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内教版《边读边发呆》，乃昕孺君应黄妙轩先生与我的邀约而编选，系作者近年来若干已发表散文的结集，是其文学苦役的最新收获。全书所散发出的浓郁书香、闲逸格调与通达智慧，与我们“纸阅读文库”所追求的文化理念格外吻合。这些长短文章不是在同一个阶段写的，也不是在同一样的心境下写的，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机缘与激发，不成体系，亦不怎么遵章法，但拢在一帙仔细研看，却又显得浑然天成、一气呵成，真实坦诚地呈现出一个专业读书人的精神境况。对于散文创作，我有一个“山坡地的谷子”理论，意即散文就像北方干旱地区山坡地的谷子，不可太人为，只能望天收，所谓“欠丰随天”，秋天收成多少就是多少，这样的地粮才饱满好吃。昕孺君的《边读边发呆》，正是这样的一满斗“山坡地的谷子”。

 

　　为给《边读边发呆》作序，我逐篇浏览了书内所收文章，四辑之编可说是各擅其妙。

 

　　第一辑“阅古”谈自己闲读(甚至是精细的“抠读”)中国古典小说的细微感受，从各种小细节透视大江湖的世态，多有奇崛的、不从俗流的个性化分析与论断，读来烟云满纸、拍案惊奇，与专家生吞活剥的研究姿势大异(一如作者自述“我喜欢《红楼梦》，但对红学不感兴趣，我不是学术型人才……《红楼梦》只有一本，红学家却多如牛毛，我不想做牛毛中的一根”)。该辑中的《我读禁书》小系列晶莹可爱，其中《之四，〈剪灯新话〉只是一个过渡的驿站》文尾两段延伸生发尤其精到：

 

　　其实，中国短篇小说有一部书被严重低估，那就是上面提到的《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很厚，我迄今也没有读完。但十余年来，我经常翻阅它，有时短暂闲暇，读上数则；有时作文论事，披捡资料。这本书给过我无数营养。我最欣赏纪昀的是，在明清文言烂熟、讲究藻饰的年代，他一味白描、写意，朴素到了华丽的程度，简淡到了深厚的地步，非天才莫能办也。

 

　　纪昀就是纪晓岚，铁齿铜牙，风流倜傥，这种电视形象如今天下皆知，但有几人走进过他的“阅微草堂”呢?

 

　　第二辑“读今”评弹的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有针对作家自身人格、性格的探讨(如第一篇《苦中之甘乃上帝赐予的蜜》引入了作者与“具有偏执倾向”的“才女好友”因评价萧红其人而起的激辩对话，极具纪实性)，有对作品内容的具体品评(最典型的莫过于作者年轻时通读钱锺书《谈艺录》在书边所留下的信手批注)，有与著名作家的对话实录(如《与韩少功对谈〈山南水北〉》一文)，也有关于书籍本身的版本淘读故事(如《二十世纪的书》小系列)。

 

　　该辑之《质问与反思》一文，剖析回族作家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说它“不是一本优美之书，而是一本思想之书、求索之书，是一本矛盾之书、冲突之书。唯其如此，它是一本力量之书”，最后从张承志的思索姿势转谈到“中国人的反思”，已是小飞刀一样锐利的社会时评：

 

　　因为这些细小的分歧所在，我反而更喜欢张承志的作品，喜欢他眉头微皱、撑头思索的姿势。时下中国，人口众多，但暴发户多，思想者少；外在冲突多，内在冲突少；质问者多，内省者少；好斗者多，能战者少；不怕事的多，不信邪的少……我们必须反思，只是我们的反思不是日本做得如何好，而是即便他们做得不好，作为中国人，也应该反思。

 

　　该辑之《惦念是最好的安魂曲》一文，在上一篇《存在的传奇或者被传奇的存在》(解读薛忆沩长篇小说《遗弃》)基础上，继续点评他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第二卷所收小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对薛忆沩一贯主张的“当我们彼此相处得非同一般时，就已经开始了不可挽救的分离”的时间观与人生观内核进行深度玩味，文尾更是被薛忆沩小说的“退房”意象所点燃，摇曳出深刻的、切肤的生命感慨：

 

　　于是，我们便看到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物事，在薛忆沩的笔下摇曳生姿，散发出柔光一般的诗意。这就是萨特所谓的“使一件事成为奇迹”的叙述，这就是契诃夫所说的“给我一个烟斗，我也能写出一篇小说”的叙述，这就是伍尔芙所讲的抓住“生活本身”、揭示“真正的真实”的叙述……

 

　　“不同的时代就像不同的房间。他们这些匆匆过客，处在不同的时代就像住进了不同的房间。他们最后总是要退房离去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退房，是所有房客的宿命。生活就是告别与分离的不断构成；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惦念。惦念是慈母手中线，是情人珍藏的信物，是深夜里黯然销魂的梦，和那些如蚕丝般布满心房的回忆。惦念也是一个个流动的房间，我们在那里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爱的崇高以及自己灵魂的安静。或许，真正让我们心怀惦念、低徊不已的，还有文学永恒的魅力。

 

　　第三辑“知人”和第四辑“行思”，则已非“紧贴着书走”的书评书话，而是更为舒展诗意的文化随笔，从读书延展到读人、读风物，从“读有字之书”延展到“读无字之书”(如果说前两辑的情调是“桃李春风一杯酒”，那后两辑的意绪就是“江湖夜雨十年灯”)。

 

　　在“知人”一辑中，作者凭着通达的认知力和平视的眼光，纵谈庄子、林徽因、金庸、黄永玉、余光中、史铁生、木心、彭燕郊，尽管这些文化名家早已被人谈论过无数次，作者仍能“文心雕龙”，讲出自己清晰的品藻与判断。

 

　　如《黄永玉的文学行当》文中对《无愁河上的流浪汉子》的评价：

 

　　……我曾经想，黄永玉与他从文表叔的文字境界差在哪里呢?

