龙》等诗话和诗歌理论文集，以及散落在各大文学家著作中关于诗歌欣赏评价的段落和较少的文章；二是西方诗歌包括西方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现在对我们影响甚深的主要是波德莱尔、庞德、里尔克、艾略特、策兰、米沃什、沃伦、狄兰.托马斯、聂鲁达、博尔赫斯等一众现代诗人。笔者在聂茂的文论中发现，他也如此，这些丰厚的理论资源都是他写作的借鉴宝库，但必须指出的是，鉴于个人的内在禀赋和气质，他更加欣赏而且籍此暴露出他更加喜爱和偏好的西方诗人和作家是博尔赫斯、尼采、荷尔德林、华兹华斯、艾略特、聂鲁达、米兰.昆德拉，他在评价本土诗人的时候，很注意将其与西方各家进行对比分析，考察诗歌质地的异域特性，顺便更考察时代差异性对于诗歌写作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古典作家和诗人的诗歌与诗歌文论，也是他重要的凭借。

　　聂茂在评价罗鹿鸣作品的异乡人特质的时候，就借用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关于人类监狱与石墓处境的语境，将诗歌对抗生活的本质与特性进一步通过文本析出。关于罗鹿鸣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记忆问题，他接种海德格尔关于记忆的定义，将记忆进一步推进到当下，“记忆是一种自我感悟，它不是对过往的复现，而是对当下的体认与反诘；更具意味的是，他强调记忆指向的是人心深处超越逻辑的真实和归宿”；他在评价大学生诗人徐海凌的作品时，提出一个“假叙述”概念，为了很好的描述它，聂茂不仅承袭了中国古典作家对此一以贯之的观点，更是引用与此契合的西方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观点，艾略特曾经指出，只有“跃出诗外”的诗才是诗人正当的追求，我们反而要反对外貌像诗的东西，追求本质的诗，“诗要透彻到我们看之不见的意义，而见着诗欲呈现的东西”，诗的本质在于诗的指向；他在评价起伦诗歌的时候，根据作者更多接受东方传统影响的诗歌写作事实，更多地从传统的视角来分析，比如想象力，他使用意象一词的同时，也用富于想象力、画面感来精准定位。他以马致远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用周敦颐笔下的莲花等等来反衬起伦诗歌的纯正传统，在评价起伦具体作品《改诗》的时候，就心思逸飞，飞跃重洋和时代，将其与博尔赫斯的《雨》进行对比赏析，与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第一滴雨淹死了夏季”来对比，帮助读者分析的同时，也开阔读者的视野。他对于中西诗歌传统养分都兼收并蓄，不断丰富自身的美学素养，但是，他敏锐地把握了现当代诗歌的历史脉络，非常注重当下性与现代性。即使是对于新乡土诗派陈慧芳、彭国梁、胡述斌等人的分析中，也更多地从现代生活语境的角度阐释，在文化与文明的矛盾冲突处下手，发现其中诗的可能与诗走向的可能。

　　二、诗歌创作的本土化与全球性构建的可能

　　在考察对象的选择上，聂茂注重本土写作，由点及面，以微见著。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看湖南本土的作家和诗人，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关于寻根文学、本土性、地域性、草根性，各路方家都有着独特的阐述和命名，更加精细一点，有的批评家将此上升和抽象到了在场、此在等接近哲学范畴的名词，也有个别诗人，并不是理论家的诗人，完全从自己写作的角度去体会和发掘自己诗歌观点的时候，提出过体温、气息等等带有情感色彩和诗意色彩的范畴，有着哲学家气质的诗人陈先发则提出过“从我出发”这样更加符合诗歌写作内在要求的伦理规范。作为更有效率和更有市场的文学批评，一般人更加注重去评价经过历史长河冲刷后留下的经典以及当下在文坛扬名立万奠定历史地位的诗人和作家，而对于被一般大众所忽视的隐逸写作、底层写作、沉潜写作，能够注意和能够注意到的批评家不多，但聂茂却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评论家。厚厚的七卷本中当然不乏湖湘名家，如残雪、韩少功、王跃文、阎真、唐浩明等等，但对于湖南诗人，他的选择就比较特别，像蒋三立、黄爱平、梁尔源、罗鹿鸣、胡述斌、罗大江、徐海凌等等都未曾大红大紫，但是都进入了他的法眼，而像吴昕孺、远人、谭克修、李少君等人都是国内一流的写作者，却没有进入他的研究视野，这当然对于整体把握湖湘诗歌写作有影响，但回过头来说，他的选择可能就暗含了他对于诗歌和诗歌评论视野的标准，而一些曝光度较高的新锐诗人也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也说明他的批判精神和质疑勇气。

