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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史诗的隐喻与镜像

来源:聂茂   时间 : 201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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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我国文学评论的格局中,有关长篇叙事散文诗的评论目前尚处于一个空白地带。即便是散文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没有什么地位。而外国散文诗,特别是长篇叙事散文诗十分发达,不少卓有成就的作家、诗人,都创作过大量广有影响力的散文诗或长篇叙事散文诗。在此背景下,罗长江数十年来坚持长篇叙事散文诗的创作,并推出大气磅礴的《大地苍黄》,难能可贵。该书聚焦湘西的一个村庄,将小说、诗歌、散文融冶于一炉,铸就出诗性洋溢的新文本、全文本,融通古今,寄寓大情怀、大浪漫、大悲悯,唱响了大地的颂歌,成为民族史诗的隐喻和镜像,是我国长篇叙事散文诗的新收获。

  关键词:长篇叙事,散文诗,民族史诗,隐喻与镜像

  一、现实的尴尬

  在我国文学评论的格局中,学界对散文诗给出了定义,对叙事诗、长篇叙事诗和叙事散文诗也有各自的定义,但什么是长篇叙事散文诗,目前还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这里的关键词是三个:长篇,叙事,散文诗。因此,我把篇幅在一千行以上或字数在五万字以上,以叙事为主要特征的散文诗文本,统称为长篇叙事散文诗。

  诚如大家都看到的那样,即便是散文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没有什么地位,不少评论家仅仅把它作为文学上的一种点缀,或者把它归属于诗歌,或者纳入散文的范畴,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进行阐发,这种境遇造成文学史上的“马太效应”,使散文诗的生存处境愈加艰难,而长篇叙事散文诗更是鲜有作家、诗人甘冒寂寞孤苦和失败的风险,全力以赴地进行创作。

  而外国散文诗,特别是长篇叙事散文诗十分发达,不少卓有成就的作家、诗人,都创作过大量广有影响力的散文诗或长篇叙事散文诗,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纪伯伦的《人生》,赫·布罗克仁的《海的坟墓》,博尔赫斯的《梦之虎》《趾甲》《布局》《王宫》《祈祷文》《无尽的礼物》,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卡第绪》,卢本·达里奥的《复活的玫瑰》,塞萨·瓦叶霍的《骨骼点名册》,王尔德的《智慧之师》,列那尔的《胡萝卜须的照相册》,直到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等等,这些作家和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对散文诗这一独具魅力的文学形式进行过创造性的努力,写出了不朽名篇。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上,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安德烈·纪德的《地上的粮食》,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四月诗情》,圣·琼-佩斯的《航标》《阿纳巴斯》《流亡》等,奥克塔维奥·帕斯的长章《入睡之前》,巴勃罗·聂鲁达的《英雄》,等等,也都把散文诗的创作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实上,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大家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郑振铎、朱自清、冰心等都写过一批高质量的散文诗,许地山、高长虹、王统照、陆蠡、李广田、何其芳,方敬等也进行过散文诗的创作。鲁迅先生的散文诗名著《野草》,语言俏奇瑰丽,意象玄妙奇美,曲折幽晦地表达了作者当时内心世界的苦闷和对现实社会的抗争,其中的《过客》更是以戏剧的形式,频频运用象征和隐语,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深刻地表现出作者的思辨哲学、智慧锋芒和人生态度。

  进入新时期以来,对中国新诗和散文诗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彭燕郊,痛感于散文诗作家的自轻自贱,他在古稀之年,仍然创作并于十年前推出《混沌初开》这样洋洋数千行的散文诗,其格局、意境、视界、大气和文本的精神向度足以跟世界散文师大家的作品相媲美。但总的来看很不乐观,长篇叙事散文诗境遇每况愈下是不争的事实,一些作家如柯蓝、郭风、耿林莽、李耕、许淇、王尔碑、邹岳汉等人坚持创作,也推出过皇泯的《七只笛孔洞穿的一支歌》《国歌》和唐朝晖《一个人的工厂》等难得一见的长篇叙事散文诗佳作,但影响力有限。尽管重视散文诗创作的呼声从未绝耳,但总体而言仍无足轻重的现状恐怕一时难以改变,评论界对它的轻慢和漠视,更使散文诗的发展雪上加霜,令人堪忧。

