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高楼就像开春的笋，一层层直往头顶上冒，弄得我眼里的天空是愈来愈小，空间也是日渐亏缺。

 

　　我总是双目徒壁，根本看不见太阳是如何美妙地从东边地平线上升起，又从西边的山脊上壮烈地坠落；也难得看见楼上楼下，四邻相聚。

 

　　于是常常不自觉地从脑子里去挖掘那些已十分遥远的住平房的日子。那些日子里，我看得见每一天的首尾，觉得到邻家锅橱里饭菜的咸淡，听得见蒿草里面秋虫的鸣唱。

 

　　我居住的那栋平房，红砖红瓦，是南方最司空见惯的那种。天花板是竹篾席子隔成的。因为盖房的钱不够，靠天花板的上半截，全是用没过火窑的泥坯砖砌的。这栋通走廊的平房住着六户人家，五户是教书先生，一户是校工。每户都是前后相通的两间房子，外加一间小厨房。那年头，有这样的砖墙房住着，大家都心满意足。

 

　　我家的隔壁住着古古墩墩的唐老师，他教数学，又拉得一手小提琴，还会画画。

 

　　我常常倚在他家门口，看他歪着头，十分投入地用小提琴拉出《新疆之春》那美得令当时的我不知该如何形容的旋律。

 

　　我和哥哥们每天在唐老师家进出玩耍，耳濡目染，也哼得几支曲子，画得几个人菩萨了。唐叔叔就很认真地教我们。

 

　　我年幼，玩性大，自然成不了正果，倒是两个哥哥，得了唐叔叔的真传，先是进了学校宣传队的乐队，后来竟有画登在少年画报上了。我至今还认定，一个哥哥日后进了大学的美术系，与唐叔叔当年的启蒙肯定有某种因果关系。

 

　　唐叔叔的隔壁住着王老师一家。王老师教体育，又爱唱京剧，一家人都唱得几曲好调，常常是父女对唱，兄妹合台，西皮流水，二簧散板，都来得。

 

　　在那个娱乐活动甚少的时代，邻里们都因王老师一家得了许多耳福。到夏日的晚上，各家都把竹床、竹铺架在房前的空坪里乘凉。大人们摇着蒲扇谈天说地，小孩子却围着王老师，王伯伯前王伯伯后地央求他讲故事。这时候，王伯伯总要故意摆点架子，卖点儿关子，直把孩子们急得跟孙猴子似的，他才开了尊口：“从前，有一只石猴……”

 

　　那时的孩子所受的约束似乎要少一些，我们常常端着饭碗四处跑，从这家串到那家，谁家大人都会挟上几筷子最好的菜放到你的碗里。西头住着的刘伯伯家最初是住在乡下的，因此胖胖的细刘伯伯(即刘伯妈)很会做坛子菜，一年四季，她家的坛坛罐罐总泡满了辣椒萝卜，腐乳什么的。对这些，我心仪已久，到吃饭时就端着碗过去了，这时候，细刘伯伯总会或多或少给我一些解馋。

 

　　逢到撞了祸，要挨大人的板子了，孩子们都知道跑到邻家去避难。邻家的大人就仿佛自己的崽要挨打了一样心疼：“算了，算了，细伢子，不懂事，骂几句就可以了。”一场“大灾”就躲过去了。碰到两口子吵架，邻居们都会过去做和事佬。堂客们会劝那女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小两口吵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夜里枕的一个枕头……”男人们会拉了那男的：“走走，到我家去喝杯茶，消消气。”一场“刀光剑影”就平息了。

 

　　那时，邻里之间，跟一家人似的。谁家有个难事儿，大家都帮着想办法。下雨天你忘了收衣被，等你下班回家，衣服不知早被哪个邻居收到走廊里挂得好好的；哪家大人下班回来晚了，放学回来的孩子早被邻家的大人领过去吃完了饭；谁家炒菜少了点味精酱醋，打发孩子到隔壁走一趟，一下子就有了。我和牛子、细子、幸子、同生等一帮青梅竹马的伙伴，就在这幢平房里长大了。

 

　　我们这一辈住平房长大的孩子是很幸运的。我们不会孤独地坐在阳台上看楼下的行人。我们也没有过坐在自家的铁门里，盼父母早点下班的经历。更没有常被大人们告诫“少到处跑、怕人贩子”等等经历。我们是在安全系数很大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有足够的草地玩耍，有不用上铁栅门的家，我们一眼就可以看见在淡淡的晨雾里升起的日头，也可以在月色融融的夜晚，一头扎进半人高的枯草堆中捉迷藏……

 

　　现在那平房已经改成了高楼。可那些住平房的日子，至今让我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