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百年不孤》是一部书写“诗性乡土”的现代变迁与“善德文化”、“精神信仰”的长篇小说。少鸿以独特的生命感悟和历史认知为基础，从政治历史、大地情怀、精神血脉、信仰欲求等多方面进行审美发掘，文本所采用的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呈现出历史与现实并置的意义，同时作者以充满诗性和清旷的笔触，创造性地建构了一处意味深刻、思想丰厚的艺术场域，既揭示出中国传统乡绅文化遗存的传统美德在历史沉浮中的重要意义，也向读者传达出“向善”、“守德”等优秀文化资源对于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独特价值，这样的作品对于崛起后的中国向世界贡献什么样的智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欲望中坚守崇高的道德信仰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百年不孤》  诗性乡土  善德文化  乡绅叙事  

 

少鸿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思考的有抱负的作家。他的新作《百年不孤》是一部书写“诗性乡土”的现代变迁与“善德文化”如何发展、“精神信仰”如何传承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曾经在农村生活过8年之久、在乡村的风雨和泥土中度过了青春期的作家，少鸿对大地与乡村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故乡是他精神漂泊中的灵魂栖息地与安放所。在《百年不孤》这部文本中，少鸿以自身独特的生命感悟和历史认知为基础，从政治历史、大地情怀、精神血脉、信仰欲求等多方面进行审美发掘，以充满诗性和清旷的笔触，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意味深刻、思想丰厚的艺术境界。

文本以一个清幽秀丽的南方小县城——双龙镇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展现了岑吾之、岑励畬与岑国仁等重义守德的三代乡绅的命运进程，真切细腻地描绘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民与政治风云、人情世故等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途程。其中，“德不孤，必有邻”一语作为统领全书的主题意旨，既揭示出中国传统乡绅文化所遗存的传统美德在历史沉浮中的重要意义，也向读者展现出“向善”、“守德”、“重义”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价值。此外，小说所采用的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既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又汲取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书写精华，这样的作品对于崛起后的中国如何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欲望中坚守崇高的道德信仰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诗性与生命力:立足大地的“原乡况味”

或许是年少时的乡村经历在少鸿的头脑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作品中常常蕴涵着一丝淡淡的乡土“况味”，无论是山水房屋、鸟兽鱼虫还是风俗人情都萦绕着某种诗性与生命力。这些洋溢着乡土“况味”的原始生命因子与少鸿记忆深处的精神“原乡”一道构成了一处充满“原乡况味”的空间，原始文化精神中的诗意与生命力也得以在这个空间延续、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原乡况味”立足于大地，来源于少鸿对记忆深处那份原始精神的理性思考与感性认知。少鸿从未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在他的心目中，故乡永远是与他生命相通、血脉相连的“精神胎盘”。他时常在大地上静静前行，用目光去寻觅亘古岁月中积淀的文化印记，用心去体悟生命途程中的一切悲悯和温情。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书中提到:“看来，大脑中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我们可称之为诗化记忆，它记录的，是让我们陶醉，令我们感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美丽的一切。”在《百年不孤》一书中，少鸿对双龙镇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就呈现出这种诗性的质地，这种诗意植根于大地深处的生命本性，源自双龙镇百年历史滋养的诗意特质。

“一路上他总觉有不明物在身后追赶，脚步匆忙而凌乱。看到镇子里参差排列着的黑瓦屋，双龙河边转动的水车，以及路边尚未插秧的白水田，他的心情终于舒缓下来。”文本开篇少鸿就有意着重渲染了主人公岑国仁凌乱而匆忙的脚步声与紧张不安的心情，过快的叙事节奏一方面带给读者一种好奇的心理体悟，引导读者更好地进入文本深处去探求其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下文所叙写的双龙镇祥和、安宁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带给读者一种诗意的审美体验。“水车”是贯穿这部文本始终的一个特殊意象，始终与主人公的命运发展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岑国仁近百年人生轨迹的“见证者”:岑国仁年少时外出读书，它像个老朋友似的站在镇口迎送岑国仁离去归来；岑国仁成年后面临迷茫与无措，它像母亲一般给予岑国仁安定与踏实的力量；岑国仁历经人世沧桑走到岁月尽头，水车也因年久失修被拆除了。“水车”不仅磨砺了岑国仁坚韧的心志，同样滋养了生活在双龙镇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们，它不知疲倦地转动着，日复一日地将双龙河中的水舀起再倒下，将生命力传递给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时，也将其与生俱来的包容与无私的优秀品质输送到人们的心中。