  二、诗人的诱惑

  正是这种背景下,湖南作家罗长江数十年来坚持长篇叙事散文诗的创作殊不易。应当说,罗长江在文学之路上出道较早,成名也早。作为文学湘军实力派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执拗而俊朗,特色鲜明,且在散文、诗歌、纪实文学、小说等领域均有不俗的表现,而成就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却是长篇叙事散文诗,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资江之旅》、《神女峰》,到90年代的《张家界大峰林》,再到新世纪以来发表和出版的《云水之乡》、《澧水·印象》等作品,都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特别是2012年由《芙蓉》杂志全文发表、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及时推出的《大地苍黄》,可以视为罗长江在长篇叙事散诗探索中的集大成者,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度。这部10余万字的作品融合了小说、诗歌、散文、摄影、绘画、音乐、戏剧、民间文学等多种文体样式,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超文本,在传统文学教科书中,我们很难找到一种与其作品相对应的、明确的归类。在激情的键盘敲击下,文本充满谜一样的书写,罗长江沉湎于象征、隐喻、模棱两可的符号和语言的流泻中不可自拔,他那自由奔放、风格多变、充满情感张力的一系列文本早已打破时空和地理的界限,神秘的民间话语里布满记忆、想象、情爱、呓语和沾着野花的泥土气息,他像一名莽汉,在美的诱惑下,义无反顾投身于对诗歌意义群无涯际的探寻和开掘。

  在《大地苍黄》的自序中,罗长江颇为自恋地写道:一个女子的背影,给人的感觉是太美太美了。一个旅途中的诗人,见了后,发疯般地跳下车,不顾一切地奔向背影。与其说这个背影是散文和诗,不如说这个背影是艺术的隐喻,那个发疯般的旅人既是作者本人,也是所有的艺术家。艺术的背影是美好的,充满无限的诱惑,激发艺术家们不顾一切去追寻。因为艺术,埃利蒂斯不无自豪宣称:欧洲人在黑暗中发现了神秘,希腊人则是在永恒的光明中找到了它。当希腊的画家从一位晌午走向大海的少女裸露的乳房上,看到一只栖息的蝴蝶,光明中的神秘就在眼中呈现。[i]因为艺术,叶芝在白发苍苍的暮年仍然能够发现心爱的人那“痛苦的皱纹”和“朝圣者的灵魂”。同样是因为艺术,罗长江却从湘西北一个村庄发现了中国古老大地的沧桑和“神秘之美”。在漫长的探寻途中,他的触角大胆地延伸到风物、风土、风情、风韵等各个维度,恣意书写历史悲欢、岁月苍黄、民族和人物命运,试图提供散文诗以别样的风景,从格局到境界都能冲破“小圈子”的藩篱而进入社会生活之丰厚、复杂和广阔场景的种种可能性。[ii]

  罗长江在情感表达和语言追求的向度上力求空灵、诗意、含蓄和唯美,无论是叙事、抒情、对话、独白,乃至民歌民谣的选取和蒙太奇般镜头的切换,努力承接着从波德莱尔到鲁迅先生关于散文诗辽阔、自由、舒展无尽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血脉,简洁而丰沛的文字充满张力,一幅幅跳跃的画面,带着古井、草垛、炊烟、青山绿水、泥泞的梦和野荞麦般的苦涩而新鲜的气味,它所打开的,正是被探寻到的、被展示和被遮蔽了的在原象之外古老村庄的意义群!而在语言隐藏文本喻义的同时,创作者的审美诉求在艺术之路的阡陌小径上意外地与原本存在于梦幻和想象中的“美丽背影”撞了个满怀。

