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丽被她爸爸从学校领回家的那天，我正在河边玩。那是春天的午后，光线艳丽，万物恹恹欲睡。

　　我从楝树下走到奶奶家。房子外面很亮，里面却一片昏暗。海丽生病的消息，便是由那昏暗房子里居住的人传递给我。那声音所传递的更像是某种污秽不明、让人尴尬的东西，而不是关于一个人生病的事实。

　　当一个人患了牙疼病，或者重伤风，他们用的就不是这种语气。

　　消息传递者左手蜷曲，右手支在下巴上，动作相当潇洒——我奶奶站在灶台前，像个男人那样娴熟地吞吐烟圈。

　　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海丽用过的碗，不能给海武用。吃饭的碗，要分开。筷子当然也要分开。都是要分开的。不这样做，不行。你听我讲啊……奶奶在筷子与碗上既表现出了态度，也显示出了“博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细菌”这个词被讳莫如深地提及，好像那个蠕动的东西正在海丽的碗和筷子上爬行，试图越过边界，爬到别人的碗和筷子上。

　　我的堂姐海丽休学回家来了，家里却比往常还要安静。她躲在阁楼上，生病没有使得她脸色变差，却让她变得格外安静，好像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她，她要躲起来，病是躲不掉了，她要躲的是人。

　　我隐约知道海丽生的是什么病——可生那种病的人，皮肤和眼珠子都会变黄，比橘子皮还要黄，人会越来越没有力气，可海丽并没有。至少并不明显。或许，她马上就会变成那样。谁知道呢。

　　他们开始说海丽妈妈的不是，从山上嫁到这个村子里，那个家肯定很穷，很脏，据说羊和人都睡在一个屋子里，人身上有羊的味，刚来的时候海丽妈妈身上就有一股子羊膻味。他们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海丽的舅舅，一个牧羊的年轻人，穿着破衣烂衫，有一只眼睛还是歪着的，每天除了放羊，就是站在山坡上唱歌。亲戚们早就怀疑他的智商有问题，要不然一个正常人怎么能忍受那种生活。

　　——海丽长得像她妈妈，眼睛特别像，大眼睛，双眼皮，双得有些过分。用我奶奶的话说，山上那户人家，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不过，海丽的眼睛是好看的。连奶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毫不夸张地说，海丽是我们家这些小孩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

　　现在，奶奶的语气变了。她不那样说了。她说，一个人长什么样不重要，关键是她的心。有什么样的心，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我知道奶奶想说什么。

　　我很想和海丽玩，找她说话，说和从前一样的话。那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人在乎碗和筷子的事。现在，海丽不像是生病了，更像是掉进一个冰窟窿里。人们围在她边上。

　　一个声音说，哦，我们得关心一下那个人。另一个声音随即提醒道：可我们也不能与她靠得太近。

　　在那些人的脑海里，他们躲避的好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某种看不见、却始终保持着活跃度的东西，好像那种叫病菌的东西，随时可能会在自己身上驻留，复制出不可预测的灾难。

　　海丽自从躲到阁楼上后，就显示出了主动将自己隔绝人群的勇气。她不让我们看见她，以那种“眼光”看她。

　　黄昏的时候，海丽的妈妈在屋子里煎煮中药。药草浓郁的气味从那个屋子的窗户里散逸出来，在楝树和梨树之间盘旋，跑到裸石横陈的河滩上，好几天过去，一些角落里还残留着那种气味。

　　人们能想象那种气味，特别是当远远地看到泼于道旁的药渣，黑色、模糊、干巴的质地，便有一种不好的对污秽事物的暗示随之浮上脑海。

　　有一天傍晚，我在那条那时还未被污染的溪边行走，忽然浑身倦怠得迈不开步子。一种即将病倒的感觉突如其来。我隐隐感到有一天，自己也会遭遇和海丽一样的噩运。我会生病，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没有一家医院能治好这种病。要是我今天疏远海丽，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们也会疏远我。

