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曾在《小说的方法》中写到：“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我把这句话，当做我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

 

　　这句话，来自《圣经.约伯记》，约伯是个义人，因为他的虔诚，遭到了魔鬼的嫉妒，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他，上帝于是允许魔鬼去试炼他，夺取他除了生命以外，其余一切所有的，他的孩子，财产，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他的仆人，跑回来向约伯报告这一惨剧的时候，说的就是这句话：“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这句话，和小说创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句话里有几个关键字：“唯有我”，意味着我是这个事件唯一的生还者，也是唯一可能的讲述者，你唯有相信我所说的。那件事哪怕规模再宏大，亲历者再多，但他们都不可能讲述了，能够讲述的唯我一人。

 

　　然后，是“逃脱”。逃脱，是某种求生的、挣扎的意志，我曾经活在那个世界里，也险些随着那个世界同归于尽，然而我最终逃脱出来。尽管无比艰难，但我不甘心就此沉没，不甘心关于那个世界的一切就此湮没无闻，我要逃出来。

 

　　逃脱的目的是什么呢?“来报信给你”。报信给所有的读者，报信给那些不知道这个事件的人。报信，就是写作，就是讲述，就是把事件发生的细节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们。这是我逃生出来的目的，是我余生存在的意义，也是我逃生的方式。我的逃生，是为了讲述。而我的讲述，令我能够逃生。

 

　　小说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与约伯有着同样命运的人。或多或少，他们都曾经被夺走过什么，而且一定是极为珍爱和宝贵的东西。因为失去了这样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造成了巨大的伤痕，这件东西虽然实质上已经失去了，却在心里变得越来越沉重，成为缠绕生命的重负，不得不如此的责任。

 

　　必须找到一个方式，将这个失去的世界拆解，一点点打碎，把心中的回忆的碎片，细致地一一取出，再像拼图一样，重新将其还原，唯有这样，才能在心里真正疗愈，彻底放下。

 

　　约伯对他所失去的一切无法释怀，他的方式，是向朋友倾诉，向上帝追问，他觉得有某种不公，是他必须去理解的。他需要不停地追问，在回忆里去寻找答案。

 

　　村上春树，曾经在《挪威的森林》开头处，提到他为什么一定得写这本书：“那风景执拗地踢着我脑中的某个部分。喂!起来吧!我还在这儿呢!起来吧，起来了解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的理由吧!它们比往常更长时间地、更强烈地打着我的头。起来吧!起来了解吧!所以我才写了这篇小说。”

 

　　那个始终在他脑海里踢打的风景，是和直子曾经一起漫步的草原。直子是他曾经爱过的女孩，但她却以一种他所不理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此消失在他的世界之中。尽管过去了很多年，曾经的少年已经成为中年大叔，然而这段过往的恋情，却仍然顽固地盘踞在他的内心之中。

 

　　如果不以小说的方式写出来，这个遗憾就会永远留在他的心里，成为一个黑洞，与直子曾经漫步的那片草原，以后也将永远在他脑中不停地踢打着。他要从那个世界里逃脱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了解它，在回忆中还原它的每个细节，把它们从黑暗中拿出来，从潜意识变成可见的意识。

 

　　一个遗憾，之所以会长久地留在我们的心中，是因为我们不曾好好地悼念，郑重地告别。所以，当亲人去世的时候，一场隆重的葬礼是极有必要的，它的意义对于生者来说，远大于死者，而这“隆重”并不是指外在的形式有多么复杂，而是要给每个人足够的时间去回忆，去悲伤，去用自己的方式卸下遗憾，如此亡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生者也才可能卸下重担，向未来前行。

 

　　可惜，少有人得到过这样的机会，或曾经试着去认真的对待过这份遗憾。在人们心底的最深处，沉埋着他们失落的世界，不见天日的过往，年深日久，成为了一条条沉默而闪光的矿脉，他们背负着回忆的宝藏，却从来不曾认真开采，他们找不到从那个世界里逃脱，来报信给人们的方式。

 

　　我不知道，村上的少年时代，是否真的曾经历过这样一场无法忘怀的感情。但是，曹雪芹是真正经历过的。我想红楼梦之所以动人，很大原因是来自于此。曹雪芹如同约伯一样，是一个被魔鬼嫉妒的人。他的大观园，那个纯净而安宁的世界，被一场天灾人祸所焚毁，成为一片焦土。

 

