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故乡？

相信谁都可以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对于故乡的美景，故乡的风俗，儿时的美好记忆和向往，谁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倾诉衷肠。但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对于故乡的讲述，整体来说，是美好的，是温暖的，是纯真的，是质朴的，是我们为之骄傲自豪的，更是漂泊的游子们温馨的港湾。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早已远离了战争，远离了鲜血，远离了背井离乡，远离了血与火的考验。不要说现在的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就是六零后、五零后，都极少体味过背井离乡，有家不能回、有家难回的酸楚。然而，这样的历程，这样的酸楚，并没有走远，谁又能说以后再也不会再现呢。

采访到刘经才老人很偶然。

那天傍晚，我从双元坪村大屋岗组采访完，下山时经过一户人家。房子非常简陋，住着老两口。老头很高，也很瘦，老太太戴着老花镜，身体有些“福态”，也一脸“福相”。老头坐在屋前的台阶上抽烟，老太太在厨房里做晚饭。我主动与老头攀谈了起来。老头很热情，给我递上一支烟，又搬来一把椅子，叫我坐。于是，我们聊了起来。

老头叫刘经才，1941年出生。刘经才向我介绍着说，我爷爷叫刘业多，他老人家活到现在的话，有120多岁了。他当过红军，还是个官，是土地部长。后来红军长征了，我爷爷本来要跟着大部队一起走的。但他看到家里有十来个人逮（吃）饭，上有老，下有少，家里负担重，就没有跟着大部队走。我爷爷是1953年死的，他死后没多久，上头下通知说，谁家有红军，什么时候开始逮（干）的，担任过什么职务，要登记一下。当时我老儿说，人都已经死了，就算了吧。于是，就没有登记。我二爷爷叫刘业什么，我实在是逮（想）不起来了，他也是红军，管后勤的，四处逮（搞）生活粮食。红军长征后，他也留下了。我老儿叫刘开福，幸福的福。他兄妹三个，一个哥哥叫刘开望，希望的望，一个妹妹叫刘银香，银行的银，香港的香。我伯伯和我老儿跟着我爷爷一起逮（干）过红军。我伯伯是扛枪打仗的，我老儿是管马的。后来我老儿跟我说过，他手下还有几个人，管一个营的马，马的吃喝拉撒都管。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的“剿匪军”占领了桑植，我们家可吃亏（遭殃）了。最先被逮（抓）的是我伯伯刘开望，听说是在珠玑塔的山上被逮的。五花大绑，先用绳索套住脖子，又绕到背后反剪两臂。“剿匪军”审问我伯伯时问道，红军是反动组织，你为什么参加？我伯伯说，因为他们对老百姓好，所以我就参加了。“剿匪军”又问，谁叫你参加的？我伯伯说，没人叫我参加，我自己参加的。“剿匪军”拿他没办法，最后准备第二天枪毙了。但我伯伯命大啊，还没等到第二天，国民党的命令就来了，说要组织部队抗日。“剿匪军”里有的人不想去，就让我伯伯他们这些红军给顶替了。于是我伯伯就参加到抗日的部队里面了，不过不是八路军，而是国民党的军队。你不管他是哪边的部队，反正都是保卫祖国，抵抗日本鬼子。我伯伯打日本鬼子，一直到1945年把日本鬼子逮（打）跑。逮跑日本鬼子，我伯伯没有立即回来，逮（干）什么去了呢？当解放军去了。我伯伯所在的连所在的营，连长营长都是桑植的，对他很好。把日本鬼子打跑后，桑植的连长营长都跟着共产党了，跑到解放军这边来了，我伯伯也就跟着一起跑过来了。直到1949年，我伯伯才退伍回家。虽然我伯伯当过国民党军，但“文革”的时候，他并没有受批斗。一是虽然他参加了国民党军，但是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他又跟着连长营长参加了解放军；二是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1949年年底他从部队回来时，除了我婶婶还在等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钱，也没有房子没有地。

可是我婆婆，她只知道我伯伯被抓了，并且要被枪毙，她根本就不会想到我伯伯不会死，还逮（打）了日本鬼子，也参加了解放军，活得好好的，还儿孙满堂。当年我伯伯被抓走并要枪毙的消息传到我家后，我婆婆急了，她一直特别疼爱自己的大儿子。我伯伯被抓的当天晚上，我婆婆就上吊自杀了，在屋前树林里的一棵李子树上上吊的。我爷爷他们匆匆忙忙钉了个匣子，把婆婆埋在后山，然后收拾些常用的物品，背着包袱，就往外跑了。我爷爷带着我老儿、我幺姑、我婶婶，我二爷爷带着他的老婆和儿女，分头往外跑了。幸亏我爷爷他们逃得及时，否则早就脑壳落地了。据说，第二天“剿匪军”就来到了我家，里里外外翻了一遍，看到人走屋空，就放了一把火把我家烧了个精光。

这时，刘经才老伴端着几个刚煮熟的鸡蛋走了出来。看着刘经才说得如此投入，她朝他瞪了一眼，说道，就你会说，不会说就不要瞎说。老伴这么一说，我看得出，刘经才的眼神里立即就增加了担忧与警觉。刘经才的话少了，只顾着抽烟了。在一旁的村主任看出了刘经才老两口的担忧，对他们说，大爷大娘，你们不要多想，他是个作家，只是想了解了解关于红军的故事，没其他用意，你们可以放开讲，我担保。

