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师傅冯茎衣三十岁。
我依然记得当时她风姿绰约的样子。她站在太阳地里，背后是车间的操作间，斑驳的墙上还写着“备战大检修”的大字标语。太阳就镶在她身后的房顶上。她微笑着，露在外面的黑色长发被微风吹拂着，头顶红色的安全帽干净明亮得能照出人的影子。我踏进院子的那一刻就想呕吐，显然不是因为七月耀眼的阳光，而是处处存在的混合着汽油、机油、铁锈的味道，角落里那些废弃的铆钉、螺丝、法兰、阀门、换热器更助长了味道的扩散。那是个孤独的欢迎仪式，我只是在她伸出的绵软的手心里，找到了一丝安慰。我不知道，跟着一个女师傅，是福还是祸。
刚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迎来了最失意的一个夏天。本来分配我来厂里是到子弟中学做语文教师的，但不幸降临，就在我来之前的半个月，学校停办了。我只好被临时改派到了检修车间。那个夏天，我的命运就像是风雨中的小船。
劳动人事处的杨干事在把我分配到检修车间时特别安慰我说：“按说应该把你留在政工部门，可是宣传部、党委，都人满为患，你还是到车间锻炼锻炼，对你的成长也有好处。你师傅是个顶呱呱的技术能手。她是全厂最好的班长。她在上厂技校时就参加过市里的技能大赛，拿过第一名。她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刚刚和车间主任王铁汉分手，他把我从劳动人事处领回来，一路上都阴沉着脸，我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排斥，从办公大楼到车间的路上，坐在电瓶车里的主任只说了一句话，而那句话让我在工作生涯的起始点郁闷而无奈，对自己辛苦学来的知识彻底失去了信心。他说：“不是我想要你，而是你师傅。我磨不过她。”
“老王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师傅问我，她看我不明白，又补了一句，“就是王主任。”
“他去材料处了。”我愁眉苦脸地说。我回头看了看，主任和他乘坐的电瓶车早就没影了，可我还是觉得主任那张黑脸就跟在我的身后。
其他人都去干活了，院子里就我们俩。她把我领到车间里，把安全帽放在桌子上，坐到一张藤条椅子上，指了指那张长条凳。坐下来后我还是没有正眼看她，她和我印象里的女工不一样。
“是我把你要来的。劳动人事处的杨姐天天和我坐一个班车，她说起你来很是犯愁，不知道该把你分到哪里。你成了他 们的难题，你不知道吧？我说，我这里缺人手呀，让你来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来车间里委屈了你？”她丝毫不掩饰我地位的尴尬。
我急忙站起来，“没有。没有。”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非缠着主任把你要来吗？”师傅眼睛在火红色的安全帽的映衬下，黑得那么彻底和纯粹。
“不知道。”我有些局促不安。
师傅笑了笑，她笑的时候，嘴角有两个小小的酒窝，“我也是有自己的私心。我听说你是中文系毕业的就动了心。上大学，学中文，那可是我从小的梦想。你别看我现在天天和那些装置、设备打交道，我小时候可是语文课代表，我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文，我的作文是我们班的范文呢。”
“上小学中学时我最不喜欢的一门课就是作文课。可是我却上了中文系，真是造化弄人。”我愁眉苦脸地说，“就如同现在一样，我没想来检修车间，却来了。”
“直到现在，我都羡慕那些能写写画域的人，连厂里在厂报上发表文章的通讯员，我都羡慕。你来正好，你一边学习铆工技术，一边可以当我们的通讯员。”此时，她已经摘下了安全帽，头发卷卷曲曲地垂落到肩上。
我小声嘀咕道：“我可不是来当通讯损的。”
“那你想干什么？”
“写小说。”我的话一出口就有点后悔，我担心会不会给未来的师傅留下一个不务正业的印象。
师傅笑了，“那正好啊。这里有那么多的人物、素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情，等着你去挖掘呢。这可是个生活的宝藏啊。毛主席不都号召要深人生活吗？你就当是深入生活吧。”
我权当这是师傅的安慰，心情仍然无法兴奋起来，倒是师傅随后的一句话让我郁闷的心舒展了许多，她说：“我特别喜欢看小说，现在每月都买《小说月报》，你哪天把你的小说让我欣赏一下呗。”这句普普通通的话，在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都是我写作的动力和座右铭。
我像是得到了大赦一样长舒了一口气，从她的表情中看到的是真诚的期待，我急忙说：“一定，一定，请师傅多批评指正。”
“以后别这样酸溜溜的，跟工人阶级以后少说这种酸文人的话，要不你在车间待不住的。”
小说，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个开始，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它竟然成了我和师傅之间一条紧密相连的纽带，直到如今。
我成了冯茎衣的第八个正式徒弟。工种是铆工，我特意在字典里查了这两个字，却没有查到，只是一个“铆接”的条目里这样写道：连接金属板或其他器件的一种方法，把要连接的器件打眼，用铆钉穿在一起，在没有帽的一端打出一个帽，使器件固定在一起。事实证明，不管我怎么从理论的高度去接受这个工种，在以后的实践中这些字眼都是苍白的。
第一天，师傅把我领到了一联合车间，登上催化塔，塔有三十多米高，站在上面，整个厂区一览无余，大大小小的装置塔、设备、密密麻麻的管线尽收眼底，环视这些的师傅的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她说：“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丛林，成功的机会多，也隐藏着重重的危险。这些装置、设备、管线，以及它们上面的每一个螺丝、法兰、垫片、衬里，甚至是管线中的每一滴油，都是这个丛林中的一分子，它们就像是狮子、老虎、大象、猴子、蛇，等等。如果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位不高兴了，闹别扭了，使小性了，炸窝了，这块丛林就不太平了。而我们就像是猎人，我们不杀戮，我们只是给它们一个小小的警告。”
我第一次才惊奇地感觉到，我眼前的女师傅是不同凡响的，“师傅，你的想象力太奇特了。”
师傅摇摇头，“这和想象力无关。我天天和它们打交道，我知道每台设备的脾气秉性。”
正式上班的第三天，师傅把五十块钱塞到我手里，对我说：“你得摆谢师宴。你刚来，还没有工资，算我借你的。”
酒桌上的师傅豪气冲天，这让我一个不胜酒力的小伙子羞愧无比，师傅批评我说：“你怎么能不会喝酒呢？不会喝酒怎么行呢？”令人称奇的是，师傅划拳的本事奇高，她教了我半天，我也没有领会其中的奥妙。她干脆抛开我，和张维山、小曹几个徒弟划拳喝酒，她的划拳声在屋子里回荡着，在我已经恍惚的意识里格外响亮。
在他们不管不顾地拼酒期间，我看到有一个中年男人推开我们包间的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犹豫片刻又退了出去。之后师傅包里的BP机就一直响个不停，师傅说：“烦死了烦死了。还让不让人喝个痛快。”到底她还是从包里拿出了寻呼机，看了看，然后推开椅子说：“烦死了。我出去一下。回来再跟你们几个小子算账。”她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包间。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还不见师傅回来，张维山对我说：“你去叫师傅回来喝酒。她就在隔壁房间里。我去洗手间时看到了。”
我没有质疑张维山为什么不去而非要我去。我不假思索地站起来，跨出房门时，我听到了身后张维山不怀好意的笑声。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在隔壁的房间里，只有两个人，那个中年男人抓着师傅的胳膊，他们正在激烈地争吵着什么，这就是我推开房门看到的一切。我发誓我是被张维山误导着闯入的，因为那个中年男人对于我的莽撞非常愤怒，他大喝了一声：“出去。”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听到师傅说：“是我让他来的，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大学生，学中文的，会写小说。你看书吗？你不看的。跟你说也是白说。”
中年男人穿着西服，脸上的表情焦躁不安，他对小说和对我，根本没有什么兴趣，只是草草看了我一眼喊道：“你想找死呀！还不出去。”
“别走。你坐下。”师傅看着我，坚定地说。
在初出茅庐的我眼里，师傅是最大的官，所以我听从她的话，坐在圆桌的另一边，盯着那个男人，眼里没有丝毫的恐惧。如果当时我没有喝酒，如果当时我知道他就是厂里管销售的副总工程师王同信，我无畏的目光早就跑到九霄云外了。有长达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那样僵持着，我借着酒胆，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尴尬，而他们两人，彼此盯视着对方，因为我的打扰，他们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最后，男人坚持不住了，他丧气地说：“不管怎样，我答应你的，我决不食言，我希望你也是。”
师傅抢白说：“我没有答应谁任何事，我从不承诺。”
男人松开她的胳膊，气呼呼地向外走，走到我身边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站起来关心地问师傅：“师傅你没事吧？”
“有什么事？”师傅毫不在乎地说，“走，喝酒去，不醉不归。”
那天晚上，师傅真的醉了，我把师傅搀回了生活区的家，这个家她不常住，平常她都会回二十公里之外市区的家。家里简洁而明净，从阳台上能看到远处燃烧着的火炬。这让我想到她的安全帽。师傅头上的火红色的安全帽永远是全厂最新的，仿佛刚刚从仓库里拿出来一样。这是她的招牌。我把师傅放到床上，刚要转身离去，手突然被师傅拽住了，她惺忪的眼里布满了忧伤，她问我：“你说，我是个坏女人吗？”
师傅的话问得莫名其妙，也只是在以后的时间中我才慢慢地体会她这句话的深意，此时此刻，我被她问得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好在，喝醉了的师傅并不需要一个答案来满足自己的忧伤，她很快就松开我的手，落入了软软的床上。
而那个夜晚的忧伤，师傅眼中的忧伤，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因为，在那之后几年的时间里，我很少从她的眼睛里找到那直抵内心的忧伤了。而她所有的生活，几乎被一个词所笼罩：放荡。
我父亲就是个工人，所以在得知我得从学徒干起时，他没有过多的埋怨，而是传授了我许多做徒弟必须要有的基本素质，比如早晨上班前给师傅泡好茶水。我从生活区的小卖部里买了一小袋茉莉花茶，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第一个来到车间，到茶炉室打了开水。有一张四方桌是师傅独有的，黑褐色，核桃木的。它坐落在车间的一角，桌明几净，符合师傅的风格。桌子上摆着一个鱼缸，里面养着几条凤尾。凤尾鱼比我更早地送走了夜晚，它们在小小的鱼缸里追逐得正欢。桌子上还有一个瓷杯子，上面画着仕女的图案，很雅致。我猜想这就是师傅的喝水杯吧。我计算着师傅到的时间，她乘坐的班车从市区到厂区大概四十五分钟，从厂门口走到车间需要十分钟，这样算下来，她到达车间的时间基本是固定的，八点半。我提前五分钟泡好了茶，不住地向车间外张望。终于看到了师傅，她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那种明亮的蓝色在色调单一的院子里很轻盈很显眼，像是缓缓飞过的燕子。换好了工作服，她坐到了桌子前的藤椅上，先看了看鱼缸里的鱼，我急忙把泡好的茶递到她手里。她接过来，看了看，扑哧一声笑了，她说：“我不喝茶，只喝茉莉花。而且，这也不是我的喝水杯，它不过是给鱼缸添水用的。”她停顿了一下，“这样吧，你单身，也没什么事。你以后就替我打理一下我家里的茉莉花，收集新鲜的茉莉花朵吧。我天天回市区，没有时间照料，那些茉莉花都蔫头耷脑的。”师傅给了我她生活区家里的钥匙，我时常会给她的茉莉花们浇水施肥，她的阳台就是一个花房，只种植一种花，在我的精心照料下，那些茉莉心情大好，分外卖力地开花。
