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把红军二字讲清楚

 

　　有的人家，因为是红军家庭，或者与红军有牵连，逃到异乡，隐姓埋名，艰难生活；有的人家，不是红军家庭，与红军也牵连不大，他们就住在故乡，但很多年里，他们对红军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朝阳地村郑家凸组彭裕俊老人对此感受深刻。

　　见到彭裕俊老人是在6月初的一个上午。他家住在半山腰，通往他家的只有山间小道，狭窄而陡峭，下山运送物资，只能是肩扛手提。说是家，其实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破旧的木房子。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各种各样的果树，各种各样的草药，完全原生态。彭裕俊的老伴几年前去世了，他现在住的是小儿子的房子。小儿子一家长年不在家，到城里打工去了，孙子也在那里买了房子。喜欢住原生态环境的老人，既可尽情地种植中药，也给小儿子看了家。

　　彭裕俊老人走路利索，记忆力还特别好，说起话来也是滔滔不绝。老人说，我是1933年出生的，农历的腊月二十二，就生在这个地方。男儿出生时要午时，我正好出生在午时，是十二时辰里最好的一个时辰。我一直身体比较好，与我在中医院逮(搞)了三十五年有关，也可能与我的出生时辰有关吧。

　　说到这，彭裕俊老人笑了。

　　彭裕俊老人接着说，1949年是桑植解放之年，也是桑植历史上最乱的一年，国民党政府、地方武装和土匪把桑植逮(搞)得乱七八糟的。以前虽然有不少土匪，却从来没有这样乱过。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肆搜刮民间金银以供反共之需，严令银元必须兑换成法币(金圆券)才能在市场流通。通货急剧膨胀，民不聊生。比如上午能买一斤锅巴盐的钱，下午只能买一个鸡蛋，第二天也许只能买一口针。商家和市民均不堪其苦，开始以物易物：农民拿农副产品换取百货；商家用本县特产如桐茶油、五倍子、生漆等向津市货栈换货。同时，由于国民党官员为当县长相互争斗，把土匪的部队请进了城，给桑植县城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关起城门抢掠了三天。官绅人家的门口早已贴上了“绅士之家，严禁骚扰”的纸条，上盖县政府大印，避过抢掠；有的人家花钱请一个带枪的警察在门口坐着也可免灾。三天后，这股土匪队伍回乡时，百余人每人除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裹外，还用几只大船装运抢掠来的财物。由此可知这三天县城人民损失何其惨重。县城遭抢劫后，百业萧条，蛇鼠沆瀣一气，民不聊生。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本来不安的民心，更加躁动。一个县城赶场日的下午，一乡民杀死一个在县城东门口站岗的警察，夺枪后逃走。还有两次犯人越狱：一次是三个犯人从监狱后门跳城墙过河逃往柏家冲山上；一次是一个犯人逃出监狱大门经大街出西门，被尾追的警察击毙在小河中。土匪到富户大门上贴纸条子，勒索钱财的事情更是时常发生。当时的桑植传言四起，人心惶惶。老百姓没吃的，有饿死的，也有被打死的，还有自尽的。如果不是解放军进城，桑植不知道还要死好多人。

　　1949年古历8月25日，桑植得以解放，这个日子我永远记得的。当时我跟我老儿在大庸做手艺，看到大庸已经解放了，枪炮声响起了，我们就从那里逮(拉)了几升米，往家里赶。从大庸的教子哑刚走到桑植的瑞塔铺，就遇到了解放军，正在向桑植开进的解放军。那时我还不到16岁，看到这支队伍和别的队伍不一样，不拉夫(不逮人给他们挑东西，但原来国民党军是那样逮的)，不抢老百姓东西，不进老百姓的家门。对妇女儿童都非常好，儿童在那里看稀奇，他们就笑着摸摸儿童的脸，格外亲切。在路上，我还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二十年前的红军回来了!

　　我觉得很新鲜，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二十年前的红军回来了?说出来有些人可能都不会相信，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红军。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大人没讲过，即使问他们，他们也不会讲。回到家，我就问我娘。我说，娘，在路上我们看到了解放军了，对老百姓很好，不仅不拉夫，还笑着摸娃儿的脸哩。但是娘，为什么他们写的标语上说，是二十年前的红军回来了呢?我娘说，看着心里知道就行了，千万莫乱讲呀，这个你要讲出去了，要砍头的，要砍几代人的头。我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看到以前红军走了，国民党杀红军和红军家属，杀怕了，所以叫我莫乱讲。十几年来，我们这里没有人说过红军，也没有人敢讲。

