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青年时代即离开故乡湘潭，到邻近的株洲去工作。两城相距不过六七十里地，但在那时候，交通并不发达，想家了，想和父母弟妹们聚一聚了，乡愁的距离在心理上竟是如此悠长。正如古语所云：乡关何处?云深雾漫处。

 

　　株洲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从一大片岗峦起伏中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她原本只是一个乡镇的格局，突然间，大大小小的工厂几百家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上班族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成了这座移民城市的绚丽风景。

 

　　在1978年之前，我回湘潭有三种交通工具供选择。其一，坐长途客车。我供职的木材加工厂在南区，先要乘公交车到东区后，再步行去长途客运站。当年修公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总是选择较平坦的地域，宁肯多绕路。八角钱的车费，在当时已经很贵了，还得坐车两小时以上。其二，坐火车。火车站虽在市中心，但到湘潭最方便的慢车是上午八时许从株洲至韶山途中停靠湘潭的一趟，车费五角，一小时到达。其三，坐轮船。从株洲轮船码头上船，沿江直上，经霞湾街、马家河、河口、易俗河等码头到湘潭，需三个多小时，船费六角。

 

　　我只能选择坐轮船。因船码头离厂最近，又有最合适的一个船次，下午三时半开船。那时一周只休息星期天，我星期六上完早班，下午两时半下班后，从从容容赶往码头。这样可以在家呆一晚一天，到星期天傍晚，再乘船回株洲。即便是节假日，我也喜欢坐船，带上一本书，慢慢读，权当休息。但我一个月只能回家一趟，工资低，容不得乱花钱。坐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湘潭家家户户都烧煤，而且是定量供应，为此都是做完晚饭后熄火，第二天早晨再生火，我家自是如此。那时湘潭发火柴难买，而我工作的木材加工厂，每人每月可购一百斤边角废料，而乘船可以带货百斤，且不格外收费。于是我回湘潭，必挑着柴火担去码头，往往汗透衣衫。回家虽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又掺杂许多酸苦。在车间聊天时，几位天津的同龄人说：“我们是林业勘探队解组后，分到株洲的，星期天和节假日回得去吗?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呀，你这种苦，我们想吃都没法吃，羡慕哩!”

 

　　车间里还有些师傅的家，在株洲远郊外的乡下，三十来里地，又不通公交车，是没法每天上班来下班回去的，便置办了自行车，星期六下班后，尾座上或放着柴火或放着在城里买的日用品，骑车去与家人团聚。1978年我调到报社后，有一位年长我的记者罗振威，因父母都在株洲乡下，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去帮忙干农活，于是置办了一辆土车子(即独轮车)，星期六下班后扎紧腰带，穿上草鞋，车上放着煤炭、化肥、农药等物，推车步行回家去。

 

　　当改革开放拉开序幕，社会生活日新而新。父母告诉我，湘潭的煤炭供应已经放开，用藕煤可以放心留隔夜火，不必每早都生火了，而且发火柴随处可买，再不需要我坐船运发火柴回家；而且正在铺设煤气管道，很快连煤都不用了。这让我如释重负，只要时间允许，我可以潇潇洒洒回家，或坐火车或坐长途汽车，轮船就不选择了，毕竟时间太长。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从株洲到湘潭的长途客车，和公营或私营，在城中增加了许多直发站，都是很漂亮的大巴车、中巴车，十分钟一趟。接着有了的士公司的拼车业务点，去湘潭一车坐四人，每位25元，而且是送到各自的家门口。

 

　　到湘潭去基本没有人坐轮船了，走水路的轮船取消了，所有的客运码头都变成了货运码头。有关方面现正筹划开发两地之间的水翼船旅游业务，往返一小时左右。

 

　　从株洲到湘潭的原有长途客车路线，成了岁月的遗存。新的线路经两地联手打造而成，开山劈岭，架桥过水，在新路驾车只需四十分钟上下。两城之间又开通了城际公交车，每票五元，一小时的路程。

 

　　岁月更替，我和内人都先后退休了。内人建议买个小车吧，去湘潭更方便。我自然首肯。可惜我们年老眼花得厉害，学开车是不行了，只能让儿子来当司机。双休日或节假日，吃过早饭后，我们老两口和儿子、儿媳、孙子，高高兴兴去湘潭。公路平坦、宽阔、干净，两边的绿化带配以四时花树，风景宜人，真正是轻车回乡净无尘，谈笑间即达目的地。

 

　　父亲早故，母亲活到九十方辞世。有了车，每年春节，大年三十上午到湘潭，一家老小近二十口人欢聚一团，聊天、喝茶、吃团年饭，晚上看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到子夜后，我们再坐车回到株洲安歇。初一上午，我们又车发湘潭去拜年!

 

　　外国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借用过来形容我们的交通建设，可改为“条条大路通吾乡”。尤其是高速铁路的长足发展，再远的两地之间，动车也可“朝发夕至”。我的外甥、侄儿、侄女，工作于北京和南京，皆成了家，他们乘动车回湘潭，不过数小时路程，若有急事缠身，还可当日来当日回去。

 

　　清明节即临，我们相约又要聚会于湘潭了，去为先人扫墓，去郊外踏青、赏花。

 

　　乡愁的距离由远而近，美丽得触手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