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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罗生:“史传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来源:   时间 : 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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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10余年来,张雄文先后出版了7部长篇史传作品,除《蒋介石的枪杆子》外,其他6部以粟裕为主人公,即《无冕元帅》《名将粟裕珍闻录》《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战场上的粟裕》《多是横戈马上行》以及《毛泽东粟裕与淮海决战》等,构成了以粟裕为重点、以国共将帅及其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史传创作系列。这些作品在以不同形式与文体,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粟裕这一现代战略家、军事家的同时,又通过毛泽东、蒋介石等众多国共将帅,以及“黄埔军校”与“淮海战役”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真实、形象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的不平凡历史。这些创作在史传报告文学的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张雄文不但有力地丰富和发展了湖南以红色题材创作见长的纪实创作,而且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了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湖南的纪实文学创作源远流长,涌现了众多以表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仁人志士为题材内容的作家作品,张雄文的“粟裕系列”以体裁、形式与风格各异的6部长篇,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了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的鲜明形象,从而有力地丰富和发展了湖南文学,尤其是以红色题材创作为重点的纪实文学创作。

  与此相连,张雄文的史传创作也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了湖湘文化与湖湘精神。新时期以来,在挖掘与弘扬湖湘文化和湖湘精神方面,唐浩明、张步真与甘建华等人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张扬与宣传了“敢为人先”、“先忧后乐”等湖湘精神。而张雄文的创作不但通过再现毛泽东、粟裕等中共将帅,而且通过描写黄兴、程潜、陈明仁以及陈赓与左权等众多湖南籍国民党将领与“黄埔系”人才,进一步挖掘、宣扬了湖湘文化与湖南精神。

  其次,张雄文的长篇系列也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全国的史传报告文学等创作。“史传报告文学”主要是指新时期以来涌现的,以历史题材为主、兼有某些“传记”与“散文”特点的纪实文学创作。这一文体不但发展快、数量大、影响广泛,而且也涌现了众多成就显著的作家,如叶永烈、陈廷一、张正隆、王朝柱、邓贤、张建伟、王树增与金一南等。张雄文以其内容独异、特色鲜明的7部长篇显示出深厚的内在潜力。在描写粟裕与“黄埔系”等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视角更独特,人物更集中,即通过聚焦粟裕等“人”与黄埔军校等“事”,从一特定角度透视了中国现代史尤其是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史与斗争史。

  张雄文的史传创作,除文学史价值外,还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远落后于创作,纪实文学更是如此。因而,人们对当今迅猛发展的“纪实”现象莫衷一是。我认为,当今的纪实文学创作,在整体上表现出主体虔敬、守真求实、题材庄重、情理融通与文史兼容等特性,我们可以此为标准来认识与评价纪实文学。

  所谓“主体虔敬”,指的是作家必须具备真正知识分子所有的正义良知与责任担当,能坚持真理,坚守社会公道。也就是说,真正为人民写作的作家,必须具有爱憎分明、不怕牺牲的“硬骨头”精神。而新时期以来纪实文学创作最可贵、也最令人钦佩的,是它将这种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点,在问题报告文学与史传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张雄文继承和发展了前辈作家的传统,其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主体虔敬”与可贵的“硬骨头”精神。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粟裕这一题材对象的选择以及对其人生厄运的“鸣冤叫屈”等方面。或者说,作者之所以以系列长篇,全方位、多角度地对粟裕进行反复叙写,不但是因为对粟裕丰功伟绩与高尚人格的敬仰,更是出于对其被错误批判与被历史歪曲的不平。

  在“文史兼容”方面,张雄文的创作也有较鲜明的独到之处。他以粟裕为中心,兼及毛泽东等其他将帅,从一特定角度,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态等。《蒋介石的枪杆子》从黄埔军校与“黄埔系”的特定角度,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集团与军队等进行重新解读,从而使人对中国现代历史与国共关系等,又有新的深刻认识与独特感受。而在“文”的方面,他以众多典型事例与细节,从各个不同侧面集中描写粟裕这一人格高尚、才能出众的杰出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鲜明形象。

  总之,张雄文的“粟裕系列”等史传创作,继承叶永烈、陈廷一与张正隆等人的传统,不但为当代史传报告文学等创作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为中国特色的纪实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了有意义的丰富资源。

  但张雄文的史传创作,也存在着如何进一步增强其文体意识与精品意识等问题。“粟裕系列”虽然合起来表现了立体的粟裕“全人”,但分开来看,却有各自的不足。如《无冕元帅》对粟裕的张扬过于强烈、外露,其“宣传”重于“文学”;《战场上的粟裕》与《多是横戈马上行》等虽对人物与事件的描写较具体、清晰,但叙事重于写人,“军事”多于“世情”;而《名将粟裕珍闻录》与《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虽重人生故事、典型细节与趣闻轶事,但又少了人生舞台上的正面大戏及剧情发展、演进的内在联系。它们在文体上都不是标准的“正传”,而属“杂传”、“史传报告文学”或人物散记之类。虽然这种文体杂糅的现象在当今文坛普遍存在,但无论如何,只要是以人物为中心者,都应“以人为本”、“以人带事”,注重典型细节与性格描写,并尽可能将描写与议论、文学性与理性等有机融合。如此,才能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史诗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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