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伤感与深沉的桑植民歌

 

　　从桑植走上长征路的红军，有的胜利到达了陕北，但更多的，要么在途中的战斗中牺牲，要么病死，要么失散。牺牲的病死的失散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不过，虽然他们的身体一直在流浪与漂泊在异乡的路上，但他们的灵魂却早已回到故乡。

　　2016年5月14日，我随作家采风团来到了云南昆明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这是个国家级贫困县，也是革命老区。在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附近，我遇到了一位老人，70岁左右，瘦瘦的。看着我们的到来，站在石头上的老人，眼神里似乎充满着某种期待。

　　就在我上下打量这个老人时，寻甸的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说，这个老人的父亲叫李旦初，是老红军，好像老家还是你们湖南的。

　　我停下了脚步。

　　老人告诉我说，我叫李国芳，柯渡可郎办事处可郎村的。虽然我生在柯渡，长在柯渡，但我老父亲不是柯渡人，他老家是湖南桑植的，当年跟着红军长征，由于受伤，就留在了这里。

　　我说，我就是湖南人。

　　李国芳老人听说我是湖南人，迅速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李国芳说，我只知道我父亲是桑植的，但是哪个乡哪个村的，我们就弄不清楚了。刚开始在柯渡时，我老父亲受了不少苦，气候、饮食、语言等没有一样习惯的，他只好在地主家做长工。后来我母亲看我父亲心地善良，就嫁给了他。由于父亲是外地来的，我们家孩子又多，家里情况一直不太好，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家里还是一贫如洗，住不好，吃不饱，穿不暖。我记得，大概是1986年，北京来了一个首长，叫杨秀山，是个中将，原来与我父亲是同一个部队，是原来红二军团的。杨秀山找到了我家(当时这个村还叫六甲村)。我记得很清楚，杨秀山紧紧握着我老父亲的手，久久不放，泪水直流。随后，他对我父亲说，你看看，老战友啊，你看你家穷的，都过的什么日子啊，你受苦了啊!杨秀山跟父亲聊了很多，大部分是聊的红军长征时的事，聊过去的首长，聊过去的战友。聊的时候，他们一边流泪，一边聊。最后，杨秀山还说道，老战友啊，我已经从云南省军区党史办了解到了，我们红二方面军在云南境内长征路上留下的伤病员，至少也有六百多人啊，大多生活困难啊!回家后，我一定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听说，后来杨秀山写了一份《长征途中留下的红军伤员境况惨淡》的调查报告，寄到了国家民政部。

　　不过再穷再苦，父亲只要说起桑植就劲头十足。在世的时候，父亲给我们兄弟几个讲得最多的就是家乡桑植的故事。他给我们讲过桑植白族仗鼓舞习俗的由来。我老父亲说，有一年春节前，民家兄弟三人在家打糍粑，一小队官兵突然闯了进来，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糍粑就吃，吃饱肚子不算，吃不完的乱打乱丢作儿戏，临走，还强行要把剩余的糍粑带走。兄弟三人，一年辛苦到头，好不容易才打点糍粑，眼看官兵要抢走，哪能甘心呢!当时就和官兵打起架来。开始大家都是拉拉扯扯，后来就动起了刀枪。三兄弟如要回家拿武器就会来不及，就顺手抄起打糍粑用的杵棍(又叫“粑粑槌”)来招架。弟兄三人武艺高强，几下就把官兵打得东倒西歪，一个个屁滚尿流地溜走了。打退了官兵，保住了糍粑，兄弟三人欢喜得手舞杵棍跳起来。后来，桑植人每年春节打糍粑，都要以武术动作舞“粑粑槌”助兴，好事者还伴以鼓点相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原始古朴的“粑粑槌舞”就演变成“仗鼓舞”，并且成了“族舞”。每逢节日喜庆，民家人就自觉地跳起仗鼓舞来……