  三、文本的精神向度

  应该说,罗长江的坚守和努力便显得难能可贵。他精心打磨的《大地苍黄》赢得了文坛的尊重。茅盾文学奖评委、著名评论家龚旭东认为:作者将小说、诗歌、散文融冶于一炉,铸就出诗性洋溢的新文本、全文本,融通古今,寄寓大情怀、大浪漫、大悲悯,处处彰显湘西的灵性与精魂。而著名散文诗人和评论家邹岳汉也毫不吝啬地赞美它整体上具有浓郁的诗性,同时又包含叙事作品应有的生动细节,虽然故事是独立的片断,链接起来却成为精美的珠饰。他着重指出:作者用传奇性透析历史的渊源和一个民族的悲欢与命运,有着鲜明的地域性、民间性,凸显出作家雄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引领当代散文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iii]这些评论是相当中肯的。这部长篇叙事诗共分为24个章节,每一节的标题下都有一首借竹枝词格调写出的七言绝句,同时对应24节气中的一个节气,从立春写到大寒,可谓别具匠心。印象中,同为隆回诗人的匡国泰在《一天》中使用过类似的形式,小说家姜贻斌十年磨一剑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火鲤鱼》也使用了完全一致的节气叙事模式,但显然,罗长江有着自己的书写雄心:他将节气融入故事的叙述中,作为看似主题散漫和风格各异的章节之间的内趋力和逻辑接点,使整个作品既具时间上的连贯性,又有空间上的广阔性。例如,《呜哇歌》中的故事发生在处暑时节,此时正是包谷秆开花、包谷棒壮籽季节,同时也是老人守候庄稼、守候死去的妻子的季节,温存与苦涩之感相交。书中的很多章节中都明显采用了复调结构:一条明线叙述故事,一条暗线穿插一些民间文化(民歌、民谣、俚语、小调等),两线交叉进行,故事更具活力和神秘性,同时,消逝的原生流时间重新进入到当下的生活中,让互不相连的独立故事具有克里斯蒂娃式的文本互涉性,并勾连成一个整体,聚焦于一个村庄里,用大自然的节气更替隐喻人世间的冷暖沧桑,拓展了文本的精神空间,强化了文本的审美情感。

  恩斯特·卡西尔(Enst Cassirer)在谈及审美情感在艺术创造的作用时说: “在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感情、本质和特征上,都经历了某种质变的过程。情感本身解除了它们的物质重负。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持续摆动过程。使我们的情感赋有审美形式,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自由积极的状态。”[iv]

  换言之,审美情感让作家有了一个表达创作诉求的价值判断和生存状态,虽然这种状态在形式上是由语言来承担的,但其深层的命旨正是隐含在特定历史和当代社会的转寰之中。罗长江野心勃勃,试图使文本最大限度地彰显大爱、悲悯、劝诫、昭示和人性的各个维度,以及把个人“小我”对于民族和家国“大我”的情感寄寓蕴含于人文精神关怀的追寻之中。所有这些,都将为长篇散文叙事诗创作的精神向度,提供一个可资参悟生命本质和命运兴衰的理想窗口。

  四、隐喻的力量

  纵观世界上经典的长篇散文叙事诗佳作,没有哪一部作品不是立足于对高贵精神的追寻和深重痛苦的发掘。《大地苍黄》具备了优秀长篇叙事散文诗的品质,在古老湘西的版图上,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村庄,邮票般贴在中国的额头上。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凛凛朔风,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白天黑夜,一位偏执的汉子狐狸般出没在村子的房前屋后,奔逐的身影,坚毅的目光,他是孤独的、虚妄的,也是惟一的、不灭的精灵。他借助思想的燃烧和隐喻的力量,将自己定格旷野之上,定格在民族苦难的剪影和历史记忆的深处。无疑,他的名字、他的文化之根属于湘西,属于中国,当然也理应属于世界的。如果说,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属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话,那么,同样地,罗长江笔下的无名小村也有着民族的“文化特质”和优秀作品的精神共性,因而,他也让自己的作品有了一个世界性存活和传承的理由。这个理由,在他的题记中标注的异常清晰:“怀想一个村庄的美丽与沧桑。”

  那么,用什么样的颜色去怀想呢?苍黄。这样的底色本来是指青色和黄色,一种变化的承续过程,语出《墨子.所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罗长江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和色泽去看待那个神秘的村庄以及与村庄相关的世界。如同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黑人谈河流》中的“河流”那样,作为一个高度凝练的意象,我们可以把“河流”理解为历史的象征,黑人对河流的追溯,就是对自身历史的追溯,就是对祖先和故土的寻根。当沈从文用“美丽是愁人的”之口吻讲述边城的爷爷和翠翠的故事,“边城”的意象从此永远铭刻在了读者心中。罗长江则用诗意的语言,平静地叙述小村庄的山山水水和各色人物,听不到喧嚣,像淡淡的水墨画。比如《蓝印花布》,写一位女知青,她见识并定格生活的美:“一群进山去采菌子的女儿家,斜一方蓝头巾,提一篮山歌。”传统与现代,怀旧与时尚并存于蓝调子般的村庄中,连睡梦都弥漫着靛蓝靛蓝的气息。诗人把他看到的一部纪录片《蓝印花布:村庄的祥云》以名信片的方式呈现出来。