刘经才老人继续讲述起来。开始，他有点放不开，或者说还是有所顾虑，但说着说着，他投入了，渐入佳境，似乎忘记了一切，回到了那段苦涩而又艰辛的岁月。

我爷爷带着我老儿、我幺姑、我婶婶离家时，包袱里只带了两件破旧衣服，没有吃的，更没有光洋。像兔子一样没日没夜地跑了半天后，他们觉得又饿又累，没办法，他们只得讨米（乞讨）。这时，我爷爷就在想，老这样讨米不行，回家也不行，得找个离家远，谁也不认识自己的深山老林躲起来，过隐姓埋名的生活。他想到了以前听人说过的五峰山，离湖南不算太远，在与湖南交界的地方，但那里又不属湖南管辖，刘酒桶的部队也管不了。另外，五峰山有五座山峰相连，山高林密，特别是那里还是杂草丛生、人烟稀少的荒山。我爷爷他们就边走边讨，边讨边走，边走边问，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才到的五峰山下。我老儿后来说，他们一路上没少担惊受怕。一次在官地坪讨米，正碰上刘酒桶的人抓红军，他们以为是抓他们，吓得立即往树林里跑，找了个山洞，躲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的。那天，他们突然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鹤峰县”，一问，他们才知道已经到了河北省鹤峰县的走马。我老儿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离故乡越来越远了，因为他们脱离了刘酒桶他们的追杀，因为他们离山高林密的五峰山越来越近了。我爷爷对我老儿他们说，现在我们不再担心了，逮（打）起精神，估计两三天就能到五峰山了。还没到五峰山，还在路上，我爷爷他们就改了名。我爷爷说，名怎么改都行，姓不能改，不能忘了老祖宗。我爷爷只改了一个字，叫刘业云，我老儿改成单名了，叫刘三，我幺姑改叫刘幺妹，我婶婶原来叫徐五姑，改叫徐四妹了。

刘经才说，我爷爷他们走到五峰山下，看着高大的山峰，茂密的树林，他们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是放了下来。你说人有个时候真是有意思呢，平常看到深山老林都怕得不行，现在我爷爷他们看到深山老林了，就像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亲人，就像见到了自己的救星。再就说故乡吧，只要是人，哪怕是个畜生，都会想着念着护着自己的故乡，你看我爷爷他们，他们现在巴不得早点离开故乡，早点与故乡完完全全隔绝。当然，他们也是被逼无奈。虽然五峰山当时是片荒山，但都被地主霸占了，也零星的开了一些茶场之类的。为了保险，我爷爷他们往深山里面走，找到最里面的一家茶场。爷爷跟茶场老板说，他们想到这里做工。茶场老板有点吃惊地问道，你们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做工呢？是不是……爷爷抢着说，家都被山洪冲了，什么也没有了，就连我老婆也没了。茶场老板还是有点怀疑，问道，听口音，你们是湖南的吧。爷爷又赶紧说，不是湖南的，但离湖南很近，是鹤峰的，与湖南搭界的地方。茶场老板说，在我们这里做工，可没什么钱发呀。我爷爷笑着说，家都被冲了，老板您能收留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还提什么钱呀。只要有事逮（干），提供吃住，至于光洋，老板您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我也没意见。您放心，给不给，我们都会把你安排的活逮（干）好。

我爷爷他们在茶场逮了大概一年，他们就出来了，在五峰山上，租了地主的荒山。茶场老板心真好，看到我爷爷他们可怜，最后还是给我爷爷他们四人都发了光洋，就连我幺姑都按大人的发了。租了地主的荒山之后，我爷爷他们就宰山开荒，种包谷、蜀黍之类的。没地方住，他们就在山坡上搭个茅棚。刚开始，地方上的人有点欺生，后来时间久了，我爷爷他们也与当地人逮（搞）好关系了，人家不但不欺生了，有什么事还照着我爷爷他们。那时，我爷爷他们不敢下山赶集，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还是怕被人发现。湖南这边的国民党军也到五峰山去过，但最后还是没逮（抓）到。为什么？那里山高路险，四处是悬崖，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那里到处是老虎豹子，两三个人都不敢在山路上走；那里还有毒蛇，还有蚂蟥，很长的蚂蟥，有六七寸长，还很毒，被它咬了后，轻的都浑身发肿，皮肤带青带黑，严重的要死人。湖南这边来的国民党军走到山脚，就摇着头回去了，他们丢下话说，即使他们逃到了这里，也是绝路一条，死路一条，就让他们在这里受刑吧！

我爷爷讲，老虎厉害得不得了，只要一个老虎吼一声，其他老虎都跟着来了，少时来一两只，多时来五六只。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手里没武器，又碰上老虎了，只有死路一条，要不了两小时，就到了老虎肚子里。所以，我爷爷他们只要出门，人人手里都会拿着一根梭镖，八九尺长，梭镖头是铁的，尖尖的，很锋利，有一尺多长。即使在家里，梭镖也就放在身边，只要听说老虎来了，就逮（操）起梭镖杀老虎。一次，他们在山坡上挖地种包谷，突然来了一只老虎，正向我爷爷他们跑来，老虎跑的速度很快。我爷爷是最先发现老虎的。他说，呀，老虎来了！赶紧逮（拿）梭镖！我老儿、我幺姑、我婶婶立即逮起梭镖，他们站在一起，把梭镖头对准老虎。老虎只想着逮（吃）人，它不怕你，直往我爷爷他们这边扑来。我爷爷最先出的手，他咬着牙，使劲朝老虎刺去，一下就刺中了老虎的口。看到爷爷刺中了老虎，我老儿赶紧往老虎脖子上刺去。那时我老儿十八九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一下就把老虎的脖子刺穿了，老虎的血一下就冒了出来。我幺姑和我婶婶还有点发抖，站在一旁不知如何下手。我爷爷大声吼道，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往肚子上捅啊。这时，我幺姑和我婶婶才逮（拿）起梭镖往老虎肚子上捅去。老虎再厉害，也经不起这样逮呀。我爷爷他们紧紧地抓着梭镖把，不敢松手。他们大概这样坚持了半个多小时，看到老虎的血流得满地都是，已经不能动弹了，才松的手。我爷爷说，打老虎不拼命不行啊，你不打死它，它就要逮（吃）你。随后，我爷爷他们抬着这头老虎回家了，先把老虎的皮剥下来，做了衣服，特别暖和，我爷爷一直穿到死，后来我老儿又穿上这件衣服。肉全吃了，老虎肉全是精（瘦）肉，我爷爷他们不敢大吃，既吃新鲜的，也吃腌制的，整整吃了两个多月。