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水车”这类诗意之物像并非是游离于文本叙事之外的无关点缀，相反，它恰恰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的，与文本中人物的心性或事件发展的境况相吻合的必然要素，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一种综合了作者审美意蕴与审美趣味的诗性思考。文中林小梅去世后，何大闰向岑国仁抱怨说人生在世，匆忙一场，没有什么意思。而岑国仁则感叹人生还是很有意思的，不过这种“有意思”更多则与自身看待万事万物的心境与方式有关：“有时候你看到一粒露水滴落，一只鸟儿飞过，一根瓜藤开花，一条泥鳅溜走，一架水车在转动，都觉得有意思。”很明显，这段话实际上蕴含着少鸿本人对生命自然的真切感悟与诗性判断，大地上的一切物体在他眼中均是富有生命力的珍贵存在，它们是自在地生长与运动着，每一个物像都有自己的生命姿态与生存方式，都在按照自然界运行的规律生长，然后死亡。当然，诚如《管子》所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这些充满诗性与生命力的自然物像归根结底是与大地、“原乡”、故土连结的。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既定情结，是原始精神的根性与生命归宿的直接显现。在《百年不孤》一书中，双龙镇的人们通常将打棺材一事称为“合长生”，单从字面上分析，这无疑寄托着人们对于长寿与永生的美好企盼，寄寓着人们对“逸出肉身之外的东西”的一种留存与延续。一副上等的“杉木长生”同样来自于大地的恩赐，从王贵祥在砍伐杉木前对山神的虔诚敬拜这一举动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与尊崇，展现出一丝溢出于文本之外的诗意之美。因此，土地、生命力、诗性三位一体的意识也成为少鸿把握“原乡况味”的基本感知和表达方式。

二、重义与守德：审美视域中的乡绅叙事

法国哲学家丹纳认为：“我们要对种族有个正确的认识，第一步先考察他的乡土。”从这个层面来看待少鸿的《百年不孤》，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样是一部叙述中国乡村社会中乡绅阶层兴衰历史的文本。乡绅是中国农村一个古老的阶层，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乡绅”是一种既独特又无法忽视的文化现象：他们虽没有有形的权力，却能凭借自身丰富的人脉与特殊的地位获得乡民的尊重与推崇。他们一方面深受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滋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与思想深度；另一方面又在乡村享有极高的威望与名声，实际承担着维护乡村平安与稳定的重要作用。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也有作家对“乡绅”这一阶层进行一定程度的叙写，但在他们的笔下或将乡绅作为落后的封建余孽，比如鲁迅作品中的“鲁四老爷”（《祝福》）、“赵七爷”（《风波》）、“赵举人”（《孔乙己》）等，或者是将其塑造为正直敦厚、善良大方的“完人”，比如沈从文笔下的船总“顺顺”（《边城》）。无论是批判还是赞颂，实际上都呈现出一种爱憎分明的单一性色彩。而在《百年不孤》这部文本中，少鸿秉持着“塑造一个全面、完整、真实的乡绅形象”这一初衷，在向读者展示一个更为客观多样的“新乡绅”形象的同时，致力于挖掘他们传承下来的“向善”、“重义”、“守德”等优秀美好的精神文化，从而展现出中国现代“乡绅”叙事的多元化审美形态。

文化一直以来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民族思想积淀与实践经验的产品，是连接一个民族过去记忆与现实交往的重要线索和精神密码。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换言之,文化是社会群体间互相约束与制约的一种“契约”符号，个体长期浸润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总是会不自觉地受到相关文化因子的影响，表现出趋向某种文化的显性特征。在《百年不孤》一书中，岑励畬、岑国仁父子深受儒家传统道德文化的滋养，始终将“向善”与“守德”作为人生实践的基础，即使是在风雨飘荡、饱受折磨的年代，仍然坚守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价值观，以自身的实践赢得了乡邻的尊重与敬仰。

