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今天走了，从发病到去世，不到半年时间。同去送行的同事朋友，稀稀拉拉，不足20人，大家坐在一辆中巴车上，说笑的说笑，沉默的沉默，丝毫不像是给逝者送行。当然，今天大伙凑到一起，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最后看一眼老吴，最后送一送老吴。

话题自然主要是围绕着老吴，人们嘘吁感叹，说什么的都有，无外乎是老吴这辈子不容易，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退了休还没来得及休息，还没来得及享受，人就走了，怪可惜的。有的说：老吴这辈子活得冤，烟酒不沾，没什么嗜好，本本份份憋糗了一辈子……

对逝者的评价，在其身后，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人们总是言其善而隐其恶，自然每个人心里都另外有一把尺子。人已经走了，无所谓善恶之分，况且老吴平平淡淡过了一生，善良纯厚，老实本份，来送行的人和他多少有点感情，至少是同事一场，大家在心里都在为老吴的故去感慨叹息。

老吴享年62，生前是一家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评论家，名气不大不小，文笔不好不坏，作品不多不少，学问不深不浅，职位不高不低，是个极为普通极为平庸的文化人。混迹文坛几十年，他写的文章不多，有见地的文章更少，更不要说产生什么影响了，但是在当地的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他毕竟经营了几十年的刊物，年过50以后又熬到了副主编的位置，不少文学作者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在文学圈子里老吴还是有一定声望的。

老吴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应该说，他是一位称职甚至优秀的编辑，文字水平较高，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常给别人写点短评之类的应景文章，一来二去，就有了评论家的称号，至少在年轻作者眼里，老吴算得上是专家。就说派头，老吴也足能唬人一气的。头发从来都是染得油黑，梳得锃亮，西服革履，风度翩翩，一付金丝眼镜，显得温文儒雅，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情绪高昂，总给人精力饱满，意气风发的感觉。

多年以前，老吴遇到过一次官运，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有意要调他到一家文艺出版社任总编辑，总编辑虽然只是个处级，级别不高，在当时却是个让人羡慕的有实权的肥缺，出书发稿子，求者如云。老吴那几天像过了电一样兴奋，逢人便说要到新的单位走马上任，而且天真冲动地开始找出版社的熟人了解情况，一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准备要大干一场的样子，据说对有些人还许了不少愿。可是一来二去，本来已经木已成舟的事让他自己给搅黄了。出版社有人联名给上级写信抵制老吴上任，甚至当面向他表过忠心的朋友也在背后拆他的台。

这是老吴单纯的一面，年岁不小，城府不深，有时候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容易冲动。多好的一次机会，他稳不住阵脚，四处嚷嚷，最终没有走成，还在杂志社干他的副主编，一直干到退休。老吴天天早来晚走，十分敬业，看稿子、盯版式、校对核红、发稿费、寄样刊、接待作者，事无具细，样样都干，而且认认真真、任劳任怨，一个人能干好几个人的活。不像有的编辑，对工作大多对付，晚来早走或不坐班，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干自己的事。

到了退休年龄，老吴不想走，单位也不想让他走，便继续返聘让他工作，虽然无职无权，但老吴却仍然负责终审终校，以他的业务水平和责任心，杂志社一时还真找不出合适的人来代替他。文学期刊，这些年效益不好，每月只能给他几百块钱的报酬，老吴却似乎很满足，干得比以前还欢。

这几年文学刊物陷入困境，像是治不好的死马，极少有人把精力真正放在办刊上，钱少而又没有多少事可干，人心便像散沙一样聚不到一块。领导要求大家想办法创收，搞活刊物，人们口头上应承着，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动作，唯有老吴积极响应，热情颇高。退休了能在原单位继续返聘，虽然收入不多，可是总比呆在家里没事干要强。老吴搞了一辈子评论也没搞出什么名堂，现在小说都很少有人看了，更不要说评论了，真一下子回了家，他还真没事可干，为此老吴是真心感激领导，决心卖一把子力气，发挥发挥余热。

老吴的余热只能是文字编辑，他出了校门就干这一行，可谓是轻车熟路，业务精干。他干编辑这么多年，联系了不少的作者，这就是资源。于是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启发，想为作者编一套丛书出版，每人拿几千块钱包销一部分书自费出版，老吴组织人负责编校、排版，从出版社要书号，从中赚取有限的一点利润，出书既扶持了作者，又能为单位挣一点编辑劳务费。老吴的设想立即得到领导的支持，让他带着几个编辑，四处联系，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

虽然老吴干了几十年编辑，却对出版并不在行，打字、排版、印刷、发行、成本核算都没有实际经验，当年出版社反对他上任的一些人，这时故意刁难拖延，这套丛书折腾了小两年书才出来，最后一算账，钱没挣到，反倒赔了几千块钱。

