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湖南儿童文学有大手笔，这便是汤素兰的长篇童话《南村传奇》，该著入选2018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入选2018湘版好书榜，获评“2018不可错过的15种少儿好书”。邓湘子、牧铃、周静、毛云尔、方先义、龙向梅、王琼华等均有新著出版。而蛰伏多年的童话作家谢乐军亦“盛装”复出，推出系列魔术老虎智慧童话故事和森林国幽默童话系列，他所塑造的童话品牌形象“魔术老虎”颇得孩子们的欢迎和喜爱。该年度尤其值得记下一笔的事件是，8月18日至20日，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在长沙成功召开，这对湖南儿童文学的发展无疑是一种有形与无形的鼓励和激发。

　　今年的年度选集较之往年多了新面孔，老中青作家齐聚，尤其是卓列兵、李少白、曹阿娣等几位长者均有佳作助阵加盟，颇令后辈感奋动容。

　　这些作品集合起来看时，浓浓的湖湘情怀扑面而来，那便是对童年、对土地的深情挚爱，对传统美德和美好人性的颂扬，同时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少年形象。

　　也正是因为把这些作品集合起来，相互参照，我们会发现，创作的的确确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局限的过程。

 

　　生活的真切体验

　　“聚焦童年”是儿童文学长盛不衰的一个主题。然而，如何使用童年素材始终是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一个重要功课。小说组里邓湘子的《阳光瀑布》收入三个小故事，我最近也读到他的长篇新作《像蝉一样歌唱》。邓湘子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作家，他的作品所带来的真挚感首先体现为他对语言的敬畏，他十分注重语言本身的表现力，同时，他十分注重真切的生活体验。可以说，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是一切好作品的根本条件。体验的真切表现为情感的真切和细节的真切。

　　《不敢回家》中“我”因牛吃了禾苗“吓坏了”而躲藏起来，让家里人找也找不着。全村人都睡了后，“我”妈妈却还在打着火把四处找，最后，妈妈终于在风车车斗里找到了已经睡熟的“我”。第二天，“我”爸爸没有打骂我，妈妈也没说出我躲在哪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躲藏过。邓湘子把少年心思写得很真切，也很细致。我相信，这是作者年少时真实的经历，因此才写得如此亲切动人。对“我”来说，因牛吃了禾苗而可能影响父母的工分，从而影响生计，觉得这是天大的事，可见少年“我”敏感懂事，亦于一瞥之间显生活之艰辛；同时作家把“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写得波澜不惊，质朴自然，懂事少年领悟到了这种爱，从此再不躲藏——哪怕讨一顿打，挨一顿骂，因为“我”不忍心让“妈妈”这样担心啊，因为“我”读懂了父母隐藏的爱。《一把米》、《扫路节》也都是写的童年经历。《一把米》中民间普通人的良善及对生活的大爱以真切细致的习俗描写和生活细节描写获得了一种使人过目不忘的立体印象，“亲爹”、“亲娘”形象跃然纸上。包括《扫路节》在内，每一个故事均以少年“我”之目光观察，写“我”所见，“我”所感，生活气息浓郁，“热腾腾”的童年记忆如在目前。