师傅对我的手艺大加赞赏，“茉莉花很难伺候，看来你用了心了。如果你在铆工上多下些功夫那就更好了，唉，算了，我看你当我的徒弟也不会久，你的心不在这里。对了，你不是让我看你的小说吗？”
我仍然有些拿不定主意，“我还以为师傅说笑呢。师傅要真的喜欢，我明天就给你拿来。”
师傅认真地说：“怎么是说笑呢。我是真喜欢看小说，《牛虻》、《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中学就看了。我同情冬妮娅，她有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选择的权力。为什么非得要走保尔那样的路呢。我上初中时，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喜欢名著，他家里的柜子里全是这些。有一天，他把我领到他家里，让我参观他家的藏书，我一下子就喜欢上文学了。”
师傅说起了她看过不久的《绿化树》，她说她也不喜欢这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马缨花，她觉得这个女人是作家凭空想象出来的，她说，你们作家把女人写得像是挂在树上的桃子，而不是脚踏在地上的人。“想象，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呀！”她的观点真让我吃惊。
师傅主动要看我的小说，这比教我铆工的手艺还让我兴奋，第二天便把已经完稿的中篇小说《情感的刀锋》交给她了。当她接过那摞用三百字的稿纸抄写的小说稿子时，我觉得比把它投给《人民文学》还神圣。
一天一夜，我都忐忑不安。第二天一上班，师傅顾不上喝一口我泡好的茉莉花水，便把我叫到面前，对我说：“你这篇小说不好。”
我对于这个中篇信心十足，正准备把它寄给《人民文学》，没想到遭到了师傅的无情打击，我反驳她说：“为什么不好呢？”
“这么说吧，你里面写的女人不真实。你看看你师傅我。”她盯着我。
我茫然不解地看看她，眼睛，头发，安全帽，没有看出任何的不同。
师傅淡然一笑，“像我，才是女人，知道吗？女人就应该享受到做女人的一切，爱，被爱。”
虽说我已经上班一个多月了，可是对于师傅，对于一个女人的真实生活，我是一无所知。就是那天，我告诉师傅，我把我的宏大的计划透露给她，我说正在着手写一个现代家庭的长篇小说，女人是主角，她们在爱与被爱的旋涡中徘徊和挣扎。
师傅未等我说完，便打断了我的兴头，突然问我：“你谈过恋爱吗？”
我张口结舌，很奇怪她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我，没有。”
“那你了解女人吗？”
“我，我可以凭我的想象。”
师傅大笑着说：“你们听听，他说女人可以凭想象得出来。女人是什么，连我自己都摸不清，凭你多上了几年大学？鬼才相信。”
一个一心想要写作的我，是检修车间的另类。我受到了工友们的嗤笑，整整一天，我都因此而落落寡合，师傅的怀疑动摇了我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但奚落显然不是师傅的目的，那天下班时她的一句话才让我释然，“我晚上要去跳舞。你跟我去吧，你应该到女人们活动的第一现场去感受一下，见识一下女人的生活。那样你才能写好女人。”
师傅，她突然向我打开的生活，那些陌生而新奇的生活，那些色彩绚丽、爱恨交织的生活，令我有些猝不及防。
舞厅。那是我师傅充分施展她女人魅力的地方。一周一次的舞会安排在周末，厂工会的多功能厅。周六的夜晚是师傅雷打不动的固定节日，那晚，她会成为一个舞厅皇后。早就听小曹说过师傅在舞场上的风采，而一旦见到，我才真正领略到什么词叫作曼妙。其实，我是舞厅中的多余者，我尾随师傅进入舞厅，像是一个毫无自信的密探。师傅一进入舞厅仿佛就踏人了自由的天地，像是鱼儿入了大海。而我完全失去了主张，张皇失措，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感觉到所有人都在用探询的目光看我。我突然想起师傅的嘱咐，急忙找到一个靠边的椅子坐下。整整一晚上，我都如坐针毡。而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将近有半年，他们都说，舞会上的我是个落入湖中的兔子。
我并没有在乎他们强加于我的角色，保镖，跟班，或者什么湖中的兔子。我只是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第一次踏入舞会的慌乱感觉，我坐在角落里，在昏暗的光线中，目光追踪着师傅的身影，她的舞伴时常在变换，这让我无法辨认那些舞伴的样子。一个男人，中年男人，大概五十岁的年龄，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他是王总，大权在握的副总工程师。让我欣慰的是，他和我一样落寞。与我的紧张不同，他有些心神不宁，他俨然没有了平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淡定自如，他看到了我，然后坐到了我的旁边，我叫了他一声“王总”，他没有回答，眼神落在舞池之中。舞曲交换期间，他试图想约师傅。但是师傅没有答应，她硬生生地把我拉起来，步人了跳舞的人流中。我觉得我的身体像是被捆绑起来一样，我说：“师傅，我不会。”师傅在我耳边轻声说：“别说话。不会跳，还不会装呀。”那尴尬的时刻我真希望早点结束。我几乎是被师傅拖着在跳。可想而知，舞曲还没有结束，师傅便大汗淋漓了，她又拖着我来到了工会舞厅外，冲着满是星光的夜空长出了一口气。师傅没有怪罪我，这让我心安许多。更多的时候，不识相的男人不会出现，他一定顾及他的身份。而没有他在的舞会，我可以完全待在椅子上，做一个合格的看客。
我师傅向我叙述了王总是如何从主角沦为彻底的看客的。她讲述的过程平静而镇定，仿佛那不是她自己的生活一样。
“我并不喜欢他，但是我跟了他两年。男人是脆弱的。幸福的或者不幸的。他也一样。你是个书呆子，你不懂这些，以后你会有喜欢的女人。你就会发现，女人就是找到男人脆弱的钥匙。我是万能钥匙。”她笑了笑，接着说，“我接近他是为了从他手里拿到汽、柴油的油票，再把它转手。你不知道有多抢手。他是个刻板而严谨的男人，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他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爱跳交谊舞。我以前根本不会跳，为了接近他，我在市工会请了一个专业的舞蹈老师，一个月就出徒了。我第一次进入厂工会的舞厅时可没你那么紧张，开始我并没有刻意地去直奔主题，主动和他套近乎。而是脚踏实地，用我的舞技来引起他的注意。一个漂亮女人，而且我自认为舞蹈水平比那些平庸的女人们要强许多。自然会在那狭小的空间引起别人的关注的。我相信，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观察他，好像这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他仍然和他固定的舞伴在一起。他的舞伴是雷打不动的，检查科的副科长，那女人姓徐，都叫她小徐。她是抚顺石油学院毕业的。身条很好，一米七的个子，但是长相平庸。多年来，王总从来没有换过舞伴。两人总是成双人对地出现，小徐因为生病而缺席了，舞厅里便也看不到王总的身影了。要拆散他们真是费了我不少心思。我先是找借口与小徐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俩同在市里的军区大院里住，每天坐一辆班车上下班，很容易成为朋友。然后在小徐要去金陵石化进修一个月时，我适时地向她提出了我的要求，同时加上一条真丝的围巾，我特意强调，等你回来的那一天，我原封不动地把他还给你。真丝围巾戴在小徐脖子上真的很漂亮，她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她说，他又不是我家的，更不是我专用的，我和他说。事实上，当一个月之后，你想想看，你师傅我的魅力，王总再也没有回到过小徐的身边。从那以后，我和小徐也成了冤家路窄的对头。她把那条丝巾剪烂扔到了我的脸上。而且发誓再也不回到舞场了。我和王总，我们两人谁也没再提那个过客小徐，就像她从来没有出现过，犹如那个和他在舞厅里成双人对的人一开始就是我。即使是这样，要想向他说出我的想法也不能一蹴而就，他铁面无私，是党的好干部。我陪他跳了整整半年的舞，才找到机会。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给了他致命一击。”
我不合时宜地插嘴道：“什么致命一击？”
师傅打了我一下，“你这个笨蛋。女人给男人致命一击，当然是在床上。你脸红什么，又不是你。在市里，我们在市区吃完饭，走出饭店时突然发现已经大雪封路，他无法赶回厂区了。那晚之后，我们的关系便突飞猛进，我再说什么都水到渠成了。他好像白活了四十多年似的，如饥似渴地扎入了爱情的海洋。他会找到各种理由和机会与我单独相处，在他家里，在市区的宾馆中，在已经废弃的操作间里，在出差的路途上。他的想法层出不穷，像是一个发明家。”
“那他妻子呢？”我又冒失地问。
师傅看着我，像是看一个怪物，“你的想法太奇怪了。我从来没想过类似的问题。实际上他也是，他好像突然对其他的一切失去了兴趣，家庭、事业，甚至名声，有一次他竟然带着我去开一个关于销售的会议。我们一路从黄山到漓江、三峡，总共十几天。他根本不去想，在我们出去的这十几天里，关于我们的风言风语是如何在厂里的各个角落疯狂地生长着，如同夏天的野草。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虽然没有人和我说过，但是我知道，他们把我描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和你们书中写的那些女人一样。我看你的眼神，是不是也要把我写成那种道德败坏的女人？”
师傅如此直接的问话让我无法正面回答，我支支吾吾地表白了我的态度：“反正我是不赞成的。”
“你喜欢也罢，不赞成也罢，那都是你们的观点。反正我是快乐的。我遵从我内心的需要而活着。”这就是我师傅的生活格言。她没有想过要说服我。她从来没有被流言所左右，即使多年之后，她决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虽然不认同师傅的生活方式，但是她率真和诚恳的态度，又让我对她的生活欲罢不能。我像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探险者，明明知道前路崎岖多险阻，却乐于前往。又像是一个吸毒者，她美丽而带刺的生活像是毒品一样吸引着我。
在我师傅给我讲述她和王总的故事之后，我的长篇开始了，我这样写道：
妈妈那时穿着我们家唯一的一双皮鞋，那是一双猪皮皮鞋，颜色并不鲜亮。但是它平凡的外表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的确确是一双皮鞋。为了保护好它，我妈妈坚持要每天擦一遍，擦皮鞋的任务落在爸爸的肩上。爸爸为了能把妈妈的皮鞋擦得亮一些，想了许多办法。没有鞋油，他就找来了猪油，每次擦鞋他都往上擦点猪油，那样，皮鞋就四季保持一种颜色，而且在灯光下还能闪闪发亮。
在我写下这个开头的第二天，我和焊工毛小宁打了一架。地点是厂区食堂。毛小宁是个技校生，比我还小一岁，但已经是个老工人了。我打了饭来到他那一桌时，他正和其他几个工友眉飞色舞地讲着什么。看到我过来都窃笑不止。毛小宁故作严肃地对我说：“小刘，你过来，离我近一点，我说的这些事你肯定没听过。”
我不明就里，便挨着他坐下来。他开始绘声绘色地讲我师傅的风流韵事，他讲的那些事远远比我师傅告诉我的王总的故事要丰富许多。我没有听完便怒不可遏地站起来，抓住了毛小宁的后脖领子。他的声音瞬间变了调，像是公鸭似的厉声说：“你要干什么？”
我愤怒地说：“给造谣者一个教训。”
