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烈士都是我爷爷

 

　　许多红军，客死异乡，成了无名烈士，他们的坟墓上长满了小草；许多红军，或失散流落，或退伍回乡，成为乡野中籍籍无名的小草。但就是这些看似娇小、看似弱不禁风的小草，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繁衍力。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不论是在高原，还是在平原，不论土壤是富饶，还是贫瘠，它都能顽强地生长。任凭风吹雨打，它始终不屈不挠，傲然地扎根在大地母亲温暖而宽广的怀抱。

　　在桑植这片热土走访时，我看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小草。它们就那样平凡质朴而又坚毅顽强地组成了绿色的海洋，组成了大山的秀丽、伟岸、雄伟。

　　刘纪法就是这众多小草中的一株。

　　刘纪法是老红军、解放军师长刘开锡的孙子。在双溪桥，刘开锡是个历史文化名人，也算是那个时期出的最大的领导了。他的老婆钟冬姑，当过女儿队队长，也是当年桑植有名的模范人物。他们的故事与事迹，影响了许多人，也影响着他们的儿子孙子，即便他们的孙子出生时，他们都已离开人世。在采访中我早就了解到，刘纪法在桑植县城打工，他儿子在广州打工，虽然算不上富裕，但都老实本分，勤劳肯干。

　　这天上午，我约了刘纪法，就在他双溪桥的家中见面。我早早就来到了双溪桥，漫步在酉水河畔。此时的双溪桥似乎还在睡梦中，异常的宁静，只有清澈的水面上的薄雾正冉冉升起。薄雾中，我似乎看到当年胜仗归来的红军队伍，也似乎看到当年数千人赶场的热闹场景，我更似乎看到刘开锡兄弟四个当年在酉水边嬉戏的画面，以及后来他们相继离开双溪桥当红军的场景。

　　瘦瘦的，中等个，老实本分，不善言辞；长相与他的年龄明显不符，长得着急，不，应该是因为劳累而苍老。这是我见到刘纪法后形成的最初印象。这与他爷爷辈们威武勇猛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家，非常简陋，甚至可以用破旧与寒酸来形容，与我所见到的诸多将门之后的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刘纪法说，我是1962年12月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我爷爷早就死了，但我婆婆钟冬姑是我出生的那年死的。我是12月17日子时生的，我婆婆是10月17日午时死的，一生一死，差了整整两个月。后来，我幺爷爷告诉我说，最后几个月，你婆婆得病了，知道自己没几天活头了，就天天盼着你娘的肚子快快长大。有时，她摸摸你娘的肚子，有时她把耳朵贴在你娘肚子上，还说，你们看，你们看，这小家伙在肚子里不老实呢!你婆婆的病一天天加重，她有些着急了，生怕看不到孙子出生，整天泪水汪汪的。你爷爷当兵早，后来又死在了成都，就你老儿一根独苗，她当然盼着早日抱到孙子啦。可是，我婆婆还是没有看到我出生，在我出生的前两个月死的。死之前，她含着泪，拉着我娘的手说，要好好待娃儿，把他好好培养成人。在我之后，我娘又生了两个妹妹。

　　我老儿叫刘金秋，是十月生的，所以叫金秋，如果活到现在，应该有八十了。他个头和我差不多，中等，是共产党员，那时在村里当团支部书记。我老儿念过几年书，既有能力，也有魄力，干什么都冲在前面，村上和公社都把他作为重点在培养。可惜后来，我老儿得了肺结核，干不了重活，也挣不了工分。加之家里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世，家庭的重负，压得我老儿喘不过气了，家中的经济一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有时，我老儿喘着粗气，看着我们，他焦急万分，甚至泪水直流。但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年代，肺结核病可是不治之症啊!我老儿很无奈，只得听由命运与病魔的捉弄与摆布。1970年，我还不到八岁，我老儿便在绝望中死去，我记得很清，死的时候，我老儿眼睛都没闭上。

　　我老儿走了，最伤心的是我娘。送走我老儿后，她哭着说，你这没良心的刘金秋呀，你丢下我们娘儿几个不管了，我们怎么活下去?前两年，许多人给我娘做媒，但我娘就是不肯。但后来我娘实在是太累了，就是没日没夜地干活，也养活不了三个娃儿。没办法，我娘只得改嫁了。我娘改嫁的时候，带走了我两个妹妹。我呢，不想去，我娘也不要我去。我娘哭着对我说，娃啊，不是娘不要你，你是刘家的根，你爷爷是红军是师长，你得留下来，让刘家的“香火”继承下来。我娘又哭着对我幺爷爷说，幺叔啊，法娃就拜托你啦!他有什么不听话的，你要多管教他。