　　刘山霞的《屋前的冬茅草》则揭示了生活的复杂相和少年苦娃所面对的难言的人生困境。苦娃生下来才两岁多，妈妈就去南方打工，并且极少回来，原来苦娃的爸爸不求上进，嗜赌成性，妈妈百般无奈之下另与他人组成了家庭。苦娃曾对妈妈颇多抱怨，但慢慢地，他理解了妈妈的苦衷，他不愿把妈妈另有家庭的真相告诉奶奶和爸爸：“我怎么能让妈妈去坐牢呢?我已经没有妈妈了，难道小妹妹也要没有妈妈吗?”苦娃恰似那不畏严寒的冬茅草，直面现实苦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悲悯心，当他说出“爸，跟妈妈离婚吧。以后，我陪着您!”时，苦娃已经长大。刘山霞常年与孩子打交道，对孩子们的生活和感情有近距离的观察和了悟，苦娃每次去外婆家的复杂心情，见到妈妈时的内心波动均写得十分自然。陈静写的两少年也笔法温润，人物个性、情感氛围都建立在细节描写之上。张继忠、王鸽华、任军、苏展等纷纷把目光对向当代少年，描写他们各自不同的境遇，反映了作家对现实生活及对孩子精神成长的深切关爱。散文组如游军、刘月桂、袁道一、袁妲、曾令娥、徐小英等集中书写童年回忆，传达咀嚼旧时光的酸甜苦辣。黄孝纪的《冻桐子花》通过一棵油桐便写尽了过往乡村时代人与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以及对纯朴生活的无限留念。

 

　　自觉的儿童读者意识

　　儿童文学这个概念建立在作品所呈现的儿童读者意识的基础之上。尽管很多经典童书在创作之初，作家并未秉着“为儿童写作”的目标，然而，被儿童所读，适合儿童阅读，却是这些作品的客观效果。那么，对于一个自觉为儿童写作的作家，尊重儿童读者，将儿童纳入目标读者的范围，是最起码的写作伦理。我越来越赞成以对话理论来建构童书创作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创作建立在与万事万物的真诚相见中，童书创作则格外强调“成人”与“儿童”(童年)的相互关系。童书的意义生成是“成人”与“儿童”(童年)往返对话的结果。对童年的理解和尊重应贯穿始终。那么，当我们致力于追溯个人的童年经历时，就不仅存在一个纵向的“现今”之“我”与“从前”之“我”(童年)的历时性对话关系，也存在一个横向的“作品”与“儿童读者”的审美性对话关系。而后者正是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重要标志。回忆性童年叙事的魅力在于既充分抒发了个人情怀，也有效沟通、激发、引领了儿童读者。然而，童年回忆并不必然成为儿童文学，也并不必然成为好的儿童文学，如果创作者缺乏儿童读者意识的话。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在《在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一书中的一段话或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他说：“在这本书里，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我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只挑几件事情，不准备全部都讲。以前发生的事儿，不是孩子都能想象和体会得到的。既然我这本书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就要写一些他们能够理解的事儿。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我也觉得要这么来写。好了，你们要相信我，我写出来的一定是适合孩子们的。”凯斯纳特所言的“以前发生的事儿，不是孩子都能想象和体会的”，这就意味着叙事者需要对意欲表达的事象进行选择或寻求通往儿童心灵的恰好路径。创作者如若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它的读者对象，或者艺术表达上较为粗糙，这样的作品是不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共鸣和阅读兴趣的。

　　童书是成人写给儿童读的书，是代际对话，是一个父亲或母亲、一个祖父或祖母愿意真诚地讲述给自己的孩子听的书。这种代际之际天然而深切的情感关系决定了童书在叙事上必然具有真挚恳切的特性，必然尊重儿童天性，尊重儿童精神成长的诉求。

 

　　童话是对“奇迹”的描述

　　童话的美妙与诗意源自对“奇迹”的描述。“奇迹”意味着看似不可能中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对庸常生活的超越，因而构成所谓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在逻辑上遵循“内心的真实性”，因而常常指向事物的真正本质。它与庸常现实构成一种鲜明的对照，用托尔金的话说，它是“人类基本愿望”的满足，是看似“不可能”中的那个“可能性”。所以说，童话天然地与诗歌和哲学为邻。童话之所以尤其与孩童亲近，是因为童话完完全全是成人向孩童学习的结果，或者说成人唯有怀揣着天真与童心，方可进入童话世界。童话与寓言的最大区别是，寓言是说理的，喻体是为本体服务的，而在童话世界中，喻体自成世界，它是审美的，诗意的，超越性的。如此，要用心营造“第二世界”，向孩童学习，在“第二世界”里真诚地、用心地生活。