老吴带着几个编辑干了一年多，最后是鸭子孵鸡——白忙活了，钱没挣着反倒赔了钱，心里那份着急是不用提了。十几个作者都是他约的，收了人家的书款却迟迟总见不到书，心里能不着急？带着几个人征稿排版校对设计印刷等等，一年多也没闲着，编辑费校对费劳务费等等却难以兑现，心里能不着急？本想创收最后单位却赔了钱，在领导同事面前有何脸面，心里能不着急？一急二急加三急，急火攻心，老吴突然就病倒了，得的是最时髦的脑溢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弹弦子”，弹了不到半年，把自己弹走了。

了解他的朋友说：“老吴太不值了，退了休不回家歇着，享享清福，还给单位卖命，这年头，卖命也不能真卖呀！这下好了，真把自己的命卖了。如果到点就回家休息，凭他那么硬朗的身子骨，再活个二三十年绝对没问题。”

退了休而没有回家继续留在单位返聘工作，这似乎成了老吴的死因。可是老吴为什么要这样，却没有人往深里想。谁不想歇着，谁不想少干活多挣钱，尤其是到了老年，名利相对淡了，找点自己的爱好，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娱乐消遣带解闷，不是挺好的吗？可这些恰恰是老吴做不到的。

这也许才是老吴真正的难言之隐、心底之痛，他虽然没有对人说过，但大家都清楚，也理解同情他。人们隐约发现，老吴似乎从来不愿意呆在家里，平时他每天坚持坐班，早来晚走，甚至星期六日也到单位来，他的家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家庭幸福不幸福关键看夫妻感情，与贫富关系不大。我们结婚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贫穷富足，无论健康疾病，你能和他（她）相伴终生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经过长期的生活磨难，这个问题却常常受到考验。违背了便有可能中途离异分手；怀疑动摇了，便会同床异梦离心离德。

言归正传，还说老吴。

作为一个男人，儿子、丈夫、父亲，我觉得老吴无可挑剔，他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应酬，四没有任何爱好，五……这么说吧，老吴除了工作挣钱，似乎就不知道消费、不知道享受。接触多年，我就从来没见过老吴花过钱，尤其是自己的钱，公款消费则另当别论。实话实说，他年逾5旬才混上个副主编，只负责编稿发稿，财权十分有限，偶尔花公家的钱也是相当节制。后来我才知道，老吴自己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工资全部上交，有限的稿费只要有案可稽也统统纳入“家库”——上交老婆。据说十几年前，老吴每个月的零花钱只有五块；这几年考虑到工资、物价长涨等因素，老吴兜里的钱也很少超过一百块钱。有一回单位一位同事结婚，请大伙喝喜酒，同事每人随了二百块钱的份子钱，老吴很为难，一来他和谁也够不上二百块钱的交情，二来他也确实拿不出钱来，最后只好象征性地出了五十，而这五十块钱还是私下里找我借的。

一个男人囊中羞涩过于吝啬，在社会上无法交际处事，时间长了，对一个人的性格、心理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老吴的“妻管严”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文革”前的大学生，又有正高职称，担任一定职务，按说他的收入不算低，可是花起钱来总是抠抠搜搜，小气得要命。当然，以老吴的年龄资历，也没有人和他认真，大伙都清楚，老婆对他的“经济制裁”也是事出有因。他早年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少年丧父，又是家中的独子，进城读书，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结婚以后只能把老娘接到身边生活，而在农村他自然又少不了一些穷亲戚。于是老婆控制他的有效手段便只能是卡住金钱。老吴反抗过没有，外人不得而知，凭感觉，他最终是投降了、服帖了、认命了。

老吴的老婆过去是城里一破落大户人家庶出的小姐，年轻时长得如何不得而知，凭我见到的准老年以后的印象推测，最多算是相貌平平，甚至可以说是困难一族。长得好坏倒在其次，问题是从来没有人见她笑过，成天像茄子一样绷着脸。而脾气禀性，除了耳闻，我还当面领教过，不止一次他的老婆当着我的面像数落三孙子一样数落老吴，让我感到难堪之极。当着外人的面让自己的丈夫下不来台，我以为是女人最不能容忍的毛病。而老吴却能安之若素，无任何反应、反抗，可见老婆没做“河东狮吼”，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农村的孩子通过考学改变命运，娶了城市姑娘，心理上习惯上都要经过长时间的适应，而又把自己的老娘带在身边抚养，也许在老吴的老婆看来，不说是罪大恶极，至少也是重大缺陷。老人的负担既已无法推卸，尽可能少地减少投入、开支，对老吴实施“经济制裁”似乎也就顺理成章。我想老吴如果不是因为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他但凡有一点办法，即使再孝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韪，接来老娘，触犯“婆颜”。老吴的为难是可想而知的。我认识老吴时，当在他中年以后，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也大了，老吴的老娘被安置在离他们家不远的一处小平房里，他只能时不时地过去看看。