五峰山上不光有老虎、豹子，还有豺狼。你别看那家伙个不大，但鼻子比狗还灵敏，喜欢早晚出来，十分凶残。喜欢追逐，只要发现猎物后，就会聚集在一起进行围猎。有次，我幺姑在家附近放牛放羊，遇到了豺狼，不是一只，是一群，有上十只，围着我幺姑，嗷嗷直叫。虽然我幺姑带了梭镖，但看着那么多豺狼，她也吓懵了，在那里哭叫。幸亏我老儿听到了我幺姑的哭叫。我老儿逮（操）起梭镖，就朝我幺姑哭叫的地方冲去。他一看，来了一群豺狼啊！后来我老儿跟我们说，他当时就想，只怕是一场恶战，说不定还会丢了性命。他当时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能胆怯，更不能后退，你越胆怯，越往后退，这些家伙越会穷追不舍，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不能多想了，我老儿逮着梭镖，朝领头的那只豺狼刺去，直接刺在了它肚子上，刺穿了。接着，他又逮（拿）着我幺姑的梭镖，在那只豺狼脑壳上一顿乱刺，刺得它头破血流。看到领头的豺狼死了，后面的不敢再上来，吓得四处逃跑。

白天都要几个人结伴而行，还要带上梭镖，晚上就更不敢出门了。不光不能出门，还要防老虎、豹子和豺狼来偷袭。因为房子都是竹子搭的，盖的茅草，这些家伙很容易进屋。为了安全，我爷爷他们就在茅棚的周围，用树木做了一层围墙，再在围墙的外面挖了一条沟。那条沟有八九尺宽、一丈多深，笔陡的（十分陡峭），里面有积水。那是我爷爷他们前前后后花了半年时间挖出来的。不要说动物，就是大人掉到里面，如果没有施救，也难得逃上来。这条沟共淹死过一条豺狼，两只老虎。一只大老虎，一只小老虎，大的被送给了租地给我爷爷他们的地主，小的我爷爷他们自己吃了。

五峰山里，茂密的灌木丛，有些地方是树林，下方杂草丛生，自然少不了蛇。深杂草里根本就不敢去，里面有蟒蛇，几米长、丈把长的都有，一口就能吞下一只羊。还有毒蛇、眼镜蛇到处都是。一到夏天，那里的毒蚂蟥到处都是。有回，租地给我爷爷他们的那个地主家的小儿子被蚂蟥咬了，立即就红肿腐烂，不到两天，就全身腐烂，找的医生还没来得及到山上，孩子就死了。

就是没有老虎、豹子、豺狼，没有蟒蛇、毒蛇、毒蚂蟥，这里也四处是悬崖，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山崖。有次，我幺姑在山边上逮（摘）果子，一不小心，摔了下来。那个山崖有几十米高，幸好她摔下十来米后，逮（抓）住了一根野果藤，然后大喊救命。我婶婶听到了，才叫了我爷爷和我老儿把她救了回来。

刘经才说，我是1941年出生的，我老儿和我娘是在五峰山谈的恋爱，结的婚。我娘老家也是桑植团家桥的，因为我戛公和我舅舅逮（干）过红军，所以他们也是到五峰山来逃难的，情况跟我家差不多。我戛公原来叫陈富国，到了五峰山后改名为陈才和，我戛戛原来叫谷彩姑，后改名为谷三妹。我戛公有五个儿女，一个儿子，四个女儿，我娘原来叫陈三妹，改叫陈银芝，我舅舅原名叫陈振华，改叫陈永喜，我两个姨妈和一个姨改叫什么名，我就逮（想）不起了。这是最开始改的名。后来国民党军到五峰山来抓人，我舅舅他们干脆改姓宋了，连姓都改了。为什么改姓宋呢？因为租地给我戛公他们的这个老板姓宋，叫宋老大，改跟他姓，说是宋老板的儿女，这才躲过一劫。

我戛公逃到湖北五峰山后，既租了一些地主老板的地种，也自己做瓦挣点钱。我爷爷除了在家里种点地外，也偶尔给我戛公打工，跟他一起做瓦，挖泥巴，踩泥巴，要牵着牛一起踩，要踩得很均匀，我爷爷就逮（干）些这样的事情。开始大家都只知道对方是桑植人，是从口音上听出来的，但都不敢说什么。做着做着，两个人就熟悉起来，时间长了，有什么话也就说了。是老乡，又都当过红军，还都逃到了远离家乡的五峰山，共同的经历，一样的感受，让他们很快就亲密起来。他们也互相问起家里的孩子来，我爷爷说，他还有一个儿没结婚，都二十了，我戛公说，他三女儿今年正好二十，也还没找婆家。于是，他们决定对亲家，并让我老儿和我娘见了面。很快，我老儿和我娘好上了。但这时，我戛公和我爷爷又有了矛盾。我戛公说，你就一个儿子，老婆也死了，把你儿子招到我家去，给我做儿子，跟我姓陈，将来生了孩子，至少还有人照应。我爷爷不同意，他说，虽然我有两个儿子，但大儿子当红军，还不知死活呢。虽然我戛公和我爷爷有了分歧，但我老儿和我娘的发展速度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最后，为了让我老儿娶上老婆，我爷爷就嘱咐我老儿说，你就先跟着他姓陈，他也一把年纪了，等将来他死了，你再把姓改回来。果然，还不到解放，我戛公就死了，比我爷爷死得早，我爷爷是1953年死的。我戛公一死，我爷爷就叫我老儿改姓刘了。我老儿和我娘没有搞结婚的任何仪式，不敢搞，那时国民党正四处抓人。就是两家人坐到一起，吃了个饭。婚房，就是我老儿在我戛公家边上的山坡上临时搭建的两间茅棚。