  又比如,在《陌生梅花》一节中,开篇第一句:“一夜之间,陌上那树白梅开了。”让人产生无数的联想。故事讲述的是一位长着美人痣的奇女子梅娘,十八岁嫁给了一个后来成为将军的夫君。一九二七年暴动失败后,夫君奉命回家乡搞革命,梅娘留在上海。后因叛徒告密,身陷囹圄七年。出狱后回到老家,夫君此时去了西北战场。“风雪狂舞的黎明”,梅娘“于贫病交加中溘然辞世”。十年动乱中,有灵的白梅俨然梅娘再生。将军蒙冤,白梅即枯萎;将军屈死,白梅即枯死。将军平反,白梅竟又复活过来。这哪里是白梅,分明是梅娘啊。

  在这里,隐喻的力量像闪电一样击中人心最脆弱的部位。文本“倾向性预谋”让诗歌内核的弹性与张力骤然增大,令人想起博尔赫斯、米沃什、叶芝、塞弗里斯、里尔克,甚至博纳富瓦、但丁、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隐藏在文本后面的丰沛意义不会一下子释放,而是需要读者进行细读和二度创作。作者处心积虑地对诗歌进行“意义整合”、“意义分解”和“意义解构”,同时也注重语言功能的“神性”提醒所带来的审美意蕴的改变。表面上,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女子的命运遭际依附于大自然的某种生灵,实际上隐藏着很多隐喻,它有许多平行空间,很多层次。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颇带寓言性质的悲剧,隐喻的切换快速而神秘,作者的书写克制而简洁,彼此的映射关系十分明朗。罗长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了笔下村庄不死的灵魂。我们在看似散漫的、互不相干的细节上却能见出作者深刻用意,每一处都经过精心设计,每一个意象都有它的功能和指向,只有全部了解,才能拼凑出作者试图表达的意义。他让本体和喻体反复出现,强化两者之间的关联,然后通过构建喻体之间的精神血脉,来揭示本体的命运,彰显批判的锋力。

  五、民族史诗的镜像

  一般而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散文诗人所创造的文本,都留有自己所处时代的印痕。他们作品所呈现的精神特质和纯美喻象大都融进了个人生命体验和语言本身带动的意义指向,以及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性和对自然物象的亲在体验,诗人往往以纵深隐喻拓展诗文本的思想空间,让思想在语言里得以释放,从而演绎出纷繁而复杂的社会与人生的浩大剧情。[v]

  罗长江正是这样做的。在《大地苍黄》中,他用多棱镜的方式亦真亦幻地进行书写,内在的节奏和多重主题以各自的复调结构进行叙事。例如,《三姑娘》中一条线写三姑娘对孟同的寻找与等候,一条线穿插了十二首《孟姜女小调》;《拧包谷的老人》一条线写老人回忆当年与红军哥的故事,一条线穿插民歌《十送红军》;《荞妹》一条线写荞妹与学生哥分离后被迫嫁人的故事,一条线穿插湘西的风俗“哭嫁歌”。这些民歌民调,既有特定的时间属性,又有历史的精神印痕;既是个体生命独特的体验,又是民族记忆的共同命运。这种独特而巧妙的构思体现了作者对各种文体的掌握和运用能力,显示出高超的嫁接经验。

  特别值得阐释的是《三姑娘》,这个故事简直就是一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和悲壮史诗:省城来的青年美术教师孟同邂逅一位叫三姑娘的采茶女,顿时升起了爱情的彩虹。三姑娘是村里的孤儿,给人做童养媳,清纯温婉而野性未驯,有如荷塘里的一枝香荷。两人一来二往,很快堕入爱河。婆家人发现后,给予三姑娘一顿毒打,强行灌药堕胎,并把她锁在家中不让她出门。然而,一天深夜,三姑娘不顾一切地逃了出来,此时战火逼近,孟同奉命前往七百里外的雪峰山区转移。三姑娘毫不气馁,进行了气壮山河的爱情历验和矢志追寻:“失足掉落几十丈深的悬崖;/身陷土匪窝,被迫当了将近两年的压寨夫人;/险些葬身于突如其来的洪水;/被视作给山寨带去厄运的灾星,差点让山民活活烧死;/逃命途中,误入黑熊窝;/给日本人当成探子关了好些日子;/遭遇一场路断人稀的霍乱而几乎毙命;/为减少麻烦而女扮男装,却被不由分说抓了壮丁。”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追寻后,三姑娘终于找到了孟同所在的雪峰山区,其时,中国军队正与日本侵略者进入殊死的战斗。孟同所在的学校放了长假,孟同参加了湘西抗日救国军。而当三姑娘找到这支部队时,孟同却不知去向。