　　我开始对红军有些感情了，特别渴望知道红军的历史。这时有个叫彭清修的，是个红军的失散人员。他就住在我家的对面屋场，是白岩碧组的，但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当过红军。一天，他对我说，俊娃子，现在桑植解放了，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是人民大众的天下了，国民党逮(打)跑了，我可以给你讲红军了，可以把红军二字讲清楚了。我问，为什么以前不能讲?彭清修说，以前国民党反动派一直追杀红军，对红军进行清剿，他们的原则是，宁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红军。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要谁说红军，人家可能就怀疑你家有红军，或是藏了红军，所以大家根本就不敢讲，讲了就要诛连九族。随后，彭清修讲起了贺龙闹革命的故事。他说，贺龙就是我们桑植洪家关的，从小喜欢练武，还常与村童玩冲杀打仗之类的游戏。有一次村里有个恶霸想试试贺龙的胆量，就趁贺氏父子与他同桌吃饭之机在桌子底下放了一枪。他满以为这突然的枪响会把贺龙吓个半死，可是年仅七岁的贺龙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从此，贺龙的豪胆在乡里出了名。因为家里穷，贺龙只读了几年书。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之后，贺龙跑出了家，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在世道黑暗、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但贺龙从小生就了不怕困苦和死亡的性格。他在马帮中从少年步入青年。在走南闯北中，他不仅磨炼了意志、锻炼了胆量，而且了解到天下的穷人走到哪里都伴随着贫穷和受人欺压。在艰苦的磨炼中，他是非曲直观念更加明确，追求正义之心更加强烈。他还自发地生长出救国救民的意识。辛亥革命对贺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他产生出追求真理的思想。这也是他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好汉向一个革命家的转型。191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贺龙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石门县等地组织武装。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当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姓，罪大恶极，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于是，贺龙、贺勋臣、韦敬斋各拿一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以及九千斤盐。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了俘虏，并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以后，贺龙三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就在全国流传开了……

　　看着彭清修讲得绘声绘色，我就问他，你怎么晓得的，我老儿、我娘他们怎么都不知道。彭清修说，这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我很奇怪，问他，你也当过红军?彭清修说，奇怪吗?我们朝阳地二十来户人家，只有几户家里没有当红军的。我说，那我怎么长这么大，半点消息都没听说过。彭清修说，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讲，不能讲，讲了要砍脑壳，你要不要脑壳。我很好奇，对他说，你说说你的经历。彭清修说，我当过红军，没有被杀，是因为我跑到湖北去了，跑到了湖北鹤峰。那边归湖北管，湖南的清剿人员就不敢过去了，各管各的。在那里改了名，躲到山上，才活了下来……

　　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朝阳地二十七户人家，只有六户人家没有当红军的。不是这六户人家不当，而是当时他们家没有年轻的劳力，要么老，要么小。二十一户有红军的人家，家家的房子都被当时清剿的国民党军烧掉了；二十一户有红军的人家，有的家人当红军死在外，有的家人清剿时被杀，家家都死了人；二十一户有红军的人家，有的躲到湖北五峰，有的躲到湖北鹤峰，有的躲到大庸(现张家界市)武陵源的天子山上，那里山高林密，又是“三不管”地带，才保住了性命。这时我才知道，我二爷爷彭辉明也是红军，一直没回来，也没有音讯。这时我才知道，我五个舅舅，有三个当过红军。有两个舅舅死在了战场上，还有一个舅舅受伤失散了，是二舅。二舅我特别熟，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红军。原来他受伤失散后，一路讨米回家，在路上做过长工，打过短工，还学过泥瓦匠，也改了名，才逃回来的。回到家，他只字不提当红军的事。有人悄悄地问他，不是听说你当红军去了吗?我二舅说，我哪有那个胆啊，跟着师傅出去学泥瓦匠了。回到家，我二舅又操起了泥瓦匠的行当来。人家看他做得一手好泥瓦活，这才没再怀疑他。新中国成立后，我二舅被招到瑞塔铺区政府当伙夫。这时，我学唱了不少解放军的歌，也学唱了《东方红》，才晓得有个毛泽东，才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时，我们桑植也创作了一首民歌，庆祝胜利：

　　春季里百花朵朵开/翻身花开在心头上/哪个不开怀/反动派垮得快/人民上了台……

　　桑植解放后，立即成立了农会，要选苗子参加土改。我当时是贫农积极分子，就让我当了贫农组长，彭清熬家里更穷，他当副组长。当时有领导提了我的名，问我愿意不。我说，怎么不愿意，红军和解放军这么好，我当然愿意。那时选苗子还讲成分，我们这里十多岁的，念过一点书的，只有我的成分比较清白，没当过土匪，比我稍大一点的，全都当过土匪。不是我人品好，而是我还小，没长大。于是，我参加了土改干部集训，学一个月，主要学数学。后来当县长的，以及其他县领导的，都是我那一批。但集训完了后，我没有去参加土改。为什么呢?我老婆不同意。当时虽然我只有十几岁，但我老儿给我讨(娶)了老婆，比我大一岁。她觉悟低，她说，如果国民党杀回来，蒋介石再从台湾杀回来，又会被杀头，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土改了，有田了，你就别逮(搞)了。

