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植人口中的“寡妈村”，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寡妇村”。

当年许多群众选择当红军，除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还有一些共同规律，影响着当时的群众。比如红军有高远的理想，他们要当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要打倒土豪劣绅，解除穷人痛苦。比如红军有坚定的信念，不怕苦，也不怕死，长征路上，敌军追击，加上饥饿、寒冷、极度疲劳等，险象丛生，但他们从未放弃。比如红军有铁的纪律。我在云南丽江采访时，就听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讲过红军的故事。他说，红军过草地时，粮食奇缺，为渡过难关，有的部队明确规定，每个人身上带的粮食属于集体，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吃一粒。对于这项规定，红军官兵都能模范遵守，不少人就是饿得昏倒了，也不会吃自己粮袋里的粮食。在宁夏彭阳县采访扶贫事迹时，我偶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1935年10月7日，一支红军队伍打完仗后进村休息。村里有个叫马云龙的小孩把一名红军小战士迎进家，拿出半个荞麦馍硬塞到小战士手里。小战士打了一天仗，饿极了，就啃了一口，碰巧被连长看见，问他付钱没有，小战士说，我错了，这就去找钱。连长看着又累又饿的小战士，心里虽然很难过，但还是批评他说，不付钱就吃老乡东西，按纪律要给你处分。村里一些老人闻讯纷纷过来求情，有的甚至给连长下跪。连长连忙扶起村民，把小战士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铜板，让他交给了马云龙。讲故事的是几位老人，70年过去了，老人们讲起这段往事，眼里还闪着泪花。他们说，红军离开时，村民十里相送。他们还说，这样好的军队，不取得胜利，老天都不会答应啊！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共同规律，那就是当年红军是一家一家地出，一窝一窝地出。究其原因，那是因为红军的思想、行动，对驻扎之地百姓的影响。

红军到过许多地方，也影响了广大群众，最终改变了一个地区、整个民族的命运。比如当年，红二、六军团司令部就设在桑植县刘家坪乡龙堰峪。这里三面环山，里面都是“抱”大的树，老虎都难进去。土匪或敌人一来，只要往后面的山里一钻，根本就连人影子都找不着。前面一个口，口的两边有大树掩护，也有碉堡掩护，每个碉堡里有一个机枪班。11000多名红军指战员分散居住在附近10多个白族村庄760多户白族人家。刘家坪村刘家坪组离龙堰峪，不仅只有一个山谷之距，家家户户还住满了红军。因为受红军的影响，这个组大部分家庭的男人都当红军去了。后来，这些男人大部分没有回来，怎么死的，死在何方，还有相当一部分，至今都还是个未知数。于是，这个组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妈村”。

 

其实我最开始到“寡妈村”采访，并没想到采访这里的小脚女人，而是来采访这里的红军烈属。刘金元老人就是我要重点采访的对象。他父亲是红军，后因受伤，没有跟随大部队长征，而留守桑植。但红军长征出发几天后，他就被刘酒桶的人杀了。虽然家里条件艰辛，但刘金元老人把老父亲的传统继承了下来，入了党，并当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村支书，为农村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

我来到了刘金元老人家。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木房子，黝黑的墙壁上挂满了红薯藤。老人瘦高的个头，但穿着很一般，客气地说是朴素，不客气讲就是寒酸，甚至可怜。他坐在门槛上，大口大口地抽着烟，望着远处苍穹。

我一连叫了七八声“大爷”，坐在门槛上的他竟然没有丝毫的表情反应。这时刘金元老人的邻居告诉我说，你就是叫他七十声八十声，他还会是这个样，因为他耳朵不好使了，基本上聋了。于是，我在纸上写上十几个大字：大爷，请您谈谈您父亲当红军的事。刘金元老人抽了口烟，然后挥起右手，大声说道，逮（记）不清了，什么都逮不清了！开始我还以为老人是不愿意接受采访，或者是不太高兴，想试图说服他，感动他。于是我继续在纸上写道：您父亲叫什么名字？何年何月出生……老人依然摇头，仍然大口大口地抽着他的烟，依然望着远处苍穹。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不太相信。凭我的感觉，老人应该是不想再提昔日往事，不想再次揭开心中的那个伤疤。

即便我这样认为，但刘金元老人不说，我也很无奈。无奈的我，最终只得离开刘金元老人家。幸运的是，就在我离开老人的家时，邻居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找找他三儿问问，他三儿在刘家坪希望小学教书。于是，我直奔离这儿只有约半里路的刘家坪希望小学。从外面看，这所学校还不错，校门也还算宽敞，校舍淹没在绿色之中。但到了学校里面，就会发现，这是一所普通而又简陋的学校。特别是老师的大办公室，除了每人一个简陋的办公桌和椅子，还有一个共用的插线板，就什么都没有了。唯一能让人感觉到这是学校的，除了办公桌上一叠叠的作业本，还有就是办公室墙上张贴的“校务公开公示栏”，那里面的内容倒是丰富多彩。