  故事并没有止于此。三姑娘坚信孟同活在世上。她请人编写鼓词《三姑娘寻夫》,混际于一个草台班子里演唱。得知孟同的父母被日本人炸死,她十分悲痛,继续流浪,固执地寻找。孟同的名字,成了支撑三姑娘活下去唯一的理由。“这时的她,已如山中的一茎藤条,韧性得百折不挠了。”

  日本人投降了,抗战胜利,却还是不见孟同的消息。三姑娘去南岳庙里侍弄茶园,一边安心等待孟同的归来。四十年后,一位台湾老兵受孟同临终所托,将一摞画稿亲手转交给了三姑娘。直到此时,三姑娘才知道,孟同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几年前死于一场车祸。画稿所画,全是三姑娘以及有关三姑娘的记忆点滴。清明节那天,三姑娘走进茶园,“搂着一摞画稿,于白果树旁席地而卧,无疾而终。”诗人想象那一刻:“东山上一弯采虹倏地升起,照耀着云块、茶山、阡陌和村庄,格外美丽而楚楚动人。”这是死去生命的精神之虹,是孟同的魂魄与三姑娘同在的美好愿望。

  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史诗的生动镜像吗?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却被作者用短短的数千字简洁传神地书写出来,小小的文本竟然有着宇宙般爆炸的能量。如同艾米莉·狄金森对于孤独的迷恋,博尔赫斯对于老虎的质询,艾略特对于荒原的感叹,埃利蒂斯对于爱琴海的歌吟,帕斯对于太阳石的追问,聂鲁达对于马楚·比楚高峰的赞美,艾青对于大堰河的放歌,罗长江像所有这些诗人一样,因为内心澎湃着“炽热的民族情感”,作者让三姑娘从寓意丰富的村庄出发,带着他的思考,他的悲悯,他的痛苦体验,乃至他的生命感悟,让文本既忠实于历史的真实,又见证个人的爱情之痛与民族的记忆之伤,这种溢价式的文化存在,其意义和影响早已超出了三姑娘单一的形象,获得了个体生命所不能承载的宏大叙事的文化意义。

  六、意义的归宿与记忆的伤痛

  无论叙事还是抒情,散文诗要想在格局和境界上有所作为,语言上的突破是第一步。纵观世界长篇叙事散文诗的优秀作品,诗人们不仅善于运用柏格森所说的“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更重要的是把心理时间从空间时间(可用钟表测量的时间)剥离出来,因为前者是主观时间,是“纯粹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有限度的时间,后者是客观时间,是机械物质论的虚妄,是无限度的时间。柏格森说:“一个人可能具有多种人格,在人格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交叉点,在那里虽然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方向,但却看到了许多可能的方向,悲剧诗人的想象,正在于‘转过身来,把原来只是大致一看的各个方向从头到尾走上一遍’”。[vi]

  罗长江要把意义的归宿了解透彻,要把一个村庄发生的各类故事“从头到尾走一遍”,就必须借助于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如刘勰所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思》),或庄子所言“神游万仞,心鹜八极 ”(《逍遥游》)。有了这样的心理时间,无论季节、地点、生死界限、虚与实,无论历史还是当下、过去还是未来,都可能互换、倒置、重叠,甚至把飞舞的灵魂一劈两半之后,再搓揉在一起,仍是一个整体。在时间永恒的流动里,创作者可以循环往复回放、遮蔽、膨胀,思想的跳跃,想象的放飞,超越现实禁锢的一切,无所不能。就这样,罗长江彻底释放了自己,让灵魂自由的飞翔。那贯穿古今的各个故事,带着楚文化、民俗、史诗的印记,带着浓厚的历史穿透力和现代悲剧感,蝴蝶般地飞了过来。

