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亲摔门而出，我立刻追出去，没等父亲瞪眼或斥骂。但我并没有紧追在母亲身后，而是在堂屋定了一两分钟，直到母亲出了院子。第一次，我追得紧，结果被母亲呵斥。她让我回去，我哪里敢回？相比起来，我更怕父亲。当然，我还怕她跑了。她跑了，谁给我做饭？或许是因为我的锲而不舍，母亲在院外的拐角站了两小时，终于被我拽了回去。

但这次不一样，她拐过院角，沿着村街向西。那里有一口水井，全村有一半人家从那口井挑水。我吓坏了，小跑几步。母亲转过头，不让我跟她。我立定。她转身，我又跟上去。母亲没到井口，而是拐向北街。我松了口气，但几分钟后又紧张起来。那是出村的路，我不知母亲要去哪里，看来这一次她是真要跑了。我环顾左右，盼着闪出一个人帮帮我。奇怪得很，那一刻大街空空荡荡，甚至觅食的鸡都没碰到。那是春日的黄昏，刮了一整天的风终于偃旗息鼓，而炊烟放肆地摇向天空。谁家在烙饼，我嗅嗅鼻子，却没有饥饿感。

母亲没有沿着村路向北走——北边是我尚未去过的蒙古草原，她拐进了树林。我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树林是我常去的地方。但我不敢掉以轻心，快走几步，咬在她身后。树林太大了，我怕跟丢。我已瞧出母亲对我的呵斥是虚张声势，那一巴掌不会扇到我脸上。这一生她没动过我一指头。

在迷上阅读之后，每每看到女人离家出走的情节，我就想起母亲。村里没有火车站，也无通向外面的汽车，牛马车倒是有，但那是生产队的，包产到户之后我家才分了一匹老马。仅个别人家里有自行车，送给她她也不会骑。再说，她往哪儿跑呢？除非去我外祖母家，可牛马车也得走一整天。

20世纪90年代初，父母在北京谋生，我回村少了。有一年，回村的我想多转转，出村便看到那片树林。准确地说，那已不叫林。树被砍伐了大半，稀稀拉拉的。尚立着的要么枯死了，要么是长相难派用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忽然想起那句话。显然，剩下的树木风都不屑于理了。我不知这些树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站立良久，缓缓离开。

母亲逃进的树林茂密得很，除了杨树、榆树、沙棘树，还有一种我至今叫不上名字的树，叶片细长，像女人的眉毛。跟在母亲身后，我第一次感觉树林的无趣和恐怖。我不知母亲要干什么，是不是真不打算和父亲过了。我嘴拙，也不敢劝。那时，我十二三岁，能做的就是不让她从我眼前消失。天一点点暗下来，我的心也一片片地暗着。

终于来了帮手，不，应该说是救星。父亲的姑父，我叫姑爷。他和父亲很说得来，自然是父亲请来的。他怎么知道母亲在树林里？我想了想，明白了。父亲一定跟在我和母亲身后，这一次他是真的害怕了，不然不会向姑父求助。虽说和姑爷关系不错，但这样的事对一个爱面子的男人毕竟不是多么光彩。姑爷劝了一会儿，母亲离开树林。警报解除，我立刻被饥饿席卷。可我不敢有任何饿的表示，走路都小心翼翼的。

2

母亲嫁给父亲是委屈的，在她四十岁之前时常流露。我看过父母的结婚照，还有母亲和同学的合影。她算得上美女，即便按今天的标准。当然，没有哪个儿女认为自己的母亲丑陋，但我可以保证，我绝无夸张。况且，不只我一个人这么说。母亲读过书，在那个年代难能可贵，若不是外祖父封建，认为女子读书无用，她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其中一位功课与她不相上下的男同学，后来成为某大学的校长。这不能证明什么，没有逻辑关系，但谁又能说得准呢？她讲述时神色平淡，可眼睛里的光泽是掩饰不住的。母亲还有艺术天分，如画画、剪窗花。春节临近，我家就热闹起来。如果有一位画师带着她……当然假设依然没什么意义，她只是一位农妇，一生都属于村庄。外祖父从内蒙古某地来了一趟，母亲的婚事就定了。母亲拗违过，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吃半官饭的人喜欢她，但外祖父说已经答应了，她就顺从了。叛逆于她如天上的浮云。