我小的时候，我娘怕我被老虎、豹子、豺狼叼走，不准我出去。那时最多的是豺狼，几乎满山都是，我娘只要听到外面有动物的叫声，她就会大声叫一声，让屋里作准备。有时我幺姑过来照顾我。一次，我幺姑从山上干完活后，到我家来照顾我。刚到屋前，她就看到一只豺狼正准备向我扑来。我正在屋前尿尿，什么也不知道。我幺姑拿起梭镖就朝豺狼顶去，一下顶到了豺狼的肚子上，把它的肚子顶穿了，跑不动了。这只豺狼的后面还有两只，它们看到带头的死了，就跑了。后来，我娘怕我再自己到屋外尿尿，她就在我家大门口做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围栏，把我“关”在里面。我没在五峰山念过书，在那里怎么念书呀，从山上走到山下的学校，要走一百多里，路上还有老虎、豹子、豺狼，根本就没法念书。再说，我们是在那里隐姓埋名避难的，哪能去念书啊。从小，我们就只知道跟着大人上山逮（干）活。

小时候，虽然没念过书，但歌学了不少，是爷爷教的，爷爷的歌唱得好，他也喜欢唱歌。一到晚上没事，他就教我唱歌。晚上山上很安静，都能听到爷爷的歌声在对面山谷的回音。什么《马桑树儿搭灯台》呀，什么《门口挂盏灯》呀，这些歌，爷爷几乎天天要教我唱。还有一些歌，我不知道歌名，但我知道唱，还记得歌词。有一首是这样唱的：

 

这个世道太不公，富的富来穷的穷/穷的越穷富越富，穷得老子喝北风/你家没有我家穷，蓑衣上面盖斗篷/睡到半夜脚一伸，前后左右都透风。

 

还有一首这样的：

 

叶连树，树连根，穷人翻身要连心/千万农民组织起，打倒土豪和劣绅/农民协会力量大，穷人欢喜敌人怕/减租减息又减押，千万田地回老家。

 

1949年10月，具体是哪一天，我逮（记）不起了。那天晚上十点多，我舅舅宋永喜回来了。还没进屋，他就在外面喊了起来，解放了，解放了，全中国都解放了！当时我舅舅已经在五峰山找了老婆，并在五峰县城里做起了生意。我舅舅说，现在国民党败了，共产党赢了，一个叫朱毛的领导人起义，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去了，把全国人民解放了。我姨妈他们都不信，都说我舅舅，不要乱听人家谣言。我舅舅说，现在五峰县城都放鞭炮庆祝呢，还假得了，当年的红军都回来了，还假得了。我姨妈说，那就是说，现在没人逮（抓）我们了。我舅舅说，蒋介石都逃到台湾去了，还有谁来逮，这下好了，红军管事了，没人再逮我们了。我舅舅还说，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连夜从五峰县城往回赶的，走了十多个小时，都没休息一下。我舅舅这样一说，大家才没有了担忧。后来我们回到桑植才知道，朱毛不是一个人，而是朱德和毛泽东，桑植的贺龙也没死，还到北京当了大官。

我爷爷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跪了下来，朝着南边，我们老家桑植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第二天，我爷爷对我们说，明天上路，回桑植。我老儿说，爹，你不是说这一世再也不回桑植那个鬼地方了吗？爷爷说，儿啊，那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根在那里啊，这里哪有故乡好呢！说这话时，爷爷流泪了，我老儿、我娘、我婶婶、我幺姑他们全流泪了，大家哭成一团。看到大人们哭，我也跟着哭了起来。随后，我们擦干眼泪，兴奋地忙了起来。杀鸡的杀鸡，磨包谷的磨包谷，切红薯的切红薯，烧火的烧火。这天中午，我们好好地聚了一餐，逮（吃）了鸡肉，也逮（吃）了包谷粑粑，不光我爷爷、我老儿逮（喝）上了高粱酒，就连我娘、我婶婶、我幺姑也逮了不少。我老儿后来说，这是他到五峰山十多年来逮（吃）得最丰盛最开心的一顿饭，话也特别多，憋了十几年的话，一下子都吐了出来。这天下午，我们又准备了第二天路上的干粮。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了。地和生产工具交给了租地的老板，破旧的茅棚不要了，锅碗瓢盆不要了，只带了几件烂衣服。爷爷说，只要带了衣服，带了路上逮（吃）的，其他什么都不要了，回家要紧。但是我舅舅和我的两个姨妈和一个姨没有回桑植，留在了五峰，因为当时他们都成家了，对象都是当地人，算是在那边扎下了根。现在他们的孩子在那边都混得不错，两个老表，三个表姐，都在县里工作，是国家正式职工。走的时候，我娘和舅舅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回桑植的时候，我们连续走了五天五夜，一路上没有停。晚上就打着火把走，走累了，遇到有睡的地方如别人家屋檐下就坐着睡一下，没有睡的地方就走。一路上，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没有什么危险，没遇到土匪，只遇到了几只豺狼。因为我们人多，又都打着火把，豺狼看了几眼后，就被吓跑了。不知怎么回事，我们路上只吃点包谷粑粑，却不觉得饿，也不觉得困。可能是我们当时太激动了，我们恨不得马上到家，回到双元坪。特别是我爷爷，那劲头，像是多年没有见到娘的孩子，在路上不断催我们快走。还在路上，我爷爷就说，你们都把名字改过来。于是，我爷爷又叫刘业多了，我老儿又叫刘经才，我幺姑又叫刘银香了，我婶婶又叫徐五姑了。

