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马桑花儿朵朵开

 

　　她姓贺，叫贺晓英。

　　她是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的现任院长。在桑植，洪家关光荣院拥有极高的知名度。除了它是湖南省最早建立的光荣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建院58年来，它共收养300多人，而这300多人中，有老红军，也有老赤卫队员、老八路、老战士和烈士的亲属。这里，已经成了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这天是6月6日，烈日当头。我来到了洪家关镇东北角的一个幽静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个院子，花木掩映，地面洁净。屋檐下的阴凉处、活动室内，尽是“老革命”的欢声笑语，有的玩牌，还互相吆喝着，有的聊天，聊得手舞足蹈。最打眼的是房子前面的那棵马桑树，个头不高，绿绿的。有时，它静静地听着屋内屋前“老革命”的欢声笑语；有时，它迎风招展，与“老革命”进行着互动。

　　这便是洪家关光荣院。但这次，我主要不是来采访“老革命”的，而是采访他们的院长贺晓英。

　　听说我找贺院长，“老革命”们说，到午饭的时候吧。我问，为什么?“老革命”们说，她到山上逮(弄)包谷去了。我说，她不是院长吗?听我这么一说，“老革命”们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以为院长是个蛮大的官呀。我们院里22个老军人，加她在内，才两个工作人员，她光杆司令一个，种了八亩地，全是包谷，你说她不逮(干)谁逮。她不光要逮包谷，一会回来，还要给我们逮(搞)饭。逮完饭，还要监督我们这些老家伙吃药，这个逮(吃)什么药，那个逮什么药，她心里都有本账。吃完药，她还要打扫卫生。既要打扫房间卫生，也要打扫院子卫生。忙完这些，她又得到地里逮包谷。逮完包谷回来，又是逮晚饭的时候了。反正，从早上五点多钟我们起床，到晚上十一点多我们上床休息，她都没得休息时间。

　　这时，一个个头不高，满头银发的大娘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老大娘告诉我，她叫贺兴玉，今年83岁了，她老头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她在这里待了27个年头了。她来的时候，贺院长就已经在这儿工作了。这时，老大娘问我，你找我们贺院长干什么?我说，我是作家，是来采访她的。老大娘一听，一拍大腿，说，不就跟记者一样的吗，经常有记者来采访我们贺院长。她人好，是个好人，是模范，是县里的模范，是市里的模范，是省里的模范，还是国家的模范呢!衣服旧了，她给我们买衣服，感冒生病了，她叫我们按时逮(吃)药，就连亲生女儿都没这么好。她把我当成了她娘，我早就把她当成我女儿了，我是舍不得她走的，但她55岁的时候如果要退休，我也同意，因为她这样逮(干)了几十年了，太累了，该好好休息了……

　　正说着，一个穿着黄色T恤，肩上扛着满满一袋包谷的瘦小女子，满脸笑容地走了过来。“老革命”们说，贺院长回来了，贺院长回来了!回来的贺院长，很热情，总是满脸笑容，就像可亲可敬的邻家大姐一样；回来的贺院长，很忙，她要忙着给“老革命”们逮(做)饭了。于是，她一边忙碌，一边向我讲述着她与红军的情缘。

　　贺晓英说，我的老家就是洪家关的，与贺龙是本家。我爷爷叫贺学锐，我幺爷爷叫贺学柱。我爷爷就兄弟两个，但两个兄弟都当红军去了。走的时候，爷爷22岁，幺爷爷19岁。到了部队后，他们成长很快，几年后，爷爷当上了连长，幺爷爷当上了副连长。但没多久，都牺牲了，爷爷是1933年为掩护红军首长牺牲的，幺爷爷是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幺爷爷没成家，但爷爷成家了，他当红军的时候，已经有了我老儿和我夭夭(姑姑)。爷爷死后，我婆婆与我老儿和夭夭相依为命。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要把共产党和红军铲草除根。我爷爷、我幺爷爷是革命的草，我老儿、我夭夭就是革命的根啊!国民党反动派只铲了草，根还没除掉，他们不踏实啊。我婆婆就带着我老儿和夭夭到处躲，不躲不行啊，不躲，脑壳就要掉下来啊。我婆婆他们最开始躲到凉水口，后来又躲到谷罗山。在谷罗山的时候，我婆婆他们遇到了“剿共”的国民党军。我婆婆立即带着我老儿和夭夭往林子里钻，“剿共”的国民党军立即在后面逮枪追杀。刚好当时有个老头赶着水牛在田里犁田，国民党军就问他，刚才看到一个带两个小孩的女人没有。老头说，看到了，他们往那边走了。这老头有良心啊，他把手指向了与我们相反的方向。要不，我婆婆他们早就被砍了。在当时，仅洪家关贺氏家族就有80多人成为革命烈士，留下了72个寡妇，我婆婆只是其中的一个。