　　湖湘诗歌写作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写作者众多，很多省外的诗人和评论家惊呼，湖南很多没有名气的诗人却有着与其名气不相符合的实力，因此，聂茂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评论选择并不是自设藩篱，而是有着从个体推及到整体的可能。聂茂在本书的总跋中这样说道：“我积极借助中华美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跨学科理论知识，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特色文学湘军进行全景式的还原、检视和呈现”。他所指的全景式，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宏大概言，而是从个体出发的以小见大，他分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对于老作家和老诗人、著名诗人进行历时性研究，对于中坚力量、新锐诗人和作家进行共时性研究，对于名不见经传、但颇有潜力的文学新人或文学票友进行发现性研究，凭此以完成他所说的全面完整。他还对于湖南的各种诗歌流派以及地域写作进行了选择性的评价，特别注重与湖湘文化母体联结更紧密的部分诗人的发掘，对于70后诗人，对于少数民族诗人情有独钟，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审美意趣。

　　作为自身进行诗歌写作的批评家，进行文本解析和诗歌批评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从此出发的限制，作为诗人的聂茂，还是比较推崇传统和正统的诗歌写作，他为人热情，对人热情，写作的时候充满激情，所以，诗歌主情的传统观点在他的骨子里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域外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西方文学十分熟稔，所以他能接受中西结合的诗歌创作手法，因为他做各种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所以他看重诗歌的载道精神，并喜欢有着深度和厚度的作品。当然，笔者也希望在可能的前提下，他能更加广泛地发掘湖湘诗歌的广度。

　　三、聂茂诗学的文本诠释与整体意义

　　在批评手法上，聂茂抽象与具象结合，但突出了从文本出发，从个体出发以更加准确地描述整体现象。聂茂既有宏大叙事的本领，也有精细解剖的技艺，他能从现象中抽纳出规律性，也能在理论演绎的过程中粘附其大量的作品和诗人，使得他的文论既有坚硬的逻辑骨骼，又有丰沛美丽的现象肉体。诗歌批评家从观念出发，在分析文本时生搬硬套是百多年以来遭人诟病的问题，批评家口若悬河的时候，忘记了文本，或者不进行精细的文本解剖，其实是严重失职。笔者在评价吴昕孺长诗《原野》时，曾写作了长近二十万字的评论，用细读的方式去解读诗歌，与作者一同呼吸，在阅读聂茂的诗歌评论著作的时候，我们同样发现了他注重文本解析的这一优秀品质。

　　因为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析诗人和诗歌，也足够分析出一些粗略的东西，可以分析出一些正确但无用的东西，但诗歌与所有纯粹的艺术一样，非常注重细节，很多看起来不错的作品禁不起细致的分析，就是因为细节的缺陷。许多诗人有丰富的想象力，有着超凡的胆识，作品粗看起来很诱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存在的诸多不足，有的是语言没有过关，甚至是基本语法使用不准确，很多动宾搭配都成问题，奇思妙想却缺乏逻辑，缺乏生活常识的支撑，有的作品辞藻华丽但没有内在肌理，没有合理的结构，有的大而不当，凡此种种，不经细读难以看得出来。湖南诗人中远人、吴昕孺非常注重细节，他们有着成就更多佳作的可能性。聂茂诊视文本，精细解剖文本，顺着诗人的情感结构去发现诗歌的内在肌理，从而他的批评文本有着像诗一样的感人力量。

　　另外，对于湖湘本土的诗歌书写，聂茂没有简单地进行宏阔勾勒，而是从个体出发以彰显整体的风貌。与此相反的是，很多诗歌批评家喜欢宏观审查，但不幸的是，他们却常常陷入对于广大诗人和文本的了解不足，个别的人则以偏概全，为几个熟知的诗人唱赞歌，将他们吹上天，而忽略更多的优秀诗人和作品。其实，对于当下诗歌的审察，确实需要学养和功力，需要资料的大量占有，需要客观的态度，需要严谨的下笔，更重要的诗需要历史的眼光，和世界视野，达不到这些条件，从个体的、熟知的诗人入手，并不热衷于给其奠定历史地位，而是进行纯粹的文本分析就非常实在。笔者在2005年左右出版了一本诗集《元素》，曾寄给聂茂兄指正，他在分析我的诗歌和诗歌观点的时候，就纯从文本出发，独立审视，对于给他深刻印象的诗歌就进行详尽的解剖和分析，笔者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由得感叹他对于诗歌的理解水准极高，对于作者的情感走向捕捉能力极强，他的分析深得我心，当然，他对于其他诗歌的分析也是一样的态度，一样的手法，他所揭示出的那些优秀文本的可贵之处能再一次引发读者的共鸣，激发和引导作者向诗的高地和纵深前进。

