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满荒草的院落

 

　　文化馆是正西街乃至整个县城一个特别的存在。面街的一面是一栋二层高的门楼，楼上被隔成了一间间房屋，一楼即是进出文化馆的大门。门洞里装了双扇对开的高大铁门，门前种了一排桂花树。桂花树起先都是矮矮小小的幼苗，栽下之后就没挪过窝，一天天长到现在，早已高过门洞了，站在树下或者门洞里仰望，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叶片，怎么也望不到梢顶。任何时候打正西街路过，你可能注意不到树荫掩隐下的文化馆大门，但那一排桂花树是必然映入眼帘的。八月里，桂花挂满了枝头，满街都是馥郁的花香，即便是个匆匆的路人，也是未见花影先闻其香。

 

　　据说，文化馆的所在曾是一块小山包。推开门，穿过门洞，你会踩上一块不大的坝子，地面是一尺见方的花岗岩铺成的，因为年成日久，花岗岩表面油光发亮，走在石板上，隐约可以看见自己歪歪扭扭的身影。

 

　　坝子后是一列长长的石梯，站在坝子里，抬眼就能看见石梯尽头一字排开的六根柱子，柱子上涂了红色油漆，那是文化馆的主楼。拾梯而上，恍惚间想起此地还是个小土包时的情形，但任你怎么想，脑海中也呈现不出它本来的样子，但在你抬起头来，看着高处的文化馆主楼时，你就会再次确信，这里的确曾经是个小土包。

 

　　说是主楼，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型的室内剧场而已，但剧场的演出并不是天天有，在电影刚刚风行起来的年月，剧场被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放映厅。一切都是现成的，舞台的墙上挂了白色幕布，最靠外的墙壁上凿开几个小洞，架上放映机，剧场便变成了放映厅。石梯两边是文化馆的阁楼，分别有走廊通向门楼上的房间。阁楼和走廊都是清一色的木板镶成的，踩上去，脚下发出一阵阵哄咚哄咚的木质声响，清脆而低沉。

 

　　剧场右侧，靠近阁楼走廊的地方种着一颗苦柚子树，年年挂满黄橙橙的柚子。苦柚树下凿了一眼椭圆形的水池，水池里的水据说是专门为了灭火准备的，自打筑成的那一天起，池里的水就满满当当的，即便是酷暑寒冬，也从没见消涨过，却从没派上过用场。

 

　　剧场左侧是一排砖混结构的房子，那是文化馆的职工宿舍。1991年，罗向冰还是个青涩的乡村青年，他打着背包从新场范家山来到县城时，文化馆门口的桂花树开得正艳，当他闻着满街的花香跨进大门的时候，一眼就瞅见了院子里的那棵苦柚子树。罗向冰的背包里除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还有一摞版画作品，其中一幅画的是一块木板，中央裂开了一道幽深的口子，罗向冰给画稿取了个特别的题目——《内伤》，看到的人，无不赞不绝口。罗向冰所以能从几十公里外的范家山来到文化馆，就是因为他背包里的画稿。最先听说罗向冰的时候，很多人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偏僻乡野的小青年还会搞版画创作，后来有幸看到《内伤》的人们纷纷打消了自己的好奇心，继而觉得，罗向冰不应该一直窝在范家山，应该有更好的舞台施展他的版画创作才华。罗向冰于是得以从遥远的范家山来到县城，成了文化馆的一名临时工。罗向冰那时候的住处，就在剧场左侧那排房子里最靠里的一间。从到来的那一天起，到后来离开，他一直住在那里。在文化馆，罗向冰所做的工作，就是打扫剧场和院子里的卫生。没事的时候，就受命背起背篼，从外面背土回来，在院子里和阁楼上种花种草。这倒是罗向冰以前常干的活儿，但却不是他希望永远干下去的。在范家山，他就天天与土地打交道，却没想到了文化馆，还得天天与泥土打交道。两年之后，终于厌烦了的罗向冰毅然决然地背起背包，跨出了文化馆大门。那时候，南方就是梦想和希望的代名词，磁石一般吸引着罗向冰。他去了。不久之后，“罗向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读者》《小说选刊》《中国文学(法文版)》等各大期刊和报纸上，相对应的是一幅幅醒目的黑白版画；又过了不久，“罗向冰”同时写在了三家杂志的扉页，名字前缀的说明和名字一样是醒目的黑体字：主编……

 

　　也就是在南方吸引着一个又一个心怀梦想的人只身前往的同时，内陆紧闭已久的大门也随之洞开，来自南方甚至更远地方的新鲜事物决堤一般灌进内陆广袤的土地，并种子一样，很快落地生根。