　　我是红军烈士后代，老儿死了，娘又改嫁了，国家还是有照顾，县民政上养着我。我记得是从1975年开始，民政上每个月补十多块钱给我，还发点粮食，读书免费，就这样一直照顾到我18岁。1980年我初中毕业后，一直在村里逮(干)点小事，给人家做副业，修修路啊，建建房子啊，打打小工啊，哪儿有活，就去哪里，谁叫我去我就去。我是1984年结婚的，我老婆叫王秀英，是白沙乡的。当时我只有一间半的木房子，还是刚解放时土改分的，没爹也没娘，一般的姑娘当然不会嫁给我。开始我还怕人家不同意，但我岳母听介绍人说我是刘开锡的孙子后，当场表示同意。介绍人也说了，你们可要想好啦，他家里只有一间半房子，没有爹也没有娘，以后生了娃，可要自己带呀。我岳母说，家里条件好不好不重要，主要是人要根正苗红。介绍人说，那你就算找对人了。

　　于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从一间半的木房子起家，到1994年，我们拆了老房子，建了现在的房子。两层，每层三间，总共花了三四万块钱，自己攒了一部分，从亲戚那里也借了一部分。也生了两个娃儿，大的是儿子，叫刘少忠，小的是女儿叫刘丹。女儿出嫁了，嫁到了衡阳。儿子还没有成家，现在广东江门一个修理厂修车。其实当初我特别想让儿子去当兵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成，现在觉得挺遗憾的。其实当年我就想着去当兵，那是1981年，体检了，也过关了，但没去成。当时村支书对我说，你们家就你一个人，是独生子，你去了怎么办?当时我也没多说，只是默默地流泪了，随后小声说了句，不准去就不准去呗!我总觉得，我前辈三个爷爷都是当兵的，还都是红军，我们后辈应该去当兵。唉，只可惜!

　　我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死的，当时解放大西南，在成都战役中，他不幸被流弹击中，当时才44岁，正值英年啊!我知道爷爷埋在了成都，但一直没有去看过。我也一直想去看看，但自己能力有限，没有钱，也不知道怎么去，找谁，怎么找，所以也成了遗憾。实话实说，我对爷爷没有概念，更没有印象，只知道他是烈士。所以在我小时候，我有个这样的想法，只要是烈士，都是我爷爷。虽然没到爷爷的坟上看过，但只要看到烈士墓，说到烈士，我就会想到爷爷，说到爷爷。

　　我老儿不是1970年死的吗，死了后就埋在了这附近的麻岭岗。从八岁开始，我就每年给我老儿挂山(扫墓)。到十多岁的时候，我明白了些事理，发现在我老儿坟不远，有一座坟。那次，我认真看了那座坟，坟不高，上面长满了草，但那个墓碑却修得很气派，上面刻记着：解放军某部战士姜梦林，辽宁本溪人，1950年参加剿匪，英勇献身。原来这里是个烈士墓。看到烈士墓，我就想到了我的爷爷，以及二爷爷和三爷爷，他们都是烈士。当时，我就跪下来，拜了拜，把这个烈士墓上的杂草逮(拔)得干干净净，然后给这个墓燃上香烛，烧上纸钱。后来我发现，姜梦林烈士的墓，除了偶尔会有附近的学生去扫墓外，就没有其他人来“看”他了。我就想，他可能也跟我二爷爷、三爷爷一样，当兵的时候没有成家，所以也就没有后人来看他。也有可能，他像我爷爷一样，成家了，但他的儿女也像我一样，离这里很远，找不到地方，也没有钱，所以一直没有来找他。于是，我就把姜梦林烈士当成了自己的爷爷，每次去给我老儿挂山修墓的时候，我也同样会给他挂山修墓。在感情上，他就是我爷爷了，我也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爷爷。虽然我没钱去四川，但经常到这里来看“爷爷”还是没问题的；虽然没有钱修个豪华的坟墓，但我可以经常来打扫打扫，逮逮草。一次，桑植下暴雨，连续下了两天两夜。我想到了我老儿的墓，想到了“爷爷”的墓，他们都睡在一个山坡下面。第三天一早，我跑到麻岭岗一看，我的个天呀，我老儿和“爷爷”的墓不见了，被泥土盖住了。雨停了，天晴了，我叫上老婆，带上锄头和竹筐，一锄头一锄头，一竹筐一竹筐，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把我老儿和“爷爷”墓上的土，清理得干干净净。