　　我是1985年结婚的，结婚的第二年3月10号我就到光荣院里工作了，来这里工作，与爷爷多少还是有些关系的。我有六姊妹，大哥贺帮才，弟弟贺帮成，大姐贺翠英，二姐贺月英，小妹贺秀英，在四姐妹中，我排行老三。从小，老儿对我们就要求严格，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是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最好，不准染发，不准穿喇叭裤。除了我老儿比较保守，还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爷爷是红军，是烈士，我们不能给红军、给烈士脸上抹黑。对洪家关光荣院，我也不陌生，从小，我老儿就经常带我们去那里，听老红军讲故事，听一回哭一回，听一回感动一回。

　　到光荣院，是老院长顾菊香叫我来的。老院长从建院就在这里工作，是个老模范，荣获过民政部“孺子牛”奖，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当时我已经在县城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了，那天老院长问我，姑娘呀，愿不愿意到光荣院逮(干)，这里现在缺人手。当时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到这里工作，其实就是当服务员，服侍老战士。不知怎么回事，那天虽然我犹豫了，但也还是答应了。我说，顾姨，我愿意来。老院长说，姑娘啊，你决定来是好事，精神可贵，但你还是要想清楚，不能是一时头脑发热啊，光荣院的活都是苦差事，一来了，再苦再累都要逮(干)，不能当逃兵啊。我没有再作保证，只是点了点头。毕竟这事，我还要跟家里人说一下。把这事跟家里人说了后，婆家好一点，我爱人、我公公、我婆婆，没有支持，也没说反对，由我自己选择。反应最大的是我娘家，不说其他人，光那五个姊妹，就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我。说什么在光荣院逮(干)很下贱，说得好听点，就是当服务员，其实就是给老人做饭、洗衣、洗脸、梳头、剪指甲，就是给他们当佣人。说什么你成天在光荣院，与那些孤寡老人打交道，不会疯掉，也会癫掉。为什么?光荣院里的老人，不是行动不便的，就是老年痴呆的，没几个利索的，利索的他也不会住到光荣院去。外面人更难理解，有的当着我面说，晓英啊，你老儿是县里民政局的局长，你公公是副局长，年纪轻轻的，去哪个单位不行啊，非要去光荣院，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在我背后说的就有点难听了，有人说，光荣院是一个没出息的单位，去那里逮(干)的是没出息的人，在那里逮，就是累死了，也不会有出息。再说啦，她本来在工厂上班，多好啊，当工人，有手表戴，有自行车骑，贺晓英是不是脑壳有毛病，得了脑膜炎啊。我知道，他们说的没出息，就是说我以后不能升官发财，没有盼头。说实话，我当时没想过升官发财，现在也没有想过升官发财，我的想法很简单，也没那么高尚，就是有一份工作可做，凭着良心把工作做好。我到光荣院上班，就连我老儿也不看好我。他不看好我，不是不支持，而是担心我吃不了这个苦，受不了这个累，怕我逮(干)上三天五天就当逃兵。我老儿说，晓英啊，你的选择很好，他们不支持，爹大力支持，但光荣院的工作不好做啊，你能不能坚持下去?如果决定在那里干，就要好好干，不能临阵脱逃。