回到家，月亮已经到了西边，已经是下半夜了，双元坪非常安静，只有鸡打鸣和几声狗叫。回家一看，房子没了，已经变成了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我爷爷站在那里就流起泪来，我老儿、我婶婶、我幺姑都哭了起来。我爷爷又拨拉开杂草看了看，地基还在，原来的石头柱子也都还在。当天晚上，我们什么也没干，就那样在老屋的遗址前坐了半夜。

第二天，我爷爷他们就擦干泪，逮（干）了起来。没有田，也没有地，更没有房子，我爷爷、我老儿，就到老屋后山上砍树，搭了个茅棚。当时亲戚看到我们回来了，非常高兴，但也还是害怕。为什么？那时虽然解放了，但桑植还没有土改，田和地还在土豪劣绅手里。桑植是1951年才土改的。所以，老百姓还是半信半疑。直到后来土改了，斗了地主，分了田地，大家才知道共产党是真的胜利了，真的把国民党逮（打）跑了。我亲戚把煮熟的饭和做好的菜，在晚上送到我们家里来，都不敢让人家看到，更不敢把我们叫到他们家里去。1951年土改了，我家不仅分了房子，还分了田和地，一切又都有了。

我有个姐，还有一个妹。1961年，我从桑植一中毕业后，跟着县委副书记当了六个多月的文书。本来可以留在县上的，但我逮（搞）不惯。回来后，我把我的粮食本本和户口本本交到了公社，以后想逮（拿）逮不走了，人家不同意，说要留住人才，就让我在公社逮（干）。后来我就一直在农村待着，1975年落实政策，县上又要我回去。但我老儿不同意，他说，家里八口人，你去了就那么几十块钱一月，怎么养得活全家呀！他还说，不要老想着往城里跑，也尽量不要从政，农村也要人待，也需要人才。于是，我就在双元坪待到现在。当过生产队会计，当过生产队长，当过民兵营长，当过村干部，还当过革委会副主任。我们这个生产队，在我当队长之前，年人均口粮只有170多斤，我当了队长后，逮（搞）到了780斤。全公社174个生产队，我们这个生产队是第一。

刘经才说，他有五个孩子，一个女儿，四个儿子，老四是共产党员。老四在长沙当老师，教高中。老四是我老儿死后才入的党。为什么？我老儿管得严，不让孙子参加共产党，也不让他们参政。我老儿说，你们考什么学校我都没意见，从事任何技术，我都支持，就是不能参加共产党，也不能参政，你看你太公当年多苦，带着我们，跑到湖北，隐姓埋名，无法生计，四处流浪，都过的什么日子。就包括我自己，当年在生产队工作时，公社妇女主任陈丹姑在这里驻点，就鼓励我加入党组织。我特别想加入，但我老儿不同意，他说，你跟着共产党干可以，但不能加入组织。这样，我一直没有加入共产党。

刘经才还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桑植城里读书，写过《我的一生天涯》。写了将近万把字，从我五岁开始记事，一直写到十七岁离开五峰。写了我的一生，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经过的、所感悟的，包括我爷爷、我老儿、我娘、我婶婶、我幺姑，都写了。后来弄丢了，现在也回忆不起来了。那时我爷爷、我老儿他们讲得多，现在是想不起来了。前几年，我记忆力还好，如果把那时的故事讲出来，足足可以写几本书。现在不行了，到了口边的话，就是说不出来了。

 

在桑植，这样的事迹并非个例，而是成群成片的。

与刘经才家不一样，双元坪刘家里组刘子忠的老儿是失散红军，受伤后，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追杀，他老儿直接躲进了深山老林，不是湖北的五峰山，而是桑植的江六坪。

刘子忠老人告诉我，我老儿叫刘英雄，大高个，长得帅。我都一米八五，你说我老儿能不高吗？哪年哪月出生的我逮（想）不起来，但我知道他是82岁那年死的，死了十多年了。我老儿很有人缘，与上到七八十岁的老头，小到三四岁的娃儿，关系都挺好。整天一脸笑容，见人就打招呼，问寒问暖，人家有困难就帮人家，有好吃的自己不吃送人家吃，你说人缘能不好吗？我老儿是1928年当的红军。为什么当红军？因为穷。当时我家无田无地，房子也烂了，还很小，几个大人挤在一间房子里睡，关键是还是租住的地主的房子。于是我老儿和我二叔刘英庭决定一起去当红军。开始我婆婆不太同意，但不同意能怎么样，家里没吃的、没穿的、没住的，看不到任何希望，最后也就默认了。当然，我老儿与我二叔去当红军，还有一层因素，那就是因为我大大（大姑）与姑父。我大大长得很漂亮，个头也高，还三寸金莲，许多地主土豪都喜欢她。我姑父那时势力比较大，手下有百来号人，有几百条枪，他喜欢我大大。我爷爷、我婆婆与我大大不同意也不行啊，人家有枪，有钱有势，我大大只好嫁了过去。我姑父对我大大不错，以前他也要我老儿和我二叔跟着他一起逮（干），说跟着他一起逮，不愁没吃的、没穿的、没用的，不愁找不到老婆。但我老儿和我二叔看不惯，他们觉得我姑父是和红军反起（对立）的，所以和我姑父关系不好，就连我大大出嫁，他们都没去。他们什么时候当兵的，在红军里干过什么，后来什么时候回家的，什么时候牺牲的，我们家谱上写得清清楚楚，家谱放在我小儿子那边了。