旧时乡绅阶层作为乡村伦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时常扮演着维系社会安宁与稳定的重要角色。在《百年不孤》一书中，少鸿则通过设置“中人”这一细节从侧面反映出以岑励畬、岑国仁父子为代表的乡绅在乡邻心目中的身份和地位。在双龙镇里，中人一般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多帮忙调解乡邻纠纷或见证财产买卖等事宜。“中人”的身份既象征着正义与公平，也代表着高尚、谦和的品德。面对李旺才家大、小儿子分家不均的争执，岑励畬的想法中带有“谦让”的倾向，更多则是劝说兄弟二人学会为对方思考，谦让为上；而岑国仁则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公正为主要原则，提出抽签与补偿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兄弟二人的矛盾。虽然父子二人面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方式并不相同，但究其本质而言都是“善德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二人“重义”、“求善”的思想倾向。在另一处有关“中人”的情节中，岑国仁接过父亲的担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中人”来评判王李两家端午划龙船的比赛胜负。面对王李两家为了夺取比赛胜利而在日常操练中大打出手的行为，岑国仁说道:"要比，就要比划船的真本事，不能比打架。人只能比好，不能比坏，人若比坏，越比越坏。" 这同样显示出其浓厚的“重德”意识，体现出以岑国仁为首的乡绅对于道德行为的坚守。此外，岑氏一族为了方便村民行走与躲雨捐资修建了青龙桥；为救济灾民而设立了义仓；为了防止溺婴现象滋生而建立了育婴会……这些都是“新乡绅”阶层坚持“向善”与“守德”的直接体现，他们的行为也在双龙镇的人们心中树立起了一座道义、善德的生命坐标。

然而，在土地改革时期，乡绅阶层因占有较大比重的土地而被划分为剥削农民的“万恶”地主，不但被没收了财产和土地，还要经常接受批斗和改造。《百年不孤》中的岑励畬、岑国仁父子在这个时期同样难逃厄运。然而当岑国仁的二弟岑国义提出能否通过卖掉田产山林以求摆脱地主的“头衔”时，岑励畬轻声说道:"只怕迟了，这个时候哪个敢买?再说谁买了谁就当地主挨批斗，那不是害人家吗?"即使深处最艰难的时期，岑氏父子依然秉持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美德，始终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将“善德”作为行为的最高标准。同样地，当作为“地主分子”的岑国仁与林小梅、孟九莲一同遭受批斗时，他真诚地请求乡邻放过这两个女人，自愿代替她们来承担所有的罪责:“女人是母亲，她们是生我们的人，纵有千错万错，生我们没有错。若非母亲怀胎苦，哪有世上相亲人?养育之恩不能忘。" 一席话触动了在场乡人的心弦，人们都为其大义与体贴的操守而震动不已。

可以说，以岑氏父子为代表的乡绅身上深刻地体现出“守望相助”、“与人为善”、“重义守德”等优秀文化和乡邻精神。岑氏父子身上所展现的种种优良品行不仅“来自《论语》，来自《增广贤文》，来自祖辈的教诲，也来自人情世故。”因此，笔者以为，少鸿的乡绅叙事从更深层面则是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善德文化”的社会场域与儒家伦理精神的审美空间，人们在这个场域和空间中能够感受着“善行”与“德义”之凝聚力的同时，其自身的精神也在这个场域和空间中得到塑造和滋养。作者以此为基础，强化了传统美德对于乡邻和睦和社区文明的重要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弘扬和承继这种优秀的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

三、信仰与爱情：时空记忆的动人感悟

杨义先生认为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因此，一篇文本的叙事结构同样蕴含着作者深刻的思想意蕴与艺术经验，是读者诠释一部文本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少鸿的《百年不孤》虽然在思想内容上着重于展现诗性乡土与“善德文化”的精神内质，但若从叙事结构上进行整体观照，对于领悟少鸿思想深处的价值指归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叙事策略上来分析，《百年不孤》虽然有着历史叙事的宏大架构，并融合了革命与爱情的相关内蕴资源，向读者展现了抗日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革命”、改革开放等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变迁的重要事件，但是这些事件的发展并非由作者直接讲述，而是通过不同叙事主体与叙事视角的转换，从不同叙述者的生活与情感变迁中加以体现出来。作品开篇就写道:“岑国仁逃离县政府回到双龙镇的那天，是民国16年农历四月二十二，节气小满。”在这里，作者采取了倒叙的方式，以岑国仁的个体记忆复现了下文中国乡绅百年兴衰历史的书写。这种叙事方式在文本中并不少见，基本上与岑国仁、岑佩琪、宋子觉等相关人物的命运变迁紧密相关。在文本的后半部分，作者运用了较多的笔墨对宋子觉的人生经历进行了叙写，"后来的后来，宋子觉想起被蜈蚣咬，觉出那还只是命运多舛的先兆。他真正的痛苦和人生，要五年之后才开启。"作者通过描写宋子觉被蜈蚣咬伤这一事件巧妙地暗示出下文宋子觉多舛的命运与不顺的人生，带给读者一种提前预知文本发展的奇特体验，更好地拉进了作者与文本叙事之间的审美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少鸿打破了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的“革命+爱情”的模式，通过叙述岑国仁三弟岑国安与杨霖之间的爱情记忆辐射出中国革命期间许多如他们一般忠心于革命却不得不学会忍耐、学会将美好的爱意埋藏在心底的革命人士。实际上从更深层面上探讨了人类在面对欲望与信仰之间的冲突时该如何选择的重要问题。在这部文本中，作者通过时间与空间、叙述主体与叙事视角的不断转换，使用了将近一个章节的篇幅细腻、深入地叙写了岑国安对待信仰与欲望的矛盾心态。然而最令我感到奇特的是，这份动人的记忆感悟并非由叙述者直接讲述，而是通过岑国安创作的小说《伊》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口吻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