在彼时的乡村，母亲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夺目的。相比之下，父亲则黯淡许多。单就他的出身，注定矮人一等，吃尽苦头。祖父靠辛苦积攒的钱买了几亩薄地，这是祖父一生的梦想，谁想转瞬成为噩梦，他的子女也一个个打上另类标签。祖父排行老二，他的几个弟弟与他一样，均被划为富农，这样的家族自是没什么地位。我第一次随伙伴到礼堂看批斗会，如猴子一样蹲在窗台上。一声喝喊，我的几个长辈被拧着胳膊押至台上，弓腰撅腚，其中一人抬脚把我四爷爷踹倒。没见过世面的我吓呆了，几个长辈被押下去后，伙伴拽我，我才清醒过来。从礼堂回到村庄，我看到几个长辈在扫大街。伙伴再喊我看批斗会，我就不去了。当然，去了也未必吃惊了。批斗会成为几个长辈的家常便饭，不只大队有权开，小队也可，其中一社员说我四爷爷没正眼看过他，向大队反映了两次，四爷爷就被押到台上撅了一回。父亲倒是没被批斗，但憋屈不比祖父少。外祖父去世，父亲竟然请不出假。那个清早，队长还没起床，他的话穿过玻璃和棉布窗帘，砸向立在窗外的父亲。队长说人已经死了，你还去干什么？你不去，照样埋。父亲那一刻的脸色一定是青的，但他不敢有丝毫不满的表示，没有队长的许可，他就去不成。父亲不停地央求，队长依然躺在被窝里，不为所动，后来队长的妻子说了句话，父亲才被准假。队长的妻子和我家也沾着亲，不过不是一个成分。一个假都请不出来的丈夫，母亲怎么会开心？当然不止这些，生活中的许多通行证，父亲都是没有的。他没有，意味着母亲也没有，两人是拴在一起的。《李大顺造屋》中，李大顺先后数年才把屋造起，父亲似乎比他幸运一些，盖了两间土坯屋，但一直没院墙。土坯也有，可每次垒到一半，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拆掉了，其中一次是村里某有权者认为院子不顺眼，他每天要经过那条街，不顺眼的墙会影响他的心情。他勒令拆，父亲不敢不拆。那个有权者卧病后，我家的重大工程才得以进行。人如草芥，我能想象到父亲的压力。我小学和初中，每次填表格，在家庭成分栏里写“富农”两字时，都要用手捂住，虽然那不是秘密，更不是手能捂住的，但总是不由自主。交给老师时，我还会折一下。

贫困是自然的，也算与那个时代合拍。某年分红，我家欠了队里钱。这是劳作一年的成果。欠了自然要还，清欠小组很快就登门了。没有积蓄，没有骡马牛羊。一头半大的猪被赶走，三只下蛋的鸡被捉去，仅有的两节红柜也被抬走，还有扫帚和簸箕。那时，母亲在干什么呢？在炕上哭。她心痛却不能阻拦，这是法则。看到扫帚簸箕也不能幸免，母亲央求清欠小组手下留情，组长只说了一句话，这可不是拿到我家里的。两间屋子只剩下一口黑色的缸和缸里腌了不久的咸菜。父亲又在做什么呢？他什么都做不了。母亲还可以哭，他哭都不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清欠小组赔笑脸。每件物品值多少钱，由清欠小组定，若作价低，意味着要抬走更多的东西。清欠小组终于离开，父亲独自站在院子里。房子还在，妻子还在，种了不久的榆树还在，还有他自己，但他的心是空的。某一刻他有一丝侥幸，清欠小组没把缸抬走，但母亲的哭声很快就把那一丁点侥幸击得粉碎。父亲也算能说会道，可凭嘴皮是过不了日子的，就算他能说出花来，也不能让母亲信服。

在父母的争吵中，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缝纫机。说起来，这是父亲的承诺，或者说祖父的承诺。外祖父和祖父怎么交谈的，不得而知，他忽视了祖父的阶级成分，或许与祖父的承诺有关。母亲嫁过来时，缝纫机仍无着落，但父亲答应以后会补上。母亲当然相信了。并不是承诺就可以兑现，时间是最不靠谱的，直到祖父去世也没有。父亲下边还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没成家的永远比成家的有优先权，这是乡村的另一规则。父亲没有欺骗母亲的意思，但因为无法兑现让父亲有了欺骗嫌疑。平时还好，吵架母亲就会提及，当然，缝纫机也是吵架的缘由。