此时，学校还没有放学，但已经是下午的最后一节课了，许多班都在进行自习，老师们也在教室里或是埋头批改着学生的作业本，或是在批阅试卷，或是在备课，反正没一个闲着的，都在埋头干自己的事情。我敲了敲办公室的门，问刘老师在不在。这时，办公室里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把头抬了起来，瞅着我看。我说，我找刘老师。办公室的老师们还是显得有些迷惑。这时，一个老师跟我说，我们这里有三个刘老师，不知你要找哪个。六个老师，三个姓刘。我心里惊了一下。我说，找家里有当红军的那个。办公室的老师听我这么一说，又有些迷惑了。还是那个老师跟我说，三个刘老师，个个家里都有当红军的。我心里更惊了，当然更多的是惊喜，没想到一个简陋的办公室，竟然蕴含着如此丰富的创作资源。我说，他父亲叫刘金元的那位。

我刚说完，我要找的那位刘老师就站了起来。帅气，个高，足有一米七五以上，满脸笑容。神态与刘金元老人出奇的神似。他说，我叫刘纪文，是刘金元的三儿子。我说，刘老师，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刘老师笑得合不拢嘴了，做了个手势，说道，我教了三十四年书了，一直当语文老师，两个女儿都成家了，都是爷爷辈的人了，不年轻啦。我说，说说你家里的故事吧。刘老师笑了笑说，没什么可讲的，真的没什么可讲的，在那个年代，我们刘家坪家家都这样，家家都是同样的故事，你说有什么可讲的呢？我说，刘老师，我们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并不是炫耀，更不是为得到什么，而只是想唤起更多人的记忆，要他们不要忘记历史。听我这么一说，刘老师朝我微笑着说，那好吧！客观说，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我婆婆、我老儿没少跟我们讲过去的事，我们一直记在心上。

刘老师说，我爷爷叫刘开银，也是大高个，一米八几，长得也挺帅气。上过三年私塾，毛笔字写得很好。我家里条件也不算太穷，太太、太公会织布，会做生意，还会炸油粑粑。但我们家一直是单传，我太公那代、我爷爷那代都是光秃秃的一个，姐妹和兄弟都没有。后来到了我老儿这代，又只有他一根独苗。我爷爷大概是1932年，或者是1933年当的红军，当时红军从洪湖过来，正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我爷爷毕竟念过书，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和思想，于是他提出要去逮（干）红军。我太太、太公当然不同意，特别是我太太，对我爷爷说，想都不要想，我们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要当红军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日子怎么过。但我爷爷不死心，他不断向太太、太公灌输新的思想。他说，娘啊，爹啊，现在这红军与国民党军和土匪大不一样，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红军不逮（打）穷人，而是帮穷人求解放的，他们要把土豪劣绅霸占的田地都分给穷人，专为穷人谋利益，让穷人过上幸福日子。你们不是看到了吗，他们经常帮助老百姓家劈柴挑水，干这干那，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军队呀！我爷爷这一来二去的软磨硬泡，再加上太太、太公看到跟前的红军确实是支好队伍，也就渐渐松口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爷爷成家了，找到老婆了。最后，太太对爷爷说，儿呀，我们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逮（干）红军可以，但你不能有事，你有事，我们家就垮了。我爷爷点着头说，爹，娘，你们放心，儿一定会完完整整地回来。再说啦，不就在咱家附近逮红军吗，有时间我就经常回来。

爷爷在红军里具体干什么，我逮不清，但有可能是从事文化或是宣传方面的工作。我小的时候，刘家坪、李家岗的老百姓房子的墙上满墙的红军标语，那些标语的内容我还逮（记）得起。如“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群众动员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十月革命胜利万岁！工农群众动员起来！”“打倒国民党各派军阀！”“为死难的革命群众复仇！”“杀尽土豪劣绅！”“肃清保卫团！”“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平均分配土地给贫民！”“扩大赤色区域！”“巩固中华苏维埃！”“穷人不还富人钱，富人要退穷人田！”“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当红军最光荣！”“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等。当时就有老人对我说，这些标语都是你爷爷当年写的。后来我又仔细看了看，发现刘家坪、李家岗一带的红军标语都是一种字体，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看来，老人们说这些标语是我爷爷写的，并不是没有道理。

虽然逮（搞）不清爷爷在红军队伍里具体做什么，但他参加的几次战斗我还是逮（说）得清。爷爷在杨岐山下的南坎逮（打）过几仗，在双溪桥逮（打）过几仗。听说双溪桥那次不少红军被敌人包围了，在撤退过程中，伤亡不小。撤退过程中，我爷爷腿长，跑得快，所以活了下来。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战斗，应该是葫芦壳战斗。在这个战斗中，爷爷负伤了，但他自己不知道身体里有子弹。直到去年，把爷爷的坟迁到凉风山烈士陵园，才发现棺木里有一颗子弹。

刘老师说，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长征了，由于我爷爷在葫芦壳战斗中受伤了，逮（走）不了了，便成了留守红军。但红军长征后大概七八天，刘酒桶就带着他的“剿共”大队来杀人，我爷爷是晚上被杀的。那个晚上，成了我婆婆心里的伤疤，后来只要一说起那天晚上的事，她就泪流满面。