 

　　录像就是在那个时候风行起来的。文化馆门楼右侧开了若干年的老相馆也没能扛住这股大潮的诱惑和冲击，换了招牌，成了一家录像厅。很长时间里，打正西街经过，老远就能听见文化馆门楼里传出的呻吟声或者枪战声或者武打声。去文化馆的人，大多直接就去了门口的录像厅，很少有径直进到院子里去的。

 

　　文化馆作为电影院使用的时候，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童，等我长到可以看电影时，北城街的电影院已经落成，文化馆作用不再了。但我还是有至少三次去到文化馆的大门里去。

 

　　一次是上中学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在门口的录像厅看录像，中途尿急，去到文化馆里的厕所去小解，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罗向冰，那一刻我也只想着小解，除了厕所里嗡嗡翻飞的蚊蝇和浓烈刺鼻的氨气味，文化馆再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了。

 

　　一次是工作以后，参加县里的歌咏比赛，单位组织了合唱团，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直接站到了剧场的舞台上，看着舞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跟着其他成员一起放声高歌。就在我们全神贯注地唱着的时候，观众席传来阵阵嘻嘻哈哈的笑声，有几个人举着手臂，手指远远地戳向我站立的位置，我同时听到有人发现新大陆似的兴高采烈的说话声：“在那里呢，李存刚!”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3年夏天。这时候，文化馆已经另址修建，这里只能算作它的旧址了。院坝里的石板和石梯还在，院坝中央长了两株米麻，繁茂的枝叶几乎盖住了整个院坝，石梯的缝隙间长满了绿油油的杂草，将石梯完全遮盖住了，不知道的人，定会误以为那里就是一个小土坡的。几只蝴蝶迎着阳光，在草叶间翩翩飞舞着，无声而又忘情；剧场和门前六根柱子还在，只是柱身上的油漆已经脱落，呈现出灰白的底色，只有底座上还残留着一圈暗淡而斑驳的红。剧场朝外的墙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拆、危、拆。三个大字，分别是鲜艳的红、黑、红二色，但凡进到门里去的人，抬眼就能看见。大厅里的座椅已不知所踪，同去的朋友说是被拆除了。大厅里，满地掉落的天花板和碎裂的瓦片，炙热的阳光从房顶的瓦隙间投射下来，耀眼得让人眩晕。

 

　　同行的朋友是文化部门的干部，罗向冰的故事就是我们站在荒草疯长的院坝里时朋友讲述给我听的，但朋友更关注老文化馆的安全问题，自打文化馆另址修建以后，这里的阁楼就成了流浪汉、瘾君子和少数青年男女的天堂。朋友说，此前，文化馆的房子尽管老旧，一直没出现过明显的安全隐患，但5·12之后又是4·20，文化馆的房子没能抗住两次大地震，不久将彻底拆除。

 

　　剧场右侧的那棵苦柚子也还在。已是夏天，苦柚树枝头挂满了新生的茂盛的叶片，枝叶间竟然还挂着两颗去年的柚子，黄彤彤的，不停地随风摇摆着，随时都可能轰然坠落的样子；苦柚树下的蓄水池，内壁爬满了绿油油的青苔，水池里的水依然是满满当当的，水面映着苦柚树清晰的倒影，把手伸入水中，指尖旋即传来飕飕凉意，平静的水面荡起一圈圈波纹，苦柚树的倒影随之成了迷迷糊糊的一片，定睛细看，树上那两颗柚子的影子此刻是再也见不到了。

 

 

　　八月之光

 