　　我是憋着一股劲到光荣院的。在这里，做饭、洗衣、挑水、劈柴、搞卫生，为老人洗脸、梳头、剪指甲，我样样都做。有空了，我还打理院前院后的花草树木。那时光荣院十分简陋，不像现在有空调、卫生间、空气能热水器，娱乐室有电视、麻将。那时连自来水都没有，老人的床单衣物，全都要背到山下的河边清洗。夏天还好，冬天河水冰冷刺骨，一天还洗不完，至少要洗一个星期才能把全院老人的床单衣物换洗干净。现在有洗衣机，大部分衣物都是洗衣机洗，只有一些被搞脏的内衣裤才要手洗，轻松多了。

　　贺晓英说，苦点累点不怕，人主要是怕受气受委屈。刚进院时，我也才只有24岁，算是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吧。我记得，院里有位老人，好像是八路军，打过很多仗，也满身伤痕，但他个性强、脾气怪，稍不如意就骂人。有一回，我到他房间搞卫生，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我们桑植的民歌：

　　尖嘴来利爪岩磨鹰，逍遥乐在九霄云罗喂，我一个亮翅哎铲下地，(叫你)小小鸡儿命归阴哟哦/你是磨鹰来莫冲狠，我嘛是悟空孙大圣，变个鹞子来，把你撵罗喂，不瞰那鼻子就瞰眼睛哟哦。

　　老人不高兴了，骂道，哪根肠子快活?再唱，就给我滚出去。说实话，虽然我也挨过批，但这样直截了当地骂我，还是第一次。离开房间，我就伤心地哭了一场。

　　贺晓英说，比受气和受委屈更难受的是不被人理解。光荣院里老人男性居多，工作人员就两个，根本没时间想什么男女忌讳问题，给老人喂饭喂药、擦洗身子、接屎接尿是很正常的事。还有些老人行动不便了，老年痴呆了，老人走到哪儿，都得拽着我。伺候老人，手拉着手，你说这能有什么，就像牵自己的老儿一样。比这些更难的是，送老人“走”。那次，钟善松老人去世，老院长恰好外出，没办法啊，我必须独自处理遗体，那也是我第一次处理遗体。原来我就害怕看到死人，现在不仅要看着死人，还要给死人擦身、更衣，当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当我屏住呼吸，颤抖着手，一点点地给老人擦身、更衣，做完这一切时，汗水已经浸透衣服。但有些人就喜欢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些难听的话，有说我不正经的啦，有说我是入殓师的啦。更让我难以承受的是，有些人还主动避开我，不跟我握手，不敢叫我到他们家。那时我毕竟才二十出头，脸皮薄，心理素质差，承受力也弱。

　　那天，我来到了我老儿的办公室。刚一进门，我的泪水就哗哗往下落。我老儿叫贺兴家，时任桑植县民政局局长。老儿说，受委屈了吧，工作不是想象的那样好逮(干)吧。我边哭边点着头。老儿说，晓英啊，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不要多想，继续逮(干)你的。我说，有的人说的话太难听了，我受不了，他们当面说还好，主要老是在身后指指点点，我不想逮(干)了。老儿说，人家说两句，指几下，就受不了了，当年老一辈革命家闹革命，那就不是说话难听的事了，是流血，是掉脑壳的事。爹以前不是经常给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吗?我们贺家有个叫贺连元的，当了红军，在战斗中牺牲了，家里留下个老婆，叫汤小妹，才二十出头。大概是1931年，一天，胡子(贺龙)来到了她家，托付一件重要的事情，叫她照顾留下的六个红军伤病员。汤小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但很快，国民党的清乡队就来追捕伤员。汤小妹虽然年轻，但胆大，不怕是非，她很从容地把伤员们藏在了屋后的山洞里。看到清乡队到了洞前，汤小妹就带着娃儿往山顶跑，目的是想引开敌人。其实汤小妹知道，这是一条绝路，路的尽头，是六七十米深的悬崖。快到悬崖边的时候，汤小妹故意大声喊道，刘营长、张排长，你们怕连累我，怎么就跳了崖呢，我怎么向胡子交代啊!儿啊，要死，我们娘俩与红军死到一块吧!喊完，汤小妹就抱着她娃儿跃下悬崖。悬崖深不见底，清乡队的以为红军伤员也跳了崖，就没有再在汤小妹家和她家附近搜查了。为保护红军伤员，汤小妹连悬崖都跳了，我们现在照顾好革命老人，受点苦，脏点累点，又算什么呢?晓英啊，如果没有老革命为祖国流血流汗，你说哪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共产党不讲贵贱之分，只要工作做得好，你就贵气，你就高尚。