　　我不知道该和海丽说什么，说坡地上的枇杷都成熟了，我们去摘枇杷吧；或者，陈老师家的栀子花开了，要不要去看?所有这些都会让她想到自己身为病人的事实，那是一种无可更改的事实。我当然可以装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但那只会欲盖弥彰。

　　那个下雨天，奶奶递给我两枚鸡蛋，说，给海丽送去吧。它们刚从母鸡的身体里诞下，转移到我手心里的时候还有些温热。我把它们一左一右握在手心里，怕握紧了会碎掉，如果轻了，极有可能掉在地上，当然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

　　海丽在房间里看书。雨天昏暗的光线下，她侧身坐在床边，面对着墙，好像不是在阅读，而是在进行某项隐秘的活动。那种坐姿使得她无法直接看见我的进入，所以直到我走到她身边，她仍保持着那微微僵硬的坐姿，眼睛离书本的距离很近，鼻尖几乎触到书页上了。

　　我叫了她的名字。她转过身来，望了我一眼，努了努嘴巴，示意我随便坐，同时，目光迅速收回，回到书本上。那两枚鸡蛋还握在我的手心里，此刻处理它们成了难题，我不能告诉海丽是奶奶让我把鸡蛋送来给她增补营养，因为她是一个病人——此时此刻，我不但不能提醒她是个病人的事实，还不能对她有一点点的轻视。

　　她现在的身份是个读者，这个新鲜的身份让她感到满足，以此显示她与我是平等的，甚至比我略胜一筹。她在读书，沉浸在一个遥远的书本的世界里，里面应有尽有，显然那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

　　海丽肯定瞥见了我手中的鸡蛋，一个人手心里是否握着鸡蛋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别扭的神态、动作，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房间里不时响起单调而断续的翻书声，书本成了海丽的掩体，让她安全地躲藏其中，理所当然地忽略掉鸡蛋和我的存在。

　　有时候，当我坐在整洁明亮的教室里，便会猜测阁楼上的海丽到底在做什么，当她孤独一人的时候，那些书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作用了。她已经好久没去上学了，她能不能顺利返回课堂都不一定。不时地，她会收到一些信。邮递员把鼓鼓囊囊的牛皮信封扔进她家院子里。在信里，那些富有同情心的男女同学和她分享新上映的电影，或者大段大段地摘抄某篇文章里励志的话——但那些话与她作为病人的身份毫无关系，没有人会去提醒她这个事实。

　　最终，海丽还是变瘦了，脸色苍白，隐隐地有些泛青灰。黄昏的时候，她低头往河边走，身形单薄，看人的时候先是眯着眼，转而微微一笑，笑容倏尔收起。在这一起一收中，某种显而易见的病容隐秘而固执地浮现于她的脸庞，渐渐定格成势。

　　疾病把她与周围的世界隔开了，这种疏离状态所造成的结果是，她把自己完全地陷进孤独里。她看上去并没有那么伤感，即使有，也是轻微的，并能起到很好的自我保护作用。可以说，疾病让她变得与众不同，成为与我们都不一样的人。

　　有一次，她从后山挖来一些春兰，兴致勃勃地跑去向陈老师讨教侍花之道，也有人说她并没有去敲陈老师家的门，中途返回了。

　　后来，那些春兰变成枯萎的柴草，被海丽妈妈塞进灶膛里烧掉了。

　　半年之后，海丽去上学了。寄宿制高中。学校将她专门安排在一间宿舍里，那里面住着的都是和她一样的人，脸色灰暗的人，吃饭的时候默不作声的人，长跑的时候气喘吁吁的人。那是一些病人，他们住的房间是病房，健康人绕道而走。

　　读完一学期，海丽就带着被褥、衣物回家来了。

　　她去塑料厂做工，穿厂服，戴厂帽。藏蓝色棉布衣服，翻领，圆形黑色纽扣。洗得干干净净。尽管是三班倒，她的脸色倒比从前好很多，工厂生活没有让她变得倦怠憔悴，病体不支。像上学时一样，她按时上下班，歇班的时候也出去玩，和厂里的同事玩。