当时，我太太去世了，太公到双溪桥街上炸油粑粑去了，只有我爷爷和我婆婆带着我老儿在家。我婆婆叫王彩芝，当时才二十二三岁，长得很水灵。大概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我爷爷他们一家全都休息了。突然，屋后的山上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爷爷很警惕，他猛地一翻身，对婆婆说，彩芝，只怕是刘酒桶的人来了。

婆婆听爷爷一说，赶紧抱住孩子，也就是我老儿，他当时半岁不到。

爷爷说，彩芝，你别紧张，我知道这天迟早要来的。你逮（抱）着娃儿躲到屋后的小水井里，我从后门出去，跑到山上去。你要照顾好娃儿和爹爹。

爷爷说完，来不及穿衣服，只穿了一条短裤，就出后门，往后山上跑。刚爬上阴沟，后面的枪就逮（打）上来了。爷爷看到不少扛枪的从山上往下跑，人太多，他是徒手，肯定逮（干）不过他们。于是，他又往回跑，准备跑过山谷，然后过河，上杨子山。爷爷跑到山谷里一丘叫六斗丘的田那儿，敌人的枪又逮上来了。敌人的枪响了十几声，爷爷中了三颗子弹，倒在了六斗丘里。六斗丘是水稻田，当时刚刚下过雨。

因为爷爷的逃跑，转移了敌人的视线，所以婆婆才有机会逃脱。她带着我老儿躲在小水井里，气都不敢喘，就那样待了整整一晚。第二天，婆婆从小水井里爬出来后，邻居悄悄告诉她，你家开银被刘酒桶的人杀了，就杀在六斗丘。婆婆一听，就痛哭起来，抱着孩子就要往六斗丘跑。邻居把她逮（拉）住了，说，你不要命了，人家“剿共”大队说了，示众三天，三天不准收尸，谁收尸就收拾谁。

三天后，听到消息的太公匆忙从双溪桥赶了回来。当他赶到六斗丘时，水稻田里的爷爷已经浮肿变形，流淌在水里的鲜血已经变成褐色。太公和亲戚，哭着把爷爷抬回家，急忙用木板钉了一个匣子，葬在了我家后山的洪家湾。

说到这，刘老师一再强调说，刘家坪组不光死了我爷爷一个人，凡属家里与红军有牵连的男人几乎都被刘酒桶的人杀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妈村”。后来，寡妈们带着娃儿不管日子有多么的艰难，但她们没有一个出嫁的，而是含辛茹苦地把娃儿们带大，赡养着家里的老人，一直到去世。

爷爷死后，太公精神彻底崩溃了，并整天责怪自己，说如果不是自己去双溪桥炸油粑粑，如果他在家，可能娃儿就不会被那狗日的刘酒桶打死，要死的话，死的也不是娃儿，而是自己。说着，他就气愤地把自己炸油粑粑的工具都逮（砸）了，说，再也不去双溪桥了，再也不炸油粑粑了。想着自己儿子死了，并且死的那么惨，太公整天以泪洗面，并从此一蹶不振。

这时，许多人就做婆婆的工作，包括婆婆娘家人，包括婆婆关系要好的一些人。他们说，彩芝呀，你还这么年轻，带着个嫩娃娃，要伺候老公公，还是小脚，没有男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趁自己年轻，再找个婆家嫁了吧！

别人一说这些，婆婆就泪流不止。她又何曾不知道家里困难呢，刘家代代单传，关键的时候，不要说帮助，就是连个谈心解闷的人都没有。可她一想，她要一改嫁，爹爹怎么办，就让他整天疯疯癫癫地逮（过）日子吗？如果改嫁，那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开银呢？

于是，婆婆对我太公说，爹爹，您老不要担心，我不会改嫁，再苦再累，也要把娃儿拉扯大，再苦再累，也要把您老人家伺候好，只要我有逮（吃）的，就有您和金儿吃的。我不是会织布吗，以后我们就以织布为生。后来婆婆告诉我说，太公一边点头，一边流泪。

随后的日子，婆婆晚上织布，白天逮（拿）到马合口集市上去卖。我家里离马河口有五十多里地，是山路，婆婆还是小脚，她光一个来回都得五六个小时。同时，她还要带着我老儿，还要给太公和我老儿弄吃的。虽然婆婆没日没夜地织布，但依然换来不了家里的温饱，顶多只能换点油、盐之类的日常用品。

我老儿当时才一岁多，没奶逮（喝）。没奶逮，逮什么呢？逮狗的奶！说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也很难让人相信，开始我也不相信。但我婆婆说，你太公神经坏了，有点疯疯癫癫了，自己都管不了了，根本就管不了你老儿。我白天要到马河口去卖布，背上背一捆，手里还提一捆，加上自己是个小脚，走起来老费劲了，当然不能带你老儿去。你老儿就跟着你太公在家，肚子饿了，你太公也不知道，你老儿就满地爬着逮吃的。

一次，婆婆在路上捡到了头野狗，把它带回家了。后来这头野狗下了小狗，有奶水了，野狗喂小狗时，我老儿饿了的时候，就到处爬，不知道怎么爬到了野狗身边，还逮（吃）上了野狗的奶子。尝到甜头了，只要一饿，我老儿就往野狗身边爬。野狗也似乎习惯和接纳了这个“孩子”，任由他吮吸着自己的乳头。