父母争吵，我就如在夹缝中，两头受气。特别是母亲离家出走时，我反应慢一点儿，就会招致父亲的暴喝。我天生迟钝，现在也如此，许多事过后方回味出意思。父母说话声音大起来，我就心慌，呼吸变得急促。不过，很多时候，我也是父母的黏合剂。小学四年级，我的一篇作文受到老师的称赞，我带回家朗读时，父亲和母亲均漾出满脸的笑容。

3

其实，父亲也很优秀。

父亲读了一年初中，在县城，因为出身的原因，中途退学。我以写字为生，至今也没有父亲的字写得有章法。这让我自豪，也令我羞愧。全村第一辆自行车是父亲用向日葵扎的，那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自行车是什么样的，父亲家的院子成了展馆场地。

乡村的能工巧匠很多，比如一个仅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却精通无线电，收音机收录机，哑了串台了，他捣鼓一会儿就好了。某劁匠劁猪眼疾手快，猪还没来得及哼，活就干完了。

父亲是个木匠。村里有木匠，父亲欲拜师，被婉拒。一行一碗饭，多一个竞争对手意味着饭碗不保。因为动手能力尚可，父亲被分派给老木匠当助手，给队里做犁杖什么的。做到关键处，老师傅就会转身。等师傅回家吃饭，父亲悄悄地卸开，揣摩铧是怎么凿的，水胶调和到什么程度，一点点把手艺偷到手。待我十几岁，父亲已经是个很好的木匠，不只在本村干，还常被邻村请去。从农具到家里用的桌子、凳子、风箱、柜子等等。父亲还学会了打组合家具。像别的能工巧匠一样，父亲渐渐赢得村民的尊重。

除了当木匠，父亲还常被亲戚叫去调解家庭或别的矛盾。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会说，只是能说到点子上。说到点子上，别人才听。调解完，难免要喝点酒，回家没迟没早的，很多时候我不知父亲什么时候回来的。母亲没有因为这个和父亲闹别扭，父亲在为自己赢得尊敬的同时，也为母亲赢得了颜面。

父亲一步步兑现着男人的承诺。

在被清欠小组抬走柜两年后，父亲在堂屋造了三节柜，只有柜盖是木头的，其余皆是砖和水泥。在上过红漆之后，难以分辨是木头还是水泥。一妇女常到我家串门，惊讶我家哪来这么多钱，一下就打了三节柜。得知是水泥造，眼睛瞪得更大了，摸过之后才相信。水泥没那么高的造价，我想在父亲心里，或有较劲的意思，清欠小组可以把柜盖拽走，柜身无论如何是抬不走的。现在那三节红柜仍在老家的堂屋。老房要拆了，那三节水泥柜将一同消失在西风中。

有了经济能力之后，父亲开始做真正的木头柜。没有那么多房，如果有，我猜父亲一定会做更多，摆满每个房间。他没有着魔，耳边仍挂着母亲的哭声吧。除了负疚，也有炫耀的意思。我结婚时，从家里拉了两节红柜。这两节柜随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我离开坝上。

缝纫机终于买回来了，千呼万唤。母亲做了一个罩，只有干活时才让它露出真容。许多个白天和夜晚，母亲坐在缝纫机前，哪怕是发呆。我考入师范后，做起了作家梦。寒暑假，缝纫机就成了我的写字台。母亲似乎不怎么用了，现在想来，是母亲让给我了。弟弟结婚后，缝纫机给了弟弟。母亲自是不舍，但还是忍痛了。如果儿子不受委屈，她什么都可以做。其实，缝纫机在弟弟家不过是摆设。在父母外出谋生后，弟弟全家也离开村庄，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在城里出生的。那台缝纫机锁进西房，在灰尘里一日日生锈衰老。现在，缝纫机又回到母亲身边。母亲手脚不便，眼睛昏花，缝纫机彻底成了摆设。母亲只能凝视，她曾经的梦想，以及泥泞的岁月。

从受人歧视的富农子弟到被人敬重的木匠，在茫茫世界，父亲绝不是受屈辱最多的那一个，他的努力也没有多么了不起，既不惊天又不动地，但对一个家庭却是转运的开始。日子说不上红火，可有能力让一家五口饱着肚子睡觉了。再夸张一点，用土话说，“嘴巴终于挂油了。”母亲不再觉得嫁给父亲委屈，这自然是父亲努力的结果。当然，子女也是重要的砝码。