　　我正俯身向前走着，父亲低沉的、气喘吁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到都到了，你慌什么慌?”我站在原地，弓下腰，扭头看着父亲。父亲微恼的、胡须拉杂的脸上挂满了汗水，滴滴答答，不住地往下掉。尽管我穿了新买的“回力鞋”，尽管不过上午八九点钟光景，但太阳已早早地翻过县城东面的落溪山顶，直直地照耀着城厢粮站门口的斜坡，斜坡是干巴巴的水泥铺就的，经过连续几天烈日的暴晒，散发出熊熊的热力，感觉像赤足踩到火盆上。我背过双手，扶住腰间的麻布口袋，直了一下腰，双肩顷刻间如释重负，可手一松，沉重的酸悠悠的感觉便再次裹满了双肩。我其实一点也不慌，只是看着近在眼前的城厢粮站，心里无法抑制地有一点小小的激动；父亲说我慌，想来是嫌我走得太快，父亲好多次说过，路是一步步走的，慢是一程，快也是一程，不必要急的，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走了那么远的路，双肩那么沉，加上即将大功告成的喜悦，我想不加快脚步都不行啊。但是，我没有反驳父亲。父亲的背上也背着帆布口袋，而且装的比我多了一倍还不止，鼓鼓囊囊地压在父亲背上，走平路时还没什么，遇到上坡，父亲微驼的腰身便不得不更深地弯下去。见我停下了脚步，父亲笑了起来，我的小心思，他似乎早已洞穿。一年前，我初中毕业，因为父亲管理的茶园经营遇上了麻烦，我几乎放弃了中考，后来勉强参加了考试，结果却可想而知。新学期一开学，父亲便偷偷跑去学校找老师替我报了名，要我去复读。父亲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要我去复读的时候，我没答应也没反对，父亲笑着对我说：“去吧，我知道你不甘心，我更不甘心啊……”几天前，我从学校拿回录取通知书，交到父亲手里，像顺利完成了一件父亲交给的作业。父亲把通知书捧在手心，像捧一件珍贵的易碎品，父亲笑了，他的言语更深刻地说明了他内心的兴奋：“我就知道么，我儿，不该像我，一辈子窝在溪头沟里的!”父亲还说了很多的话，其他的，差不多都是喃喃自语，近乎语无伦次了……转眼就到了八月末，录取通知书上的开学时间越来越近，再不把“粮食关系”转到学校，开了学我就将无饭可吃。这就是我和父亲兴奋且急切的原因，父亲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是因为父亲习惯了把自己的情绪藏在在内心里。城厢粮站的院坝是平平展展的水泥地，当空的烈日下，水泥地变成了一张巨大的镜面，隐约地反射出热辣辣的光芒。我和父亲汗涔涔地走过院坝，活像多年后我在汗蒸馆滚烫的木地板上踱步。收粮大厅里空空旷旷的，没有了太阳的暴晒，热力自然减小了不少，放下帆布口袋，浑身刹那间就清清爽爽的了。收粮大厅里摆了一架磅秤和一张竹制座椅，却没有人。我和父亲背着玉米，一大早从溪头沟出发，走了那么远的山路来交粮，却找不到收粮的人。父亲将鼓鼓囊囊的帆布口袋挪到磅秤边，撩起衣服擦了擦眼角的汗水，开始以磅秤为圆心转着不规则的圈儿。一边转圈儿，一边四下里张望。收粮员在院坝角落出现的时候，父亲正转到面朝大门的方向，等父亲发现时，收粮员的身影已经站到了帆布口袋前。“打开。”收粮员说。收粮员指向帆布口袋的手里握着手绢，却一点也不影响他伸出食指，倒是另一只手里端着的白色陶瓷茶杯，因为他身体的晃动，接连发出了几声清脆的响动，有几滴茶水沿着杯沿滴落了下来，收银员赶紧收起握手绢的手，飞快地摁住杯盖。我和父亲七手八脚地解玉米口袋上的绳结。不知道是紧张，还是绳结打得太死，我解开了老半天，父亲还没能解开。在收粮员的注视下，父亲的手微微发起抖来，后来父亲索性低下头，大开的嘴巴不由分说地含住了绳结，双手死死地抓住帆布口袋，下颌接连甩动了几下，很快扬起脸来。父亲满脸通红地牵着帆布口袋的边，露出口袋里黄橙橙的玉米。收粮员拿眼瞅了瞅父亲，端起茶杯，押了一口，然后探着头，朝父亲身前的玉米口袋瞄了一眼：“晒一下。”收粮员说着，又一次伸出握着手绢的手指了指亮光光的水泥地面。父亲的身子一下就挺住了，父亲交过多次粮，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昨晚刚刚从火炕上取下来，又连夜手工瓣下的玉米粒竟然还需要晾晒。父亲想说什么，可收粮员丢下那句话就转身走开了，父亲张开嘴，面对的不过是一张摇摇晃晃的背影。父亲噎在那里。我看着父亲，又看看越走越远的收粮员，也噎在那里。收粮员的身影是接近十二点时出现在磅秤边的。父亲站起身，迎着收粮员，抖抖擞擞地走上前去。父亲笑了笑，想说些什么，就在父亲张开嘴的一刹那，传来了收粮员的话：“搞什么名堂?都快十二点了!”父亲浑身一怔，双腿不觉间开始闪动，险些跪倒在地。收粮员说完，又要转身离开。父亲的脚步那一刻突然变得出乎意料的迅捷。父亲冲到收粮员跟前，挡住收粮员的去路，哆嗦着，变戏法似的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烟。收粮员离开以后，父亲便带着我，将玉米倒了出来，又一点点在院坝里摊开，中途，父亲叫我一个人守着，他要出去上个厕所，如果没猜错，那香烟应该就是在那时候买的。父亲一手捂着香烟，另一只手抓住收粮员洁白的衬衣口袋，准确无误地塞了进去。父亲的动作之果断之迅捷，让收粮员一时没回过神来。“你——”收粮员的眼睛鼓得浑圆，盯着父亲，只吐出一个字便紧闭了双唇。面无表情地回到磅秤边，收粮员指了指父亲，又指了指玉米口袋，心领神会的父亲一下明白了收粮员的意思，飞快地将重新装好的玉米口袋搬上磅秤，又飞快地跟着收粮员走进院坝边的粮食仓库。父亲从仓库出来的时候，双手拿着空帆布口袋，昂首挺胸，活像战场上凯旋而归的士兵。我跟着父亲走到城厢粮站大门的时候，父亲停下了脚步，仰望着天空，正午的阳光映照下来，父亲的脸上立时呈现出一种雕塑般的光彩。那是1990年8月。那一年，我16岁。2013年夏天去正西街，看过文化馆残破的院落之后，我就径直去了街口。不知什么时候，城厢粮站已改建成了住宅小区，名字响当当的，叫龙府花园。门口的斜坡倒还是多年前的水泥地面，表面的坑洼似乎更多了。我站在街口望着斜坡，满脑子都是那个八月，父亲留在城厢粮站门口的身影。这时候，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从我身边经过，缓缓地、目不斜视地朝斜坡走着。老人颤颤巍巍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风一吹就可能随时倒掉的样子。擦身而过的瞬间，我注视着老人长满皱纹的脸，几乎惊叫而出——老人的面容，像极了记忆中的那个收粮员，只是，他的样子比我父亲的现在还要苍老——我不敢肯定，如果我真的惊叫而出，会不会把他吓着?

