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获奖的34部(篇)作品中，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成为了湖南在本届唯一的获奖篇目，也实现了湖南报告文学类别在鲁奖奖项上零的突破。

 

　　湖南省作协机关及下属的毛泽东文学院内，红建的忠厚实诚是有口皆碑的。因为他来自望城，又得另一美誉：雷锋家乡活雷锋。这不是调侃，是同事们达成的共识。

 

　　望城因为雷锋而名扬天下，而雷锋精神的一个亮点便是“傻”。雷锋也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如果说这就是傻子，我甘愿做傻子。”这种“傻”，与大众脑海里的“老实”几乎是同义词。

 

　　雷锋平素不乱花一分钱，但抚顺成立人民公社，他支援一百元；辽阳发生水灾，他又捐献一百元。两百元钱，是他全部的积蓄。

 

　　《乡村国是》的采访，自费走14个省、39个县、202个村庄的工薪族作家纪红建，可想而知经济并不宽裕，而他的行走本身就蕴含文艺扶贫的实质。但面对大山深处孩子因贫辍学的无奈与伤悲，他还是忍不住数次解开自己的钱包，用善良和爱去把那些眼眸里的失望点燃成希望。

 

　　平常与同事、文友的相处，他能让人感受到春天的舒适。繁忙的工作与创作之余，他古道热肠，乐意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也许是望城那片土地的人们与生俱来的温暖特质。

 

　　没人说他傻，但确实有人评价他老实。

 

　　而在我的理解里，“老实”并非迂腐，更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情商与智商俱高的表现。冲着“老实”这两字，人人都毫无戒备与防线同你交往，真诚以你为友……这份信赖，岂是那些城府与心机并重的人所能奢望到的?

 

　　之所以能拥有让人迅速亲近的性格因子，应该来源于红建农家子弟的出身。他不止一次跟我表示过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直至现在，他的父母还在望城一个叫新康的乡下务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父亲在石渚湖一带喂鸭，这曾是全家生计的重要来源。

 

　　写《乡村国是》之前，他有过犹豫。要真实反映中国反贫困、消灭贫困的伟大斗争现实，要用文学见证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历程，离不开讲述长期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基层扶贫工作者的故事。而要讲好这些故事，采访面之广，难度可想而知。

 

　　红建是个有担当的报告文学作家，部队服役的经历也馈赠了他良好的体魄。念头一旦形成，他便开始了行动。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罗霄山区、昆仑山区、闽东山区……两年多的时间，他只身一人采访、行走。一直密切关注他此书创作的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的黄承伟主任，也发来“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尽量避开暴雨季节”的信息表示关心与担忧。

 

　　记得那段时期，因为工作上的缘故，我与他电话联系频繁。那端的他不是在火车上，就是挤在简陋的农用车上。有次他在青海乘坐公交车到长途汽车站，要转乘班车去下面的贫困村。聊着聊着他采访的进程，就听他懊恼一声：“糟了，杏芬姐，我坐过头了。”

 

　　还有一次，他从贵州的晴隆县赶往贵阳，因为那里有个采访等着他。天已晚，客车已停运，为了赶时间，他上了一辆黑车。7座的规制，连同他在内塞了满满17人。而就是这辆冒着危险坐的车子，却让他对晴隆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印象。

 

　　车到贵阳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因为车站在高速路不远处，而车子并不下高速，红建就在高速路旁下了车。正当他准备翻过高速路围栏，走下高速路时，他突然发现手里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电脑包。里面装了存满资料的笔记本电脑、U盘以及录音笔。

 

　　没有司机电话的红建几乎瘫坐在了黑黢黢的高速路边，那是他艰难行走得来的全部心血啊。平素坚强的男子汉，在异乡的星空下，无助得泪湿脸颊。

 

　　不知过了多久，他的手机响了，是黔西南州的号码。话筒那头传来的女声正是车上的售票员。她在电脑包里发现了红建的几张名片，便照着上面的电话打了过来。

 

　　半小时后，电脑包毫发无损送到了红建手里。感激万分的红建掏出两百元钱给那女子，女子执意不要。问她名字，她只淡淡一笑，说：“我是晴隆的。”话刚讲完，就上车离去。

 

　　抱着失而复得的笔记本电脑，红建要把《乡村国是》写好的决心愈加坚定。不为别的，只为广大乡村土地上那群质朴的人们。

 

　　报告文学文体的要求，决定了红建的写作有别于其他以小说、散文或诗歌创作为主的70后作家。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严肃性，是高于经验和想象的。可喜的是，红建的作品在不断超越和突破自己，这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是他的勤奋与永远行走在路上的状态造就的。

 

　　红建折桂鲁奖，能极大提振湖南报告文学作家的士气，也势必会感召和影响一大批年轻作者们亲近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这些良性结果的发生，将使他的获奖更具特别的意义。

 

　　路还很长，我坚信，鲁奖不是红建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