　　有一年五月末，我带着新学校里结交的新同学回家吃枇杷。我们吃着不算太甜的枇杷，议论着即将来临的阶段性测验，即使玩乐也很难完全放松心情。隔壁院子里，一片欢声笑语，海丽和她的同事们在一起。有一个年轻男孩甚至爬到楝树上，垂荡着双腿，朝他们那群人的头顶上扔楝果。

　　他们看上去很快活，要比我们这些被作业和考试折磨的人快活得多。这是休息日，他们准备去爬后山，到山上去野炊。食物炊具都已经准备好了。男男女女，语笑晏晏，一路簇拥着往后山的方向走去。此时的海丽已是一头飘逸的短发，笑容灿烂，比任何时候都要有活力。

　　——他们根本不知道她曾经生过那种病，或许那些病毒此刻还在她的体内复制，但已经无人关注此事。从学校大门出来后，海丽便把自己与过去的时间斩断，她的身体状况既已不成为如今生活的障碍，就变得不再重要。很多时候，不是疾病本身让她成为病人，而是周围环境对一个身体的关注和期许，把人推向此种境地。

　　那些新朋友既不知道她曾经的病者身份，更不知道碗与筷子的事。他们看上去很放松，很随意，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会过分在意。他们过早终止学业，选择艰辛的人生之路，并坦然受之，实则与海丽同病相怜。

　　海丽在新集体里不断发展自己，不断地以新形象示人，我由先前的诧异、茫然，到最后慢慢接受下来。

　　有一个场景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浮现。那天，海丽和那群人在晒谷场上打羽毛球。我不知道他们是一起去山上野炊的那群人，还是新换了一批。他们有一种生活在当下的欢乐，无论是劳动还是娱乐，都是可以无限沉醉其中的。那只羽毛做的球在两个女孩的头顶上空不间断地来回，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掉下来，好像在这两个人的身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

　　海丽仰着头，微蹲着身，双腿分开与肩平，脸和脖子都汗津津的。她无意识地微张着嘴，眼睛死盯着飞翔的球，规律性地挥动拍子，进入一种完全忘我的境地。在差不多固定的路径里，那只球机械地来回，有几次倾斜着低空飞行，差点掉下来，最后却总能被稳稳地接住，化险为夷。有七八个人，站在边上持续观望着，不时发出欢呼声，好像在学校的体育课上。

　　让我吃惊的不仅是海丽把羽毛球打得那么好，而是她一反之前病怏怏的状态，忽然焕发出的身体上的活力。最不和谐的特征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看似不可调和，却蕴含着内在巨大的合理性，好像世上之事本该如此。

　　渐渐地，海丽从我的视野里淡出。学校和工厂既成为彼此观望世界的窗口，也成了束缚视野的场所，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运行，一知半解地完成对人生的感悟。学习很辛苦，是一场看不见结果的苦役，很多人在苦苦奋斗多年后依然没有考取心爱的学校，只能灰溜溜地回家来，加入打工者的行列。我也怕成为其中的一员，多年艰辛终成泡影，还不如一开始就像海丽那样去找份工作。

　　我从父母亲人的闪烁其词中感到前途未卜的压力，在某些艰难苦熬的时刻也会羡慕起海丽的“尘埃落定”。那时候，海丽不仅工作稳定，由三班倒换成了长日班，还和一个家境殷实的男孩谈起了朋友。那户人家对海丽很满意，三番两次托人前来提亲。也就是那个时期，每逢假期我从学校返回家中，便会遭遇海丽飘忽不定的眼神，那偶然闪现的神情里带着某种无法慰藉的忧伤，大概是那段病中岁月的残余吧。

　　对即将开启的美好生活，海丽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现在回想起来，人的直觉有时候真是惊人地准确。

