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湘籍女作家彭晓玲《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的《引子》中，充满着这样一种忧伤的基调。彭晓玲讲述了小时候去隔壁廖家玩，见证廖婆婆一家从清贫快乐走向冷清含泪的真实感受。

 

　　这种邻居廖婆婆带来的忧伤基调，继而贯穿全文。从湖南到江西，再到河北、湖北、四川、重庆、甘肃、广东等8省14县，彭晓玲在对70余个孤独老人的采访过程中，都无不回到了这个点。

 

　　这源于感性，但探知是理性的。

 

　　从引子便可见，对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的探寻，是从感性的个人情绪出发的。彭晓玲从潜流在心底的感性情怀生发，不断将自己的个人情绪理性化，以此唤醒每个人的共有感觉与集体情绪。又因为是非虚构写作这种表达方式，作者深入到一个人的生命内部，不断重现与回望，也不断佐证与纵深。

 

　　这样的写作，并不止于记录，更是一种表达。

 

　　从2013年起，近两年的时间，女作家彭晓玲以一种特别的坚韧与勇气，从廖婆婆给自己的内在感受出发，远走湖南，她的足迹遍及湖南、江西、湖北、甘肃等8个省市。她并不只是走得远，到具体的每个采访对象面前时，她又靠得近，进入更真实的生活表象背后的世界。那里有每个人的生活日常，有生活的种种无奈，他们或生病，或抑郁，或乐观，他们都是形形色色的老人。

 

　　这种基于感性的真诚与良知，让彭晓玲走得近，寻得深。她成为一个真诚的“听故事的人”，一个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念想去倾听的人。她用近乎白描的手法，节制的文字，平铺直叙地讲述老人的故事。在“听故事的人”之后，她又成为一个同样真诚的“讲故事的人。”

 

　　通过乡村留守老人众生相，她不断探索、呈现、挖掘了人与人性的多种情绪姿态。悲观、坚韧、乐观、屈辱、无奈、狡黠，都在作者的笔下尽情显现。所有的人物，他们所经历的过往人生，所有的悲欢喜乐，都从文字背后跳了出来，自行发声。

 

　　黄土高原上有血性的老汉李骏虎，从北庄队队长到到大队书记，分田单干后领着全家人，种地养猪牛羊，日子过得风风火火，年迈后与老伴儿不仅照顾好了自己，还替儿女照看着两座院子，这样乐观自强的老人，令人钦佩。

 

　　也有把敬老院当作最后的家的老人张锦松，他在南美洲苏里南出生，回国后又辗转到苏里南讨生计，老了后为了回国，国籍都没有了，回国休养后老两口住在敬老院里，相依为命。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他们生活的困难与凄楚，显现了人老之后的一种生存状态。

 

　　大部分的老人，内心是充满孤独的。值得思考的是，这些真实表达出来的忧伤与哀痛，通过客观平静近乎白描的文字表达，是否会生出无穷而辽阔的内生力量来?最初，彭晓玲在这一点上是乐观的，她在每个章节最后的采访后记中，写下自己的感思。在其中一篇采访后记中，她这样写道：“与他们相遇，走进他们的内心，便会得到纷纭的人生启示，包括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在最后一章，她从单个的人物故事，引入对民政办主任、镇敬老院院长、民政局局长的访谈，从点到面，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升华，探讨中国养老现状。她在这篇采访后记中写道：

 

　　“基层民政工作者一直奔走在广阔的城市及乡野，为那么多老人送去了温暖及关怀。但仅仅有这些温暖，又怎能令普天下的老人，生活平稳身体康健内心平和呢?想想我一路走来，那些在人生风雨中飘扬孤独甚至挣扎的老父老母，我自是坐卧不宁!”

 

　　当她就浏阳当下的老人生活现状及所做的种种努力，与几位基层民政工作者进行了探讨后，她发现跳出个人老人的命运来看待当下整体老年人的生存现状，心情是凝重的。

 

　　这份凝重，始于廖婆婆，却没有终点。

 

　　02

 

　　女性的视角往往更细腻、更感性，彭晓玲将对廖婆婆的这份感性触发，真实自然地融入到采访与写作当中。

 

　　“这是一次漫长的出走，我要出门去寻找廖婆婆。”她出去寻找廖婆婆，但并没有找到廖婆婆。在漫长的行走过程中，她遇见了李菊梅等大量孤独老人。他们像极了廖婆婆，他们的孤独，在她的心头等同于数个“廖婆婆”。

 

　　因为廖婆婆这一特定隐喻意味的存在，《空巢》在叙述上的特点，在于多种叙述声音的巧妙融合。

 

　　在“我宁愿早死”的张水美的采访中，在看见老太太扁着嘴哭的模样，彭晓玲也全然被个人情绪驱使，瞬时落泪了。她想起了廖婆婆当年孤苦无依的模样，想起了早逝的妈妈曾经受过的磨难。

 

　　从作家所在的家乡浏阳出发，开始往东，向江西行。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朱英歌老人，在采访结束后，“站在村子大路上，再回头时，老人还在远远地望着我。”这样的回望，让彭晓玲的心中充满了恍惚感，“恍惚依稀间，我以为我又看到了曾经的廖婆婆。”