　　我擦干泪，点着头，说，爹，我继续逮(干)。老儿接着说，晓英啊，以后你不仅要理直气壮地把工作逮(干)好，更要对老革命宽容、友善，要把他们当亲人看，把他们当亲人看了，你的心理就会平衡，你逮(干)什么都不会累。你想想看，给自己的父母亲，给自己的爷爷奶奶尽孝心，你会有怨言吗?你会觉得累吗?不会的。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1971年，爹到长沙去开会。晚上没事，我们几个出去逛街，结果出事了，我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了。一醒来，我就看到一个女青年守在病床前。这位女青年，就是那位肇事司机。当时我没有怪她，而是跟她聊天。她说，她今年才29岁，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爱人没工作，家里条件不好，全靠她的工资维持生活。她还说，如果这次事故全是她的责任，单位可能要处罚她，逮(搞)不好还会把“饭碗”丢掉。晓英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乘人之危，得理不饶人啊!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要宽容，人家不容易，我也没多大的事。调查事故的人来了，他们问我情况，我说，司机没有任何责任，是我自己闯红灯被撞的，全怪我自己不小心。我这么一说，女司机没有丢“饭碗”。记得我离开长沙回桑植的时候，女司机和家人都赶来送别。别人说伺候老革命是下贱，这不是下贱，是高尚。反倒是那些说下贱的人下贱，思想上下贱。

　　说到这里，贺晓英的眼眶湿润了。她说，我真的要感谢我老儿，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他为我指明了方向。

　　贺晓英说，这下，我调整了思想与思路。其实很简单，把光荣院当成自己的家，把院里的老革命当自己的亲爹亲娘，逮(干)起事来，也就心安理得，各种反应也就没有了，即使偶尔背后有人说这说那，指指点点的，我也当作耳边风，最后一笑了之。

　　正是这种心态与信念，贺晓英把这些又累又脏又琐碎的事情，一干就是30年。30年中的每个除夕她都是在光荣院陪老人；30年来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的要求……当我向她表示惊讶与赞叹时，她却说，我觉得没什么呀，老人都是我的亲人，陪亲人过年，不很正常吗?我是红军后代，老儿又是民政局局长，照顾好革命老人，是我该做的事情。

　　贺晓英接着说，几天后，我来到了骂我的那个老兵房间，继续搞卫生。我记得当时老人问我，我骂你，你咋不恨我?我笑了笑说，您是长辈，还是老革命，骂几句算什么，要是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打几下我都没意见。后来，这位老人再也没骂过我了，脾气也慢慢变好了。记得他“走”的时候，还把自己积攒的钱全部交给我，要我给他办后事。拿着老人一生积攒的血汗钱，我泪流满面。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老人把我当成了他的亲人，他的闺女。

　　院里原来有个老人叫詹进成，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当时他中风了，卧床不起。那天，我走到他房间对他说，大爷，我给你擦洗身子吧。詹大爷觉得很不自在，也很不好意思，因为他自尊心很强，中风前，一直很利索，也非常爱干净。他对我说，晓英啊，我一个臭老头，你是女人家，不好意思。我说，你是老革命，又没有儿女，你就把我当你的女儿吧，哪有父母与儿女互相忌讳的。我这么一说，詹大爷也就勉强接受了。有次，老人大小便失禁，把大便弄到我手上了。老人很不好意思，流着眼泪说了声对不起，他还说，你说这人老了，动不了了，有什么用，简直是废物一个啊。看着老人难过，我赶紧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把我当亲女儿，就不会难为情了。后来，老人走了，走的时候，正值半夜。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晓英，我的好女儿啊，老儿走了，你一定要给我换上那套志愿军军服。我知道，老人一生最喜欢谈的就是原来当兵时候的人和事，最喜欢穿的也是原来的军装，那套志愿军军服是1955年他从朝鲜带回来的。平常他还舍不得穿，只有过年过节，或者是走亲戚时才穿它。老人没有儿女，也没有什么血亲的人了，我和助手和其他老人一起，就把老人身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给他换上那套志愿军军服。