　　由于家里穷，孩子多，父亲一直没有回过桑植老家。晚年的时候，他总是坐在家门口，望着远处的大山，嘴里总是哼着桑植民歌。哼过《苦难歌》，也哼过《工农革命军歌》，还唱过《上金寨》《花大姐》《大河涨水小河流》等，但哼得最多的还是《不打胜仗不回乡》。父亲不光自己哼，还从小就教我们唱，我们兄弟几个，个个会唱。

　　红漆桌子(哟哟)四呀四四方哎，(哪嗬咿咿)纸笔墨砚(干妹妹)摆呀中央。(有情的干妹妹)/若要文的(哟哟)动呀动笔墨哎，(哪嗬咿咿)若要武的(干妹妹)动呀刀枪。(有情的干妹妹)/有情妹妹(哟哟)等呀等候我哎，(哪嗬咿咿)不打胜仗(干妹妹)不呀回乡。(有情的干妹妹)

　　李国芳老人随口就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哭了起来。唱完后他接着说，我老父亲好像是八十岁那年走的，走之前有些反常，就是唱《不打胜仗不回乡》更勤了。早上唱，中午唱，下午唱，晚上还要唱。

　　我深知，在桑植听这样的民歌，那是一种享受，至高的享受，而在异乡，李旦初与他的儿女们所唱的桑植民歌，又是何等的伤感与深沉哟!

　　在丽江石鼓镇采访时，我听说了钟幺妹的故事。是一个开小超市的老人告诉我的，他说，我们这里原来有个纳西族老阿妈，曾经收养过一个女红军。这个女红军叫钟幺妹，是当年红军长征过丽江时留在石鼓的，后来到了丽江古城国营旅社食堂里工作，专门烤丽江粑粑，烤得可好吃了。听说她还是贺龙元帅的外甥女，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元帅还给她汇来过一笔钱。

　　我想了解得更加详细，不仅要了解她的人生经历，还想了解她的后辈们的情况。但开小超市的老人却说，真是对不起，我们也只是听说，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她长得啥模样，更不知道她后辈的情况。

　　我在石鼓镇来回询问，试图找到钟幺妹的有关情况，都知道有钟幺妹这个人，但问起详情，就说不出了。就在我郁闷之时，丽江的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说，丽江有位老作家，叫戈阿干，著作颇丰，今年八十岁高龄了，但身体还很好，甚至笔耕不辍，他写的《回眸沧桑》一书，就曾提到钟幺妹。

　　于是，在丽江古城的一个小茶馆，戈阿干老师向我讲述了他所知道的钟幺妹。

　　戈阿干老先生说，我记得很清楚，听说钟幺妹的事情，是1964年4月24日。那天，一位来石鼓搞社教蹲点工作的亲戚，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在丽江古城的国营旅社食堂里有个烤丽江粑粑的老大娘，她是红军长征时失散在石鼓的，听说还是贺龙元帅的外甥女呢。我不太相信，就问我这个亲戚，是不是真的啊，你见过没有。我那亲戚说，咋没见过，我还吃过她烤的丽江粑粑呢，好吃着呢!听亲戚这么一说，我决定去拜访这位身世传奇的女子。

　　大概一个月后，好像是5月23日，对，就是5月23日，我在丽江古城找到了大娘。她属马，当时正好50岁，家住丽江县(今丽江市)大研镇五一街文治段10号。单从穿着和外貌上看，她已经很像位古城大妈了，但她一开口，她的家乡口音就告诉我，她不是本地人，应该是湖南一带的。她会抽烟，坐定后，我敬香烟给她，请她谈谈参加红军长征的经过，她挺乐意，抽着烟，就谈了起来。

　　钟幺妹告诉我说，她叫钟幺妹，属马，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双岭桥(谐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她老儿叫钟英弟，娘叫贺大妹。她说，她十岁的时候，老儿就去世了。因为家道清贫，才十岁的她就由娘领着，到崮高坪(谐音)的一家保长家当了童养媳。原来想着家里没吃的，没穿的，早点嫁到婆家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没想到到了婆家，同样吃不饱，穿不暖，还常常挨逮(打)受骂，过的是非人的日子。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钟幺妹从小就很懂事，她也知道她娘有个亲弟弟，是个不一般的人物，正带领着一支队伍为穷苦百姓打天下。可是舅舅和舅舅的队伍到底在哪儿，幼小的她，哪里知道。她想跑回娘身边，但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国民党为了抓到舅舅，一再威吓她娘。就在她出来当童养媳不久，她娘和她哥哥钟文光，就从双岭桥跑出去逃难了。钟幺妹说，那日子真是太难熬了，一天到晚，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淌不完的辛酸泪啊!