 

　　这样的表述，在书中不胜枚举。“廖婆婆”从她的内心深处生发，成为她一路行走的基本旋律。

 

　　当她走出去，走近那些孤独的、形形色色的老人，她是叙述者彭晓玲，一个致力于探讨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的女作家。当回到故乡，她是叙述者——廖婆婆的一个邻居，见证了她的生存变化。相对而言，女作家彭晓玲的叙述声音更加理性节制，作为廖婆婆邻居的彭晓玲，她的叙述声音更加感性化、情绪化，纵然是近乎白描的手法，都无法遮蔽这一点。

 

　　廖婆婆这个独特的文学隐喻是虚构的还是半虚半实?她最后的命运如何?这些并不那么重要了。跳出文学叙述的新颖尝试而言，近百个从廖婆婆延伸开来的孤独老人，已经用他们的生存姿态，道出了答案，给人们留下深思。

 

　　廖婆婆的身影随着时光流逝，渐趋模糊，无数个孤独老人的采访，又将“廖婆婆”带到了作者跟前。从这个层面而言，彭晓玲的行走与访谈，本身便是一个对抗遗忘的过程。尽管她“准备遗忘”，但事实上，那些采访过的所有孤独老人，“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只要想起，我都看得到他们活生生的样子。”她的记忆在拒绝遗忘，她也遗忘不了。《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中所有的文字，也在对抗遗忘。

 

　　退一步而言，不论是个体性遗忘，还是这个时代的整体性遗忘，《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已经给出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它是探寻，是呈现，也是表达。这种表达本身便是一种发声，一种力量。

 

　　03

 

　　采访结束了，2016年3月，《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但彭晓玲并没有“走出来”。

 

　　作为一个采访者，一个“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彭晓玲也在反思自己的生活。她以一个作家对当下社会的担当精神，重新思考“每个人都将老去”这个话题。在她眼中，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廖婆婆，但都会如廖婆婆那样老去。

 

　　“我无法释怀。我也没有答案。原来，我的采访还没有结束，我仍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好似已变成了他们的儿女，他们已是我全部的牵挂。事实上，从采访开始，我就进入了这些家，采访完，我的心就留了下来。如此看来，我大概就像游戏里那只不由自主的青蛙。

 

　　“最终，令我坐卧不宁，我于是一次次地奔赴乡村，像一只青蛙一样地回到日渐冷静的乡村里，去看一眼那些孤独的老人。我一次次地继续去看望他们，就像是必须要回到的自己的家。”

 

　　她不断去回访与看望那些曾经采访过的人，以及近处更多的乡村敬老院的老人。

 

　　故事的后续也没有结束。或许说，后续在不断续写，没有句号。她在后续中，写到了小伙子小肖的故事。这从另一个层面，延续了人们对“空巢”的理解。聚焦点从对老人的聚焦，扩延到年青一代对老人及即将老去的父母亲的种种思考。

 

　　从这一点看，我们不仅要问，《空巢》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是为谁而写呢?在这一点上，彭晓玲的认知也在不断扩延。

 

　　“《空巢》是写老人们的，但不仅仅是写给老人们的，它是写给这个社会的，是写给我们每一个远行人内心的良知的。

 

　　“在后续的不断地回访这些已被我视为亲人的过程中，我慢慢地也将自己变成了一个‘社会人’——我不再简单地把自己当成一个人间疾苦的‘收集者’，也不再简单地好像是代替他们本该得到的儿女义务。而是，社会这个有机体出现的问题，那就再交回到社会中去——通过全社会的力量，我期盼能找到缓解或是解决‘空巢’的方法。”

 

　　她期盼能找到缓解或解决“空巢”的方法，这份社会担当意识的不断驱使，使得她对空巢的思考也不断深化。在《空巢》将要再版时，彭晓玲在《给空巢填空》一文中，采访了长江学者，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采访了乡村老人的生活现状及其缘由，乡村养老事业及产业的发展趋势等问题。

 

　　她的思索也更加理性，也趋于宏观。基于48个空巢老人采访与写作而生发出来的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理性思考，在不断纵深。如何看待老年人生活现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乡村老人尤其是乡村空巢老人的利益，都成为彭晓玲的持续追问。

 

　　“这些村庄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您看来，这与历史、地理、种植结构、战争以及开发时期等很多因素相关。从社会结构维度上看，将这些村庄划分为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三大区域来看待老年人生活现状，子女在赡养老人问题。”

 

　　数次采访而来的持续追问，让彭晓玲在个体叙述与个体表达之外，看见了乡村留守老人生活更真实的面貌。“和他们的访谈令我渐渐看清这个社会更为广阔的现实和真相，还有暗暗生长的希望。”

 

　　或感性细腻，或理性宏观，彭晓玲都试图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与担当，不断探寻乡村留守老人的生存出路。她的感思文字与理性思辨，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让更多的人聚焦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让人心有着更辽阔的指向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