　　贺晓英说，在光荣院“走”的每一位老人，不是死了后就直接拉去火葬，然后就下葬，而是每位老人离开后，我既要给县民政局领导请示汇报，通知老人的生前好友，按乡风民俗办后事，自己还得披麻戴孝，请村民帮忙安葬。我觉得，办好每位老人的身后事，不仅是对老人的告慰、尊重，更是对活着的老人的安慰。他们能感觉到，自己没有儿女，但光荣院里的温暖让他们没有亲情胜似有亲情，光荣院里的服务员就是亲儿女……

　　但说到这里，贺晓英停止了讲述。她笑着说，不说了，不说了，这些真的都算不上什么，不值得一提，也不值得一写。随后，无论我如何开导，她就是不开口，只是一个劲地站在那里傻笑。

　　但光荣院的“老革命”们的七嘴八舌，让贺晓英的形象更加丰满起来。

　　80多岁的老兵王兆明告诉我说，贺院长是个好人，二十刚出头就在这里照顾老人，现在自己都快成老人了，还在照顾老人。红军师长贺锦斋的老婆戴桂香在世时特别喜欢吃糯米甜酒。一天下午，戴桂香想吃糯米甜酒了。那时镇上店子少，还没有超市，即使有店子，也没有糯米甜酒买，必须要去十多公里以外的桑植县城买。那时交通也不发达，下午四五点钟就没有公交车了。贺晓英就摸黑走路去县城，半夜才走回光荣院，让戴桂香老人吃到了糯米甜酒。我们这里原来还有一个叫余秀英的，她老头在长征路上死后，她没有再嫁，从二十来岁一直守到死，老了就住到了光荣院。由于她无儿无女，长期孤单一人，临终前一段时间心情十分低落，夜里十分害怕孤独。那段时间，贺院长为了照顾她，晚上和她睡在一起，一睡就是40多天。你说一个快死的人了，瘆得慌不说，光那个味，谁受得了。但贺院长就受得了，其实也不是她受得了，她也是没办法。快死的时候，余秀英掏出两块银元交给贺院长，还说，女儿，这两个光洋留给你做个念想吧。这两个光洋还是余秀英老头当红军前给她的，她保存了一辈子，并且把这两个光洋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你到纪念室看看，现在这两块光洋还在那里，贺院长珍藏在那里，说那是院里的古董，是院里的公共财物。

　　抗美援朝老战士谭泽然老人问我，你对晓英家庭了解不了解。我说不了解。老人说，太应该了解了，这姑娘就是低调，只要一说到家里，就闭口不谈。其实她的家就在我们洪家关镇上，家里十分需要她。结婚的第四年，她老公韦少平就因椎管畸形压迫神经瘫痪，两个娃儿当时还小，如果没人支持，她不可能继续在光荣院逮(干)下去。她公公婆婆是国家干部，有思想有觉悟。听说当时晓英也提出不在光荣院干了，要回家照顾老公和娃儿，但公公婆婆不同意，并从桑植县城搬到洪家关，专门照顾儿子和孙子。晓英到现在干了30年了，那她公公婆婆照顾他们的儿子，至少也有26年了。因为工作，晓英从没参加过孩子的家长会，更没有辅导过孩子功课，孩子读书、考大学、参加工作……她从未参与过。偶尔有时间去县城开会，她也只是匆匆忙忙看上家人一眼，又赶紧回光荣院。孩子们从小到大都是公婆管，她就连衣服都没给他们亲手买过，没有好好陪他们玩过、睡过。她儿子在株洲读书、工作，她从没去看过；女儿嫁到外地，她也没去过，连打电话的机会都少。这姑娘坚强啊!你说家里都这样了，却从不在我们面前说，一年四季穿着工作服，照样天天给我们洗衣、做饭、种地、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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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们还告诉我，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院里条件相当好了，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但他们还是担心，还是忧虑，担心和忧虑的是他们的“女儿”。90岁的烈士家属胡奶奶说，她就是我们的女儿，比女儿还亲。我们都离不开她，最怕局里要她退休。她千万别退休，她退了，我们怎么办?别人肯定没她好。陈伯厚老人，是英雄欧阳海的战友。欧阳海推战马牺牲，他亲眼见到。他的脾气像战马那样倔强，也像孩子一样可爱。他说，贺院长外出时间从来就没有长过，每次出门前，还要跟我们交代清楚去向、花多长时间。要是到了约定的时间她还没回来，或是很晚还没回来，我们就会轮流在门口张望，她不回来我们不睡觉，心里嘴里直嘀咕：怎么还没回来?是出什么事情了吗?要是看到她从山坡下回来了，我们会相互转告：院长回来了!院长回来了!