  于是,我们从各个方向上看到了发生在这个村庄各种版本的故事:有远古时期因部落迁徙而保卫家园的故事(《鼓·舞·火》),有民国时期地方政府捕杀农民暴动首领的故事(《鸭客谣》),有小女子救下长征路过的红军伤员的故事(《拧包谷的老人》),还有“神树”的故事(《树故事》),有反映包办婚姻的故事《荞妹》,有包产到户的(《界上农事》),高考复读的故事(《一样的月光》),农民工进城的故事(《七盏灯》),以及民间艺术节的故事(《天籁》)、山民表演炭花舞的故事(《雁来红》)和文化人下乡的故事(《风动花开的季节》),等等。通过这些彰显历史和时代印记的故事,我们分明看过一个村庄的迁徙史、革命史、斗争史、奋进史,包含了巨大的社会历史容量,以及强烈的反思精神和责任意识,作者自觉地将人物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记忆的伤痛上倾注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给人一种悲壮之美,凄凉之美和震撼之美。

  为了把故事讲好、讲生动、讲传神,罗长江还调动了各种艺术表现形式,有说唱,有勾勒,有写意,有摄影,有戏剧,有独白,有画外音,有蒙太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最让人感佩的则是作者的绘画技艺,翻开《大地苍黄》,24幅生动的绘画跃然纸上。24幅画对应着24个节气,24个节气对应24个章节,24个章节对应24首竹枝词,于是,这24幅绘画有如每个章节的眼睛,24首竹枝词有如每个章节的眼神,24幅绘画起于月下梅花(《陌上梅花》)、终于琴声如泣(《水磨房》),前者是静态,后者是动态,有月,有花,有歌,有人,这是何等的完美结构,这样的苦心积虑,这样的精心设计,使原来看起来一盘散沙的文字,一堆乱象的故事,像一个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听到了冲锋号,立即集结到一起,形成强大的生命气场。

  基于使绘画的意义获得溢价式功效的设想,罗长江还将每个章节的故事进行高度浓缩和二度创作,这种创作不仅将这一章节的灵魂部分以“画龙点晴”提炼出来,这种提炼既是对绘画本身的要求,也是对配图文字的要求。即是说,所选文字既是该章节的“诗眼”或“诗魂”,又是该章节的“主旨”和“诗题”,这样,读者至少可以从原始文本、绘画文本和配图文本三个角度或三个方向来获取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任何故事的深层意义并不是作品单一主旨的最终归宿,它总是有意无意地模糊故事间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又都将其在各个向度上的意义指向记忆的探寻和审美的表达。对罗长江来说,记忆是一切故事内容的来源,也是痛苦的根本所在,他对记忆永无止境的追逐(有如追逐那美丽的背影)既是为了摆脱苦难,又是为了提醒自己和读者不要忘记这个村庄曾经发生的一切。因为,虽然“过去总是被现在斩断”,但是,“当你忽然意识到过去正在离去时,那些消逝会让你感到震惊和伤痛。”[vii]

  七、村庄开花:大地的颂歌

  在商品因子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今天,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正在失落。在迷惘、徘徊或无所适从中,谁能心存感恩,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村庄/大地做些什么?巴勃罗·聂鲁达说:“当诗人们关在研究室里的时候,人民在用胶泥、土地、河流和矿山来歌唱。他们培植了迷人的鲜花,谱写了出色的史诗,炮制了小说,描述了灾难。他们歌颂了英雄,捍卫了权利,为圣人加冕,为死者痛苦。”[viii]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诗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担当与责任。

  殊为可贵的是,罗长江自觉地担负起传承文化、烛照时代的重任。莎士比亚里曾写下这样的诗行:“令人心疼的受了伤害的名字!我的胸脯将变作你的眠床,让你安睡!”(《维洛那二绅士》)。罗长江凝视脚下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他走出了“小我”的精神视阀,转向对整个时代的悲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并因此透露出深深的忧伤情怀。例如,《雷生与牛》讲述的虽是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沧海桑田:公共食堂时期,十岁的放牛娃雷生因牛吃了队上的庄稼而不敢回家,饿晕落入山塘而死。牛通人性。那头牛生下一只牛犊之后,也跟着雷生的魂魄而去。从此,雷生爹把小牛当“雷生崽”养。后来被虎所伤毙命,他的遗言竟然是:等到“雷生崽”老了,公家莫要杀它。这是一种乞求,一种愿望,一种卑微,但正是这样的卑微透露出来的温情升腾着一种人性的光芒。