 

　　或许正在于此，他缺乏节制。

 

　　沈从文写作，写的是“文”；而黄永玉写作，写的是“话”。写话，当然就不免唠叨啰唆很多。

 

　　如《诗歌赤子彭燕郊》(这是第三辑中写得最用情、信息也最饱满的一篇)文中对这位“被严重低估的诗人”的评价：

 

　　我见过太多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一旦靠诗歌谋取了一官半职或一羹半炙，就毫不犹豫地弃诗而去，成了世务的宠儿、名利的猎物和文山会海的旗手。彭燕郊的意义在于他是一颗种子，几十年殷殷自守，不计荣辱，不求闻达，始终饱满、丰沛、自信，诗与人一体，人与诗相融，他用自己一生的创作经历和诗歌文本告诉广大青年诗人：诗人是这样炼成的。这个意义，比界定他是一位所谓“世界级大诗人”要重要得多。

 

　　在“行思”一辑中，作者写了贾谊与长沙、柳宗元与永州、周敦颐与月岩、八指头陀从湖南出发的云水一生、走访沈从文的凤凰故乡和衡阳石鼓书院的前世今生，把山水风物的旷逸、历史名流的行脚及自己的亲身踏察杂糅在一起，从宏阔繁复的历史背景下淋漓尽致地探讨一些杰出灵魂的诞生与闪耀(其中篇幅很长的《亦诗亦僧亦梅花》，几乎就是高僧八指头陀的微型评传)。

 

　　这类“文化苦旅”式的散文明显是作者所擅长的，写起来得心应手、才情沛然，有一种风入松林、月照波心的禅意(岳麓书院有名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想来昕孺君的茂盛才情离不开他的故乡长沙县灵秀山水的滋养)。

 

　　如《幸运的月岩》文尾这样生动地描写月岩与周敦颐的关系：

 

　　月岩天姿神相，固然人间罕见，但若不遇上天资超迈、坚忍求道的周敦颐，僻处南方荒野的月岩，亦很难成为学人的向往之地。天下有多少月岩这样的地方，等着某一位孜孜不倦的灵秀少年呢?月岩幸运，千年前，它就等到了。

 

　　小车又上了公路，向宁远方向驶去。我蓦然回头，从后窗凝视着越来越远的月岩。这样看去，它不过一寻常小山，就像当年的周敦颐，混迹于官场世间，泯然于众人矣。

 

　　如《带你去见一个人》文尾让现实中的湘西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成意境的交叠混响：

 

　　再奇绝的自然风光，两天的驻留顶多留下一篇散文。唯有对于一个女子的视觉与心灵冲击，方能使一个情欲萌动的年轻人，在蛰伏十余年后，献出珠圆玉润、字字流香的小说名篇。

 

　　我要踏上归程了。雨却不肯随我回去。她的身影融汇在沱江里、白塔下、虹桥边，与湘西北翡翠般的层峦叠嶂打成一片。天气晴了，路也修好了，客车开得飞快。从湘西，到湘西北，到湘中，泸溪、沅陵、辰溪、桃源、常德、益阳、宁乡，晚九点，回到长沙。打开门，房里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沈从文先生著的《心与物游》，仿佛有人刚刚看过，上面赫然写着一句：

 

　　“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读”是前因，“发呆”是后果；“读”是吸收，“发呆”是消化；“读”是采摘，“发呆”是发酵；“读”是姿势，“发呆”是情态……与作者一起“发呆”完之后，只感到四小辑杂花生树的文字流溢出的书卷之香、自然之美与内心之真，已然呼之欲出、透纸而出(一如他行云流水的手写字体)。纵观昕孺君三十多年的文学实操，才华“横溢”过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等文体的创作，硕果自是累累，但似以散文写得最好。

 

　　窃以为，与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相比，散文最靠近“非虚构”，也最“易写难工”，其参与当代生活的力度也最大(昕孺君在《美文》杂志所发“散文个人谈”中亦指出“散文的体验不完全是一种纯文学的体验，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的体验、阅历的体验、审美的体验、学术的体验。这种体验与生活本身的联系更直接，也更密切、更主动。在这样的基础上，散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辐射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文体，真正的好散文甚至超越了文体本身”)。唯其如此，诞生一个好的散文家比诞生一个好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更难、更慢，各方面的要求更高(有人干脆划定“散文随笔是中老年文体”)。昕孺君属散文创作中的实力派，才气既足，更兼学养与识见，我希望他在“繁华落尽”之后不妨“节制输出”，多放些精力在散文领域深耕。

 

　　我结交昕孺君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虽相隔遥远、见面次数也不多，但情谊很厚，相知亦深。个中原因，除了我们是同龄人、有着相同时代成长背景外，更缘于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的“多所略同”(比如我们都把自己定位成“民间写作者”，都很少投稿，都自动远离“要交各种材料、跑各个评委的评奖活动”，都让自己在“文坛边上”做一个旁观者、局外人)。我读昕孺君的散文，时有“我言他说”的共鸣与契合，真是一代人最懂一代人的心思与感慨。

 

　　以《边读边发呆》的成色，可无愧地进入中国当代优质散文之列。它的成功，再一次印证了昕孺君深信的一句话：“只有强迫自己远离名利场，才能深入生活与文学的腹地，找到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与这句话相仿佛的意思，孙犁先生早就说过，那就是“面向文学，背对文坛”。愿我们继续以前辈的箴言共勉，努力在散文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宽、更远。

 

　　拉杂写来，本身也是一篇“边读边发呆”式的书话，权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