最开始，我老儿是当侦察兵，后来又给红军首长当警卫。当侦察兵的时候，我老儿负伤九次，次次逮（吃）了弹。大概是1935年，我老儿和我二叔一起在洪湖打仗，我二叔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尸体就葬在了洪湖，当时不敢逮（搞）回家，土豪劣绅太多。在这场战斗中，我老儿也负伤了，子弹打在了右腿上，流了很多血，动不了。后来部队撤退，由于他跟不上大部队，就躲在洪湖的老百姓家里。再后来国民党军队来搜查，他又化成讨米的，以讨米为生。最后，我老儿躲到了西莲乡江六坪，属桑植，在东北部。这里是深山老林，从山下走到山顶，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几乎没有人居住。一天，在一处陡峭的山坡边，我老儿遇到了一户人家，很穷，就三间茅棚房子。在这里，我老儿遇到了我戛公。我老儿就问我戛公，老板，我能不能给你们家逮（戛公）短工，不要钱，只要提供吃住就可以了。我戛公一看我老儿瘸着个腿，还拄着拐杖，就问，你是不是受伤了。我老儿有点担心，想别开话题，我什么活都能逮（干），翻地耕田，种包谷、种高粱都会。我戛公看出我老儿是个真伤员，就同意了。随后几天，大家熟悉了，互相了解了，也就都道出了各自的实情。我老儿说，他是珠玑塔那边的，是红军，在洪湖那边打仗受伤走散了，怕被国民党追杀才躲到山上来的。我戛公说，他老家是芙蓉桥那边的，因为他家兄弟当红军去了，他曾经也非常支持红军，红军走后，怕被国民党军和当地土豪劣绅迫害，全家才躲到这山上来的。后来，我戛公他们发现，我老儿不仅个头高，长得好，根正苗红，而且非常勤快，人也善良，对人很有礼貌。我戛公和戛戛看这小伙人不错，没多久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这时，我老儿也改名了，叫刘月清。

我有四姊妹，我是老大，1937年生的，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是在江六坪生的。从懂事起，我就给家里做工了。江六坪的海拔有一千多米，坡特别陡，这里没有狼，它不敢来，来了也会摔死。狼都不敢来，国民党军和抢劫犯也就更不敢来了。江六坪，江六坪，实际上到山顶上还是有点坪的，只是不大，那是我们唯一能去玩的地方。在山上，没有几块像样的地，都是石头山，引水也难，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种包谷。平常，我们很少出门，就在山上种地，碰上赶场，我戛公、我老儿他们就会背着包谷到江哑赶场。为了不让人家认出，他们还要稍微化一下装。

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这个消息，是我老儿在江哑赶场时听人说的。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包谷都没卖完，就往山上的家里跑。平常上山要将近四个小时，这回，我老儿一路小跑，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回到家，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们说，解放了，解放了，我们红军夺了天下。我们可以下山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就下山了，但我们不是一下走到家里的，毕竟我老儿拖家带口，只能边走边讨，分段走的。最开始，我们从江六坪搬到人潮溪。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姓戴的老板，他在旧社会是教书先生，他对我们很好，我们帮他做工，他就给我们饭逮（吃）。做了几个月后，我们又提着包，往家走。这次，我们在官地坪的梦家里的王老板家做工。王老板是官地坪有名的人物，是个大地主，十个庄房，几百亩田地。王老板给我们提供吃住，我们给他耕田种地，他家什么农具都有，样样齐全，只要你会，都可以用。那时我十三岁，但对农具的使用，样样熟练。1950年秋天，官地坪开始土改了，王老板被打倒了，那年我们的收成全带回家了。

最后，我们就回到了双元坪。回到家，家没了，也没找到我爷爷和婆婆。当时我就问我老儿，爹，你不是说我们有爷爷和婆婆吗？怎么不见了。我一问，我老儿就流泪了。我爷爷和婆婆都去世了。虽然没有房子也没有田地，但我们很高兴，因为回家了，回到了离开十几年的家。特别是我老儿，走时他光棍一个，回时带了一大家子，算是没有辜负我爷爷和婆婆的一片心愿。刚回双元坪，就开始土改了。土改，就是改得我们这些贫下中农有房子了，有田有地了。我家分了一间房子，是木房子，还分了4亩田。我姑父被枪毙了，我大大没事。当时上面还说，跟红军一起干过的，没有饭吃，可到县里背米。我老儿去背过几回。后来，不背米了，民政上又拿点钱。1953年上面来清查，说我老儿是红军，可享受红军待遇。但没多久，又来个复查，说不应该享受红军待遇，说我老儿没有正式手续，不承认他是正式的红军，但承诺我二叔是牺牲的红军烈士。于是，我老儿就让我给我二叔做儿子，享受红军烈属的待遇。

虽然我老儿没有被确定是红军，但他没有怨气，一直在农会工作，参加土改。我也开始上学了，就在珠玑塔小学，上一年级。当时，我十三四岁了，是班上年纪比较大的学生。但整个班上，年纪都不小了，因为当时穷，大部分上不起学，所以大都在十岁左右。我上了三年学，就当兵去了，好像是1954年10月当的兵。当兵之前，我当过民兵，当民兵之前当过儿童团。当儿童团时我扛着红缨枪站岗。那时候，我们这里的河，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河里有石墩，我们就守墩子，对一些可疑的人进行盘问。当时我们还经常唱儿童团的歌：

 

星儿闪，月牙偏，爬墙越进地主院/东边瞧，西边看，恶霸正睡在打鼾/缴了枪，捆个严，嘴里塞块乱棉团/神不知，鬼不见，一张纸条贴门前……

 