因为我和毛小宁在饭堂打架的事，我们俩都背了一个处分，而我的实习期也因此延长了整整一年。但是当我鼻青脸肿地站在师傅面前时，我仍然没有一丝的悔意。师傅什么也没有说，她没有责怪我，只是把我拉到厂区外面的小饭馆，把一瓶酒放到我面前，命令道：“把它喝掉。”
受到了委屈的我像是得到了一瓶温暖的安慰剂，我听话地抓起酒瓶，狠狠地灌了几大口。在那个寒冷的小酒馆中，我师傅，异常冷静的表现让我终生难忘，二十多年过去了，透过迷茫的眼神看到的美丽而充满爱怜的师傅仍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然把一瓶酒喝了个精光。师傅把我架到了她生活区的家里，我在她的床上昏睡了足足两天，当我醒来时，我看到未施粉黛的师傅坐在床边，轻声对我说：“他说的都是事实。”
我摇摇头，头炸裂似的疼，“我不信。所有人都这么说，你自己也这么说，我也不信。”
师傅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叹了口气，“也许我不该把你要来，也许你不该做我的徒弟。”
在我昏睡期间，师傅没有回市区，她一直守在我的身边，我真的想象不到，她就坐在像是一个死人的我旁边，读着我刚刚开始的小说。此刻，她突然转换了话题，欢欣地说：“我喜欢你这篇小说。”
我立即感觉不到头疼了。我问她喜欢书中的哪个人。她说：“徐琳。我觉得你应该把她写成一个敢作敢为、不受任何束缚的姑娘。”
我老实地说：“师傅，我得向你坦白，当我构思这个角色时，我想到的是你。”
“你会写我吗？”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你。”我有些迷茫地说，“母亲的角色，你不喜欢吗？”
师傅想了想，然后回答道：“就像你不能确定你写的那个人是不是我一样，我也无法确定，我喜欢不喜欢这个角色，母亲，唉，真是一言难尽啊。”
师傅的感叹之后没多久我就知道了原因，当我看到那个衣着讲究、烫着大波浪卷发的中年女人在家庭和情人之间奔波时，我似乎明白了师傅的基因出自哪里。
师傅对我的过分信任，使得我和她之间，有了某种互相配合的默契，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她的帮凶。对于男人的热爱使得她年轻而精力旺盛，她时常会在和男人约会之后，把我拉到酒馆里，让我喝各式各样的酒，白酒、啤酒、葡萄酒、雷司令……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告别了不胜酒力的历史，她培养了我喝酒的能力。我听着她和她频繁更换的男人的故事，像是在上一堂堂有关女人、有关社会、有关欲望的社会课。在那些绚丽闪烁的故事情节中，我师傅，那个叫冯茎衣的女人，已经不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她渐渐地成为一个我艺术想象中的人物，美丽、奔放、放浪形骸。她像是浓艳的花，开得热烈而凶猛。
有时候，师傅会让我做一些更加私密的事情，比如为她和她的那个男人望风，我虽然一百个不愿意，痛恨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又无法拒绝。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厂区以外的玉米地里，从厂东门向东约一千米。在秋风里，我骑着自行车，载着师傅和她的情人去约会，风已经有些微微的凉意，师傅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反复地叮嘱我，你要是无聊就看看我给你买的书。师傅时常会从市里的书店给我买一些书，在邮局里买一些文学杂志。那几年里，我看到的《收获》《人民文学》都是她买的。她刚给我买的书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她都会工工整整地写上一句话，都是鼓励我发奋努力的话，这本书上写的是：
赠我的徒弟刘建东一个疯子的故事，真他妈的疯狂！冯茎衣
她的字隽秀、干练，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她说她临过庞中华的字帖。
迎面而来的男人并不是我们厂的，他是在炼油厂施工来的省安装公司的一个项目经理。男人看上去挺年轻的，戴着眼镜，师傅附在我耳边说，和你一样，大学生，西安交大毕业的。那个交大毕业的项目经理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和我师傅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到他负责的工程结束。我师傅的男人，就像是飞来飞去的候鸟。
男人看到我，略微地有些意外和尴尬。仅此而已，他并没有因为难堪而放弃与师傅的幽会。他们抛下我，钻入了华北平原浓密的玉米地中，而我，则支起永久牌自行车，坐在玉米地的田垄上，读起了《堂吉诃德》：不久以前，有位绅士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他那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在堂吉诃德与风车做着殊死的搏斗时，浓郁而汹涌的玉米已经淹没了我师傅和她的男人，除了听到堂吉诃德誓言般的高谈阔论之外，我相信，那强劲的风声也来自遥远的十七世纪，来自堂吉诃德和桑丘共同征讨过的土地。
我并不是刻意去渲染我师傅冯茎衣的艳情故事。这不过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我可以断定那是流淌在她血液里的，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在若干年后，这个过程会以悲壮的方式结束。我至今记得师傅的忠告，要写真实的女人，真实的人，不要只靠想象，现在，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在记录一个完全顺着自己内心的意愿生活的女人。
师傅的母亲进入我的视野中是在冬天。
奉师傅之命，我提着一个塑料袋子站在棉六生活区一栋宿舍门外，袋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药，治感冒的、治鼻炎的、治糖尿病的、治口舌生疮的、治失眠的；消炎药、止泻药；中成药、西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我纳闷为什么一个人需要这么多的药，师傅说：“从小我们家就像是一个药铺子，桌子上，茶几上，书柜里，电视上，床头边，到处摆满了药。我妈妈爱好这个，有时候我觉得不管什么药，只要吃下去她就觉得心安。”
我站在门外有十分钟也没有等到有人来给我开门。我只好放弃了。我的手里还攥着一个纸条，上面提供了另外一个地址，看来，师傅早就预料到了。我坐5路公交车去了桥西的一处省直住宅，那个生活区看上去要整洁干净许多，中央还有一个大大的喷水池，只是池子中的水已经结成了冰，上面散落着一些枯萎的树叶。给我开门的就是师傅的母亲，她身后站着一个花白头发的男人，男人文质彬彬。她警惕地看着我，目光犀利，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朱红色毛衣，头发黑黑的，发型是时髦的大波浪。
我急忙说：“我师傅，冯茎衣，她让我来送药的。”
“她怎么不来？”师傅的母亲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我不知道，”我摇摇头，“也许她有更重要的事。”
她没有礼貌地请我进去，只是随手接过了药，冷冷地说：“我收下了。”
我尴尬地站了一会儿，便知趣地告辞而去。走到二楼时，文质彬彬的男人追了下来，抱着歉意说：“我来送送你。她就是这样，对准都这么冷淡。”
我说：“谢谢叔叔。没事，我的任务完成了。”
不管我如何拒绝，花白头发的男人坚持一直把我送到生活区门口，路上他不停地说着一句话，那就是：“她是个好人。”他说的是师傅的母亲。
在那个冬天里，我总共见过师傅的母亲三次，另外两次给她送去的是一条香烟和我们厂发的一箱苹果。基本上都是在省直住宅，有一次我还看到师傅的母亲和花白头发的男人手挽手从生活区大门外归来。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几乎天天在吵架，对师傅说：“你父母真美满。”
师傅对我的评价未置可否，几天之后，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我跟随师傅坐班车到了市内，她把我带到一个饺子馆，我注意到，那个饺子馆距离棉六生活区不远，一条窄窄的小路上，并排着几家小饭馆，饺子馆是其中之一。师傅随身带着一瓶大曲酒。一边喝酒师傅一边向我炫耀她最新的战利品，安装公司的项目经理早就成为了历史，最近这个男人和她一个小区，马上要结婚了。师傅说起那个准新郎爱上她的情景，在小区的小卖部前，他买了一包烟却发现忘了带钱，师傅解了他的围。师傅的一个媚眼就让他爱上师傅。我揶揄她：“你的爱情就像是空气一样，说来就来。”
“其实没有爱。”师傅笑着喝了口酒，“我早就不相信爱了，我只是喜欢在其中的感觉。我喜欢这种状态。我想爱的时候就毫无顾忌地去爱。我问问你，你们男人最想成为什么样的男人？”
“我就想当一个小说家。”我诚实地回答。
因为喝了酒的缘故，师傅的脸色微红，在酒馆昏暗的光线之中，分外迷人，“那只是你现实的理想。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可能达到。但是你们每个男人心里都藏着另外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那就是让天下所有的女人都爱你们。女人也一样呀。我看到我喜欢的男人对我垂涎三尺，我也会心花怒放。”
“我不同意。”我声音提高了八度，“要都是你这样的想法，社会不都乱了套？也许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想法，但每个人都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所做的每一件事，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责任会纠正你内心的冲动、盲目和错误。”
师傅举起酒杯，“喝酒吧。你说服不了我。这足以证明你们文人是多么虚伪。”
在冬天的小酒馆，我们的争论继续着。借酒胆，那天晚上我问了师傅一个十分刻薄的问题，问完我就后悔，但是师傅淡然的回答让我释然了。对于我，她真的太过包容。我的身份已经超越了徒弟的角色。
我问她：“师傅，你到底有多少男人？”
师傅默默地想了想，“七八个是有的吧。我算不清楚了。这还不算对我有企图的人。唐文生副厂长，主管人事的，胖胖的，你认识他吧？他是实权派。他一直在追求我。但我就是不喜欢他，主要是他说话的声音，别看长得粗粗壮壮的，说起话来却像个妇人。”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冯茎衣，她的世界是自我的、封闭的，她沉浸在情欲的暖流之中。她放荡不羁，随心所欲。把我善意的揶揄和劝诫当成耳旁风。唐副厂长，在那之后我曾经观察过他，他是个一本正经的领导，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对一切事情精益求精，关于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厂报上的名字风波。厂报一版的消息后来我找来过看了看，那张报纸在我的工友们之间传来传去，已经变得油渍遍布，像是刚刚擦过工具。我艰难地在油渍中间寻找到了那条位于头版的报道，就像传言中的一样，报道的副标题是这样写的——“康文生副厂长做检修动员”，一字之差，报社的主编欧阳险些丢了官位。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唐副厂长开始不依不饶，非要把欧阳调整出宣传部门，不知何故，后来突然偃旗息鼓。而那个书生气十足的欧阳主编，也张口闭口地夸赞唐副厂长。这个世界，许多事情都是在暗里进行的。