日子好了，父母仍然吵架。虽然母亲没再像年轻时那样逃往树林或场院，虽然吵架的频率低了许多，但一年总要上演好几次，好像唯有这样才能证明彼此的存在。闹别扭的时间也缩短了许多，今天争吵，明天就和好了，或者上午争吵下午便结伴赶交流会去了。他们不知道的是，两人每次争吵，我的心上都有一把刀子在切割。我以为只有作为长子的我一次次被阴云笼罩，母亲住院期间，和妹妹聊起，方知她见证的不比我少。

为什么要吵呢？我费大劲地想过，但就像面对一道无解的题，束手无策，只有叹息。他们没有恶意地互相中伤，不过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有了缝纫机不久，父亲买了一辆自行车。他要到邻村干活，远的二三十里，要驮工具箱，自行车是必需的。那是他的专有，我已经到黄盖淖镇读中学，来回像多数同学一样只能步行。五叔出门要借自行车，父亲二话没说。可能五叔驮的东西重了，也可能是没捆绑好，虽然车梁用彩带缠过，一个地方还是磨出了皮。母亲很不痛快，责备父亲，不是因为父亲借车给五叔，而是认为父亲没有嘱咐五叔。其实父亲也心疼，母亲一番唠叨后，他为了弥补没嘱咐的过失，训了五叔。训完就后悔了，毕竟是亲弟弟，回来便怪罪母亲。母亲责备，但并未撺掇父亲去找五叔，已经磨了，找有何用？父亲的怪罪让母亲难以接受，争吵再次爆发。

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很金贵，至少在我们村如此。一村民买了辆自行车，没舍得骑，从镇供销社扛回家，径直吊在房梁上。于他，那更像宝物。据说还有人试图借用，他回复，骑我可以，骑自行车绝不可能。我不知道那辆自行车后来怎样了，是否一直吊着。我考上张北师范时，邻村托人说媒，提出如果我同意这门婚事，就给我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自行车差不多等同现在的宝马了。父亲借给五叔没什么错，五叔磨了大梁也非故意，而母亲心疼合乎情理。如果从这个逻辑推导，谁也没错，可结果是父母大吵一架。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4

父亲和母亲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换过几个地方，但始终在西五环外。如果用人单位还愿意用，两人是不会离开的。虽然清楚北京不是家，早晚也要回乡，但能挨一天也是好的。除了挣钱，还有对北京的不舍。在接到通知的一个月里，每逢星期天，父亲都要转转北京的景点，天安门、八大处、香山等。他早就办了老年公交卡，基本没怎么用过。母亲没有随父亲转，她晕车，坐车于她是折磨。

离开村庄也是迫于生计。父亲做木匠，母亲侍弄那二十几亩地，原以为富得流油的日子滚滚而来，嘴巴都挂上了，好生活还远吗？确实不远，却始终是镜花水月。父母种过木耳，赔了；养过羊，赔了；连逢两年旱灾，基本颗粒无收。偏偏在困难时期，父亲病倒了。不是什么大病，常年躬腰干活，他的腰不怎么好，逢阴天雨雪，越发疼得厉害。去镇卫生院打封闭针，针管没消尽毒，一种不知名的毒潜入他的腰肌，青霉素，白霉素，所有可以消炎的都用过了，伤口就是不能愈合。在镇卫生院住了两个月后，转到县医院，之后又转回镇卫生院。我第一次见父亲哭就是在镇卫生院的病室，伯父从张北来看他。我说不出的惊愕。医生数次划开后背，他牙都咬裂了，也没吭一声，我以为他快赶上关羽了，没想到一见伯父，父亲突然变了一个人。那时我才意识到，父亲也是脆弱的，只是不愿意示人而已。

那个阶段，父母没有争吵过。母亲奔波在村庄与乡镇、乡镇与县城之间。秋天到了，但收成与父亲的病相比已然是次要的。地里的活多半丢给弟弟。除了找医生，她还跟踪卫生局长。跟踪，似乎不大贴切，但我想不到更合适的词。也正是这样，她才找到卫生局长的家。后来母亲讲述这一切，我仍难以相信。她真是好大的胆子。