　　古典童话强调使用魔法，用魔法“改变”世界。但魔法的真正推动力其实是心灵，是趋上、趋善、趋美的人类精神生活的象征性表达。安徒生在《野天鹅》中集中将古典童话的运行机制揭示出来了，同时预示着一种现代意味的童话观的产生，那便是，当魔法不再有效，孩童般的善良和天真将行使着生产奇迹的功能。被巫婆吻过的癞蛤蟆不仅没有把艾丽莎变蠢变丑，反倒是三只癞蛤蟆变成了三朵罂粟花，因为，“她太善良、太天真了，魔力没有办法在她身上发生效力”，而她自身，才是魔力的之源——安徒生继续写道，这三只癞蛤蟆如果不是被巫婆吻过的话，它们将变成三朵玫瑰花!艾丽莎最终并没有被当做巫婆烧死，当她把手中用荨麻编织的披肩抛向她的天鹅哥哥们时，安徒生写道：那些柴火堆上的每根木头已经生出了根，冒出了枝子——现在竖在这儿的是一道香气扑鼻的篱笆，又高又大，长满了红色的玫瑰。这是对艾丽莎的礼赞，因为她是如此善良，如此天真，如此隐忍坚定。而这，正是“奇迹”产生的内在根源。安徒生童话时代的到来标志着，魔法不再是一种远古生活中的神秘事件，而是一种生动美妙的修辞，是一种隐喻。魔法的具体表现——奇迹，往往由内而外生发，源自内心深处，源自真实的生活本身，现代童话尤其强调天真童稚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自安徒生时代以来，我们着力书写孩童的或孩童般的天真的缘故。周作人盛赞安徒生童话“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又说，“我相信文学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话式的一种讽刺或教训罢了……”周作人对安徒生童话的评价，意在提醒童话创作者对寓言式的“讽刺或教训”应有所警惕，而突出童话当有的诗情，那就是天真之气和乌托邦精神，这正是“奇迹”的要义。童话之所以被称为儿童文学的核心体裁，正在于童话具有鲜明的精神指向——理想和纯真。

　　汤素兰深谙童话的精神实质。她的童话写得这样圆熟，这样流畅，并富有智慧，因而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老祖母的童话》是一个关于童话的童话，关于故事的故事，我们可以称之为“元童话”，“元故事”。

　　故事一起头就表达了对“故事”本身的敬意——故事的不朽魅力在于流传：“这个故事是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老祖母讲给我听的。而老祖母的故事呢，是当它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的老祖母讲给她听的”。故事直接写愿望的实现，大姐二姐的故事充满神话色彩，我们不妨将之看成古典童话的叙事机制的再现，魔法师帮助她们获得了长生不老的生命。我们同时可以用小妹妹的故事来阐释现代童话的运行机制。小妹妹天真善良，天真表现为她年龄小，烂漫无邪，当魔法师问及她的愿望时，她说：“我还没有想好呢”，魔法师说：“看来你错过了机会。因为我不会来第二次。你以后只能做你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了。”好的，这正是现代生活的真实写照——魔法师不再来，魔法已然消逝。然而，童话是永远不会消逝的，因为小妹妹是如此天真如此善良!请注意推动“奇迹”运行的两个词：天真与善良。有一天，小妹妹看到了一只流浪狗，这只流浪狗因为四处流浪，身上的毛又脏又乱，头被人打破了，四肢上还有多处旧伤。小妹妹是如此善良，于是奇迹发生!——她把这只流浪狗领回家，喂它吃东西，为它洗澡，给它头上和四肢上的伤涂上药膏。流浪狗默默地接受小妹妹的照顾，眼睛里流出了眼泪。于是，流浪狗留了下来。有一天，这只曾经的流浪狗领回了一个流浪汉。这流浪汉原本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巫师在他的心里放了一朵云，因此他不得不像云一样飘来飘去，四处流浪。当流浪汉看见女孩的一刹那，他的心里就像有闪电闪过，他心里的云就变成了幸福的眼泪，从眼眶里流了出来。从此他就不再流浪了，他和小妹妹结了婚，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就是那个代代相传、长生不老的故事，小妹妹(也即老祖母)也因此永远地活在了故事里。我们看到，在小妹妹的故事里，推动“奇迹”运行的是爱，是天真与善良。爱产生奇迹。梁小平的《大鼠和小鼠》、向辉的《快乐四季风》天真烂漫充满诗意，皮朝晖的《糊涂先生的导弹》、谢乐军的幽默童话更为动感热闹，颇具游戏精神，龙向梅的《鞋尖朝外》、方先义的《妖怪山下》则遵循的是爱的原则。