退出儿童团当上民兵后，土改的时候斗地主恶霸，我们就负责治安。去当兵是我自己的主意，体检时我老儿不在家，他回来听说这个事后，表扬了我，说好样的，还叫我好好干。当兵走的时候，我老儿还对我说，我们家是革命之家，你到了部队要好好干，把革命立场好好传下去。我在长沙的西湖农场当了三年兵，主要是看犯人。后头就退伍了，但没回村里，也没有回乡里和县里，而是直接到了大庸，在电力系统工作，现在电力公司每月还给我补助。但在电力系统没有逮（搞）多久，因为精兵简政，把我们下放了，又回到了农村。当时没有回桑植，在大庸的几个粮店工作过，负责收公粮，过称、搞保管。再后来，我就回到桑植老家的乡里种田了，还当过刘家里组的组长多年。前年没逮（搞）了，年纪大了，耳朵听不到了，我就说，我不逮（干）了，重新选组长吧！

新桥村谷下组，有个老头叫刘开顺。74岁的他，享受红军子女待遇。他告诉我说，我老儿叫刘立茂，1906年生人。他什么时候当红军的，我逮（记）不大清了，但他是逮（打）洪湖受的伤。本来人家差点把我老儿打死了，但几个炮弹打过来，都没响。这时我老儿端着枪站了出来，说，看我不打死你们。他连着开枪，把打炮的那几个敌人都打死了。随后，部队撤退，树枝把我老儿眼睛划了一下，刮着眼珠了，看不见了。开始，战友还抬着我老儿撤退，但时间长了，就没人抬了，叫他化装成老百姓，留守后方。我老儿后来讨了几个月的米，才回到桑植的。回来后，我老儿的眼睛基本好了，不久就结婚，先后就有了我姐姐与我。我还有一个妹妹，那是1949年在湖北生的。但最终我老儿还是被那刘酒桶发现了，他就派人来逮（抓）我老儿。于是，我老儿带着我们就逃，逃到了湖北的五峰山，那里有熟人，也是红军家庭逃到这里的。在那里，搭个茅棚，种着老乡给的二亩薄地，没人欺负。就是被人家抢过一次，把家里的肉什么的都抢光了。我老儿有一个堂兄，叫刘立盛，后来他捎信过来说，家里要土改了，有几担谷的田，如果不回来就没有了。我老儿没有犹豫，带着我们就往家里赶。回到桑植后，我老儿在农会上当过主任、土改组长什么的，享受红军待遇，直到1993年去世。

在龙潭坪镇毛垭村，我见到了出生于1938年的杨光茂老人。那段野人般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杨光茂说，我老儿叫杨玉阶，我伯伯叫杨云阶，都是红军。1935年11月，红军要长征了，我老儿和我伯伯都想去长征。当时我婆婆说，两兄弟只准去一个，我就你们两个儿，你们要是都去了，我们怎么办？最后，我伯伯长征，我老儿留下。红军长征后，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家庭，国民党团防和土匪几次来偷袭，想逮（抓）我老儿。我老儿在红军里当过侦察兵，他采取了游击战术，今天住在这个山上，明天住那个山上，后天再住另外一个山上。这一住就是15年，一直到桑植解放。15年躲在山上，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为了生活下去，我们一家吃遍了山上的野菜野草，什么皮叶、岩汗菜、鱼腥草、野麻花、水麻花、木瓜籽都吃过，葛根、芭蕉兜、蕨根、苦菜还是好东西。我老儿和我娘还在各个山上种包谷，种辣椒，躲到哪里，都能吃上。虽然日子苦，但我们不觉得苦。我老儿经常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并说红军逮（打）日本鬼子去了，逮（打）完日本鬼子，就回家逮（打）土豪劣绅，逮（打）国民党反动派，到时，我们就会过上好日子。一年又一年，我们盼呀，望呀，终于盼到了解放。

毛垭村支部书记杨生泽说得更直接明了，他说，我有两个故乡，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湖北，一头是爹一头是娘。湖南是他们家的血脉之地，湖北是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家活命的家乡。新中国成立后，他爷爷带一家人搬了回来，但住到1970年又搬到湖北，1975年又搬回湖南。当年，他也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直到爷爷临终时，爷爷才告诉他：生泽，人活着，要懂得报恩，没有湖北，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报恩；没有湖南，就没有我们的出生之地，我们要报恩。

在桑植，我看到了这样一份资料，是桑植县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朱传辉口述，桑植籍作家王成均整理的：

 

我叫朱传辉，曾用名朱全辉。1916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生于桑植洪家关乡云峰村朱家坪组。我的父亲叫朱远定，母亲叫陈菊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只有十五岁，十六岁就生了我，我们家无田无地，靠我的父亲当挑夫为生。我还有一个妹妹，小我七岁。我的妹妹之所以小我七岁，是因为我父亲常年往返于桑植与津市一带当挑夫，离多聚少，很少有时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我六岁那年，我父亲在津市一家伙铺被人谋杀了，至今尸骨都找不到。父亲去世时，我的妹妹朱小妹还没有出生，是典型的遗腹子。农民的儿子早当家。父亲去世后，我开始扯猪草、砍柴、下河捞鱼摸虾，替母亲分担养家的重担。

1928年2月，贺龙南昌起义失败后回到了洪家关闹革命，贺龙和我的伯伯朱远高从小认的是老庚，所以我们一家人也跟贺龙成了亲戚。在旧时代，穷苦人就靠认老庚，认同年爹结成对子，互帮互助，希望有个盼头。贺龙在桑植闹革命，我的伯伯朱远高、三叔朱远光以及伯伯的儿子、我的堂哥朱传斗跟着贺龙闹起了革命。我的伯伯当了红军，贺龙安排他做生意，为红军筹集军费，可伯伯后来在津市被人谋杀。三叔朱远光跟着一心闹革命的贺诗白，不幸卷入江北红军和本地红军的内耗中，屈死他乡。我都记不清年份了，我的伯伯和三叔都没有被评为烈士。