　　30年里，贺晓英先后照顾了120余位革命老人，先后送走了其中的89位。她是院长，是护理，是厨师，是小工，还是种地的农民，身兼数职的她把光荣院变成了革命老人的家，把自己的生命，绽放成一朵光荣院门前的马桑花，默默抚慰着一群革命英雄。

　　我了解了一下马桑树：个头不高，开小白花，结小红果，不能做栋梁之才。水分足，砍来当柴火都点不燃。春天，村民把它一捆捆砍下来，丢到田里沤肥。树皮可以入药，治白口疮病。这树算不得伟大，但生命力强，不容易死，这世界少了它也是不行的。

　　此时，我还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贺晓英院长，这朵美丽的马桑花儿，这朵质朴的马桑花儿，实际上只是一个合同工，但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坐在我跟前的这个中年男子叫黎安星，个头不高，话也不多，但却拥有双层身份。他是刘家坪乡双溪桥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刘家坪乡兽医站的兽医。一个是基层的行政工作，一个是基层的技术服务工作，两个工作他都喜欢，两个工作他都想做好。刚说几句，直觉就告诉我，这是一个为人实诚、干事踏实的人。我甚至感觉好像在哪个地方见过他，就是想不起在哪儿。倒是黎书记很快就想起来了，他说，那天你不是在刘家坪村的一户人家采访吗，我刚好给他家的猪逮(打)针。我说，是的，是的，就是你。我还以为看错人了，兽医与支书，我真的无法把这两个职业联想起来。但这是事实。

　　我问他，双溪桥当年是个热闹的集镇，红军多不多?你家里有没有红军?

　　黎书记说，我们村1300多人，光红军烈士就有50多个，算起退伍回家的，算起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官的，只怕有上百人。我爷爷叫黎金邦，也是红军，是这50多个烈士中的一个。他是1931年在湖北洪湖打仗时牺牲的。爷爷就我老儿一个儿子，爷爷牺牲时，我老儿5岁。我老儿叫黎常普，是一个普普通通、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入了党，1956年入的党，人很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藏着掖着，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在村里当过治保主任，也办过村办企业，比如水泥厂、饮料厂，都办过，那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了。

　　我问他，你老父亲还在不在?

　　他说，还在，90岁了，身体还挺好，就住在双溪桥街上的老房子里了。他不爱打牌，也不许我打牌。他说，人家可以打牌，但你不能打，你是共产党员，是干部，要带好头。每天逮(吃)完饭，我老儿哪儿也不去，要么就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看着屋前的酉水。他就那么坐着，能坐整整一个上午，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有时，他也会到酉水边上走走，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前些年，有人说，双溪桥街破落了，只怕要拆了。当时我老儿一听就来火，骂道，哪个敢拆，我就坐在屋前，要拆就先把我拆了。其实我老儿并不是舍不得老屋，而是放不下这里的历史，我们双溪桥太有历史了。2002年我刚当上村上的支书，我老儿就跟我说，双溪桥街要是拆了，要是没保护好，就是你这个支书失职，你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革命老前辈。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

　　我问他，很难想象你既当兽医，又当支书，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身兼两职?