　　《老祖母的童话》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恰好可以用安徒生在童话《接骨木树妈妈》中的一句话来表达：“最奇异的童话是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在《老祖母的童话》中，如果说二姐三姐的故事是一种神话的话，小妹妹的生活则回归人间日常。人间日常有奇迹，因为，人间有爱，有美德，有孩童般的天真之气。周静的童话《栗灯》也是此次选集中难得的佳作。作品最耐读的地方往往来自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真切体验。作家写绣花，写阿爹修锄头把，写阿妈做的柚子甜茶，写被柴火熏黑的炖罐，竹片已经被磨得光滑细腻的老竹篮，篮子里的玉米，墙角的小南瓜，晒干的花生，挂在梁上的成串的蒜头和辣椒……还有赋予了整个故事明朗色调和乐观精神的生活智慧，如阿爸所言的“山岭岭，太阳晒得时间久，种出来的东西格外香”——正是这些“扎实”的生活经验使得这部童话触及人心。栗灯神秘而亲切，它为勤劳的人带来“光”。二舅妈、阿妈、阿爹都是普通人，他们勤劳本分，本身即是“光”的聚集者。当全家人都不知该如何“还光”时，阿爹对着栗灯喊道：“光怎么还我们不知道，但只要我们家有的，请你随便取用”，阿爹是何等质朴磊落!于是，二舅婆、阿妈、阿爹坦坦荡荡在灯下劳作，他们的勤劳换来了丰收。原来那些南瓜、玉米、野果子里，藏着春天的、夏天的、秋天的光!这就是奇迹，是作家用童话之“光”照亮了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栗灯里如果住着一位光婆婆的话，那么，光婆婆所照亮的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哲理。这是作家处理得最富智慧的地方。

 

　　此外，吴礼鑫坚持寓言创作，其寓言幽默生动，深富哲理，可读性强，实属难得。又，这两年开始陆续收入剧本，如皮朝晖的童话剧，李菁、姚铱帆的历史名人少年故事剧等，为中小学的戏剧活动提供了资源，这真是值得鼓励啊。但愿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为孩子们写出更多优秀的剧本，并及时送到孩子们的手中去。

　　而当我读到龙红年的《眺望》时，我再次体会到文字的神奇魅力。这首诗不过百字，读来却回肠荡气，思绪绵长。重读时，体会到作家用情之深，用字之讲究，上下两节皆九行，句式两相呼应，每节起头处“在”字句复沓排列，长短错落，将作家对母亲对家乡的无限思念之情以极简洁极素朴的句子表达出来。我相信作家笔下的句子顺思绪自然流淌，其句式、韵脚并不是苦思冥想的结果，然其最终形态依然可以看到作家对于文字事业的忠诚和热爱。这样的作品可以收入儿童文学集子，也可以收入成人文学集子。这一方面是说，儿童阅读的疆域是宽的，虽说儿童文学自有哲学基础，自有美学风格，然在“大文学”背景之下，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并没有截然二分的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无论儿童文学还是成人文学，好的文学的标准是一致的，那就是：赋予文字以直击心灵的力量。祝福湖南儿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