  与此同时,罗长江通过村庄的地理风貌、文化遗存、乡规民约、风土民情、婚恋嫁娶、节庆礼仪和伦理道德等的集中描述,反映湘西丰富的人文底蕴。作者对超自然力量的的信仰和神秘文化的迷恋,既是民俗文化的真实纪录,又是内心世界的美好愿望。如《媚草》中男子为爱情苦苦寻找“媚草”,据说媚草是一种能使陌生男女一见钟情,使夫妻失和后能恩爱如初的药。在《大地苍黄》中,还有《萤火虫的传说》、《收脚迹》、《裸月》、《七盏灯》、《荞妹》和《血蝴蝶》等文本,作者意在重建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精神纽带,唤起人们对世代相传的生生不息的地缘文化的认同、尊重和传播。诗人通过这些文化遗留物的符簇展示,唤醒普罗大众对于本土文明的荣耀感和骄傲感。因为,真正的诗人就像民俗学家一样,书写的是犁,但关注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用犁耕田的仪式;书写的是渔具,但关注的不是渔具的制造,而是渔夫捞鱼时所遵守的禁忌;书写的是桥梁,但关注的不是桥梁屋宇的建筑术,而是建筑时所行的祭献等文化意义。因而,《大地苍黄》中民风民俗民歌民谣大面积的集中表现,充分彰显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山民的性格特征,作者的创作诉求,决不仅仅是展示一个玄奥的故事或一种简单的符号价值,而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丰富了汉文化日益匮乏的理性资源,镌铸着华夏民族深层的心理积淀,与今日与未来都是息息相通的。[ix]

  罗长江从村庄出发,满怀深情吟唱的这首大地的颂歌,其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与时代氛围交融一起,构成了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和民族交响,通过小社会传统村落生活的诗性叙事释放隐藏在大社会、大时代变迁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历史缩影和情感灼痛。他借鉴了西方文学大师的叙事技巧,继承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散文诗里的泥土的苦涩气息,并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找到艺术原野上飘过的 “美丽背影”。聂鲁达说:“诗歌陪伴着奄奄一息的人们,并医活了他们的痛苦,将他们引向胜利;诗歌陪伴着孤独的人们,像火一样炽热,像雪花一样清新飘逸。她有手、有手指、有指甲,像春天一样有蓓蕾,像格拉纳达城一样有眼睛;她比火箭更迅猛,比堡垒更坚固,她的根扎在人类的心田。”[x]这是诗歌的力量,也是诗人的价值所在。作为长篇叙事散文诗,《大地苍黄》除了内容上的扎实、厚重和丰富外,在形式上也有着可贵的尝试与突破,这是罗长江个人创作上的成功,更是中国长篇叙事散文诗走向希冀和成熟的征兆。目前,雄心勃勃的罗长江正在创作长篇叙事散文诗“家园三部曲”,每部字数皆在10万字以上。我相信,在长篇叙事散文诗领域执着耕耘的罗长江,必将最大限度地发掘湘西神秘世界的原始意义,并呈现出更多的精彩,必将给文坛带来一股充满清新和野性的活力,也必将给读者更来新的更高的期待。

  注释

  [i]【希腊】奥德修斯·埃利蒂斯:《理所当然》,刘瑞洪译,译林出版社,2008。

  [ii]罗长江:《大地苍黄》,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在具体分析时,所引文本文字均出自于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iii]罗长江:《大地苍黄》封底推荐语,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iv]【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189页

  [v]黄恩鹏《在语言的暗喻里展开或释放——世界优秀经典散文诗探研》,见老勰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angenpengxin,2012年12月10日查询

  [vi]赵丰《绵延的生命之流》,载江山文学网http://www.vsread.com,2012年12月8日查询

  [vii]范雨萌《路易斯·布尔乔亚:规劝与惩罚》,刊于《艺术国际》http://review.artintern.net/,2012年12月13日

  [viii]【智利】巴勃罗·聂鲁达:《聂鲁达论诗:人民的诗人》,江之水、林之木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679页

  [ix]仲富兰《开拓民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文汇报》1986年7月4日

  [x]【智利】巴勃罗·聂鲁达:《聂鲁达论诗:对一个咨询的回答》,江之水、林之木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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