冬天的夜显得悠长而温润，饺子馆不大，人来人往，已经换了好几茬人。一瓶酒也快要喝完，我看了看表，因为我还要赶末班车回厂里。师傅突然打了一下我的手背，轻声说，你注意一下我身后第三张桌子上那个人。我的目光越过师傅的肩膀，看到一个年老的男人，弓着背，刚刚坐到桌前，他沙哑的声音在不大的饺子馆里回荡：“三两饺子，三两酒，一盘花生米。”
我问师傅：“你认识他？”
师傅示意我不要说话，“看着他。”
男人有六十多岁，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几天没有洗脸，眼神恍惚。酒壶端上来之后，男子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瓷酒杯，用袖口擦了擦，举在灯光中照了照，又擦了一遍，这才放到桌子上，倒了一杯，仰起脖，响亮地喝了一口。低下头又看了看杯子里，再次仰脖，喝了一下，这次因为杯子里没有了酒，声音尖锐刺耳。因为观察男子，我们喝酒的速度明显降低了，师傅则把身子斜向墙壁，她似乎是怕被那个男子看到。男子把三两酒喝完，饺子才端上来。三两酒下肚，男子的手很明显颤抖得不那么厉害了，他夹起筷子，在盘子里拨拉着，突然，动作停了下来，坐在那里的落魄男子愤怒了，腰挺直了，脖梗向后仰着，头发愈发凌乱，他尖叫道：“服务员。服务员。”
女服务员跑过来，问他什么事。
男子的手又开始颤抖，声音有些结巴：“饺子，一两几个？”
“六个。”
“我买了几两？”
“三两。怎么了？”
“三两总共多少个？”
服务员说：“十八个。”
“那你数数。到底多少个？到底多少个？”
服务员怯怯地数了数，小声说：“十七个。您，不会是吃了一个吧？”
就是这句话惹恼了男子，男子拔身站起，手麻利地抓住了女服务员的胳膊。女服务员吓得尖叫着哭出了声。幸亏老板及时出来，阻止了男子做进一步的动作。老板赔罪道：“不管怎么着，我们店奉送您老一两饺子成不？”
男子摇着头，“什么叫不管怎么着，她就是少给了我一个饺子，我是讲理的人。我只要一个饺子，一个也不多要。我是个讲理的人。因为我付了钱，那个饺子就属于我，而不属于你那个煮饺子的锅。”
男子把十八个饺子快速地吃完，这才站起身，慢腾腾地向外走。师傅说：“我们也走。”
出了饺子馆，我们跟在男子身后，他走得很慢，走几步就停下来，像是想心事。师傅说：“你知道他要于什么去吗？”
我几乎是惊呼道：“你认识他？”
师傅拧了我胳膊一下，“你不能小点声吗？一惊一乍的。我当然认识，他是我爸。”
这次，惊愕让我无言以对，我曾经看到的那些场景在我脑海里交织错落，把我的思想搅得杂乱无章。“这，这怎么可能？”
师傅小声说：“这是事实。他的的确确是我爸。你前几次见到的那个和我妈在一起的人不是我爸爸，他是我母亲的相好。已经有二十年了。”
“这怎么可能？”语言仿佛从我的思想里溜走了，世事太难预料，也太令人意外了。
“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件事可干。”
“这怎么可能？”我仍旧沉浸在巨大的疑惑之中。
师傅打了我一下，“他是我爸，我都不吃惊，你看你那点出息，什么都没见过，你怎么能写出好故事来，怎么写出生活的深刻来。”
我连连点头，“他要干什么？”
“打人。”师傅轻描淡写地说。
我心急火燎地说：“那我们还不去制止他，你看他那样子，摇摇晃晃的，只有被别人打的份。”
师傅叹口气：“他哪敢打别人呀。他打我妈妈。”
那天晚上，关于师傅的父亲和母亲，有太多的疑问郁结在我心头，因为末班车的时间缘故，更因为师傅已经没有了讲述的兴致。我匆匆忙忙地瞥了一眼那个蹒跚的男子，师傅的父亲，他已经坐在路边的便道上，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像是要睡着了。而师傅，则显出了疲惫之态，今天，我们在催化车间干了整整一天的活儿。
“我爸爸是个懦弱的人。他胆小怕事。我从小就看不起他。”说这话时，已经是数天之后，我和师傅坐在常减压塔的上部，塔离地面有三十多米高，天空很近，而地面的人看上去很小。她坐着我的安全帽，她的安全帽在我的手上，大红色的安全帽能映出天上的云朵。我坐在坚硬的铁板上，闻着四处弥漫的铁的味道、油的味道，听她讲述父亲母亲的故事。
“我父母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母亲是那种特别强势的人，她说一不二，而父亲则唯唯诺诺。母亲从来没有对父亲正眼相看。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母亲在外面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长得很标致，浓眉大眼，国字脸，一看上去就是电影里的正面形象。我也很喜欢和他在一起，我们都叫他杨叔叔。他关系很广，经常能给我妈妈弄到一些票，买到紧俏的东西，比如排骨、白面、白糖，我们家的那辆红旗牌自行车也是他给找来的票，包括后来十二时的黑白电视。他还经常有出差的机会，我最喜欢的是他去上海给我们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杨叔叔的存在，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因为我们也无法去弄懂，杨叔叔、母亲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我们只是觉得他很亲近，见到我们就笑容可掬的。初中三年级时，我才意识到杨叔叔对我们家是一种威胁，才意识到这个笑容可掬的男人背后隐藏着一颗定时炸弹。从那年春天开始，父亲开始酒后殴打母亲。酒后的父亲陌生而令人惊奇，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像是一头凶猛的豹子，特别有攻击力。遭到父亲殴打时，母亲并不还手，也从来没有喊叫过，她都拼命咬着牙，把疼痛咽到肚子里。当第二天，我们看到母亲脸上和身上的伤痕时，真的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强忍着疼痛的。而父亲的疯狂也只是昙花一现。第二天酒醒之后的父亲又如出一辙，又变回了那个邋遢、猥琐、目光飘移的男人。唉，该如何评价我自己的父亲呢？这真的是—个难题。”在她的身后，平时看上去高耸入云的火炬此时并不高大，熊熊燃烧的火焰在蓝色的天空背景下更加浓艳。
师傅父母的故事，给了我极大的写作的空间，“在以后的许多天里，爸爸妈妈都处于一种冷战的阶段中，他们尽量都在躲避着对方，以免稍不注意就点火烧着了。实际上爸爸是最痛苦的，因为他经常用自行车驮着我到处乱逛，所以对于一九八O年的爸爸我最为了解。我时常在后座上听到他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发出一声长叹。我爸爸一叹息我脚下就有些慌张，我的脚没有着地，它一慌就往车辐条里面钻，所以在我爸爸病倒之前的那些日子，我的脚经常被车辐条无情地卡出斑斑的血迹。所以在我六岁时，我的脚上经常涂满了紫药水。而我的哭喊成了爸爸那个最灰暗的日子的一段悲怆的伴奏。现在每当想到这里，我都会流下眼泪。”这些小说中的段落，在那些岁月里，就像是一扇通向社会的窗口，那个时候，我也不再感觉到炼油厂的偏僻，也不再感觉到我身处一隅的孤独，我仿佛来到了嘈杂的集市，芸芸众生之中，看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而我的师傅，冯茎衣，她的喜怒哀乐，对于我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身处嫌疑之中的王总突然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相反，在秋天到来之际，他从副总而升为了厂里的总经济师。那是一个令人疑惑的年代。他又开始频繁地出入舞厅。他身边的舞伴换了一个又一个，却终究无法忘怀师傅冯茎衣，于是在他升为总经济师两个月后，我的师傅，让我失望地又成了他固定的舞伴，那些场景，舞厅中的场景，从其他人的描述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曲折而淫荡的情爱故事。我的失望开始燃烧成怒火。
“师傅，我对你有意见。”那是第一次，我与师傅面面相觑，面色凝重。我语无伦次地向她诉说我内心的不安，我告诉她当我听到舞厅里发生的一切时，我的焦虑，我对她的失望。我喋喋不休的话语丝毫没有影响师傅美好的心情，她吃着香蕉，伸出左手摸了一下我的脑门，故作吃惊地说：“你发烧了吧？你做了我两年的徒弟，铆工的活儿没见你长进多少，奇谈怪论可是学了不少。这不是我教你的吧？”
“这可不是奇谈怪论，师傅。”我诚恳地说。
师傅把香蕉扔到地上，香蕉的味道围绕在我们四周，暂时压制了车间里的机油的味道。师傅也是那么少见地严肃起来，她告诉我：“我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我和你在小说里看到和写到的女人不一样。我只是一个现实而利己的人而已。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以为你写作，你的思想境界就比别人高一等，你就能脱离了低级趣味，不食人间烟火？”
她说得我哑口无言，脸红红的，憋了半天才挤出几句话：“我不想让别人对你指指点点的。”
“你是不是觉得做我的徒弟脸上无光了？”
我急忙否认：“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我，我也觉得你做得太过分了。”
她想了想，“有那么一句话，这是谁说的，但丁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当好你的徒弟，干好你的活儿，写好小说，让别人去说吧。”
师傅调侃似的话语并没有完全打消我内心的顾虑。师傅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琢磨。当夏天来临，整整两个月的大检修期间，师傅的身影在常减压塔上，在蒸馏塔上，在密密麻麻的管道之间上下穿梭，看到她干净的红色安全帽，看到她坚毅的目光，我才觉得这漫长的检修期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即使这样，她可以两周不回家，吃住在车间里，可是这阻挡不住她和王总的约会。她会突然消失几个小时，彻底脱离我们的视线。等夜幕降临，她迎着我满是疑问的目光走过来时，她打了我一下，“没见过男人女人约会呀？”
但是在一次检修的间隙，消失了一上午的师傅并没有去约会。她回到检修现场时，递给我一本书，她说这是她特意跑到市里给我买的。她说：“你好好看看这本书，我看不懂。好多人都在买。你看后给我讲讲。”她给我买的那本书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那几天，在塔顶，在管道之间，在工作的缝隙之中，我狂热地爱上了弗洛伊德，看完那本神奇的书时抬头看了看天，晴空万里，可我却意识到，黑夜温柔地降临了，我感觉周围的人，那些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服，忙忙碌碌的人，那些塔，那些设备，都宛如梦中。而所有的人，原来都是拥有着无数个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异想的人，是一个个难以解读的梦中人。
有人推了我一把，“做梦呢？干活儿去。”是师傅。
我拎上风把，工具箱，跟在师傅后面，来到换热器旁。风把开动前，我问师傅：“师傅，你做梦吗？”
师傅瞪了我一眼，“不做梦那还叫人吗？当然了，我每天都做。”
“那你都做些什么梦？”我紧追不舍。
“做什么梦。干完活再做。”师傅恼怒地说。
那是疲惫的检修期。我们像是机器和装置一样上紧了发条，平日里轰鸣作响的装置此时像是在温柔的梦境中一样，难得地有休息下来的机会，安静地被我们修理着。也许，当检修期结束，它重新踏上另一个漫长的工作周期时，它会怀念这段日子，怀念我们。也许，它也有潜意识，在它的梦境里，师傅，我，还有我的工友们，都是它梦境中的一分子。
“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我的身体轻飘飘的，我在跑步。和别人一起站在跑道上，我以为自己跑得飞快，可最后我总是落在最后，我发现跑道上只剩下我一个人。特别恐惧，周围雾蒙蒙的，天空是灰色的。不知道他们是早就跑完了，还是我自己把他们甩下了许多。我总是在这个时候被惊醒。”在一联合车间的操作间里，我们坐在长条椅子上，师傅才回答我那个问题。小曹他们几个跑到墙头外面去偷偷抽烟了，操作间里只有我和师傅。