父亲出院了，家庭却一夜返贫。弟弟结婚，家里的外债又多了些，彻底成了困难户，父亲是期待我出一把力的，毕竟把我供了出来，可我虽吃上皇粮，却自身难顾。我于1987年参加工作，在乡中当老师，第一年还好，次年工资就不能按时发放。急需用钱，只得到会计那里支借。几个月发一次工资，扣去借款，扣除饭费，扣除从小卖部赊欠的酒、罐头、方便面——似乎有些奢侈，可来了朋友总要硬着头皮招待，基本上就没有了。到河北师院学习，我没借到足够的钱，揣了几十块钱就上路了。我自带行李，这样就不用向师院交每晚两元的住宿费用。我买了一包咸菜，一日三餐都是咸菜馒头，怕同学撞见，我每次都躲到角落里。可就是这样一分一角地计算，钱还是花光了。这意味着，我没钱买从石家庄到张家口的火车票。那是1990年，《故乡的云》很火，每次经过师院的小卖部，听“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我就想，它能载我回去就好了。其实，不只我，同事们都是穷光蛋。一同事结婚，每人十五块的份子钱都是欠的，礼单随后交给会计，待发工资时扣除，什么时候发什么时候扣。我结婚，仍是这个规矩，没觉不好意思。最惨的时候，我去黄盖淖镇寄信，摸遍全身，竟凑不够两角钱，还是室友帮着凑的。

我这么说有辩解的意思，但事实如此，我无能为力。是继续留在村庄，还是外出打工？父亲权衡时，那个记着债务的小本子就在面前放着。最终他选择了外出，次年母亲也离开了村庄。

那些年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很多，睡光板床，吃变质馒头，遇到黑心老板拿不到工资，为讨要血汗钱，跳楼或干其他铤而走险的事。因讨薪殒命，时有发生，后来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老实说，父亲和母亲是幸运的，挣的虽然不多，但从无拖欠。一个重要的原因，两人都在正式的部门服务。母亲打扫卫生，父亲干的就多了，除了木工，还干过电工、瓦工、修理工、锅炉工、焊工，有时多工种兼职。除了单位分派的，还义务为干部职工补自行车胎，哪家下水道堵了，哪家锁坏了，要换几扇窗纱，只要有人喊，父亲就跟着去了。有些工种父亲初次接触，比如电工，比如锅炉工，待我知道提醒他注意安全时，他已经得心应手了。

如果父亲在田野小路自由奔走是他人生第一个黄金期的话，那么到了北京，父亲迎来他第二个春天。一个临时工，却得到单位认可，从领导至门卫都特别尊重他。父亲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师，假如他在某个领域钻研下去的话。在那个单位，在那样的年龄，他并无宏远志向，他努力，只为成为一个有用的被需要的人。

用一个生猛的夸张一点儿的表述吧，父亲和母亲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变的是，两人仍然不断地吵。不大吵，但小吵不断，或许叫拌嘴更合适。母亲的数落和抱怨有心疼的意思，但父亲不领情。每次到北京，我坐下不久，母亲就向我告状。在她的意识里，是想让我裁决的。

母亲说父亲揽事多，该干的也干，不该干的也干，而且别人的事总比自己的重要。一次父亲忙完已经两点了，母亲第三次为他热午饭，刚热好，某职工喊胡师傅，说车胎破了。母亲欲拦父亲，让他务必吃了再干，可父亲不听。彼时父亲比母亲理直气壮许多，特别是这样的事。因为吃饭常常没迟没早，父亲落下了胃病，现在父亲吃药，母亲就会提起他拧，怪他不听她的。都是挣工资的，连两块钱的补胎费都要省，母亲不能说服父亲，便抱怨那些人。父亲不但不与母亲站在一起，还替那些人辩解，在北京寻找修自行车的摊儿没那么容易，从单位到最近的西黄村有好几公里，那么远还得推过去。母亲不示弱，推过去怎么了？没有你，他就得推。父亲口才比母亲好，母亲当然说不过他。但被母亲唠叨烦了，父亲就没了讲理的耐性，口气就不怎么好，干活的是我，不用你管！母亲噎住。但女人是可以不讲理的，争吵便升级了。如果我或弟弟妹妹在场，自然要劝说或仲裁。只是两人，硝烟自然要弥漫一阵。

单位的锅炉坏了，从外边请了一名工程师，修理费让父亲吃惊。也就两小时，快抵父亲半个月工资了。在北京挣钱真是没谱，父亲事后对我说。工程师修理时，父亲打下手。工程师不会把一个锅炉工放在眼里，他根本不知道父亲是偷艺高手。只一次父亲便学会了。锅炉再次坏时，父亲告诉后勤主管，买来零件，他就能修好。主管知道父亲有一手，可修锅炉总归是大事，犹豫之后 ，让父亲试试。父亲很快就修好了，主管让会计给父亲支付了一百元修理费。这是额外收入，父亲乐颠颠地向母亲邀功，母亲也很高兴，但她认为单位太小气了，外边请工程师花那么多，一百块钱就把父亲打发了。父亲说我又不是工程师，母亲说你修好了，就是工程师。各有各的逻辑，结果又吵起来。