　　钟幺妹说，具体哪年逮(记)不起来了，舅舅率领着他的大队兵马，从外边打了回来，占岭崮高坪一带。听到这个消息，她心里喜极了，偷偷把娘先前送给她的一件首饰卖掉，买了件短棉袄穿在身上，跑到红军驻地去找她的一位阿姨——贺兰英，她是舅舅的妹妹。

　　戈阿干老先生说到这，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说，贺龙只有两个亲妹妹，即贺英和贺满姑(也叫贺戌妹)，都牺牲在湖南。钟幺妹的娘贺大妹，她的阿姨贺兰英，很有可能都是贺龙的堂妹。

　　戈阿干老先生说，我采访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也向当时的许多红军求证过，当时红军队伍里确实有一个叫贺兰英的女红军，并且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女战士，而是一个红军女首领。钟幺妹是不是贺龙的亲外甥并不重要，贺兰英是不是贺龙的亲妹妹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都是真实的存在，她们的行为和精神，值得敬佩与学习。

　　我点着头。

　　戈阿干老先生接着说，钟幺妹当时跟我说，她的这位贺阿姨，是个个儿高挑的女红军，虽然当时只有20来岁，但已经担任了妇女军军长。兰英阿姨见了她后，又高兴又难过，她不忍心让姨侄女再去吃童养媳的苦头了。钟幺妹虽然年纪小，身子瘦弱，可当红军的心情迫切。贺兰英便问她，幺妹，当红军可要吃不少苦头啊，你想清楚再逮(干)。钟幺妹说，想清楚了，逮!贺兰英就说，那你参加童子队吧。听说让她参加童子队，钟幺妹既激动，又兴奋，喜得好几天都没睡好。

　　这时，钟幺妹才知道，她的哥哥钟文光早在她前头就参加了红军，还当上了红军营长。然而没多久，她哥哥就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一颗飞弹打中了脖子，当即倒在战场上。哥哥被战士们背到了舅舅跟前，舅舅十分难过，亲自背了他一段路程。但还在路途，哥哥就闭上了眼睛。舅舅含着眼泪，亲手把哥哥安葬在一个叫红岩坪的地方。

　　那时队伍还驻扎在崮高坪一带。一天，钟幺妹的娘贺大妹找到了部队上，打算把她叫回家。钟幺妹哪肯同意，她说，我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加入童子队，你现在又要把我叫回去，我不回，打死我也不回。贺大妹只得找老兄和妹妹替她劝说钟幺妹。钟幺妹说，你们谁来说都没用，我不仅要逮(干)童子军，还要逮正式的红军，跟着兰英阿姨一起逮(打)敌人。钟幺妹说，她这么一说，她娘也没再说什么了，只是嘱托舅舅和兰英阿姨，一定要把幺妹照顾好，管好。这也是她平生最后一次见到娘，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娘了，娘后来住在哪里，什么时候死的，葬在哪个地方，她全都不知道。

　　童子队的任务，主要是开展宣传活动，唱红军歌曲，给老百姓演出文艺节目。红军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他们童子队也配合老战士，把没收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当地穷苦百姓。但有些穷人不敢收，担心逃跑在外的地主恶霸转回头来找自己算账，钟幺妹他们就挨家挨户进行宣传，用翻身解放的道理壮乡亲们的胆。钟幺妹说，头一回参加战斗，小女娃一个，没见过枪弹，现在子弹和炮弹在身边飞来飞去，能不害怕吗?可想到自己已经不是受人打骂的童养媳了，而是个红军女战士了，胆子就变大了。战斗场面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再也不害怕了。别看我人小，但我身上却挎着一杆小枪，一把雨伞，一个背包，一条米袋，还有一双筷子、一口洋瓷碗。那个时候，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打仗是拼命地打，行军也是没日没夜地赶路，可是她从来没有掉过队。