当时我的堂哥朱传斗没有16岁，参加的是童子军。我的父亲去世前，我拜了一个干爹，名叫屈麻二，也是一名红军。我11岁那年，我干爹住在我家，被团防探知消息，国民党团防层层包围我家，我干爹把我藏起来，我亲眼看见干爹被打死在我家里，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怀着这个仇恨，也是怕国民党反动派报复，我就参加了红军童子军。我是跟着堂哥朱传斗当起童子军的。在当年，童子队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送情报。小孩子送情报，不会引起人怀疑，我长期奔波于家乡和贺龙战斗的地方，感到生活十分快乐和幸福。我的堂哥朱传斗16岁当上了红军，就在第二年，他和许多红军战士参加攻打永顺白竹山的战斗，不幸壮烈牺牲，尸首就埋在永顺烈士塔。

我16岁那年，我的母亲在疾病交加和担惊受怕中去世了。临死前，她把我托付给大妈和婶娘，告诉她们我们朱家只有一个后，一定要让我好好活下去，为朱家留后。我的大妈和婶娘答应了。

跟着贺龙闹革命，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的生活不用愁，并且我们的家人生活也不用愁。每次打了胜仗，红军会给我分几升粮食，让我们送回家孝顺老人。每一个红军家庭都会得到红军的关怀。

我最喜欢唱的歌是《要当红军不怕杀》，这首歌是贺锦斋教的，他教会我们没多久，就在常德石门泥沙斗堤湖战斗中壮烈牺牲了。我恨敌人对我们红军的凶狠。在我的心中，始终燃烧着革命的火苗，那就是要跟着贺龙闹革命。

1935年11月19日，我满了18岁，也准备跟贺龙一起去长征。我的大妈和婶娘死活不让我去，说我们朱家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可以，但朱家要有后，有了后，才有革命的本钱。贺龙也同意了，告诉我要保护好自己，提防敌人谋害。就这样，我含着泪看着红军离开了桑植。

贺龙一走，我就遭难了，因为参加红军童子军，洪家关国民党的伪保长盯上了我，两次抓我当壮丁。第一次，我的婶娘花了一块肉、一斤酒给保长送礼，放了出来。没几天，他们又把我抓了，并把我押到县城关了三天，也饿了三天。第三天，我们被押往龙山茨岩塘。路途中，我生了大病，病得奄奄一息，国民党军官观察了三天，看我没治了，就把我扔了。附近的群众等国民党军队开走了，一个人给我喂了一点稀饭，一个人悄悄背我回家，又是喂药又是喂饭，硬是把我从死神手中救了回来。他们怕我再次被国民党抓壮丁，悄悄把我送回了桑植。把我送到桑植龙山交界处，告诉我回家的路，就离开了。我的病还没有好，一路行走一路挨饿，又病倒了。幸好病倒在陈家河五家湾的一棵柳树下，那里开有一个伙铺，开伙铺的叫赵四，是他和他的夫人——我叫李家妈妈的救了我的命。我在他们家住了九天，他们又是挖草药又是熬猪肝稀饭，精心照料，我又活了下来。当地的保长来了，李家妈妈怕我被捉，连夜砍倒一根竹子，织了一个担架，抬着我来到三漤子，请向导把我送到南岔。回到家，我的婶娘把我送到许家郎中那里治了10天，我的身体才慢慢康复。

俗话说“世间只有黄连苦”，可我比黄连苦三分，我回到桑植，怕再次抓壮丁，我就过上了扒壕（土语：躲避）的生活，扒壕就是躲在深山老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这一过就是十二年。

 

《中国共产党桑植历史》一书中对那段悲壮的历史如此写道：

 

红军一走，被打倒或逃跑的地主土匪卷土重来，纷纷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刘家坪的刘景星，瑞塔铺的陈策勋、陈星如、陈植树，上洞街的向英武、向凤翔，利福塔的张东轩，谷罗山的刘子维、谷静斋，桥自湾的朱照寰，苦竹坪的朱平如，白竹坪的马述英，上河溪的李春林、谷小初，分水岭的向子恒等相继出门，向从事过革命的人民群众进行疯狂反扑，尤以刘景星为最狠。

桑植共产党员张德诚在龙山被捕后，敌人用各种酷刑想从他的口中得到红军的情况，但什么也没有捞到。把他押回桑植，又施用各种酷刑，但他仍坚贞不屈，没有说出半点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临刑时还向群众喊道：跟共产党走，莫回头！

县城文昌街儿童团长郑世纪家里穷困，跟红军打过土豪。1936年初春，县政府两个伪兵将他抓进衙门，几个耳光，打得他口吐鲜血，族绅、恶霸、土豪郑兰骂他“违犯族规”“不肖子孙”，郑世纪不理他。郑兰把郑世纪绑到朱家台渡口，捆绑上石头，然后沉入水底。

1936年3月，洪家关小学教员、共产党员刘德成，被团防朱照寰等人从学校抓进县城关押，逼他交代红军伤员在哪里，刘德成不暴露一点红军伤员的情况。敌人气恼至极，便在食物中投毒将他害死。

上河溪，是湘鄂川黔省红军医院所在地，先后在100多名红军伤员分养在30多户群众家里。红军长征后，群众及时将伤员安全转移。国民党恼羞成怒，残酷地把掩护红军伤员的群众杀害百余人，有的甚至全家被杀光。

河口的大地主杨玉化，带领“义勇队”500余人恣意横行，10天内烧毁房屋210多间，杀死群众15人。

……

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12月至1936年6月，整个桑植苏区被国民党政府、地主、恶霸、土匪杀害的苏区时期的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有名有姓的就达300余人，受害者包括抄家、倾产者达万余人之多。特别是参加过苏区斗争的革命群众不断遭到追杀，一直到解放前夕都没有停止过。

 

在桑植采访中，我还了解到，在贺龙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之后，洪家关曾遭受大规模摧残。在红军长征开始后，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走后，仅洪家关外逃他乡的就多达36户，贺氏族人被杀害的达80多人。

哦，故乡！在桑植人的生命中却是如此的悲壮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