单位的花池被撞烂了，需要修补，这自然是父亲的活。附近五金店有卖水泥的，可父亲骑着三轮车跑了很远的路，那个地方水泥便宜一些。可再便宜，三袋水泥也就省二十块钱。那样的单位，怎么可能在乎二十块钱？问题还在于，省了钱，单位未必清楚。那是个星期天，父亲本来说好带母亲去同在北京打工的亲戚家串门，父亲来回费了好多时间，串门自是泡汤了。母亲不痛快，认为父亲太傻。父亲却说单位不错，待他也不错，他就得像爱自己的家一样爱这个单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单位长久地干下去，相反母亲的见识则是短的。单凭这张老脸，人家会把你留在单位？父亲大声质问，母亲本不打算和父亲争执了，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可父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母亲见识太短，结果把母亲惹恼。即使在北京，她也可以不讲理的。不过，父亲也有自己的法宝：干活。那么多活等着，他才不陪母亲费时间呢。

北京遭遇了六十年来最强的暴雨，父亲工作的单位在射击场一带，地势较低，虽然大门垒了许多沙袋，院子还是被洪水淹了，积水深达一米左右。眼见水越积越深，并浸漫了多个房间，几十号人束手无策。论学历论职位，父亲在千里之外，可最后是父亲想出了办法，将院东南角的墙壁凿了一个洞。父亲自是受到赞许，用母亲的话说，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似乎要证明自己更有用，一趟趟地从库房捞东西，然后背上二楼。家里的被褥多半泡了水，如果先顾自家，家里的灾情不会那么重。此时的父亲像战士一般，母亲的心疼和责备根本听不进去。就是那一次，父亲的双膝落下毛病，每逢他贴膏药，母亲都会骂，该，谁让你不听话呢。

父亲和母亲在家庭的地位不知不觉间发生了逆转，之前母亲毫无疑问是一把手，后来则由父亲主导，母亲虽然可以争吵，但用撒切尔夫人的话说，已没什么影响力了。母亲是不甘沉默的，大大小小的事上仍试图校正父亲。其实，母亲也常犯错，但即便是错误，她也能从中寻找责备父亲的借口。

某日，母亲下班回来，过了南辛庄不久，她前面的骑车人掉了一个黑皮包。她喊了一声，前面的骑车人却没应。这时，旁边跑过一个人，冲母亲摆摆手。那个人捡起皮包，左右扫了一圈，对母亲说，这包只有咱俩看见，算咱们合捡的吧。随即让母亲和他到僻静处分钱。我多次给母亲上课，她已有防范意识，没上当。她说我不要，接着赶路。走了不到百米，骑车的男人返回来，将母亲拦住。男子问母亲是否捡到一个包，母亲说我没捡，后边有个人捡了。母亲有些紧张，生怕男人不相信她。男子果然不相信，说我没见别人经过，肯定是你捡了。男子的笃定让母亲着慌，再三说是后边的人捡了。男人突然抓住母亲的手，奋力摇晃，边摇边说那是他救命的钱，让母亲还给他。母亲头晕目眩，但还没彻底乱了方寸，她说我有心脏病，你再摇我就犯病了。她的警告奏效，男子终于放手，仍死死盯着母亲，真没捡？母亲发誓没捡。母亲甩脱男人，甚是庆幸，进屋就告诉父亲，遇上了骗子，但没骗得了她。然后脸突然就白了，手上的金戒指不见了！那是两个月前妹妹买给她的。两人即刻原路折返，哪还有骗子的影？父亲训斥母亲，以为你是干什么的，还戴金戒指？母亲不吭声，转天就责备父亲，怎么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母亲还向我和妹妹告状，这一次我和妹妹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遍地中国式骗子，大学生都屡屡上当，何况只有初小文化的母亲？

我和妹妹的立场助长了母亲的脾气，此事件竟也成为她敲打父亲的武器。

5

曾经看过一档节目，记者采访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那天是两人结婚六十五周年纪念日。记者问甜蜜的六十五年是怎么走过的，秘诀是什么。老太太说，这六十五年，我有无数次想拿刀子捅死他，但都克制住了。老太太的回答或许令人瞠目，但肯定是实话。克制，即是老夫妻的婚姻秘诀。