　　听了老婆的话后，我得跟领导说明为什么不参加土改了。当时我就跟瑞塔铺区委书记说，我的文化低，我怕逮(搞)不得，怕逮错了，怕出事。书记说，那好吧，你就到一中去读书，把知识补上来，再出来逮。我说，那好啊，我喜欢读书。听说要我到一中读书，我老婆非常支持。她说，你在学校好好读书，我把家里的地种好。从一中毕业后，我就分到了县新华书店。当时规定是八个月后转正，我还差一个月就转正的时候，国家就到我们桑植来招空军，我报了名，在长沙考的，有1300多人参加考试，我没考上。但当时上面说了，没考上的也不能回去了，都是国家人才，知识分子，直接参加工程兵炮兵部队。湘西除了有三个思想有问题不能参加外，其他19人全部参加工程兵。在一中上学时，我就一直是四班班长，在学校也加入了共青团，还是临时团支部书记。我到长沙参加考试时就没跟家里讲，考完试了也不能回去，当时又没电话，所以根本就来不及跟家里讲了，直到后来到了北京，我才写信回去告诉我老儿和我娘的。到了北京，我们没有直接到部队，而是直接到了北京炮兵学校。虽然我胆子小，不太爱打枪打炮，但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后，我爱上了部队。在那里有很多报和书可以读，要什么样的书就有什么样的书，我还是最喜欢看文学方面的书，以及报纸的副刊。

　　彭裕俊老人说，遗憾的是，我在北京炮兵学校只念了一年零七个月，就因为炮兵减员，而中止了学业。不过当时还是有选择的，可以到北大荒(现大庆油田)开荒。但我是湖南人，怕冷就没去北大荒，最后选择了回老家，在村里当出纳。不久后，村里准备成立学校，是村小，缺老师，我就报了名。第二期没教完，县里来了通知，叫我到医院里去。当时我老婆还问我，叫你到医院里干什么，得什么病了吗?我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叫我去做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在北京炮兵学校是少尉排长，属于国家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其实本意是要我到医院的透视岗位，也就是做X光，但组织部的人把“透视”写成“图书”了。开始，我跑到县文化馆去了。我说，我是来报到的。县文化馆的人说，来报到，我们怎么不知道，没有啊，你再去问一下组织部吧。于是我又跑到了组织部，他们说，那你跑错地方了，是医院，于是我又背着背包跑到县医院。县医院领导说，就是你，你赶紧到省城长沙去学习吧，车票已经买好了。于是我先到永顺，然后再从永顺坐班车到的长沙。结果一到长沙，这个学习班早就开学了。班主任说，这时候才来，怎么搞的呢?我说，既不怪天，也不怪地，没办法，只怪湘西离这里太远了。班主任说，开班上课已经两个月了，你赶不上班，回去吧。这时，我讲了气话。我说，老师你可讲得好，我是18万桑植人委托我来学习的，你叫我回去我就回去?我们桑植人民什么时候都是支持党和政府的，特别是红军时期，更是为红军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我这么一说，班主任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学习回来后，我一直在县人民医院工作，一直逮(搞)到1992年退休。在医院工作后，除了看一些红军的资料，我还收集整理了一些红军的资料，没事的时候，经常往党史办走走。

　　说到这，彭裕俊老人拿出一张《张家界日报》。这是2011年6月29日的报纸，彭裕俊老人在这天的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文章《红色的历史留在朝阳地》。老人在文中这样写道：“朝阳地，离洪家关7.5公里。是桑植县刘家坪乡北边偏远的一个小村。四周青山环抱，有多条乡道经此，横连东西，纵贯南北。它的中心点在垭上，有两条形如摆尾的山脉对峙虎视，中间一个园土岩凸，奇称它是‘二龙戏珠’天然雄关，自古为兵家必争。前人还修建两座神庙并列两边，几株古木参天，其景色甚为壮观。平时供善男信女烧香拜佛，加上过路行人络绎不绝，还可避雨乘凉。白族、土家人每逢过年过节举办跳舞、歌赛活动，也离不开这块民风民俗浓郁的文化场所。当年贺龙元帅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总司令部设在刘家坪，它就成了北大门……1935年，红二、六军团从刘家坪出发长征。把最后撤离人员都集中在朝阳地刘家坪一块坟地里，贺老总站在其中最高大的一座坟碑上，作了一次讲话。随后，各路红军战士都相继出发。离别时，根据地的亲人们都在内心哼唱着一支《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歌，送别亲人。红军走后没多久，国民党的部队就来了，只见坟地里红军丢下的黄荆叶圈、烂斗篷、草鞋等塞满了坟山壑。他们露出狰狞面目，采取挖地三尺、烧尽杀绝的手段对付根据地的群众，弄得半年村中无人开烟火，120多人40来户的小村，后来只剩下逃到他乡避难的几十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帮助下，这里才慢慢恢复生机，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全村已有753人201户。”

　　什么是红军?

　　红军就是奉献!就是流血!就是牺牲!就是备受折磨和委屈!就是牵挂和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