有一次刚上班，老吴急匆匆地去上厕所，不大一会儿功夫就跑了出来。进了办公室，从裤子口袋里往外掏黄乎乎稀拉拉的东西。有人开玩笑说：“老吴，是不是闹肚子了，你可别在办公室收拾呀。”老吴一边低头忙活着，一边着急地说：“哪呀，临出门时从家里偷了两个鸡蛋，想给老娘摊一套煎饼餜子，谁知道一忙没顾上，刚才一蹲下，俩儿鸡蛋全给挤破了。”可怜的老吴被老婆挤兑成这个样子，大伙谁也笑不起来。

常年处在老婆与老娘中间，老吴的夹板气肯定没少受。一方面要照顾老人的生活，一方面要提防老婆的脸子，老吴的处境想必是够难的。他性格懦弱，但又极好面子，很少听他对自己的婚姻有什么牢骚不满，他也极少谈论家里的事。

怕老婆的男人并不一定不爱老婆，习惯成自然，受惯了虐待，一旦遇到笑脸反而会不适应。比如在下，偶尔想在家里表现一把，献献殷勤什么的，老婆准会满腹狐疑：“今天不对呀，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啦？”可见好人是不能做的。

杂志社不用天天坐班，而老吴却自愿上全日班，来的最早走的最晚，有时公休日也到单位。他一个人值班的时候经常约一些女作者来谈稿子，大门紧闭，循循善诱，煞有介事，聊天的时间挺长。如今文学市场冷落，年轻漂亮的女作者像大熊猫一样稀少，可是老吴总能沙里淘金，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不少文学女青年成了他的弟子。在老吴的精心指导下，从此发表作品，走上文坛。女作者的频频来访，自然也引来过一些捕风捉影的风言风语，可是让人们失望的是总也发现不了令人精神振奋的绯闻。老吴似乎总能“发乎情，止乎礼”，和女作者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故事发生，据说最多也就是摸摸人家的手，跳舞时在人家后背用手指弹弹琴而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愿意和年轻漂亮的女人呆在一起说说话，除非是有病。老吴有没有色心不好讲，但我敢肯定，色胆是绝对没有，出格的事他做不来，也不敢做。家教严而胆子小注定了他至多也就是过过眼瘾。

最后一次见老吴是我到医院去看他。走进病房，他穿着病号服，胸前戴着围嘴儿，像个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正在洗漱。多日不见，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一头的白发没有染，目光黯然，表情呆滞，一下子像是苍老了十岁二十岁。他的老婆直呼其名道：“吴某某，别洗了。你看这是谁？能叫上名字吗？”

老吴傻笑着，用手指着我，费劲地张大嘴，很努力很痛苦地想，可就是说不出来，半天时间也没认出我是谁。显然，他的思惟和语言都有了障碍。

我拦住他，不让他想，不让他说。人到了这种时候，最好是顺其自然，做不到的事勉强他做，对病人和好人都是一种折磨。

老吴从发病到住院不过一个多月，竟严重到这种程度，让人不可思议。我向他老婆问了问病情，随便聊了几句，安慰安慰。他的老婆对他还是直呼其名：“吴某某，走两步，走两步试试。”

老吴好像能听懂老婆的话，双手撑着椅子背，努力着要站起来，挣扎了几次却始终站不住，身子晃晃复又坐下，最终痛苦地低着头，坐在那两眼发呆，一双手不住地颤抖，摸索着病号服的衣角。

他老婆也不去搀扶，只是站在一边抱怨：“就这么懒，前两天还能走两步，从昨天起就不动了。还不如个死人！没用的东西！”说完要过去拖他起来，我赶忙拦住，安慰了几句，无非是安心养病，积极治疗，好好恢复之类的应酬话。

出了病房，我想，老吴这辈子岂不怨哉，熬灯费蜡，码字编稿，为人作嫁，退而未休，最后急火攻心，竟至病重。既没有享受什么生活乐趣，也没有得到多少情谊温暖。这样的结局，除了家庭，主要是他的性格原因。老吴太心胜好强了，总在压抑着自己，掩饰着自己，为别人活着，只有刚才我才看到一个本来的真实的老吴，只可惜已经接近了生命的终点。老吴的一个举动让我产生一种不祥之感，他的两只手在不停地捻衣角，据老人讲，这是病危濒死、弥留之际很不吉利的凶兆。果然三天之后，传来了老吴去世的噩耗。

在送别老吴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以编辑为职业，老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干了几十年，名利不能说没有，都不多，他幸福快乐吗？我怀疑。即使是身边那些大红大紫过的人物也不过尔尔。从老吴身上我感觉到，应该平凡而快乐地活着，活好每一天。进而又想，老吴的今天是否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不知道，只是想起来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