童年时，我就有一个愿望，父母不再争吵，只要不吵，我什么都可以做。但直到现在，这个愿望也未能彻底实现，只能说是争吵柔和了许多，不那么激烈了。

父亲要回村庄住，异常坚决。那个让他失去自尊屡屡陷于贫困的村庄，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令他眷恋。他没说“根”这个词，但内心里自然是把那里当根的。我和妹妹不同意，全村三分之二的人都离开了，以往过年还回，现在过年都在城里，夜晚的村街更是连个人都见不到，生活诸多不便。父亲拗得很，院子塌了可以垒，井掩埋了可以打，鸡鸭猪狗的说养就能养。父亲办得到，我信。但闹个毛病怎么办？去哪里就医？我和妹妹在县城买了套楼房，劝父亲冬天住在县城，夏天回去住。折中方案得到父亲认可，又有母亲支持。一旦说服母亲，父亲的工作等于做通一半。我清楚虽是缓兵之计，却可以久远，折腾一场没那么容易的。

父亲闲不住，又找了份差事，因母亲身体不好，辞了，成为母亲的专职保姆。七十岁，父亲学蒸馒头，推莜面窝子，包饺子，都干得有模有样。做完家务，他手里便多一把待修的锁子、一个断电的插座，或其他的什么。这么说吧，他没有任何空闲，或者说，他所有的空闲都用来修理了。他买了一辆三轮，脚踏敞篷那种，然后他自己买了电机安上，接着是车厢、照明灯，跟手工造没多少区别。如果说改造三轮尚可理解，一些琐碎的修理则让人想不通。看他戴着老花镜在灯光下拧螺丝，我说你需要几个插座，我明天给你买，何必费这么大劲。父亲说不需要。我说不需要修这个干什么？质量又不好。父亲说现在不需要，不能说以后不需要，修修说不定还能用得到。我哑然。他手不停歇，或是其中有乐吧，但母亲不这么认为，说父亲不懂享福。而且，因为父亲随时要干，窗台、阳台，还有靠墙的地面永远摆着工具，大小锤子，各种型号的改锥、扳手……基本就是个修理铺。为此母亲经常唠叨，特别是她摔了一跤后，那些工具让她如临大敌。在母亲的强烈抗议下，父亲只得缩小自己的地盘……也仅仅是缩小而已，他不会丢弃任何一样工具，哪怕是一个没用的螺丝钉。

母亲患了病，重新获得话语权，至少是相当一部分。我和妹妹做了父亲很多工作，劝他凡事让着母亲，她毕竟身体不好，该让着她。父亲就这样被和平演变了。母亲没费什么劲，没有发动政变什么的。

母亲重新执政，没有蛮横到不讲理的地步，她清楚父亲是让着她，而且我和妹妹也在做母亲的工作，她不轻易怪罪父亲了，但许多事情她要发现意见。思路是不可能相同的，即便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有分歧，对顶就难以避免。比如父亲不顾年迈，到六楼顶上修理太阳能，那可是斜坡。母亲认为他逞能，她诘问，滑下来怎么办？父亲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闪失，他干了一辈子活了，反说母亲不讲吉利话。父亲自己修理是为了省钱，母亲数落是为了他的安危，都没错。正因为觉得自己没错，两人各不相让。父亲不听劝阻，母亲便向我告状。我是法官，妹妹是副法官。我批评了父亲，听说他爬到楼顶，我惊得腿都软了。母亲得意极了，连告数状。我不是什么都可裁决，许多时候也只能当和事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些时候，父亲执拗得很，根本劝不动。父亲和母亲离开村庄时，国家还收农业税。遇上灾年，收成不抵税负。乡干部上门催要，拉羊赶猪的事不是没发生过。历史总是有很多相似。当然这事没在我家上演，在清欠小组之后，没有任何人从我家抬走东西。像那时大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民一样，父亲和母亲弃耕了。不种自然不用缴什么税款。村干部说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种，那是他一句话的事。父亲当然相信。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没人通知父亲，就这样错过了。当然，这与他的另一想法不无关系，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种，就像他的房屋一样，什么时候回去都是他的。待他意识到土地的重要，回去索要，却发现事情远非想的那么简单。村里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推托。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种，村干部说这话的时候绝不是诓骗父亲，弃耕的土地太多了。国家取消农业税，土地一下变得金贵，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后，土地还有补助。这时的土地俨然与金矿无异，怎可轻易获取？