 

 

　　交通旅馆

　　以前，正西街两边都是木头房子，一家紧贴着一家，屋檐连着屋檐。沿街的屋檐槛就是街边的人行道，街窄小，木头房子更显不出丝毫的空阔和大气，文化馆、井阁商场、新华书店等处的楼房相继在正西街落成之后，就更加地衬托出木头房子的低矮和陈腐来。隔几户人家的门前就栽了电线杆，线路按着户头，连着一家家的房子。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井阁商场门前最靠近街心的电线杆，上面挂了一块黑板，写着电影院正在上映的电影和放映时间，相邻的电线杆上挂着一块白色小灯箱，灯箱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即便有灯光的映照，“交通旅馆”四个红色的字体也模模糊糊的，很难辨认得清。

 

　　电线杆就立在井阁商场与紧挨着的木头房屋的交界处，灯箱上描画的箭头直直地指向木头房子屋檐下的门框，门框上挂着铁门扣，镶了木制门板，木板门向里开着，从没见锁上过。站在门口的屋檐槛上，轻轻一跳就能摸到木头房子的屋檐，再稍稍用点力，就能触及电线杆上的白色小灯箱。

 

　　门即是交通旅社的入口。门内的过道穿木头房子而过，曲里拐弯地通到交通旅馆的大门，因为窄逼和视觉里光线的强弱差异，站在街面上看过去，过道是黑漆漆的，怎么也望不到头。

 

　　进入新世纪之后，以县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为名，交通旅馆临街的木头房子被拆除，进出交通旅馆的大门于是豁然开朗，交通旅馆的真实面目这才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过往正西街的人们，一扭头就能瞅见交通旅馆的大门和高高的外墙。

 

　　外墙从头到脚由一色的砖块砌成，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砖块和砖缝间的水泥灰浆显露出被风化的痕迹，颜色浅淡不一，少部分是浅淡的灰白，大部分已变成淡黑色，烟熏过似的，如若不是门楣上方一抹石灰底的墙面上写着“交通旅馆”四个红色大字，定会有人误以为那是一块旧年遗留下来的碉堡。

 

　　进得门去，你会惊奇地发现，远近闻名的交通旅馆竟然也是一座四合院。院子四壁皆为三层小楼，房门皆朝里开着，门前是四面环绕的走廊。院坝右侧靠外的角上有一处悬梯(在墙缝间装上钢筋，用水泥灌注成梯步，安上扶手就成了)，拾梯而上，可去到任何一层的房间；左侧靠里的角上还设有一处楼梯，楼梯以院角的立柱为中心，盘曲而上，同样可直达楼顶。一座纯粹中式的四合院，却糅杂着些许西式建筑的特色，真正是中西合璧了。

 