岑国安的爱情故事首先通过岑国仁的叙事视角加以展开。在文本的第三十一章《伊》中一开篇，作者就写道岑国仁因为无意间发现了已逝三弟的遗物而心中一直有所惦记，于是他坐在书房细细思索,“长生是黑色的，血凝固之后是黑色的，闭眼之后的世界是黑色的。三弟为何用黑色笔记本?他会记下些什么？”在此处，“黑色”一词的重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带给读者一丝压抑与紧张不安的心理感受，从而为读者设置了心理障碍，引导着读者进入故事中。

三弟岑国安的小说《伊》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主体，将“我”对“伊”的深层记忆与隐秘情意进行了细致地描绘，从而把“我”对“伊”强烈的爱意与精神深处的信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我内心固执地以为，爱与信仰并行不悖。你可以把信仰当成爱，也可以把爱当成信仰。”这段内心独白表面上看无疑代表着中国革命人士所面临的复杂心境，但从更深的角度来分析，实际也隐含着作者对于信仰与欲望关系的理性思考。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二人最终都做到了隐忍、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而将信仰作为一生的最高追求，“你若爱，请忍耐，请等待，请克制，请勤勉，请怜悯众生之艰辛，请遍尝天下之苦楚，请怒踏世间之不平。尔后让你的爱如甘露普降原野，似星火点亮黑夜。你若爱我，请先爱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的事业，不惜以心奉祭，不吝以血滋养。”少鸿精心书写的这段文字将岑国安与杨霖二者面对内心信仰与欲望冲突的理智回应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更深层面上揭示出人类群体面临欲望与理性信仰的冲突时应该坚信信仰的重要价值判断。著名学者王岳川曾经指出:“历史意识作为一种深沉的‘根’，既表现在历史维度中，也表现在个体上，在历史那里就是传统，在个体身上表现为记忆。”这里的“个体记忆”是指少鸿通过岑国安与杨霖之间的感情记忆来辐射全人类发展进程中面对欲望与信仰的冲突该如何选择的理性思考。这种“个体记忆”不仅回应着以往时间的流逝，同时对于展现当下欲望横流的社会现实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因此，论者以为，从这个层面上来分析，少鸿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策略呈现出历史与现实并置的意义，使其小说创作具有重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结语

周作人认为:“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少鸿的文艺创作也是如此，他通过审视中国乡绅的百年兴衰史，不仅阐释并弘扬了以“善德文化”为核心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也注意到了现实生活中应该如何对待信仰与欲望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关于这些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理性思考，都与少鸿扎根大地，从故土中汲取诗性与生命力密不可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百年不孤》对双龙镇的相关文化环境与习俗现象的书写同样反映了原始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生命意识，从那一句句原始本真的话语或虔诚的礼仪活动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少鸿对于重现精神“原乡”所做出的不倦探求。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他忽然感悟到，天地之间，有许多令他肃然起敬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却不甚了了。或许，去寻找并体味到它的真谛，才是庸常人生中意义之所在吧?”这段文字实际也能很好地体现少鸿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或心灵冲动：从对乡绅历史的书写回归到民族文化传统，在仰敬大地与原始生命的同时进一步探索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轨迹，这既是对己逝历史与文化的苦苦追寻，也是观照现实、继承传统乡绅精神的必然归宿。在全球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和现实世界动荡不安的今天，伴随着经济崛起，中国向世界贡献什么样的智慧以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和谐、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作家都将面临的文学选择。少鸿用高品质的厚实的《百年不孤》向世界奉献了他的诗性乡土和善德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是少鸿个人的精神承继，也充分显示了文学湘军的集体智慧，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阔步向前的文学雄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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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作人.地方与文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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