我一本正经地坐端正了，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拿着雪茄的白胡子老头弗洛伊德，“其实你是孤独的，你潜识里是不想做某件事的。你只想和别人一样，跑在他们当中，既不想跑到他们的前面，也不想落在他们之后。你潜意识里是痛恨某件事的。”
“什么某件事？”
“就是，和男人们之间的事。”我鼓足勇气说道。
师傅重重地打了我一拳，“你瞎扯什么。那本书里就是这样讲的呀，那就太浮浅了。”
我辩解道：“我分析的有道理吧。梦境反映了你真实的内心世界。潜意识里的那个你才是真实的你。现实生活中，你最为突出的表现往往和内心里的那个你是相反的。”
“你是想劝我是吧？你觉得你能成功吗？”师傅盯着我的眼睛。这让我心虚得直冒汗。
“不能。”我老老实实地说。
没有人能够阻挡师傅的脚步，即使我借用那个叫弗洛伊德的老人也没有用。远来的和尚在我师傅这里行不通。就在我以为，我的师傅冯茎衣，要在她认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她随心所欲的生活停在了痛苦的十字路口。
检修的记忆停在了秋风之中。周一，师傅一反常态地没有来上班，王主任还问我和小曹，师傅怎么没有来。我和小曹都摇摇头。到下午的时候，我接到了师傅的电话，电话里师傅的语气很沉重。她让我给主任请个假，说她要休息几天。她没有说请假的原因。我追问了一句，请什么假呢？师傅沉默片刻说：“你随便说吧。”
‘
下班后我去了市区。她沉重的语气一整天都在我脑子里回荡。师傅一个人独自在家，她打开门，屋子里的灯光很昏暗，灯光似乎在她背后很远的地方，她的脸掩在黑暗之中，无法看清她的表情，她怔在那里，反应了几分钟，似乎才看清是我，她把我抱在怀里，失声痛哭起来。一向乐观的师傅，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现出她软弱的一面，所以，在她的拥抱下，在她号啕的痛哭之中，体味着她的泪水，我一时手足无措，我的双手支在她的肩膀之上，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轻声道：“师傅，师傅。”哭泣持续了十分钟，师傅泪眼婆娑地宣布：“我要死了。”
死了的人不是师傅，而是师傅的丈夫。她的丈夫姓杨，叫杨卫民，在部队大院长大，父亲是军分区的首长。以前从来没有听师傅说起过。在我的感觉里，师傅一直回避谈到他，她可以向我敞开她父母的生活，可是却从来不去触碰那个她最亲密的人，我不知道她在躲闪什么。师傅悔恨地说，他是因为我死的。据师傅说，杨卫民和师傅大吵了一架，然后摔门而出，她怎么叫也叫不回来。他开着一辆军用吉普。师傅说她听到了楼下吉普车发动的声音，仿佛是他愤怒的吼叫声。“他离开的时间是晚上七点钟左右。”师傅说，“我接到电话是夜里十一点，他妹妹杨卫宁给我打来的。我再见到他时，他躺在医院里，身体已经完全变了形，他的车在谈固大街和裕华路口出了事故。杨卫宁埋怨我，都是因为你，他失去了理智，和一辆重型货车撞在了一起。她说那句话时，我看到了我婆婆愤怒的目光，她坐在楼道一角的椅子上，身体完全躺在椅背上，脸上全是泪水，虽然在我和她之间，不断地有人走来走去，可是她脸上的怨恨却那么有力，像冬天的狂风那么强劲，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是一个罪人。”师傅悲伤的表情使那个夜晚凝重而凄凉，秋日的夜晚，师傅最早感受到了凉意袭人，她蜷缩着，身体瑟瑟发抖，我拿过一条毯子，盖在她身上，“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不管我说什么，解释什么，都徒劳无益。人毕竟是死了，人死不能复生。”
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的师傅，是无法被安抚的一个受伤的女人，她呆滞的目光，绝望的神情，都在酝酿着生活中转机的开始。在那个充满了忧伤的夜晚，我和师傅相对而坐，我都忘记了对师傅滥情的不满，忘记了师傅留在我印象中的形象。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我看中的是他家的家世和地位，他看中的是我的美貌和容颜。”凌晨时分的师傅，在自责与悔恨之间徘徊不前，“我与丈夫，我们俩结婚八年了，没有孩子，所以更没有了维系我们之间情感的东西。他是个浪荡公子。从结婚那天起我们就形同陌路。我不过问他的事，他也从来不过问我的事。在远离市区的炼油厂，你肯定会意识到，我是自由的。我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生活着。我想，是我自由过分的生活给他造成了影响，这八年中，他一事无成，每天游手好闲，和一帮朋友搞外贸、开公司，没有一个办成功的。我想，都是因为我，因为我自己的放荡无拘，自己的随心所欲，所以他才会放任自己，放纵自己，最后铸成了大错。”
师傅把丈夫的死定性为自己的过错，这个阴影在她之后的生活中始终挥之不去，我的师傅，一夜之间性情大变，她告别了以前喜爱而热衷的生活，告别了男欢女爱，告别了情人与浪漫，断绝了与王总的关系。我曾经见过疑惑不解的王总在施工现场委屈地站在师傅的身边，请求她重新回到舞场上，回到他的身边。异常冷静的师傅，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在嘈杂的风把声中，她不做任何的解释，只是告诉王总，她的心以后只会放在这里了，她只会和风把、和装置、和需要修理的设备、换热器在一起了。我看着落寞而去的王总的背影，不知道怎么却有些兴奋不起来。以前我不欣赏她颓废而糜烂的生活方式，而如今当她告别过去，迎来新生，我却有些莫名的惆怅，我一直不知道这种惆怅来自何处。直到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师傅冯茎衣，不断地走上主席台接受奖励，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她的身上渐渐笼罩上光环时，我才意识到，我是无法接受一个人能够脱胎换骨，能够变得不像自己。而哪个师傅更加真实，我疑惑了，茫然了。
据说，失意落寞的王总再没有出现在舞场之中，他尝试着找到一个能够替代师傅的舞伴，比如那个曾经的最佳搭档小徐。小曹看到过小徐，他说小徐像是焕发了第二春，她身材愈发苗条。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小徐的第二春还没有完全绽放便步入了冬天。失去了师傅的王总对舞蹈也失去了所有的兴趣，即使身在舞场之中，他也像个幽灵一样。没过多久，王总也从工会舞厅中消失了。对师傅的突然转变，王总有些不明所以，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简单寒暄之后，他便毫不隐讳地和我谈起了师傅，他说：“我知道你师傅对你最信任，她什么话都和你说。”
我紧张地站在王总对面，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金属的永动仪，它就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啊晃。王总显然也没有意识到我一直站在那里，我的局促不安，他想着的是他的心事，他继续说：“她不是一个追求上进的人。她对那些名呀利呀，从骨子里不喜欢。她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你觉得这正常吗？”
我突然之间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紧张陡然间从我脑门的汗珠里、从我手心里的汗里溜掉了，我盯着他沮丧的脸，有些愤慨地说：“王总，恕我直言。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师傅，是以前那个水性杨花的，还是现在这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
王总其实一直就没有正视我，听到我的话，他万分诧异地看着我：“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就这个意思。我就想知道我师傅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人。”
“我可是为她好。”王总在我的逼视下目光明显地胆怯下来，“你回去告诉她一句话。”他顿了顿，摆摆手说，“算了，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我走出王总宽大的办公室时，狠狠地吐了一口痰，我从心里有些瞧不起他。说到底，他心中的师傅只是颜色艳丽的一朵花而已。
我曾经陪同师傅，在无数个周末，在节假日，去杨卫民的父母那里。她压根就没有想得到他们的原谅，尤其是杨卫宁和她的婆婆，她们的冷漠甚至仇恨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退，她们把师傅送的礼物扔到她的身上，扔到屋外，她们冷冰冰的目光就像是刀子。有一次杨卫宁破天荒地走到楼下，她铁青着脸，质问师傅：“你想得到什么？”
师傅略微犹豫了一下，她没想到杨卫宁这么直截了当，她说：“我想得到妈妈的原谅。”
“妈妈心里没有原谅这两个字，你也别想见到她。在她心里，你和杨卫民都已经死了。”
杨卫民车祸后的第二年，师傅的婆婆收回了属于她儿子的那套房。当杨卫宁来告知师傅这一决定时，师傅二话未说，当天就让我找来一辆皮卡车，搬走了属于她的日用品。坐在回厂区的路上，师傅的整个家就在车的后备厢里，显得是那么轻，那么简单。我以为我能从她的表情中读到悲伤，但是没有，师傅异乎寻常地平静。她看了一眼我，笑着说：“哪里不都是一样。”
如此绝情的态度，我的师傅都没有退却。我想，师傅这么做只是想得到自己内心的安慰。她不在乎她们拒之千里的冷漠。她赎罪的过程残忍而又漫长，一个雪天，我们俩站在冰天雪地里，她抬头看着楼上那紧闭的冰冷的窗户，她多么希望，那扇窗户能为她打开。我劝她：“师傅，算了吧。你不可能改变她们。”
师傅的脸被雪映得白灿灿的，自言自语道：“为什么呢？”
她不需要答案。她的疑问与忧伤都融化在了那漫漫的大雪之中。我知道，任何多余的解释和回答都是徒劳的。
但是她没有告别自己的外表，她仍然注重自己的容貌，她的红色安全帽仍然是全厂最干净的，我经常把她的安全帽当成镜子。戴着明亮安全帽的师傅，当她的心思完全地用在工作中后，竟然成了炼油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她带领她的班组，在几次重要的抢修工程中大显身手。尤其是催化装置加热器泄漏事故中，她在装置上待了整整一晚上，当第二天凌晨，黎明伴随着装置重新启动时，师傅也昏倒在临时搭起的架子下。她的红色安全帽跌落在她的身边，我注意到，安全帽上满是油污。
就是那次抢修，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下半夜，浓浓夜色包裹住的光亮显得逼仄而拥挤，像是一团徘徊的云朵。而我，是云朵洒下的一滴雨。在光亮之外，是焦急等待的厂领导们，他们的目光都聚集在我师傅身上。师傅的技术，加上她的勇气和胆量，是厂长们能够从容围观的理由。他们相信事故会很快结束。但是抢修工地上突然响起了师傅的怒吼，她吼的是我，我错拿了风把。她骂我是个猪，跟她学了三年还一事无成。在那么多关注的目光中，我无地自容。我灰溜溜地从架子上爬下来，跳上电瓶车，落荒而去。重新拿到大号风动扳手的我仍然是那晚的落寞者。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人们的注意力只是在与时间赛跑的抢修。我偷偷地看着师傅，她的身体随着风把的抖动而晃动着，她冷峻的面庞与那个娇艳的女子判若两人了。
“师傅，我要从车间调走。”我向师傅摊牌时，深夜抢修时的景象还在我脑海里闪现，师傅的吼声犹在。师傅刚刚在车间的休息室睡了一觉，她揉着眼睛，满是疑问地看着我，她不明白我要说什么。
我解释道：“我感觉自己在车间里是一个多余人，在这里没有任何前途可言。正好有一个机会，厂纪委监察室缺一个人，原先的那个张娜大姐，调到齐鲁石化了。他们需要一个写材料的。”我手里拿着一个崭新的红色安全帽，那是我刚刚从材料员那里替师傅领来的。