有一天，遇上下雨，婆婆从马合口集市回来时，天已经黑了。回到家，只见到我太公，也没见到我老儿，婆婆急了。她大声喊了几声，还是静悄悄的。婆婆又问我太公，太公光呆呆地坐在那里，口里仍旧念着“我家银儿死得好惨啊！我家银儿死得好惨啊！”我太公啥也不知道了。婆婆顾不上劳累，先在屋里四处找，她把那两间破旧的木房子翻了个遍，连个人影都没有。找完屋里，婆婆又找屋外，树林里、菜地里，她点着油灯仔细找了一遍，还是没有。突然，婆婆心里紧张起来，是不是掉水井或是粪坑里了呢。于是，她拿着耙子在里面使劲地耙呀耙呀，里面的垃圾都耙了上来，就是没见到我老儿。

说不定是被好心的邻居抱过去喂饭了。于是，婆婆又迈着小脚，挨家挨户地敲门，但邻居们除了说没见过，还是没见过，都说没见金儿和他爷爷出门。邻居们都没见过，难道娃儿是被豺狼摸走了。想到这，婆婆就哭了起来，我那可怜的娃啊！于是，她又迈着小脚，挨家挨户地问，看到豺狼没有，我家金儿只怕是被那豺狼摸走了。邻居们说，没有啊，如果豺狼来了，肯定会吓得鸡飞狗跳的，大家会知道啊！再说，豺狼咬了金儿，金儿也会哭叫呀！我们今天就没听到金儿哭叫的声音。婆婆一听，觉得邻居们说的在理。但金儿没被豺狼摸走，那又会到哪里去了。

折腾到凌晨一两点，婆婆才哭泣着回家。刚一进家门，她就看到了鸡窝口伸出一条狗尾巴来。看到狗尾巴，婆婆就想到了狗，想到狗，婆婆就想到了我老儿，因为我老儿经常逮（吃）狗的奶。婆婆赶紧把鸡窝盖一打开，我老儿正抱着狗呼呼大睡。婆婆把我老儿抱了出来，紧紧地抱在怀里，伤心地哭了起来。一边哭，婆婆还一边念着，我这可怜的娃儿啊，我这可怜的娃儿啊！但我老儿什么也不知道，仍旧睡得香香的。

一些地主恶霸看着婆婆织布能挣些钱，又是寡妇，就经常到我家来逮（抢）。为了我老儿，为了这个家，婆婆总是忍气吞声，把好不容易逮（挣）来的钱拿些给地主恶霸。婆婆当时年轻，又长得漂亮，还是寡妇，经常有心怀不轨的男人逮（打）她的主意。

一次，婆婆又像往常一样到马合口集市赶场卖布，卖完布往回走的时候，天快黑了。于是，婆婆背着卖完布换来的食物，赶紧往回赶。过了芙蓉桥，过了马家峪，也过了六方峪，快到关溪涧时，婆婆发现不对劲了，她突然发现有几个男人鬼鬼祟祟跟在她后面。她知道，这些家伙不是土匪，就是流氓，于是她加快了脚步。但婆婆是小脚啊，更何况她背篓里装得满满的，根本就走不快。

这时，其中一个年轻男子，站在了婆婆的前面，不怀好意地向婆婆笑着说，妹子，着什么急呀！

婆婆虽然小脚，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的，但性格刚烈。她对那年轻男子说，请放自重一点！

那个年轻男子说，妹子，什么叫自重，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婆婆急出了汗，但仍镇定地说，你们再无理取闹，我就叫人了。

那个年轻男子说，你叫呀，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谁听得见呀！就是听见了，谁敢跟我们逮呀！

婆婆没办法，只得把我爷爷搬了出来，说，看你们敢抢我，我屋里男人是红军。

那个年轻男子笑了起来，说，红军，现在桑植可不是红军的天下了，红军逃难去了，都不知道逃到哪方去了，你屋里的男人只怕早已死了。

婆婆一听，气得不行，狗日的，你敢逮（抢），我就跟你们拼。

那个年轻男子说道，妹子，你背篓里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只要你的人，看你那小脸蛋长得，不逮（摸）下可惜了。

婆婆从背篓里摸出把剪刀来，说道，你们敢上来，我就敢逮（扎）。

这时，那几个年轻人有的从腰里摸出枪来，有的从背后摸出刀来。

那个年轻男子在手里倒腾着一把手枪，然后说，你的剪刀，逮（打）得过这家伙吗？

就在婆婆与那几个年轻男子对峙时，路上来人了。婆婆真是幸运，来的人认识婆婆，他是朝阳地的，和我爷爷很熟。

爷爷的朋友一拱手，临时编了一套话，说道，各位兄弟，这位是我拜把子兄弟的老婆，她男人是红军。她男人在当红军前也跟你们一样，也是逮（干）这个的，我也是跟他一起干的。但我们只劫富济贫，只逮坏人，从不逮欺软怕硬的事，从不烧杀淫掠。你们知道我这兄弟为什么要去当红军吗？因为红军是专门为穷人撑腰的。他当红军，是为了替天行道。如果你们硬要逮，那就跟我逮吧！