　　在现实中，他只是个无权无势的书生，他无力挽救，但是他可以讲述，用他的一支笔把那个世界复原，让那些死去的人们，重现音容笑貌。他深信那个美好的世界不该就此沉没，他用自己的余生，用一字一句，为砖为瓦，来重建他的大观园。而这样的重建，虽然看似虚构，却成就了一种真实之上的真实。某种意义上说，他真的拯救了那个世界，他让那个大观园永远留在了人间，比一切物质的存在更为长久。

 

　　常有人把《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拿来对比。普鲁斯特和曹雪芹在经历上确有相似之处，普鲁斯特的晚年，长达十四年时间，几乎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几乎就是一个废人。用曹雪芹的话来说，就是“半生潦倒，一事无成”。

 

　　普鲁斯特和曹雪芹一样，如果不是为了回忆，不是为了讲述，他们活在世上，其实已经毫无意义。约伯在失去一切之后，浑身长满烂疮，坐在灰堆之上，用瓦片刮着自己的身体。最好的时光已然消失，过往的美好已成灰烬，而余生不过是在灰堆之上，苟延残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楼梦》和《追忆似水年华》都是一本约伯记，都是对上帝的追问，都是用瓦片在刮着自己的灵魂。

 

　　其实，不只是小说创作，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一样。司马迁出生史学世家，从小就立下宏愿，要著一部通史，为此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游历天下，收集了很多第一手的历史材料。却不想，壮志未成，就被卷进政治风波，受了宫刑。他承受了巨大的屈辱和不公，在人格和尊严都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他想过一死以成名节，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活下来，目的就是要写完这本书。

 

　　他在《报任安书》中如此写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因为不甘心就如蝼蚁一般死去，因为不甘心让自己心中的世界沉没，他选择了忍受屈辱的生命，而奋笔疾书。述往事，正是“唯有我一人逃脱”，思来者，所以“来报信给你”。

 

　　无论是曹雪芹、司马迁还是普鲁斯特，他们之所以还活着，就是为了写书。写这本书，就成为他们活着的全部价值，全部理由。加缪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他的意思是，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为什么而活，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生命已经了无价值，你活着只是为了写本书，到了那个地步，我想，你无论怎样都会写出一部好作品的吧。但现实中，大多数人的写作，都只是为了“活着”这件事锦上添花而已。我想，这可能就是平凡的作品，和天才杰作的区别之所在吧。

 

　　这样的写作，还有很多，比如《古拉格群岛》。我也无意再举更多的例子，只是想借此谈谈文学的意义。文学的魔力，在他们的叙述中被显现出来，那就是，记述能够造成权势的翻转，它能够让时光凝固，让时间倒流，把已经消失和毁灭的，重新创造出来，并使其永远存在。

 

　　这样的力量，就连皇帝也没有，拥有这魔力的，唯有写作者。

 

　　中国古时的文人们，总觉得唯有出将入仕，才是人生正途。学成文武艺，就是为了卖给帝王家。都拼命地想去博取个功名，必须做点什么政绩，有点什么战功，才觉得自己的人生具有价值。而文学创作，从来是被摆在次要地位的，诗词歌赋，都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罢了。

 

　　然而，千百年过去，谁还会念念不忘李白的功劳，苏东坡的政绩呢?他们的生命之所以获得意义，被人们所喜爱怀念，都是因为他们的诗文，是那些他们从来不曾视为正途的文字。他们用尽一生才华，去苦苦追求的“正途”，却常常失败，无人纪念，而让他们青史留名，永垂不朽的，还是那一份和世间所有心灵共通的感情。

 

　　的确，统治者有刀，有剑，有权优势，有枪炮，他们可以一声令下，就发动战争，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动动指头，就能让曹雪芹的家族万劫不复，把司马迁的尊严狠狠踩在脚下。文人，在权势的面前，总是脆弱得不堪一击，螳臂当车一般，根本没有丝毫还手的余地。

 

　　然而，时间是公正的。时间最终把权力交到了作者的手中。作者拥有书写历史的权力。再不可一世的君王，最终，也还是得靠文人手中的那支笔，才能让自己被后世铭记，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如果不被书写，再伟大的皇帝，也等于从来没有存在过。

 

　　他们的存留，他们的形象，他们的传说，全在写作者运笔之间，君王们的权势再强盛，也不过维持短短几十年，必定要沉没。

 

　　最后，从那个世界里，唯一逃出来报信的，唯有作者，唯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