师傅接过安全帽，“不是因为我骂了你吧？”
我摇摇头，“绝不是，师傅。”
师傅又问：“那就是你再也不屑做我的徒弟了？你一直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师傅，这更不是了。”我辩解道，“再者说，你都已经……”
“已经什么？改过自新了？”师傅笑着说，“算了，你不用解释了，我早就预言你不会在这里干长久的，你的志向不在这里。去吧，到那里，你好歹还能和文字打打交道，不像在车间里，除了那些风把、换热器，就只能天天看到一个道德败坏的女师傅，烦不烦呀。”
我知道这是师傅的玩笑话，并没当真。师傅同意我离开，这才是最让我感动的。“但是，”我补充道，“事情可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乐观。”
“怎么了？”
“唐副厂长不同意。”
我调动的难题出在主管人事的唐副厂长。他与纪委书记长期不和，所以，凡是纪委想进个人，他总有理由推三阻四。
师傅稍微犹豫一下说：“唐厂长的事我来解决。你准备好去纪委吧。”
我是多么迫切地想要调到机关工作呀。那时的我爱慕那一点点虚荣，羡慕那些和我同时进厂的大学生们，他们可以在那座十层的大楼进进出出，那是身份的象征呀。而不像我，进厂这么久了，还混为一个工人。因此，那点急切的虚荣心，骄傲的自私淹没了我的判断力，当时我没有去想师傅如何去帮我解决。我只是兴奋而情不自禁地说：“谢谢师傅。”
秋夜难眠。想起白日师傅的允诺，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有什么资本与唐副厂长做交换？我想起了那个秋夜师傅曾经说过的话，便冲出宿舍。刚跑到师傅住的宿舍楼下，我便看到师傅从楼门洞里出来，纵使光线昏暗，我也看得出来，师傅是精心打扮的，那件红色的裙子已经很长时间不见她穿了。“师傅。”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师傅已经看到了莽撞而来的我，我只好硬着头皮冲上前去。
“你来干什么？”师傅并没有等我网答，便说，“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见唐厂长。你送我过去吧。”
他们见面的地点约在厂里，今天晚上唐厂长在厂里值班。我骑着自行车，师傅坐在我身后。还不到换班的时间，通往厂区的公路上空荡、寂寥。两旁的白杨被风吹动着，在暗夜与路灯光的交错中，黑色而互相碰撞的树叶像是在诉说着黑色的故事。一路无话，我内心挣扎着，在心灵深处，有一个我在呼喊着停下来，让师傅停下来，可是我的身体并没有听它的指挥，我骑车的步伐虽然慢一些，却并没有停止。我能听到师傅平静的呼吸声，能够闻得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茉莉的花香。她也一路无话。来到厂区办公大楼下面，我抬头向上望去，幽深的夜里，大楼显出几分神秘，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通向梦想的楼梯。我和师傅挥手告别，我们俩像是有某种默契似的，谁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师傅转身而去的时候，轻松自如，就像以前任何一次，我去送她约会的场景再现。唐副厂长的办公室在大楼的三楼，向阳的一面。我听着师傅的高跟鞋声渐渐消失在大楼里，心里突然像是被谁揪了一下似的。我在大楼下面徘徊了整整一夜，没有勇气冲上楼去，闯进唐副厂长的办公室，夜色残忍如勒紧心脏的尼龙绳，而那座大楼，却如此友好地在黑暗中召唤着我。
我一直想忘记那一幕，师傅第二天清晨从大楼里出来的那个场景。她微笑着，头发整洁，红色的裙子随风摆动。
那就是我，二十多岁时的心智，为了早日离开车间，能够在办公室里工作，早日脱离工人岗位，师傅的境遇早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想起那个秋夜的我，便羞愧难当。
在我离开检修车间的前一天，师傅再次把我带到了催化塔的顶端，我们一起俯视整个厂区，师傅形容的丛林面积更大了，装置在不断地向南扩展，尽头那些绿油油的麦地显得弱小而可怜。师傅问我怎么看待这片广阔的丛林。我老实地回答：“师傅，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觉得这是片丛林。”
“在你眼里，它是什么呢？”
我想了想，“它是一道障碍，就像赛马比赛里的障碍。”
“你是想越过它。我知道，这里不是你的丛林，它是我的。”师傅感伤的话语像是一片叶子，慢慢地飘落到装置上、设备上，管线上。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检修车间，如愿去了纪委监察室，在那栋大楼的六楼拥有了一间办公室。那一年我师傅三十五岁。我去报到那天，和我一屋的马大姐一见面就问我：“你是冯茎衣的徒弟？”
我笑盈盈地说：“是啊。你认识我师傅？”
“她呀，天下谁人不识君。”马大姐引用了一句古诗词，脸上神秘的笑容很短暂，很快就消失了。
如果说三十五岁之前师傅的盛名还是被负面的传言所堆积起来的话，那么，这之后的师傅，她的名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令人尊敬，她成了名副其实的“铆焊大王”。她的名声是与无数次的抢修、无数次的彻夜奋战、无数次的上台领奖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的办公室在象征着权力与欲望的办公大楼的六楼，我也由衷地感觉到，我必须要仰视她，用另外一种眼光去迎接她已经变化的坚毅的眼神。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师傅威名大振，她的事迹不再局限于厂报、《中国石化报》、《河北日报》，而且已经上了《工人日报》、《人民日报》，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她一路狂奔，令人目不暇接。她从厂劳模，到区劳模，市劳模，一跃成了石化系统和省里的劳模，在五一前夕还受到了表彰。据马大姐说，下一步就要提拔她做检修车间的副主任。马大姐感叹道：“你说，你师傅怎么可能成了这样一个人！”按照马大姐固有的想法，我师傅就应该是三十五岁以前的冯茎衣，她就应该风流成性，招蜂引蝶，这是她的宿命。马大姐的消息很可靠，因为她丈夫是劳动人事处的处长。马大姐补充了一句让我很是不满，她不屑地说：“转变得跟神似的，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就是那天，我和马大姐为了师傅争吵了几句，我提醒她别忘了电影《流浪者》中那句经典的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那天我说了很多过激的话，就差没说出她以前不过是个办公室的打字员的话。马大姐显然比我有城府，她生气归生气，却并不像我那样慷慨激昂，她说：“我不跟你抬杠，不信咱们走着瞧。”
我师傅，在变化着，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和师傅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我离开车间而疏远，反而更加接近。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我把我写的长篇的新章节交给她，听听她看过的前面章节的意见，虽然那些意见并不大被我采纳，但是我仍然喜欢她那种越来越较真的样子，她投入的表情，沉浸其中的情绪，仿佛她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当自己的一部作品被一个人如此看重时，我内心的欢喜还是不言而喻的。还有的时候，是她在倾听，她在倾听我的想法和意见。她的发言稿，她每次在台上令人振奋的故事都出自我的手。她的每一件先进事迹、每一个抢修场景都是我头脑中的一条神经，那些密密麻麻的神经都能在深夜里像水一样汩汩流出，在我伏案时化作一串串或是高昂或是煽情的词语。所以说，我师傅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也有我的一份功劳。而师傅，也越来越依赖我，离不开我，我就像是她前进路上的大脑，成了她的一部分，所以当石化系统的劳模巡回讲演开始时，她向党委于书记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带上我，替她酝酿和撰写稿件。没想到的是于书记欣然应允，于是我和她踏上了漫漫的巡回讲演之路，在历时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去了东北的抚顺炼油厂、北京的燕山石化、河南的洛阳炼油厂、山东的齐鲁石化、湖南的岳阳石化、湖北的荆州石化、南京的金陵石化。光是旅途劳顿，不出半个月我就感到疲惫不堪了，我师傅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每换一个地方，她都像是首次演讲那样激情四溢。她很在意每一个细节，每次讲演结束，她都会虚心地听取我的意见，以便下次改进。团里有一个来自燕山石化的丁劳模，一表人才，声音浑厚有力，每次都邀请师傅去当地的舞厅去跳舞，他眼光很毒地说：“一看你就是你们厂的舞星。”师傅每次都婉言谢绝了，她说她真的不会，而且对跳舞没有丝毫的天分和兴趣。一个月中，丁劳模都在锲而不舍地向师傅发出邀请，最后当告别时，他还请师傅到金陵石化招待所的花园里去赏月，师傅没去，代替她去的是我，我代替师傅向丁劳模传话说：“希望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我说完话，没等观察丁劳模的反应就匆匆离去。在房间里，师傅还在等待着和我一起讨论这次巡回讲演的汇报总结如何写呢。后来丁劳模并没有死心，回去之后他给师傅写过十封信，师傅根本没有拆开，她把那些信统统交给我，让我来处理。那些信我也没拆，我把它们放在了我的箱子里。
师傅的变化不仅仅是在身份上，更多的是在心理上。她的自信在泛滥。她觉得在任何事情上她都掌握了主动，而且她想当然地以为，那个深刻在她头脑中的阴影也会从此烟消云散。四月三十日上午，省总工会的表彰大会，作为省劳模代表，师傅要上台领奖，提前她把两张票送给了婆婆家，她希望她们能出席。我师傅，天真地以为，她的成功会化解她们之间的仇恨。会场上师傅穿着一套乳白色的裙子套装，很有职业女性的范儿。坐在前排的师傅，我能感觉到她的心神不宁。她不停地转头向我这边张望，我知道，她看的不是我，而是我身边的两个空荡荡的座位。直到表彰大会结束，那两个位置都没有人来。我知道师傅的失望有多深。所以散场之后，我安慰她说：“她们也许有别的事，赶不过来。”
师傅淡然一笑，“她们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恨我。我都习惯了。没关系，还有下一次。”
她的责任心也在不自觉地膨胀。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让她的父母重归于好，成为一个完整的家，她断绝了父亲的零花钱，希望切断他喝酒的资金来源。但是父亲仍然能从母亲手里拿到钱。母亲无辜地说：“我早就对他没有任何指望了。”母亲的意思是说，听之任之吧。而对母亲，她满指望能做通母亲的工作，停止与杨叔叔的来往。母亲的反应异常激烈，“你还不如杀了我。”母亲的话就是一个宣言。师傅所能做到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把他们全家拉到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拍照时我在场。丽人照相馆。照相师傅很有耐心，不停地引导他们要表情自然，要发自内心地露出幸福的微笑，可是没有用，我至今记得照相那天的情形。师傅的父亲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胸前的油渍虽然洗过，却依然顽固。他的头发还是被师傅强迫着去理发馆理的，所以看上去比平常要精神许多，眼神却怎么也是浑浊的。母亲的左脸颊有一块瘀青，那是她父亲三天前的杰作。她擦了一些脂粉，却还是没有能完全遮盖住。她的弟弟，一个卡车司机，根本没有在乎什么拍照，他进来时还穿着蓝色的牛仔工作服，油迹斑斑的。师傅训斥了他一顿，临时穿着照相馆的一件灰色西服。而妹妹，则因为穿着太过艳丽同样被师傅批评一番，好在人是到齐了。不管照相师傅多么努力，那张拍于一九九四年的全家福并不成功。照片出来后，每个人的表情各异，除了师傅是发自内心的微笑之外，其他人都像是藏有心事似的，要么板着脸，要么哭丧着脸。师傅叹口气说，好歹也是张全家福。那天晚上，当我在宿舍里写作时，看着摆在我面前的师傅那张全家福，我突然灵光闪现，立即冲到楼下给师傅打电话，我像是能触摸到那个词一样，它就在我的心尖上跳动，我兴奋地告诉师傅：“我想好了我这个长篇的名字，就叫作《全家福》。”师傅沉吟了一下，“好啊。这个名字挺好的。”一连好几天，我都被那个小说的名字感染着，亢奋、干事毛手毛脚。连马大姐都看了出来，她问我这几天是不是受什么刺激和打击了。我脱口而出：“马大姐，你们家照过全家福吗？”