爷爷的朋友一席话，让那几个年轻男子收起了手中的枪和刀，一拱手，便离开了。

那几个年轻男子一走，爷爷的朋友帮我婆婆背上背篓，就赶紧往家赶。婆婆后来告诉我们说，当时她和爷爷的朋友，实际上都吓得出了冷汗，好在他们没有显露出来，想起这事都后怕。她说，能不后怕吗，一个妇道人家，能逮（干）过他们吗？他们真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谁拿着都没法子。

后来，婆婆的苦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儿一天比一天大了，大了的老儿不仅能够照顾自己了，还能护着婆婆了。但我太公却一天不如一天了，他的疯癫越来越厉害了，到后来完全不能自理了，还未等到解放，就去世了。

旧社会，在我们桑植山区，能念两年私塾，就已经算相当不错的了。即使上私塾，也都是十来岁才来念的。但我老儿却在七岁时就开始念书了，去的不是私塾，而是珠玑塔学校，是桑植有识之士举办的一所有名的小学。我婆婆对我老儿说，娃儿啊，娘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你念书，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学好本领，以后好替你老儿报仇。我老儿也就念了三年书，他就主动辍学了。我婆婆坚决不同意，说你要是不上学了，娘会伤心的。我老儿也非常固执，他说，我要是上学了，娘就会被坏人欺负，我长大了，不能让娘受苦了，我要保护娘。最后，我婆婆只好无奈地让我老儿回了家。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老儿天天跟着我婆婆一起赶场卖布，有时到马合口，有时到双溪桥。路上闲得无聊，我婆婆就教我老儿唱桑植民歌，唱《马桑树儿搭灯台》，也唱《盼红军》。快到解放的时候，我老儿十六七岁了，已经是一个身高近一米八的小伙子了。一天清早，我婆婆和我老儿到双溪桥赶场的路上，被几个地痞流氓逮（挡）住了去路。看到有人欺负我婆婆，我老儿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三下五下就逮（打）翻了那几个地痞流氓。

那时我老儿最想做的事就是当兵，开始想当解放军，逮（打）国民党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想报名当志愿军，逮美国佬。但每次去报名，都被大队的人逮（打）回来了。我老儿不服，跑过去问领导，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当兵。领导说，如果你还有一个兄弟，就让你去。这时，我婆婆就对他说，娃儿呀，解放军和志愿军没当成，你可以报名参加民兵呀，当民兵照样可以保家卫国。这倒是没被拒绝。我老儿笑着说，如果民兵都不让当，那就会把我逼上梁山，只好当土匪去了。我老儿虽然性格有点固执，但有悟性，学什么像什么。当上民兵后，战术、射击，他都是好手。时间不长，年纪不大，就当过民兵排长、民兵连长、民兵营长，经常跟着解放军下去剿匪。

我老儿是1951年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算得上是火线入党的，那时他还不足十八岁。那时，熊家溶和刘家坪还是一个村，是个大村。那时搞农业合作社，合作社里有仓库，很大的仓库。一次，村里的那个仓库起火了，火势很猛，浓烟滚滚。看到火势大，大家都不敢去救火。我老儿逮（提）个水桶，光着脚丫子，从家里跑了过来。我老儿这人性子直，看到大家没有进去抢救，他大声吼道，怎么不进去逮（抢）公粮，仓库里放着七八万斤公粮呢！有人对我老儿说，刘金元，你要不要命，这么大的火，去了不是送死呀！我老儿没有犹豫，钻进了仓库，他先逮（抱）出了正在燃烧的稻草，来回逮了好几抱。随后，他又钻了进去，这次逮出来的是一袋袋的公粮。火势越来越大，我老儿逮的越来越快。最后，他摔倒在地上，昏死过去。当大家把他救起时，发现他脸上、手上、腿上，全都烧伤了。大家把他抬着送到县城的人民医院，医生抢救了三天，他才醒来。我老儿昏死了三天，我婆婆就哭了三天。我老儿醒来了，我婆婆哭得更厉害了。我婆婆摸着我老儿的脸说，娃儿啊，你怎么这么傻呢，仓库里火那么大，就不要去逮（抱）公粮了呀，你是娘唯一的儿，娘把你拉扯大多不容易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娘可怎么活下去呀！我老儿真是坚强呀！昏死了三天三夜，当他醒来时，竟然微笑着安慰我婆婆说，娘，你着什么急，不是没事吗，我命大，没事的。我婆婆说，看你能的，阎王爷都把你逮（抓）到半路了，可能看你可怜，才把你放回来的。这个事被县长知道了。县长姓马，马县长说，是根好苗呀，要好好培养，争取让他入党。于是我老儿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志愿一栏写道：为打倒土匪恶霸，为让穷人不再受欺负而入党。当时一些邻居听说我老儿入党了，跟我婆婆说，彩芝呀，你这辈子吃亏吃得还不够吗？怎么还叫你娃儿入党呢！我婆婆说，这个世道，总得有人吃亏啊，老一辈总是讲，吃亏是福吃亏是福，不吃亏哪有福。