父亲不是一句话就能打发的傻子，碍着情面，没捅那层窗户纸。失地的农民很多，可在村里耕种的农民却没有多分，那么，那些弃耕的土地哪里去了？难道长上翅膀飞了？答复说已收归村里，国家的补助也归了村里。那么，村里的钱哪里去了？答复说修路了、盖房子等等。不能一样一样向父亲汇报，父亲也无权查会计的账。后来事发，相关人员受了处分。这是另一个故事，在此不述。但父亲并没要回自己的地，这让父亲愤愤不平。

如果父亲有什么未能证明自己的，就是索要土地。在这件事上，父亲对我是不满的，说起来我在省城上班，却帮不上任何忙，不但不帮，还劝他算了。老实说，我很惭愧，可我一个写字的人，哪有这样的能力？

在索要土地的事上，父亲像个斗士，只是手里没有宝剑。只要在家，他就不会错过“新闻联播”和县里的新闻，期待关于土地有什么新的政策。父亲认为土地应该重新分，因为许多土地在去世的人名下，而新出生的却没有土地，不合理也不合情，还有大批像他这样失地的人。他还去农工部询问，去一趟，人家给他解释一次。

我担心父亲上访，劝说，甚至警告。没有什么比身体更要紧，我说有我在，就不会让你饿肚子的，其他就免了吧。父亲不说话，我知道他的沉默意味着什么。果然，他还是上访了，与村里失地的农民一起。事后父亲告诉我，接待他们的副县长还教过我。父亲想必等待我说点什么的。不错，我知道父亲说的是谁，可我能说什么呢？想了想，我说如果是你一个人，我或许能想想办法，可失地的人太多了，如果给你解决了，别人怎么办？父亲立刻反驳，林园就重分了，咱村为什么不能？林园与我们村相距两公里。父亲不但打听清楚别村的土地情况，还了解到内蒙古的政策。我解决不了，也解释不了，只能说些你又没生在林园没生在内蒙古之类近乎无赖的话混乱他的逻辑。

我以为上访后父亲就此熄灭了念想，但……某天，我在沙发上看到父亲向上级反映的信，工工整整，有理有据。老天，这是要干什么？我有些生气，转念一想，随父亲折腾好了，他没说反动的话，只是据实反映情况。信寄出，肯定石沉大海，我心里想。我假装没看到，悄悄放下。没想到父亲的信被国家信访局受理了，然后转到省里，再到县里，最后到了镇政府。某个早上，父亲接到副镇长的电话。副镇长亲自打电话，说的还是土地的事，父亲欣喜若狂。他问我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当然我想认识也是可以的，可认识了又能怎样呢？不管怎么说，父亲的信没白写，等待副镇长上门的日子里，父亲每天都要刮刮胡子。平时忙起来，他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常常三五天刮一次，对父亲而言，那比节日更重要。后来，副镇长上门了，父亲详细讲了自己的情况，以为国家信访局批转的信一定有结果。副镇长不会只给父亲和母亲解决土地，要解决的人太多了。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虽然这样，但父亲并不气馁，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反映。

也许母亲可以阻止他，我想，虽然父亲的反映是正当的，可总归对身体没什么好处，一次次的失望难免造成打击。我居心不良，寄望母亲和父亲吵吵。可在这件事上，母亲坚定地站在父亲一边，我的阴谋受挫了。我说不清那一刻心里是什么滋味，开心与伤感混杂在一起。既然不能阻止，那就随他去吧。

爱情是个什么东西？我说不清楚，虽然我是写作的。但我相信爱情的存在，只是对不同的人，爱情的长度不会一样，可能数月就凋零了，也可能数年数十年，当然也可能是永恒的。父亲和母亲有没有爱情呢？我想过，但没有答案。父亲躺在病床上，母亲一趟趟奔波算不算？母亲摔伤之后，父亲小心翼翼地喂饭算不算？如果可以算，那么五十多年伴随两人的争吵又算怎么回事？而且，还会吵下去。吵，已成为某种生活方式。他们永远不会提及更不会探讨相关话题，那过于虚无缥缈了。在两人的婚姻中有比爱情更重要的，尊严、责任、忠诚、彼此的牵挂，等等。也正是这些，让两人如齿轮般紧紧咬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