　　去年，我自己的爷爷刘开锡回来了。当时我还在广州找工，那天我接到我叔叔刘冬初(幺爷爷的儿子)的电话。他说，纪法，你爷爷的坟迁回来了。我当时不敢相信，就在电话里说，什么?我没听清。我叔叔在电话里大声说，你爷爷刘开锡的坟从成都迁回桑植了。我还是不敢相信，就问他，你听谁说的?我叔叔说，我听政府的人说的，说你爷爷迁回来了，迁到了红军烈士陵园，还上了桑植电视台和张家界电视台。当时我真的很吃惊，没想到盼了这么多年的爷爷，说回就回了。第二天，我就搭火车到长沙，再从长沙搭大巴车回了桑植。红军烈士陵园在洪家关，我到那里一看，一大片，全是红军烈士的墓，大都是和爷爷一起参加革命的，都是爷爷啊!我和我叔叔一起去的，买了点花，带了纸钱香烛。不知为什么，真正看到爷爷的墓后，我却没有哭。我还真想哭，但就是哭不出来。可能是看到爷爷从荒山野岭的“茅棚”，搬到这个整齐漂亮的“小区”里了，高兴吧。看完爷爷后，我回到广州，逮(干)了没多久，我就决定回老家逮活，最好就在爷爷身边逮活。最后，我在桑植工业园找了个活。

　　离爷爷近了，我也就可以经常去看爷爷了，给他的墓打扫打扫。今年清明，我去了爷爷那里扫墓了，也到姜梦林爷爷那里扫墓了。把他的墓打扫得干干净净后，我又上了苹果，点燃了香烛。我一边敬他，一边跟他说，姜爷爷，我爷爷也是当解放军的时候牺牲的，他的坟从四川成都迁回来了，我也去看了。姜爷爷，您放心，虽然我爷爷的坟迁回来了，但以后我也会经常来给您扫墓，和以前一样，把您当我亲爷爷敬……

　　此时，我很难相信，这些话，竟然就是我跟前这位穿着朴素、其貌不扬的大哥所说。

　　这是一株小草，一株顽强的，有生命力，有血液，有感情，有温度的小草。这是此时刘纪法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在关溪涧村鲁公泉组那个山坳里，有户人家，房子还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老木房子。这户人家有两个老人，男的叫熊廷乐，88岁高龄了，是红军的儿子；熊廷乐的老伴叫彭四姑，96岁高龄了，是红军的儿媳。

　　熊廷乐老人告诉我说，我老儿叫熊朝福，辛亥生的，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老儿比我矮一点，但块头比我大，性格直爽，厚道，不扯皮。他是1929年去当兵的，是从学堂里直接当兵去的，家里根本就不知道。那时我老儿跟我娘彭子芝结婚了，我娘还怀了我。要是当时我太太知道，肯定不会让他去当兵。

　　我老儿当的是红军，这次当兵去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后来就是死在了战场上，也还是没有回家。其实我老儿当红军，是闹脾气去的。我娘没上过学堂，但会逮(干)农活，我老儿不会逮(干)农活，但爱看书写字。为这事，他们吵了起来。我娘说，整天只知道看书读书，就不会逮(干)地里的活。我老儿说，逮(干)农活有啥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婆婆死得早，40岁就死了，我爷爷就帮我娘的忙，说，作为男子汉当然要逮(干)农活，难道还要子芝来做。父亲一气，就回了学堂去了，然后悄悄地当了红军，家里谁也不知道。我老儿当红军，并牺牲在湖北洪湖，这都是他牺牲后才听熊廷峥讲的，熊廷峥当过红军，也在洪湖打过仗。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逮(干)什么去了。

　　我娘厉害，我娘娘家也强势，他们看到我老儿生气离家出走不回家，就叫我娘改嫁。我爷爷没有留，留也留不住，儿子不在家，连个音讯都没有，也不能完全怪儿媳妇。但我爷爷有个条件，要走可以，但必须把娃儿留下，他可是我们熊家的根。于是我就留下了。当时我太太还在，大大出嫁了，但还有一个幺幺没出嫁，于是我就由太太和幺幺带着。

　　后来，“剿共”大队找到我家，我爷爷到煤矿挖煤去了，看到我老儿不在了，我才七八岁，也就没找我的事了，不然的话也会被逮(抓)起来杀了。我们这里有个叫熊炳悟的，是双元坪的，逮(干)过红军。“铲共”的时候，被刘酒桶的人逮(抓)住后，把两手绑住，然后用油灯在胳肢窝里烧，就这样慢慢烧死的。