　　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钟幺妹很想回双岭桥看看娘，向她道个别，宽慰宽慰她。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她只好把眼泪咽进肚里，跟随大部队，踏上漫长的征途。钟幺妹说，红军的队伍拉得很长，开始的时候，她只记得不分昼夜地忙着赶路。红军首长很关心女兵，每次出行，首长们总是让女兵们走在队伍的中间。兰英阿姨也算是红军首长，有一匹大青马，可很多时候，她都让给女伤病员乘骑。有时，兰英阿姨也会让她骑这匹军马赶路，说她年纪还少，走远了怕走垮了身子。

　　钟幺妹说，那些日子，没日没夜的急行军，对她来说是一场很艰辛的磨炼。正是这磨炼，让她适应了这种行军的生活。她和其他女战士一样，每到一个宿营地，就先用地主家里没收来的酒，透透搽敷一遍脚杆才躺下睡觉。第二天清早，行军号一吹，又一骨碌爬了起来，跟着队伍赶路。行军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疲劳，谁都没有精力说话。要是前面有了啥情况，或者首长有何指示，就会有人写在一块小木牌上，从前头一个个飞速地往后传递。钟幺妹已经习惯打着盹抬脚走路，但只要一见到这块传令牌，就会立即打起精神，把睡魔从自己疲惫的眼皮底下赶走。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打了多少仗，牺牲了多少个红军，队伍才从湖北行军到云南。钟幺妹说，红军来到云南宾川时，又打了一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她的兰英阿姨牺牲了，她哭了几天几夜。这是她当红军以来最为悲痛的日子。因为钟幺妹自从离开娘，跟着红军长征后，兰英阿姨就成了她的“娘”。娘走了，永远地离开了她，她自然伤心。

　　1936年农历闰三月初六，钟幺妹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这天，她随红军来到了金沙江边的石鼓镇，也是她落脚丽江的开始。不幸的是，此时她已经患上了一场重病。钟幺妹说，如果不是这场重病，或许她就跟着红军到达了陕北，当然，或许就牺牲在了长征路上。

　　那天，舅舅特地跑来看了她，还对她说，幺妹，你就留在这儿吧，前面要过雪山草地，你会逮(吃)不消的。想到兰英阿姨刚刚牺牲，现在又不能跟着大部队一起前进，要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高原之地，钟幺妹就伤心地哭了起来。但自己的身体确实吃不消了，不仅过不了雪山草地，还会拖累部队。于是，她对舅舅说，舅舅，我就留下吧!但你们一定要逮(打)回来，一定要来接我呀。舅舅说，我们肯定要逮回来的，不管十年八载，总要逮回来的，你就先待在一个纳西族老阿妈家里，她家无儿无女，就当是她家的女娃，小心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千万千万要小心。

　　钟幺妹说，看着红军大部队浩浩荡荡向前出发了，不伤心那是假的。让她没想到的是，红军大部队走后，她的病情越来越重。有好几天，她都不省人事，她当时想，自己可能活不成了，可能要死在他乡了。真要感谢纳西族的老阿妈呀，她把钟幺妹当亲生女儿一样，想方设法找些草药给她煨服，还给她熬鸡汤喝。就这样，她在老阿妈的一间暗房里足足躺了一个月。病治好了，新的危险又来了，国民党部队已经驻扎到了石鼓镇上。他们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失散在这里的红军伤病员，就连当初红军分送给当地老百姓的物品，也被他们搜走。