“有啊，有啊。”马大姐第二天就拿来了他们家的全家福，一共是八张，照全家福是他们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她十岁那年开始，每四年照一张，马大姐给我介绍着每张照片拍摄的时间、背景、人物，她感叹道：“不能看照片，一看照片就感觉到自己老了。”那八张照片，风格基本上是统一的，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也都是一成不变的，唯一变化的就是悄悄爬到脸上的皱纹。马大姐的那些照片我早就忘记了，但师傅那张唯一的全家福，多年之后我还记忆犹新，那上面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表情，他们似乎都散落在我小说的章节中。
实际上，师傅即将被提拔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组织部门已经找她谈过话。师傅没有丝毫走上新岗位的紧张，那个位置好像早就在那里等她似的。坐在我对面的师傅，目光中透露的是信心和对未来的憧憬。她在滔滔不绝地给我说着她当上副主任之后的设想和规划，我不忍心打断她，直到她停下来喝口水，我才提醒她：“师傅，你说的这些宏伟理想，好像都应该是主任去想，去做的。”
师傅说：“早晚有一天，我也能当检修车间的主任。”
我相信，按照正常的轨道，师傅的豪言壮语并不是夜郎自大，我也相信，师傅完全能够胜任车间副主任乃至主任的重任，但是事与愿违，我师傅的仕途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
那天上午十一点半，我正在办公室写材料，消失了一上午的马大姐推门进来了，她突然冒出来一句话：“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我问马大姐：“你说谁呢？”
马大姐故作神秘状，“谜底很快就要揭晓。”
我没想到马大姐所说的谜底与师傅有关。是旧案，王总多年前抹平的倒卖成品油事件重新发酵，被纪委立案调查了。马大姐所说的很快其实就是第二天，我们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和马大姐都是调查组的成员。因为证据确凿，重要的证人也在河南濮阳被抓，所以王总没有坚持多久就全部说出了实情，除了倒卖成品油之外，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在买原油过程中的以次充好、以水代油。王总的头发仿佛一夜之间就白了许多，年龄也老了十岁。马大姐让他说说走上邪路的心理历程。王总抬起绝望的脸，突然间就泪流满面，他忏悔道：“我以前不是这样，我奉公守法，克己自律。都是因为她。”
王总所说的她就是我的师傅冯茎衣。一听到他提到师傅，我立即有些紧张，马大姐显然注意到了我的这个变化，她盯了我一眼。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继续听他深挖思想根源，“大家都知道，我只有一个爱好，就是超级爱跳舞，尽管如此，我的思想也并没有任何改变，我兢兢业业，可以说为这个厂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都是因为冯茎衣，她是我的克星。”我是在越来越愤怒的情绪中听完他的陈述的，在他的描述中，师傅是一个邪恶的魔鬼、女妖精，用尽各种妖术迷惑他、引诱他，以至于他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她的欲望是个难以填满的沟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我终于忍不住插话道：“她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王总斜眼看了看我，“那谁知道呢，买衣服，打麻将，买房子，买车，总之她太多的欲望需要我去满足。”
我还要问，马大姐善意地提醒我说：“与本案无关的不要问。”
在他的供述中，我师傅是那个具体的操作者，他只是通过打电话疏通关系，搞到油品，而具体实施的是我师傅。师傅从运销部门拿到油票，然后再找到下家，以高价卖出去。王总悔恨地说：“我是鬼迷心窍了，对她百依百顺，失去了对事情的判断力，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让我无法接受，在谈话结束之后，我对马大姐说出了我的忧虑。马大姐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个坏蛋。”她补充道，“你师傅有没有事，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他说了算，而是事实说了算。”
我不知道是不是马大姐和白帆处长说了什么，约谈我师傅时，我意外地成了主角。马大姐坐在我身边做记录。她充满激励的眼神并没有给我足够的勇气。看着师傅走进来时，我的脸上感觉到热辣辣的，羞愧得低下了头，就像是我做了天大的错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师徒会在如此的场合下见面。师傅今天没有穿工作服，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紧身西装。师傅却很坦然，她坐在我对面，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她说：“你问吧。你该怎么问就怎么问。别把我当你师傅。有什么我就说什么。你们问完我，我还要去参加区里的人大会。”我这才抬起头，理了一下思路，才开始提问。
“王同信，”师傅不假思索地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他是厂里的副总，没有人不认识他。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来说吧，我不是因为他舞跳得好才与他好上的，而是他手里的权力。我以前根本不会跳舞，就是为了能和他接触才学的。九O年的春天，通过跳舞我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你是不是通过他从厂里领出油票，然后再高价卖出？”
“是的。”
“什么时间？”
师傅想了想，“九O年到九三年间。”
“一共领过多少次，有多少张？”
“我不记得了。”
“得到多少钱？”
“一万多块钱吧。”
“是你主动做的，还是在别人的指使下做的？”马大姐皱了下眉。
“我自愿的。”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师傅笑了笑，“那时我就是那样，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虚假的梦境。我现在经常在想，为什么当时我会是那样的一个人，我会那么随波逐流，为什么我的思想境界会那么低下，那么形而下。究其原因，是因为我的世界观是漫无止境的，是天马行空的，是不加约束的。这是极其危险的。”
“你痛恨以前的那个冯茎衣？”
“是啊。”师傅目光坚定，我觉得坐在那里的师傅，就像是一个庄严的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正义感，“现在想来，我自己都在问自己，那是我吗？真是一场梦啊。好在，这场梦现在醒了。我看清了一切。”
我听到了马大姐敲击桌面的声音。我知道我的思路被师傅引导了，我接着问：“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得到汽油和柴油的油票？”
“当然知道。因为王同信。我一个破工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
“这么说，你是受王同信指使的？”
师傅还没有回答，马大姐就果断地中止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她把记录本合上，说：“今天就到这里吧。”
那次约谈，很明显没有向处长所要求的正确的方向前行，按照白帆处长的说法，它步人了一潭泥泞。白帆处长凝重的表情是对我工作的否定，他告诫我，一个纪委干部，感情用事是大忌，是大敌。我没有做任何的解释，事实是不容辩驳的，我心情郁闷，明明知道私下去见师傅是违背职业道德，仍然无法抵制住内心的情感。我约师傅在生活区北边的麦田旁见面。毕竟这有违我的良心，所以，我特别挑选了那么偏僻的地方。是一个阴沉的夜晚，夜色浓重得像是无法推开的山，没有一丝的星光，黑暗中我看到了一束微弱的手电筒的光亮，那光亮艰难地推开了山一样的夜，畏畏缩缩地向前挪着。走近来，师傅埋怨我不该来这个鬼地方，她说：“前两周机工车间的小余就是在这一带被坏人强奸的。”她手里的手电筒光在路边的麦田里晃来晃去，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我幽怨地说：“师傅，再害怕也抵挡不住我的担心。”
“你担心什么？”她抓住了我的手，很显然，她也被周围森然的气氛吓住了。
茫茫的夜色仿佛是一块坚硬的地板，我们的脚步声被放大了，它比平日里更加响亮。那越来越大的声音不仅敲击着我的耳膜，还敲击着我的心。我的手也用上了力，我能感觉到师傅的手心里凉凉的。我说：“你知道我担心什么。”
师傅叹了口气，“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做的事绝不反悔，也不会后悔。我知道这一天会到来的，只是晚了一点。”
那个夜晚，我的劝说基本上是无效的，我希望她不要被王总牵着鼻子走，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师傅却轻描淡写，她用手电筒的光指着暗黑无界的夜空，“你看看这夜，你再怎么去描绘它，去形容它，它都是黑的，它不可能是白天，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我的师傅，再次遵从了她内心的安排，她没有像王总那样，把责任全部推开，她说出了她所有参与的倒卖油票的事情，她对我和马大姐说：“我为以前的我感到羞耻。”她说的是肺腑之言，如今的师傅冯茎衣脱胎换骨，一身正气，装置哪里出了问题她都会出现在哪里。她在全厂的表彰大会上慷慨激昂；她在区人大，市人大的会议上激情澎湃。
王总进了监狱，而师傅背上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她的梦想就此断送了，我不知道她还做不做当车间主任的梦，我只知道，这件事给她的打击是巨大的，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继丢失了厂、区、市、省、中石化劳模，被区人大和市人大罢免了资格，副主任也成了天上自由的云朵。在那段难熬的岁月里，师傅有她自己独特的方式打发她的绝望与落寞。有时候她会拉上我，两个人漫无目的地骑着自行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炼油厂厂区附近的乡间公路上，我们一言不发地就那么骑着，仿佛我们的世界就是那些四通八达的乡间公路。但偶尔我会随着她不知怎么就骑到了市区，她熟练地穿过裕华路，拐上建华大街，我们汇人了中山路滚滚的车流之中。我留意到，在我们骑行的路线中，我们先后经过了长安区人大、市人大的办公地点。到了门口时，师傅都本能地停下来，向里张望片刻。她的脸上露出怅然若失的表情。返回的途中，一直一言不发的师傅突然张口道：“你知道我今年的提案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回答，其实那个提案是我帮她写的。