　　他说，我是1985年高中毕业的，毕业后在家种地。有年，我娘养了五头猪，每头猪长到了大约50斤的样子，得病了，不吃不喝的，瘦成了皮包骨。我娘急得直哭，请民间兽医治病，想尽了办法，最后五头猪还是死了。看到我娘、我老儿哭得那样伤心，我就对他们说，我去学兽医吧。我老儿觉得有点奇怪，问我，你跟谁学?我说，跟老师学。我老儿说，跟哪个老师学?我说，跟畜牧学校的老师学。第二年，我去考了永定区农民中专畜牧兽医专业，没想到一考就考上了。在农民中专，我是副班长。我们都来自农村，都来自山区，家里都比较穷，当时我就向全班40位同学建议，每人拿出5块钱，购买一头小牛，既自己养，也可做试验。于是，我们一边饲养，一边做着阉割手术等。我们从农民中专毕业后，小牛变成了大牛，我们也熟练掌握了猪、牛、羊、鸡、兔等防疫和阉割技术。

　　从农民中专毕业后，我到了乡兽医站上班。回家不久，我们村里的一头小牛就病了，站不起来，即使有时候站起来了，也是东倒西歪的。因为当时我们这里兽医少，他们看我刚从学堂门走出，不敢叫我，也不相信我，就请了一个老中医来看病，老中医看来看去，认为小牛是得了感冒，就给牛开了几副中草药，但越喝越严重，都站不起来了。最后没得办法了，他们才叫了我过去，说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我看了看后，觉得符合气肿疽的病状，这是由气肿疽梭菌引起的牛的一种急性发热性疾病。于是，我赶紧给小牛肌肉注射了抗血清。没想到几天后，这头快死的小牛居然活过来了，能走，也能跑了。小牛的主人非常感激，说还是要讲科学。

　　慢慢地，我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从开始的怀疑到后来的忙不过来。我们刘家坪白族乡有13个村114组3300多户11000多人，面积达38.2平方公里，是桑植县人口大乡之一。当时，许多村庄不通路，下村串户逮(搞)动物防疫，都要步行。每次出门，我都会带上药品，准备好几套衣服，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进行防疫。村村到，户户落，栏栏进，头头防。为了管理规范，也为了不让自己忘记，我还准备了一个本子，每个农户养了几头猪、几头牛、几只鸡、几头羊等，都进行台账建档，实施动态管理。可能是因为我当兽医，为村民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他们觉得我做事还比较踏实，于是1992年村里选举的时候，他们把我推到了村委会，当上了村主任。逮(干)了一届，1995年我又逮村文书，逮到1998年又逮村主任，一直逮到2002年逮村支书。虽然当了村干部，肩上的担子重了，但我的专业始终没丢。

　　我问他，既要当书记，又要当兽医，怎么忙得过来?

　　他说，确实忙不过来，但忙不过来也得忙呀!我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周一到周五，逮(干)乡畜牧业的工作，周六周日逮村里面的事，平常大事需要协调的就协调。

　　我又问他，人家当村干部天天有忙不完的事情，天天有处理不完的矛盾，你怎么能协调得过来?

　　他说，只要真正替老百姓讲话办事，一碗水端平，老百姓就会支持，就没有化不开的矛盾，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双溪桥采访中我了解到，黎安星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村支书，也是一个优秀的乡村兽医。2006年8月，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落户桑植，黎安星以超前的眼光和胆识马上联系公司负责人，在他的牵线搭桥及多方努力下，一家年出栏生猪一万头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标准化养殖基地终于落户刘家坪。2007年11月17日，黎安星刚为年迈的母亲喂了感冒药，便接到一个红军家属打来的电话，说家中的一头牛生病几天了，没有逮(吃)食。他二话没说，马上辞别母亲，急忙赶到了那位红军家属家里，进入栏舍查看病情。经诊断，是牛患上了瘤胃积食，他马上注射药物治疗。没多久，牛开始进食，恢复正常。接着他又忙着给附近村民生猪注射疫苗。家人打来电话，说母亲突发疾病过世了。黎安星惊闻噩耗，强忍泪水，他把悲伤压在心底，坚持把几家的生猪防疫做完，才匆匆赶回家奔丧。

　　黎安星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刘家坪白族乡打造成年出栏过万头的畜牧产业大乡。他知道年出栏过万头，畜牧产值就会过千万元，全乡人均收入就会过千元，每个专业户年出栏生猪100头，用沼气种植5亩蔬菜或5亩水果，人均年纯收入可达5000元以上。为了这个牧业梦，他奔波于乡间希望的小路上。