　　爷爷在世时经常跟我说，虽然你老儿是偷着去当红军的，也牺牲在了战场上，但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红军是好人。如果红军不来，就没人替穷人撑腰，我们也不会翻身。他叫我长大后，也要像红军一样做好人，不要像土匪一样专门抢人家东西。说实话，因为小时候没有爹娘，我吃得差，穿得也差，还经常被人家打。但我不怨恨爹娘，爹娘再不对，也不能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说我恨我老儿干什么，如果都不去当红军，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再说，我还在娘肚子里，他就走了，我从来没见过他，想都想不出个模样来。你说我恨我娘干什么，她那时候年轻，要了小孩不就是个负担吗，麻烦也多，以前的女人要是带上个小孩，别人肯定就不要了，再说我爷爷也不肯让她把我带走呀!

　　受了苦，有委屈，但日子还得过，工作还得逮(干)。新中国成立后，我在村里当过妇女队长、大队长、生产队长，不是因为我是红军后代才叫我当的，而是因为我工作积极。我是1962年当的大队长，一直当到1970年。当时珠玑塔公社书记对我说，熊廷乐，你工作干得好，做事又有章法，就当大队长吧。我也没有推辞，就说，组织叫我干，我就干，不仅要干，还要干好。没想到还逮(干)得挺好，得了模范，奖了一件绒衣，还奖了一把挖锄。

　　我是农民出身，只上过小学，但在我们大队，有许多干部是当兵回来的，或者是知识分子，他们逮(干)不起活。特别是下放到我们这里的“四类分子”(当时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四类人的统称)，逮(做)工的时候，不能强迫他们，要善于做思想工作，要善于起模范带头作用。虽然他们逮(干)不起活，但逮(吃)饭的时候，我从来不扣他们的饭量，工分也不扣，一视同仁。那时候逮(吃)饭排队，我总是排在最后，因为我是大队长。

　　双泉水库是1966年修的，我带着大队百来号劳力参加了。当时我立下了三个规矩，第一个规矩就是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不能开小灶，要一视同仁，逮(干)同样的活，逮(吃)同样的饭。第二个规矩就是，不论是谁，逮(吃)的东西不准剩，有多少逮多少，要多少逮多少，即使是剩下的东西，也不能分。第三个规矩就是，杀猪以后不准逮(打)包，只准在水库吃，不准拿回家。我说，要是拿回家，被发现了，就多分任务，多干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那时候生活困难，都想往家里拿。不光修水库，我们还修公路。桑植通永顺的公路，我们也参加了。都是山，都是石头，根本就挖不动，但经验和历史告诉我们，人的决心与意志要比石头坚硬。

　　1970年，我们这里公社与村合并，我就没逮(干)了。没逮的时候，大队给我发了两个纪念品，一个热水瓶，一个烧水的壶。没当大队长了，生产队的社员又要我当生产队长。我也逮(干)，怎么不逮，群众叫我逮，我就得逮。当个生产队长比当大队长还苦些，当大队长很多时候只指挥，生产队长还要亲自干。要叫社员起床逮(干)活，出工的时候，又怕社员的工具丢了，还要给他们看着，收工以后，要收尾，看看社员有没有遗漏东西。

　　再后来，我还逮(干)过民兵营长，村里的调解主任、治安队长，还当过护林员，看过几年山林。看山林的时候，抓过一个摸(偷)木头的，不是我抓的，是老百姓抓的，他们抓了送到了我这里。我就带着他们找到书记。我对书记说，这个木头，只有我们山林里有，这个摸木头的不承认。书记对我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判断是他摸的?我说，要他把这个木头背到山上去，如果和新砍出来的树墩对得上，那就证明是在我们山上摸的。结果到山上一对，果然是从我们山上摸的。可能因为我工作太认真、太较真了，开始有些人恨我，但后来他们发现，我这人虽然认真也较真，但从来不偏心，而是以事实为依据，最后他们都不恨我了。

　　熊廷乐老人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58岁的时候死了，死的那个是个残疾人，耳聋，主要是小时候被村里的医生误诊导致的。健在的儿子到广东打工去了，这个儿子有两个儿子，都在张家界安了家。村上干部老是说，熊老，你家房子这么旧了，申请个危房补贴，建个新的吧。我说，谢谢领导们了，拿了这么多年的红军烈士补贴，该知足了，这老木房住习惯了，舒坦，不想再折腾了。

　　熊廷乐老人指着屋前一大片地说，这些包谷都是我种的……

　　看着老人满足的笑容，我在想，这不仅仅是满足、知足、乐观，更是一种境界、一种传承、一种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