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苦难。它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资源。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或“零距离的接触”，或“近距离的观照”，或“远距离的反思”，儿童文学作家们对于这段历史的书写从没停止过。近年来，我国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又悄然兴起，出现了薛涛的《满山打鬼子》、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毛芦芦的《小城花开》等作品。就湖南来说，有邓湘子的《蓼花鼎罐》、牧铃的《少年战俘营》、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等。陶永灿最新创作的儿童小说《芭蕉寨少年》独具匠心地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截点放在抗战刚刚结束后。日本鬼子已经宣布投降了，抗战已经结束，但尾声与余波还在，我们依然能从故事中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带给人们的伤害。《芭蕉寨少年》展现的便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湘西南一群瑶族少年的成长故事。

　　《芭蕉寨少年》用一连串紧张曲折的情节写瑶族少年子南、石头、甘木三个“老庚”的深厚友情，刻画了勇敢、机智、鲜活的瑶族少年形象。甘木“死”后，尸体竟然不见了。这是谁干的?聪明机智的子南和憨厚的石头顺着线索一路曲折的追寻，找到了木耳，由此意外地推断出甘木还活着。于是，大人孩子兵分两路去桐木镇寻找甘木。甘木终于被子南和石头找到了，却像被什么吓住了。他究竟是被什么吓住了呢?经过一番侦探，三个孩子终于发现了日本鬼子逃兵藏身的“鬼洞”。在警察吴队长的策划下，日本鬼子逃兵终于束手就擒。子南、石头、甘木这三个少年形象的刻画都很成功。子南的机智带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石头的憨厚也着实让人心生喜爱，有了石头的存在，故事里所呈现的童心童趣的世界愈见斑斓饱满。甘木到第七章才出现，但他一直紧紧攫住读者的心。甘木一出场，也让读者眼前一亮。他在江中踩独排的身影何等娴熟美妙，让人印象深刻：“只是当木头慢了下来，停下不走的时候，他才用竹蒿划拉一下脚边的水。他的脚也在不停地、细细地移动着。水、木头、人、竹蒿都在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然而，他们形成了一个整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亮排时，甘木脱了衣服奋力奔跑的身影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两个身影展露出瑶族少年的智慧和倔强。

　　故事的另一条隐形线索是以吴队长为首的警察队对日本逃兵石田雄二不遗余力地追踪。读到作品的最后一节，吴队长的一句“马上回去，这是命令!”这一细节顿生安慰，大人是有自己的成担的。警察队能成功捉拿日本逃兵,子南、石头、甘木三个“老庚”关于日军的发现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出发点，并不来自“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这样抽象的慨念，而是遵循儿童内在的心理和思考逻辑。

　　作者开篇接二连三地呈现死亡和紧张的气氛。甘木死了，“躺在地板上，脸色乌紫，已经没有了呼吸。”甘木的父亲死了，“背上有三个窟窿，还‘咕咕’地冒着血水。”甘草突然昏迷不醒，"额头上盖着一块洗脸帕。”更可怕的是，甘木的尸体好像被盗了，"白生生的棺材盖子被抛在一边，尸体也不见了，棺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一件件离的奇的事件挑战着人的思维，让人不寒而栗。随着子南和石头一步步的深入追踪，"不寒而栗”的气氛达到一个高潮后渐渐消散，只留下必要的紧张和疑团去推动故事的发展。运用死亡营造紧张的气氛，极力调动起读者的注意力后，又小心翼翼地抹去临近恐怖的痕迹。带给人战栗的感觉，却并不毫无节制地渲染恐怖和血腥，这是一种谨慎又特别的审美，也由此可见作者面对儿童读者的良苦用心。

　　《芭蕉寨少年》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挖掘了特有的地域文化价值。小说故事的地点发生在雪峰南的一个瑶族山寨。我们在故事的种种细节里也可一路领略瑶族风情。配阴婚、公坪议事、碾米、打风车、编织、土地公公庙、指路碑、放排……湘西南瑶族的地域信仰，民风民俗、民间传说等铺满故事的每一个角落，给小说带来别样的审美体验。它们让故事的节奏得到舒缓，也让故事生长得丰盈饱满。就连故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关键点，也与民风民俗紧密联系在一起。甘木为什么“死”?甘木所在的瑶族山寨里，有一个神秘的“鬼洞”。“鬼洞”只在每年的七月十五午时才能看到。那天，甘木在自己的树屋里恰好看见了“鬼洞”，还看见了洞口的人影。他就这样被吓“死”了。失踪后的他被两个好朋友找到后，也不敢告诉他们。每年的七月十五，是他们那儿的“鬼节”。根据当地的传说，患了“鬼节”的“冲煞”是要被恶鬼捉去当替身的。实际上，甘木所看见的洞口的人影正是日本逃兵。由此可见地域文化在作品里并不仅仅是点缀与修饰，而是成为了故事叙述的牵引和动力之一。

　　作者对芭蕉寨水上放排的瑶族水民生活的描写也是极为精彩的。瑶族水民看起来凶狠强悍，却也是善良多情的。石头只因为说了放排的禁语“伞”字，就被放排的少年狠狠抽了一巴掌。而当石头和子南在江中遇险时，却又是放排的父子帮了他们一把，放排的父子还特意托人来解救他们。甘木流落到江边，也是放排的人收留了他。他们掷铜板、踩独木、斗酒划拳、放声大笑、语言粗俗、爱憎分明、豪放粗狂，有着质朴直率、坦荡荡的男儿气概和本色。

　　《芭蕉寨少年》里鲜活的儿童形象，作者清晰的童年意识以及浓郁的民族地域文化韵味的融合让作品有了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它写出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儿童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呈现了作者本身对历史、文化以及童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