　　熟悉正西街的老辈人说，交通旅馆现在的楼房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时期的交通旅馆也是木头房子，完全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天全地处西进甘孜藏区的要冲，西进东去的人到了天全，总是要歇上一脚，充分休整之后再继续前行，那些公干出差的，大多去了纯国营性质的政府招待所和后来兴建的二旅社，交通旅馆则是那些自掏腰包的旅客和卖劳力为生者不二的留宿之地。

 

　　交通旅馆后来所以改建成楼房，起因是一场突起的大火，那场大火，让交通旅馆和周围相连成片的房屋顷刻间化成了灰烬。派出所的档案袋里，现在还存留着关于那场大火的调查记录，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是谁在故意纵火，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猛烈的火势最初起自哪里、怎么引起的，总之，那场代价沉重的大火就是一桩悬案，也可以说它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天灾。派出所的档案袋里同时还留存着其他一些有关交通旅馆的记录，被询问人不外乎是外地流窜来天全的扒手、嫖娼被捉的乡下民工、平常以餐馆服务员为身份掩护的娼妓、身背腊肉或鸡鸭牛羊的小偷……这些人，也基本就是那个时期交通旅馆的主要客源。每被捉一次，被捉的本性难移的那些人从此转移了阵地，从正西街上销声匿迹，更多的人因为残存的羞耻心和周围随时可能降临的道德攻击，让他们望而却步，少则三五月，或者一年半载，甚或一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交通旅馆的院坝里；派出所每到交通旅馆出一次警，逮住的也基本都是新面孔，从未在档案记录里出现过的，当年办案的警察至今都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就市场经济了，首先受此冲击的是政府招待所和二旅社，政府招待所是干干脆脆地被取消，二旅社则被改了个名字，摇身一变，成了私体性质的天全宾馆，倒是交通旅馆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但其实质也随之由“集体”转成了“个体”。

 

　　变化最大的是入住的旅客。这时候，稍稍有些经济实力的人到了天全，就都去了天全宾馆或其他一些后来兴建起来的大大小小的酒店。和交通旅馆相比，那些地方无疑更亮堂更显品味，也更符合旅客们有钱人的身份，但价格却也是水涨船高的，去那些地方入住的人倒不在意这个，他们都是些过路客，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即便是豪掷千金，也是他们乐于为之的。而那些准备较长时间在天全立足又无经济后盾的人，好些就选择了交通旅馆，这里是不够气派但价格便宜，每人每天十块，天底下打着灯笼都难找着的，房间里的一切用具尽管老旧但都是刚刚用肥皂洗过的，而且不管你入一天、一月还是一年，或者更久，都是每天一换的。了解情况的、听了解情况的人介绍的、以前不了解情况住过一次后就记住了的，但凡进了天全县城，就都径直来到正西街，跨进了交通旅馆的大门，如此一来，交通旅馆里常住的，绝大部分都是回头客，共同在一个大门里进出，彼此见了面，都觉得相熟，后来就真的熟悉了，没事的时候，就不免三三两两的搬来小凳，坐在交通旅馆的院子里或者走廊间，喝着茶、抽着烟、天南海北地聊天，不知道详情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是哪家的兄弟或者父子在开家庭会议呢。

 

　　交通旅馆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以后，人们便编了一句顺口溜：吃东风，住交通。顺口溜流传很广，上了些年纪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交通即是交通旅馆的简称，而东风则是位于东大街上一家的餐馆，所卖尽皆本地口味的家常吃食，全名东风食堂。两个地方相距不远，从交通旅馆出来，过旧县城十字街口，不几步就到了。

 

　　我从未作为旅客进到交通旅馆里去过，东风食堂倒是光顾过几次的，食堂上桌的食物无不满盘满碗的，口味也很地道，价格却和外面相差无几。最早时期的东风食堂也是临街的木头房子，后来也改建成了楼房，但食堂的生意并没有因此变得红火，后来干脆就关门歇业，从食客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与之齐名的交通旅馆却是一直坚持到了下来，时间对于交通旅馆似乎是慢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交通旅馆让时间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它仿佛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正西街乃至整个县城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而交通旅馆，除了外墙上渐渐加深的斑驳痕迹和院坝里不断变换的人影，院坝里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入住的价格依然是多年前定下的，每天十块，不管你住多久，也不管你的本地人还是外来客，床上用品老旧是老旧了，却依旧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交通旅馆现在的管理者(不知道是否就是老板本人或者老板家属)是一位年轻妇人，着粉红的连衣裙，身材高挑，长发披肩。我问她：“你就没想过变化一下吗?”她很肯定地摇摇头，有些答非所问：“不会!”我接着好奇地问：“你就不担心有一天开不下去?”年轻妇人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似是而非地回答：“谁知道呢。”她的话，像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