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乐于阅读这些熊外婆吃人的文字，文学乃至于新闻往往被这种阅读趣味挟持着。有一年，南方某高校的一个学生晾晒衣服时不幸坠楼身亡。这本是一条很普通的新闻，但让记者添油加醋就登上了报纸头版。我和这位记者在茶馆里曾偶然碰面，听他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他把晾晒衣服改成收取衣服，再把衣物由衬衣改成内裤。不值钱的内裤同宝贵的生命形成强烈反差，而具备某种暧昧意味的内裤又颇能挑起读者的欲望。人们需要一条散发着荷尔蒙气味的内裤来满足他们的快感，生命的神圣和高贵却被轻视和亵渎。

 

　　记得几年前，美国国会提出有关法案，禁止警察追堵轻微违法的汽车。这绝非姑息交通违法，而是考虑治安成本。美国警察经常狂追交通违法车辆，其惊险程度不逊电影《生死时速》。美国人大概太不差钱了，此等电视新闻非常好看，镜头竟然多是航拍。然而铁面无私的交通执法，经常造成交通拥堵和流血事件。美国国会不愿意看到无谓的悲剧，希望过于苛严的法律打些折扣。可是，美国老百姓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警察不追违法车辆，电视新闻就不好看了。大可不必指责美国老百姓的无聊，人类这点阴暗心理只怕也是“普世价值”。

 

　　人们欣赏新闻和世间诸事的趣味，似乎正好吻合欣赏文学的趣味。人们乐于欣赏别人的悲剧，也许只是为了忘却自己的不幸。正像我们走进幽暗的电影院去看一场恐怖电影，期待着被吓得半死，然后回过神来说：啊，幸好我不在电影里。在任何不幸与烦恼中，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想到别人比我更不幸。如此，作家只需不断提供人间悲惨阴暗的生活模本，便足以使人安魂。

 

　　但这种趣味下的文学决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家的使命也并非仅仅向人们提供麻醉剂。文学可以表现恶，但它的精神内核必须是善；写恶的文字是站在恶的泥淖深渊里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对美和温暖的渴求。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论它怎样穷形尽相地描写恶、犯罪、病态、贪婪、欲望，甚至歌颂毁灭，诅咒人类，它的精神底蕴却一定是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对人类沉沦灵魂的救赎。

 

　　中国读者熟知的《金瓶梅》被不少人称为“古今第一淫书”，用张竹坡的话说，它写尽了“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他们的丑陋、淫秽、贪婪，狠毒，无不刻露尽相，确实有足够劲爆的感官刺激。但是，隐藏在这一幅世俗感官行乐图之下的，是对病态社会的大揭露，是对那些煎熬在罪与欲的烈火中，不想超脱，也不得超脱灵魂的劝诫与怜悯。

 

　　陀斯妥也夫斯基写罪恶与病态，写人类心灵的痛苦、灵魂的挣扎，可以说写到了极致，鲁迅先生称他为“残酷的天才”。但是，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品里最深沉的力量，给人以强烈震撼的恰恰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类不论在怎样悲惨情境下对灵魂救赎的努力和渴望，是他们朝向真理的艰难跋涉，决不是他对杀人过程自然主义的描写。从《白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斯妥也夫斯基写杀人犯，写妓女，写贫穷、疾病、淫欲，但他所有的作品无不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对人类处境的审视和反省，对人类灵魂获得救赎道路的叩问与追寻。

 

　　文学当然首先必须真实，因为真是善的起码前提；但仅有现象的真实还不够。文学除了描写和展示，还必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这种善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些作家宣称自己无意也无法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出价值判断，甚至认为文学作价值判断是老土，是过时，真正的文学不屑于判断。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回避他在作品中隐藏着的价值观，无论他隐藏得多么深，多么巧妙。作家也必须对自己作品中的价值判断负责。孔子听《韶》乐，称其“尽美矣，又尽善矣”， 又听《武》乐，却说“尽美矣，未尽善矣”，这就是他的价值判断。

 

　　《韶》乐歌颂的大舜以文德治天下，符合孔子的道德理想，而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孔子觉得美则美矣，却不值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