　　双元坪村村民佘高照养母猪23头，通过自繁自养，年出栏生猪500头，年收入10万元。而佘高照在黎安星的帮助下，学会了给猪看病防疫治疗，养猪产业成为佘高照的支柱产业。熊家溶村大学生刘冰蕾在他的支持下，流转土地300亩，建起猪舍24间，办起了现代农庄，形成了年出栏生猪500头、生产时鲜蔬菜180吨的“猪—沼—菜”产业链，安排了12个青年就业……

　　近30年来，经过他防疫治疗的畜禽千千万，农民的收入节节攀升，他跑遍了刘家坪的山山水水，村村组组，家家户户。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山寨，一个个家庭，一间间栏舍，都留下了他的脚步。每个村庄的老人小孩，甚至连守家的狗都熟悉他，欢迎他。

　　但就是这个话不多的男子，还怀揣着发展双溪桥的梦想。

　　黎安星一把拉着我，说，跟我走一圈吧，我们正在逮(搞)大动作呢!于是我跟着他行走在酉水河畔，他边走边介绍。来到一座桥边，黎书记问我，你知道我们双溪桥为什么叫双溪桥吗?我说，字面上可以理解，但并不知道真正的含义。他说，双溪桥是因为两条溪得名，这两条溪都汇入酉水，相隔刚好一百步。这边这座桥是明朝修的，曾经重修过几次。你看东边那座桥，上面还有个木凉亭，也是明朝修的。但后来这座桥成了危桥，还摔死过几个人。为了安全，一个老红军修缮过多次，那个木凉亭也是他修缮的。这个老红军叫钟典三，就是我们双溪桥街上的，从小随父在本地集市做小本生意。后来，他当红军了。1928年，他与谷志大、谷跃武等人，在官地坪谷岸峭的保护下开办“大祥庄”杂货店，为红军转运军需物资，筹集军饷，保护红军家属和伤病员。同时动员亲族钟善诱、钟善泳、钟玉生一帮生意人参加这一工作。红军长征前后，他组织在双溪桥钟相臣家开办邮政代办所，以代办所为掩护，做地下交通联络工作，为红军传送信件，动员亲族中未成年孩子钟义灼、钟以江、钟以德等为秘密小交通员。红军长征后，组织安排他留在后方，奔波于桑植与津市之间，他仍以做生意为掩护，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保护红军家属、伤病员和筹集所需粮款。后来，他去了延安，当上了西北军区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荣获八一奖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再后来，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他被隔离审查，离职休养，不久后又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任中国科学院房产处处长。他1984年4月离休，1986年平反，恢复名誉，享受副军级待遇。

　　黎书记说，我们整个双溪桥街全在酉水河畔，有540米长，原来全是吊脚楼，木房子，非常繁华，是过去桑植最繁华的集市。这里有很多商铺码头，是交通要道，战略要地，也控制着桑植的经济命脉，特别是为红军提供了很多战略物资。后来由于水运的衰落，陆运交通的兴起，这个市场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我们想方设法保护这里、打造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里的老街老建筑还保留得比较好，具备打造的基础。二是这里是红军当年活动的场所，也是红军的交通要道。如果再不保护和打造，这里的老房子都会倒塌。我们的想法是打造红色、生态的村落，主要打造三个景点，一是老街，二是街上的古建筑，三是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我们已经申报了古村落保护，省里已经通过了，就等国家的审批了。

　　黎书记指着小溪发源的方向说，这条小溪是从洪家关那边来的，当年红军就是沿着小溪两边的小路出出进进。我们想在小溪边修上石板路，叫红军石板路，在小溪两边都种上紫薇花，一直到洪家关。所有这些，规划都出来了，但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两个。一是交通仍是制约我们这里发展的瓶颈，二是资金困难。最主要的还是资金，如果有资金了，我们会把路修宽修好，按规划打造。现在我最恼火的就是这个事。我老儿比我还恼火，他天天问进度，说再不逮(搞)，恐怕他只能带着遗憾进土了。

　　看着眼前的黎书记和他的美好规划，我是多么希望他和他的父亲能够梦想成真。我也在想，要是我们中国的村支书都像黎书记这样，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