我婆婆与我老儿的意见分歧，或者说是我婆婆对我老儿有意见，是在我老儿结婚后。1954年，年仅21岁的老儿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并且一直当到2004年，整整当了50年，半个世纪之久。刚解放那几年，湘西土匪还比较多，村干部也要协助解放军剿匪，不仅会多，还要经常满山跑。那时我那个未曾谋面、已经夭折的大哥出世了，大概是一岁零两个月的时候，得病了。说是得病，其实按现在的标准来说，就是没有逮（吃）的，缺少营养，饿的。当时我大哥快不行了，我娘就捎信给我老儿，叫他赶快回。你说我老儿听到这个信后怎么说的？他说，现在都在剿匪，我不能一个人撤回，等把这拨土匪剿了后再回吧。等到第三天回到家时，我大哥已经死了。我婆婆骂他，我娘也骂他。骂他只知道工作，不关心家里；骂他不心疼家里人，只心疼外面的人；骂他不近人情，连儿子都不管。据说，我老儿以前还是不逮（抽）烟的，那次他任由我婆婆和我娘骂，自己坐在外面的屋檐下逮起闷烟来。我婆婆特别伤心，家里几代单传，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孙子，看到希望了，却被活活饿死了。我婆婆不光伤心，还一直想不通，好好的孙儿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越想越伤心，一伤心，她就哭着叫道，我那可怜的孙子啊，你怎么死得那么可怜呀！后来，婆婆一直没有走出伤心地。天长日久，婆婆的神经出现了问题，按我们农村的话说，就是疯了癫了。唉，当时科技不发达，医学更不行，哪有心理医生啊，如果当时有，我婆婆也许不会疯。

婆婆有时疯有时好，疯了时，她会走出家门，四处走，但知道回家，只是讲胡话，颠三倒四地讲以前那些不着边际的事。还有一点就是，婆婆见人就笑。实际上，我婆婆是一个非常热情善良的女人。以前人家都说我婆婆人和善，笑脸好。但现在的笑却被人家称之为傻了。有时，婆婆会猛地问人家，看到我家开银没有，这个鬼男人去当红军怎么还没回。还有时，婆婆会猛地问人家，我孙子不见了，被人装在一个匣子里，是不是被你们家抱走了。有的人知道婆婆的情况，只是摇摇头，苦笑一下；有的人不知道婆婆的情况，逮（抓）起木棒就追着婆婆打，还说道，你这个疯子，谁叫你在这里瞎说的，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有次，生产队食堂的几个红薯不见了。那时候，容易上纲上线。为几个红薯的事，把整个生产队查了个底朝天。最后查来查去，还是没逮（弄）清那几个红薯到了哪里。这时有人站出来说，昨天看到刘大娘从那里经过。接着就有人说，那只怕是刘大娘摸（偷）了。很快，我婆婆可能摸了生产队红薯的消息就传到了我家。我娘说，没看到我娘吃红薯啊，也没见她逮（拿）红薯回家呀！在回家的路上，我老儿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非常不舒服。于是，他匆忙回到家，一进家门，就问我婆婆，娘，您拿没拿生产队的红薯。这时，我婆婆是正常的，没有发癫。婆婆说，儿呀，你娘怎么会逮（干）这样的事呢，你看家里哪有红薯，你看看。我老儿说，娘呀，儿是共产党员，还是村上的书记，不能让人家指我们的脊梁骨啊！我老儿这么一说，我婆婆就哭了，儿呀，你怎么就不信你娘的话呢？旧社会日子那么苦，我们都不摸人家寸长的东西，现在怎么会去摸公家的东西呢？我老儿也是死心眼呀，他继续问我婆婆，娘呀，你是不是在路上吃了？我婆婆彻底崩溃了，她大声地哭了起来，儿啊，你怎么就不信娘的话呢？我老儿说，娘啊，不是儿不信你，我是怕你那时犯糊涂吃了红薯呀。趁我老儿没注意，我婆婆逮（拿）起案板上的菜刀就朝自己头上砍去，砍在了鼻子上，鲜血直流。我老儿也哭了，他一边帮着我婆婆包扎伤口，一边说，娘啊，我知道您不会逮（干）这样的事呢，只是问问，你着什么急嘛。

我老儿没有再问我婆婆，而是沿着食堂到家的路上寻找，看有没有红薯。不光是路上，路边的树林里、草丛里，他都认真找。最后，我老儿在草丛里找到了吃剩的半截子红薯。我老儿没有再跟我婆婆提什么，也没有再吱声，而是把生产队分给家里的一点粮食放到了生产队食堂。很多人说我老儿直，没有谁能证明我婆婆摸了生产队的红薯吃，又何必去赔呢！更何况，还有更多的村民说，看到两个娃儿进了生产队食堂，出来的时候，手里都逮着家伙在嘴里啃。