　　记忆中最后一个画面是海丽坐在门前石凳上，仰望不远处的山。山体青碧，随季节变换更改色调，看似具象地存在，有时候却让人看不清。黄昏了，我还站在二楼窗前背诵英语单词，而楼下院子里，海丽也在那逐渐变暗的夜色里安静地坐着。远山朦胧，光影依稀，没有人前来打扰我们。树叶像沙子一样发出窸窣声。溪流声从房屋的后面传来，呼啦啦的声响，比往日更为清晰。这共同拥有的寂静时刻，让我感到与海丽之间存在着某种超乎血缘之外的联系。

　　这之后，所有事情都按部就班地发生了。我中学毕业，升学，参加工作。海丽结婚，怀孕后从工厂辞职，顺利诞下八斤重男婴，家人对此呵护宠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阵繁弦急管之后，噩耗传来，三岁男孩得了白血病。

　　当事人初闻此类消息，总是本能地感到不信，可伴随泪水的干涸及时间推移，都无一例外地接受了。人们尽可以事后去追踪寻找各种前因后果，如此，只为了让自己更容易接受。

　　海丽和男孩从亲戚的视野里消失。她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寻医问药，连过年也不回家，从不给人同情和探望的机会。她在电话里告诉亲戚们，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孩子被病菌感染的机会。显然，这只是原因之一。热情的亲戚们不甘心，跑到异乡的医院里，要求远远地看那个可怜的男孩一眼。据说为了治病，男孩吃下许多激素，已经胖得不成样子了。

　　——到后来，海丽连电话也不接了。

　　有人在菜市场看见她衣着整洁，拎一只杭州篮子，把菜贩丢弃的菜叶子往篮子里塞。

　　有人在学校门口看见她挽着胖男孩的手，小心翼翼地穿过十字路口，母子俩说说笑笑，看上去非常快乐。

　　还有人看见她站在卖气球的小贩面前，那只红色气球浮在她的头顶，一路跟随着她穿过异乡的街头。

　　见过的人都说，她的处境并没有那么糟，甚至并不比同龄人显老。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男孩身上，从不让别人靠近他。她看上去很坦然，好像一生中最危急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很多年后，爷爷的葬礼上，海丽终于赶回来了。所有亲戚都被她怀里的女孩所吸引，大眼睛，粉嘟嘟的小脸，咿咿呀呀地学大人说话，很可爱，那是她的二胎——没想到海丽居然生了二胎。

　　关于生病的男孩，海丽依然闭口不提。哪怕好奇的亲戚们一再打听，她总有办法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那个可爱的二胎大概就是因此而生的吧。

　　她身上所焕发出的活力，更像是一种来自复杂状态下的应激反应。年复一年，勉为其难地维持着。那一年，海丽三十六岁。男孩也已长成一个只上半天学的初中生。他依然病着。作为一名病人，他被很好地保护起来，不与熟悉的亲友见面。亲戚们记忆里的他还是得病前的模样，三岁大的男宝宝，年画里的人物，完美得让人惊叹。

　　海丽说，轩轩在家最喜欢看书，每天睡前都要听故事，长大了肯定成绩好。

　　轩轩幼儿园里的老师，最喜欢我们家轩轩了。

　　——轩轩就是那个二胎女孩儿。

　　可亲戚们最想知道的不是轩轩的事。关于那个生病的男孩，他到底怎么样了?海丽说，他已经上初二了，学校离住的地方近，早就不用她接送了。现在，她要照顾的人是轩轩。

　　她把那个女孩儿紧紧地搂在怀里，生怕不翼而飞。

　　他们还是想知道那个男孩的情况。人们对一名特殊病人的关注与关心既是空前的，也是畸形的。海丽知道这个。作为一名曾经的病人，她知道该怎么做。

　　葬礼结束，海丽就离开了。

　　亲戚们偶尔聚在一起的时候，会议论那个女孩儿，那是个引子，可其背后的人，那个男孩，他们仍一无所知。

　　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堂姐海丽。我对她的了解并不比对一个陌生人更多。

　　她是亲戚中第一个主动搬到城里生活的人。这么多年过去，我对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这个事实也产生了莫名的好感。人们按照经验和天性所选择的生活，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接近于正确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