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呼吁一下，让全社会都重视一下技术工人，大力开展技术工人的培养。你想想看，社会不就靠技术在推动着吗？你再看看像我们这样的技术工人，厂里重视吗？国家重视吗？没有。你觉得这个提案可行吗？”
我说：“可行。我支持你。”
失意的师傅开始和我探讨她的提案，怎么合理，怎么搞调查，怎么写。尽管这已经是重复在做的一件事，我仍然随声附和着她，我觉得她完全沉浸在她辉煌的日子里，我又何必打搅她呢。
最后，在我们看到炼油厂的火炬时，师傅发出绵软无力的叹息，那声音在乡间公路上如尘土样细弱，“可惜了。只差半个月，我就能把提案提出来了。”
她还会突然把我叫到她的家里，像以前那样铺上稿纸，准备好钢笔，这是要写发言稿的架势。我看了一眼桌子上的一切，心里发酸，我叫了声师傅，便不知道再说什么。师傅却淡然一笑，“我都习惯了，你让我一下子改变不可能。你知道我当初从那样一种放任自流的姿态变成这样有多难，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的丈夫走了，我和我丈夫的家人成了仇人。这一次，我的代价更大，因为我的心死了。”
我把师傅揽在怀里，在我的怀抱中，她的身体竟然那么娇弱。我能感觉到她的眼泪流到我的肩膀上，钻透衣服，渗到了皮肤上，凉凉的。我安慰她：“师傅，生活总是要继续下去的。”
师傅突然推开我的怀抱，她抹去脸上的泪水，粲然一笑说：“你放心吧，我想了一夜，已经想通了我的人生，它就是海上的一个小船，想漂到哪儿就漂到哪儿吧。不过，你看看我，为了写发言稿，买了那么多的稿纸，不能就这样浪费掉。我想好了，我给你誊写小说吧。你就在我家里写作，你写完一章我给你誊写一章。”
于是，在无数个夜晚，我的长篇原稿就放在师傅家里的梳妆台上，她仔细地辨认着我歪七扭八的字体，认真地抄写着。对于十几年都很少拿笔的师傅，其实这不是一个省心省力的活，相比她遇到的那些检修、抢修，这更难。我坐在她的书房里，侧身看着卧室中的师傅，几次不忍心，想让她放弃，但是我还是重新理清了思路，回到我的故事中，我觉得，那个与我同处一室，逐字逐句阅读并抄写的师傅，何尝不是活在我虚构的故事中的人物呢？
跌落到人生最低谷的师傅，已经彻底无法改变她工人的身份，她像是没事人一样，甘心做着她的工作，做好一个铆工工人，一个班长，一个好师傅。按马大姐的说法，你师傅是一个胸大无脑的人。我虽然不喜欢她用的那个词，但是师傅这样的心态也让我放心许多，因为我非常担心她会想不开，会钻牛角尖。在那一年，有两个从技校毕业的学生成了她的新徒弟，一男一女，男的姓童，女的姓黄。按照惯例，师傅又自掏腰包让他们请客，并特地叫上我。两个小徒弟有着与我当时一样的青涩与拘束。那天晚上师傅喝醉了，她趴在桌子上不省人事，把两个小徒弟吓得脸色发白，张皇失措。第二天一上班，小黄就在办公大楼门口堵住我，向我请教如何当好一个徒弟，我想了想说：“你会种茉莉花吗？”
她摇摇头，“什么花我都不会种。”
我说：“那你好好学学吧。”
在师傅的阳台花房里，茉莉花已经被冷落，它在日渐凋零和枯萎，开花的季节早就过了，但它们仍旧固执而孤独地想念着花团锦簇的日子。
师傅纷繁生活的谢幕远比那些茉莉花要悲凄。
一个冬天的夜晚，这让我想起师傅丈夫出车祸的那个夜晚。不过，这次师傅的语气显然比上一次更加令人不安，她说：“你快点过来。出大事了。”已经是夜里九点，我知道她回了市区，快下班时她让我在办公大楼下等着她，她把她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嘱我好好写作，她回市区给母亲做寿。她笑着说：“我妈今年六十了。不知道我活到她这个年龄会是什么样。”她轻松的样子不像是要发生什么大事的前奏。
我赶到她家里时她并没在家，家里只有她的小外甥，正抱着小猫，瑟瑟发抖，我问了半天，他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他们已经去了医院，他姥爷摔了一跤。去往医院的路上，我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车的小张以前也是师傅的徒弟，他还埋怨师傅小题大做。
医院里哭成一团，师傅的酒鬼父亲，已经告别了人世。我没有看到他躺在那里的情景，我只看到了蹲在走廊墙角的师傅，她蜷缩着身体，比一只受伤的小猫还可怜。她看到我，眼泪才流下来，只说了一句话：“我害怕。”
她父亲死了。送到医院的那一刻停止了呼吸，喝得烂醉如泥的他顺着楼梯滚了下去，脸都变了形。他不是自己摔下去的，“我也是疯了，我就那么轻轻一推，谁知道他的身体像是一个空壳，像是空气似的，那么轻，那么没有重量，就像是一个板凳。”具体的细节是在她母亲多次的言谈之中拼凑出来的，她自己始终不肯去回忆当时的情景，她说她宁愿那个摔下去的人是她自己。在记忆中还原的事实是这样的，最先疯狂的是她的父亲，为母亲祝寿的酒宴还未结束，父亲就开始殴打母亲，他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他把师傅母亲的头上打出了血，可是仍旧没有停止下来的意思。父亲向外拉扯母亲，拽出了门，仍然挥舞着拳头击打着母亲的头部和脸部。愤怒的师傅追出来，轻轻一推，就像她形容的那样，父亲就像一只板凳一样滚落而下。最让师傅感到痛心的是母亲的反应，满脸是血的母亲第一反应是狠狠地推了她一把，大声吼道：“谁让你多管闲事。”
师傅，她三十七岁的生命到此画了一个大大的句号。因为过失杀人，她获刑五年六个月。怨恨像是夏天的野草，师傅的母亲一直不愿意去见她，当我去劝说她时，我看到她和那个被师傅叫作杨叔叔的老头在一起，他们俨然是一对和睦的老夫妻，她的头发明显地白了许多。“她的心理负担很重，不吃不喝。她需要你哪怕去见她一面，什么都不说。”我这样劝解她。杨叔叔也在一旁帮腔，她心动了，答应了我。我兴高采烈地给师傅拍了一个电报，告诉她，下个月的十三号我和她母亲一起去看她。不知道师傅看到电报的心情如何，我是感到宽慰的，我甚至在设想着她们相见时感人的场景。和我在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
那个月的十三号，坐在去省女子监狱的长途公车上的只有我一个人。车窗外的风景灰秃秃的。师傅的母亲临阵变了卦，不管我说什么，她都紧绷着脸一言不发。后来还是杨叔叔无奈地对我说：“算了，也许时间能改变一切。”
师傅看到我时，脸上惊讶的表情一闪即逝。她没有问母亲的事，我也没再提，仿佛我没有给她拍过那样一封报喜的电报一样。
我把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全家福》递给她，师傅问我带稿纸了吗。我一时没明白过来，问师傅要稿纸做什么。师傅说，我在这里面也是闲得无事，我一边看，一边替你抄写，你不是说我的字好看吗？我鼻子酸了，我有心劝她别再替我做这些事了，可是看着她期待的目光，我说出口的是“好吧，我回去给你寄过来”。
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她几乎每两天就会给我写一封信，信里什么都写，写监狱里的女犯人，写院子里那棵杨树，写抬头看到的不完整的天空。她就是不写自己，在她的信里，我想找到她的影子，我发现，她不过是两只眼睛，而她的思想，她的灵魂，都在那不完整的天空中飘荡。两个月后，她抄写好的稿子清清爽爽地摆到我面前时，我脑海里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初次见她时的情形，那个长发披肩、手拿火红而明亮的安全帽的师傅，那个风姿绰约的师傅。
后来我调离了炼油厂，多半是因为我不想再看到那些装置、那些检修的场面，一看到它们我就会心痛地想到监狱中的师傅。十几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知道，我是不是懂得师傅，是不是懂得师傅这样一个女人。她的风花雪月，她的劳模风采，她的监狱人生，在我的梦里，始终搅和在一起，无法分清。
在师傅刑满即将释放的那年，我意外地碰到了杨卫宁，师傅曾经的小姑子，她来申请加入省作家协会，她是个诗歌爱好者。她看到是我，先是愣了一下，继而笑容可掬，“你在这里工作呀。”她急迫想成为作协会员的心情使她对我畅所欲言，她甚至提到了我的师傅，她以前的嫂子，“我听说了她的事，唉，真是可惜。其实她心眼不错的，就是太水性杨花，你说一个女人如果太随意了，那还能有什么好下场。”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师傅固执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我苦笑了一下。
她继而神秘地向我透露了另外一个令我震惊的信息，“这件事，我本来想烂在肚子里，一辈子都不说的。但是谁让我遇到你了，谁让我有文人的悲悯情怀呢。你知道吗，其实这么多年她都背着一个沉重的黑锅。她自己看不到，我看着呢。当年我弟弟出车祸的事情你还记得吧？我们全家都把责任推到了她的身上。因为她的名声不好我们早就知道，那天晚上，我弟弟是和她吵了一架负气离家的，然后他出了车祸。所以顺水推舟，让她穿上道德的审判衣，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她四处拈花惹草是个公开的秘密，但是有另外一个秘密，除了你师傅，我们全家都在小心谨慎地保护着。那个秘密是有关我弟弟的，他们两人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我弟弟在外面有一个女人，姓袁，女人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个胖儿子当时已经七岁了，我和妈妈去看过，他和我弟弟小时候一模一样。我妈特别喜欢他，私下里给了那孩子不少钱。再说那天夜里，杨卫民和你师傅大吵一架，然后出了门，他和小袁母子去国际大厦吃了饭，杨卫民还喝了点酒，然后开车回我弟弟给小袁买的房子，就是在路上出了车祸。最先赶到医院的是我，杨卫民还有一口气，他吃力地拉着我的手，嘱我一定要把他的儿子带大，他没有提你师傅。小袁也在车祸中去世了，只剩下那个孩子。他此后一直跟着我生活，现在已经上了初中。”
我疑虑重重，“为什么不告诉我师傅真相？”
杨卫宁叹了口气，“告诉她又有什么意义呢。活下来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知道从那以后，我师傅一直就被赎罪感压得喘不过气来，它比一座大山还重，这件事改变了她的性情，连生活轨迹都因此而改变了。你们不觉得这对她不公平吗？”
杨卫宁说：“我觉得生活对谁都是一视同仁的。你觉得那之前的冯茎衣的生活是正常的吗？虽然炼油厂离市区那么远，可是她的那些风流韵事我都知道。如果说那件事给她带来了什么影响，那也是正面的，我就不用说了，她成了劳模，上了报纸、电视，到处去演讲。有一次，她还给我寄了两张门票，让我带着我妈去大会堂听她演讲。你说这样的改变对她不是更好吗？”
我无言以对。我没有权力指责任何人。
我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把杨卫宁所说的真相告诉她。一直等到她要出狱的那天，我借了辆车，很早就出发去女子监狱，平时只需两个小时的路程，我走了六个多小时，到达时已近黄昏了，夕阳挂在山尖处，就要被刺破。黑暗就躲藏在它的身体之中，它一整天的美丽、光彩夺目，似乎都在酝酿着一个阴谋，让无尽的黑暗如魔鬼般汹涌而出。
师傅肯定已经在那里等了许久，因为我说过要来接她。在夕阳中，她的眼睛是红的，多出来的皱纹是红的，连她的笑容都是红色的，她笑着说：“我已经等了五年，你还要让我等多久。”
她的笑容一下子让我释然了，那一刻我决定把往事放下，我突然感觉到黄昏中天地是那么宽，我手里拿着师傅最后戴过的那顶红色、鲜亮的安全帽，把安全帽端端正正戴到她头上，我说：“师傅，不用等了，就现在，检修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