再后来，这些消息也不知道怎么被我婆婆听说了。我婆婆虽然疯疯癫癫了，但有时是清醒的。那天晚上，婆婆突然对我娘说，金元是共产党，当书记，要忙公家的事，以后你就多操点心，把四个娃儿教育成人，不能走歪路，要堂堂正正做人。虽然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多想。第二天一清早，有人猛敲我家的门。我老儿打开门一看，是杀猪的屠夫钟大汉。钟大汉说，刘书记，你们家前面那口水塘里浮了东西，看上去像是个人。钟大汉这么一说，我们都紧张了一下。我老儿立即跑到我婆婆的床边，一看，人不在。我老儿冲向水塘，抱起那个人一看，是我婆婆。这个水塘只有膝盖深的水，我婆婆怕淹死不了自己，把自己的腰死死地绑在一块石头上，才跳到水塘里的。抱着我婆婆，我老儿就像疯了一样，他号啕大哭，说，娘啊，我可怜的娘啊，你苦了一世，就这样走了，儿子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呀！都是儿害了你呢……从此，我老儿一直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是个罪人。每到清明，他总要在婆婆坟前长跪不起。

婆婆死后，我老儿有了很大的变化，脸上的笑容少了，也不爱说话了。但他骨子里的性格还是没变，还是那么认真，还是那么固执与倔强。我父亲一身的蛮力气，每次送公粮，走在最前面，送得最多的，总是我家。每次送公粮之前，我老儿交代我娘，一定要把谷多晒几个太阳，要晒得嚼起来“咯嘣”响。到了粮站，有些村民送的公粮晒得不干，但家里又有事，他就主动留下来，帮他们晒谷。还有一次，我老儿去石灰峪小队一户村民家催上交，一直到天黑还没回来。我娘叫我哥去找，找了一圈，没找到。第二天一早，我老儿一个人回来了，撅着腿回来了。他把雨鞋一脱，里面全是血水。原来，因为天黑，加之路滑，我老儿摔到悬崖下去了，但为国家催回来的那四块二毛钱的上交，全是毛票子，他却抓得紧紧的，一毛都没少。还有，平常生产队分粮食，分得最少的就是我们家。过年分猪肉和鱼什么的，等大家挑得剩下的，我父亲就逮（捡）回了家。有时我娘也会埋怨几句，她一埋怨，我老儿更凶。他说，能跟人家比吗，我是共产党员，是村支书，还是红军烈士的后代。要是我也跟着一起挑好的吃好的，这村里的工作还怎么干？

不算我那个夭折的大哥，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共四姊妹。我老儿对我们几个要求特别严格，我们兄弟三个都很争气，都发狠读书。我大哥叫刘纪绍，1958年出生的，高中毕业。20个世纪70年代的高中生，在我们这里算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了。我老儿是村支书记，他又是找领导，又是托人，送了村里不少有知识的小伙子去参加工作，但就是不送我大哥。他把我大哥送去修水库了，修烂塘坝。我大哥在泥塘里挑了一年的泥巴，直到第二年冬天，他自己报名当兵去了。我大哥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因为他媳妇是北京的，后来他转业到了北京，在首都机场工作，还过两年就该退休了。

我二哥叫刘纪平，1961年出生，1978年去当兵的，当的工程兵。他的性格跟我老儿一样，为人实诚、耿直，也有几分固执。我二哥当时在桑植二中读书，成绩特别好，总是年级前几名，他当时是奔着重点大学去的。那天晚上，我二哥正在自习，突然老师叫他说，你家里老儿找你有事。我老儿说，老二，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二哥一听，急得哭了起来，说，爹，我想读书，我要考大学。我老儿说，当兵去，部队才是个大熔炉，是所大学校，想学什么就有什么，什么样的人才都能锻炼出来。我老儿逮（拉）着我二哥，走了百多里山路，连夜赶到了陈家河。在部队上，我二哥表现相当不错，仅半年，不仅入了党，还考上了工程兵学校。两年后，他分到舟桥部队当排长，主要是架桥修路。比如常德大桥，长沙溁湾镇到望城的溁望公路等，都是他们部队修的。在这期间，还参加过对越反击战。我二哥对待工作，不能只用积极来形容，而应该用拼命来表述，他既是排长，也是司机，为了赶进度，他天天亲自开夜车，经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立了个三等功。在建常德大桥时，正好碰上常德发洪水，他们部队又投入到抗洪抢险中。连续一个月，我二哥他们天天在水里泥里跑，身上就没有干的时候。虽然立了二等功，也提拔当上了团技术处处长，但最后导致肛门感染。后来我二哥得了尿毒症，2004年死的，医生说，就是肛门感染引起的。二哥死后，我和我老儿去看了。他的身上没一处干净地方，全是伤，都是修桥修路时受的皮肉之伤，也有对越反击战时受的伤。二哥死后，他家也塌了，二嫂从国企下岗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也没有再婚；侄儿没考上大学，后来去当兵，虽然在部队表现不错，当过班长，也入了党，但退伍回来后，也没有落实工作问题。

二哥的死，对我老儿打击太大了。我老儿本来就耳朵不好使了，二哥死后，他主动辞去当了50年之久的村支部书记，很少出门，也很少关注外面的事了，整天在家里沉默寡言。你可能看不出，我老儿除了耳朵不灵，还有残疾。那时他当村支书，村里办砖厂，他带人从瑞塔铺水泥厂拉水泥，手扶拖拉机开到老岩桥那儿时翻了，翻到水沟里了，车正好压了他的右腿。上午九点多压的，十一点才把他救出来，送到医院。因为耽误了治疗，最后落下病根，但我老儿从不说自己有残疾。就包括当时治疗的时候，许多亲戚朋友都说，你这是为公家逮（干）活受的伤，应该算工伤，要公家出钱。当时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后，被我老儿臭骂了一顿，他说，村上哪有钱，即使村上有钱，也不能找村上要！是我刘金元的儿，就不要去开这个口，丢人现眼。后来我老儿在桑植治不好，还是我二哥把他接到长沙治好的。