　　再藏在石鼓，已经不太可能。钟幺妹穿上一件纳西族老阿妈找来的破麻布衣，挎上一条破麻布褡裢，装扮成一个讨饭的纳西女孩子，悄然走出石鼓镇。开始，她在永胜县井里乡的一家纳西族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她又来到丽江县县城帮别人带孩子；再往后，她又来到一家小饭馆里打杂。同时，她还结了婚，生了子。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辛，但她始终没有暴露过自己的红军身份，所以别人也就没找过她的麻烦。

　　钟幺妹心中始终有个信念，她相信红军总有一天会逮回来。也正是这种信念，让她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支撑了十来年。这一天，终于让她盼来了。1949年7月丽江解放，这时当地的人民才知道，这个曾经四处讨饭，给地主做长工的女娃儿，原来是个女红军。纳西族群众推选她当街道组长，她带领街道的姐妹们，积极投入到清匪反霸运动中。1950年解放军进藏路过丽江，看到解放军，她泪如雨下。她知道，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她紧紧地握着解放军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嘴里叨唠着，看到解放军就亲切啊，你们总算回来了。随后，她又积极参加运粮，为进藏部队到几天路程外的地方背运军粮。在运粮途中路过石鼓，她去寻找当年收养她的那位纳西族老阿妈，但老阿妈早已离开了人世。

　　钟幺妹说，丽江土改后，她托人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在北京的舅舅。她不知道，当时舅舅不在北京，到西南地区任职去了。但国务院办公室及时给她回了一封信，还特别装上了一张舅舅的照片。看到舅舅英武的照片，钟幺妹兴奋得不得了，好像舅舅又回到了石鼓，来到了丽江。因为当时有人知道，这张照片是国务院办公室代舅舅寄的，也就把她看成是一个神奇的人物，并估摸着会有大福降到她头上来。有人就对她说，幺妹，知道你舅舅成了国家元帅吗?你是元帅的外甥女，应该上北京去找他啊!钟幺妹说，我现在都成了半个纳西人了，早就有了丈夫、孩子，好意思跑去北京拖累舅舅?钟幺妹丈夫是汉族人，可是她的儿子却娶了一位纳西族媳妇，她的孙子孙女，还真成了“半个纳西人”。

　　在古城丽江，人们对钟幺妹总有议论不休的话题。一开始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就有人说她只能算个傻妇人，凭她当过红军，凭她舅舅是元帅，就有资格到北京去找个工作，过上好日子。后来舅舅成了“黑元帅”后，又有人改口说她还算聪明，她要是去北京巴结舅舅，说不定也让人斗倒斗臭了，背上黑锅一辈子也抬不起头了。

　　戈阿干老先生告诉我说，事实上，钟幺妹最终还是“背上了黑锅”。大概是“文革”期间，由于受外界刺激，一时间她变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从那时起，她成天跑到“红太阳”广场，有时到半夜三更也还呆呆地站立在那儿。人们无法揣摩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因为她嘴里已讲不出正常人的语言。20年后的1984年，我从昆明返回家乡，再次走进五一街文治段10号，70岁的钟幺妹已不认识我了。无论我如何讲起20年前跟她聊天的情景，她都一个劲地摇头。我只好和她大儿子陈少华聊了起来。陈少华告诉我说，在“文革”中，他被造反派打成了脑震荡，母亲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后来，他自己的病治好了，母亲却渐渐变成了一个呆人。再加上后来她舅舅出事，她受的精神刺激更大。从此，她就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陈少华还告诉我，他在1974年就为母亲办理了退休手续，丽江县饮食服务公司每月发给她36.5元的退休金。

　　戈阿干老先生还告诉我说，你说怪不怪，虽然钟幺妹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但就在我与她儿子陈少华聊天时，她突然唱起了歌来，像是山歌。我开始没听清楚，后来陈少华向我介绍说，老母亲唱的是桑植民歌：

　　郎在河中呵撒鱼网罗，姐在哟河边哟洗衣裳(咿哟)；洗一洗来呵望一望罗，棒棒哟捶在哟(情郎哥哥儿喂咿哟)岩头上(咿哟)。

　　陈少华说，这首桑植民歌叫《棒棒捶在岩头上》，非常简单，就这么两句，但我母亲整天翻来覆去地唱，自从我懂事起，没事就哼着，都哼了几十年了。现在她神志不清了，但这首歌却记得清清楚楚。