　　四、学术视野与聂茂诗歌批评的精神内蕴

　　在诗学观点上，聂茂兼收并蓄，但更加注重诗的纯粹性、思想性、现代性。从七卷本文论中，我们不难发现，聂茂在逐渐形成自己的诗学思想，并且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可能的走向。

　　现代性是时空的弥漫过程，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西欧发展开来，在大洋彼岸的新土地上另开新枝，在和欧亚非大陆各古老帝国的较量中显现出来。它在根本上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通过前所未有的新的生产力，再建构了旧有的空间。它当然也不仅仅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它是总体和地方社会的根本性变化，是观念、社会组织，结构、物质空间和形态、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涉及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变化，是每个个体存在的自由的变化。在分裂中整合，在整合中加速分裂，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和状态。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谈到，“新模式的引入也会彻底改变旧模式所赖以获得其稳定性的那种环境。有意识地把‘旧的最好的东西和新的最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企图，无论其动机是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

　　思想性或价值，也是聂茂诗歌批评中一个重要范畴。他比较肯定文以载道的传统价值观，推崇所谓载道情结甚至是代言意识，也善于从文本中去发掘诗人写作背后的传统学养。他曾专门研究民族神话与语言在写作中重现的可能性。

　　关于口语诗，聂茂没有肯定过口语诗，当然他也没有直接批评过口语诗，他没有肯定过诸如垃圾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负文化写作，当然，他也没有直接对其进行批评，他保持着一个理性批评家的沉着，保持着现代诗人的包容和兼容，但是从到目前为止的、他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文本可以看得出，他对此有着隐含的未及明言的观点，比如，他说：诗歌本身不是生活的复制，也不是口语直接书写那么简单。他推崇雅各布森这样的观点：“诗学应被视为语言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相对于大多数口语诗诗味寡淡的问题，他提出诗意的密度这一概念，按照笔者的揣测，他对于诗意的密度问题的思考，是其对于张力问题研究的逻辑衍生或延伸，他认可词语中矛盾的对峙、张力与平衡，他说：“人民诗歌不是空洞的喊叫，而是充满矛盾与对峙，紧张与平衡的，更充满了分配的意蕴，其诗意的密度主要通过底层视角叙事的张力来显现的”。他还认为，诗歌的创作者，应该充分继承西方后期象征派和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段，从底层视角出发，通过叙事张力的表现，还原诗歌的歧义性、丰富性与纯粹性。

　　关于抒情问题，他主张诗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传统观点，他认为抒情是诗歌的本质特征，他曾提到，在所有文本中，诗歌是最适合抒情的，但很明显，他反对滥情，反对催泪弹式的情感俗化。他说，真正的诗是生动的、有汁的、清新的，它抒情但不滥情，真情但不矫情，激情但不假情，它的抒情追求一种厚度，通过锋利的词语、迸射的句子和生动的文字，让读者感受到严肃的目光和生活的沉重。透过他引用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家得主布罗茨基所说的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抒情和情感的认识并不简单：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情感因素对于诗歌发生的理性和客观，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于情感定义是更加宽泛的，如意识、思维和感受等等都可以入诗，都是情感的实现形式，在他对于我的诗歌的批评中，也对于我比较偏理性的写作范式给予了理解和宽容。我们一般对于古人所言“诗言志”中“志”的理解为“情感”，但古代已经有“情”字，为什么不直接用“诗言情”呢?可见，此“志”并不止于“情”，而应该是更加广泛的感受——情志。古代将人的心理活动统称为情志，或叫做情绪，它是人在接触和认识客观事物时，人体本能的综合反映。其中有代表性的七种正常情志活动喜、怒、忧、思、悲、惊、恐称为七情，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如《养性延命录》所说：喜怒无常，过之为害。

　　这里引出一个诗歌的发生学问题，既然情志并不止于情感，那么诗的写作到底为了什么?这个问题，聂茂有着自己的见解，他推崇白居易的“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接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传统价值观。并且，他解释道：“合为时，就是要与时俱进，即诗人要有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应该说，这是非常正统的观念，由此出发，他反对当下诗坛过于炫耀技巧，制造阅读障碍的弊病，反对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和没有美的“五无诗歌”。他反对轻浮地写作，反对批量生产的诗歌垃圾。顺此，他提出一个新的美学范畴：诗歌的风度。以上所述的韵律、结构、意境都是他所说诗歌风度的应有之义，但更主要的，他认为诗歌的风度在于精神和价值，在于内在的挖掘，他说：“在我看来，诗歌的风度是人们精神的筋脉，是邈远的苦难意识的复活，是生命的旗帜和光明的导向”，他的依归指向叶芝，因为叶芝说过，诗歌应该追求“始终富于灵感，并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