虽然现在我大哥在北京，我也是个人民教师，但都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收入并不多，也只能保持家里的正常运转。所以，我老儿和我娘的生活条件也就一般，住的还是老房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我妹妹。我妹妹出生的时候，得了脑膜炎，由于没钱治疗，加上我老儿为村里的事没顾得上，所以她也是个残疾人，二级精神残疾。现在，我老儿和我娘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我们担心的也就是我妹妹。前几年，北京军区来了个将军，看望过我老儿。那个将军当时非常激动地对我老儿说，你是红军烈士，还当了四十多年村支书，家里还是这个样子，我不信，我不信啊！当时那个将军许愿，要帮我老儿修房子，但被我老儿一口拒绝了。我老儿说，首长，谢谢您的关心，我是支书，如果你要修房，你可以给更穷的群众修，但不能给我修。

刘老师还告诉我说，大概是2008年，当时国家对特别贫困的家庭和人员办低保。乡上和村里的干部看我老儿残疾，我娘年纪大了，我妹妹又是脑膜炎，就准备照顾他们，给他们办低保。村干部找到我老儿时，他开始对低保不太了解，就问，什么是低保。村干部说，就是对家庭生活困难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失去劳动能力的居民每月补助点生活费。我老儿一听，就来气了，逮（抓）起桌上的杯子就摔了起来。我老儿说，我没有经济来源吗？我不是还有两个儿吗？我有儿，我不要国家补助。看到我老儿如此反感，后来村干部干脆悄悄给他们办了，没有再吭声，就是现在，他还以为自己没有吃国家低保呢，他真要知道了，还不把我们骂死。

聊完太公、婆婆、老儿，聊着聊着，我与刘老师又聊到了他所在的这片土地和这所学校。他说，刘家坪乡还是经济欠发达乡，虽然有个别富得狠的，但也有穷得啥都没有的。我觉得穷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的原因，有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地形地貌的原因等，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没有逮（搞）起来，教育还比较落后。

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桑植人一直凭借着自己坚忍不拔、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意志，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力图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刘老师说，我们这个学校，原来叫珠玑塔学校。别看她不如城里学校高档，但有些年头了。1917年，我们桑植李家岗有个名人叫李成华的，到日本公费留学，国民政府掏的钱。到1921年的时候，由于国民政府没钱了，不准留学了，他就回来了。李成华是学林业的，回到桑植后，当上了林业部门的负责人，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林业局局长吧。当时我们这里还叫珠玑塔乡，他看到我们乡穷得一塌糊涂，没有一所学校，只有几家不规范的私塾，非常忧虑与痛心。他觉得，我们乡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教育，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于是，他决定自己筹钱办一所学校。要办学校，无非是地皮和资金。资金，他找有识之士进行了一次募捐。主要问题是地皮。我们这地方山多地少，特别是能建房子的好地少，有些地主有点好地，但也舍不得捐出来。最后没办法，他想到了他亲家。他女儿嫁到了珠玑塔的街上，他亲家有觉悟，也算得上是个小地主，有房也有地。他就找到他亲家和女儿进行协商，协商的结果就是，他亲家提供地皮，不收费的，但有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子子孙孙，可以无条件地在这个学校上学，并且不收费。同时，他亲家分给他女儿的田土都不要了，算是捐给他办学。1922年，珠玑塔学校就建成了，李成华是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建起来后，培养过许多学生，也出了许多人才，有科学家、教育家、音乐家、作家，也有市长、县长，还有军分区的司令员等。虽然培养出的这些人才，并没有直接让桑植增长多少物质财富，但却带来了无穷的精神财富，深远地影响着桑植的发展。

到九几年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原来的老教学楼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我们当时想扩建，但还是没钱，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当时上海松江区和长沙卷烟厂联合出资，他们建了一个新的教学楼，也就是现在我们办公的这栋楼。除了他们出资，还有深圳、长沙一些公司的捐款，还有本乡爱心人士的捐款。这栋楼叫“松江楼”，楼前有个碑，碑上刻了捐款人的姓名，就是为了感谢他们，感恩他们。当时学校的地盘也没现在这么大，“松江楼”的土地是全乡老百姓调整出来的十八亩土地，也就是说，这十八亩地，不是刘家坪乡哪家哪户出的，而是家家户户都出了，家家户户都有份。即便如此，我们学校的条件也还落后，连个小黑板都很少见，就不要说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设施了，办公桌、课桌等这些设施，也还是十多年前长沙卷烟厂捐的……

采访完刘老师，寂静的山村已被黑夜笼罩。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行走在山村的道路上，没有困意，更没有恐惧，只有万千的思绪，酸楚的滋味。我既被王彩芝这样勤劳、坚毅、顽强、善良、宽厚的女人所感动，同时我也应为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顽强生存并孜孜不倦追求自己美好梦想的人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