　　再后来，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钟幺妹的故事了，她早就去世了，并完完全全地淹没在乡野之中，浩瀚的历史之中。

　　说这话时，戈阿干老先生凝望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伤感和忧郁。

　　在丽江玉龙采访时，我还听说了唐登华老人的故事。他不是桑植人，而是来自慈利。他是1932年参加的红军，因为他大哥在红军里当班长，他就跟着去了。十四岁还不到，也没有一支步枪高。虽然他年纪小，但因为读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会写一些字，连队领导就叫他当通讯员，传递各种信息。他跟着部队到过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并于1936年4月15日到达丽江石鼓镇。4月25日到28日，用三天四夜的时间，部队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再次将追剿的国军远远甩在了身后。至此，红二、六军团冲出了十余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进入了藏区。

　　进入藏区，对于大军是走向胜利，尽管前面的路途还很艰险，便后来的命运说明，这对于唐登华老人来说，却是他走向人生苦难历程的开始。过丽江境内时，他跟着红六军团走，从鹤庆过螳螂坝、九河、箐口塘，到石鼓。过江后，走了一段路，唐登华老人的脚肿得很粗，像包子一样，头又晕，就落到了队尾。一次，实在憋不住了，他就到队伍附近的草丛里解了个手。当地几个土匪正好从那里路过，看到红军在解手，就随手把他抓了。唐登华老人反抗过，但没用，脚痛头也昏，哪是土匪的对手。没法子，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土匪把自己卖给当地地主做长工。可由于语言不通，最后他又被地主逐出了家门。

　　在街头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唐登华老人学到了当地一些基本的语言。为了保护自己，他又改了名，叫郑安华，并在地主家当长工。1948年的时候，他在大具乡大河铁矿谋到了一份工作。同年，29岁的他还与大具乡白当村一个叫刘长英的姑娘结婚了，并定居在丽江县大东公社甲子大队青松小队(今玉龙县玉龙山办事处甲子村青松组)，结束了流浪与单身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唐登华老人曾当过贫协和小队干部、保管员。他也曾找过地方党组织，但找来找去，被定为“历史问题不清”分子。让唐登华老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定性给他一家带来了几十年的厄运。每一次运动，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唐老，就成了被革命和被批判的对象。特别是“四清”和“文革”时期，小批不断，还曾有过二百多人参与的公批。因此，儿女无权读书，有时还要陪斗，老子在台上“狗头低下”，儿子被迫高喊“打倒唐登华”。唐登华老人也动过自杀的念头，他曾对妻儿说，我不死，你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我还是死了!他一说，妻儿就哭成一片。妻子说，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也活不下去了。

　　好在唐登华老人用坚强的意志撑过了那段特殊的岁月。苦难的尽头，其实就是一种幸福的开启。1985年，通过书信寻访，他在湖南慈利的大侄女来到丽江。抱着侄女，唐登华痛哭不已。随后，他又跟着大侄女回了一次故乡。50多年过去了，故乡那片土地，山还是那时的山，水还是那时的水。他跪倒在故乡的大山前，长磕不起。1987年，他又回了一次故乡。为什么回?因为这年他被组织正式确认为红军失散人员，落实了政策。这次，他堂堂正正地回了故乡，以红军的身份回了故乡，他觉得自己无愧于故乡。在故乡的大山前，他又长磕不起。他流泪了，那是辛酸的泪，更是幸福的泪。

　　从此之后，唐登华老人再也没回过故乡。他无法离开丽江了，因为他在那里种下了种子，生了根，发了芽，并且长得枝繁叶茂。在他乡，唐登华老人也开始感受着温暖了，每逢八一、春节等节日，各级党政部门及军政部门都会来慰问。看着唐登华老人居住条件差，2008年年初，玉龙县的相关部门筹集了八万元人民币，给他建起了一座新房。春节前，唐登华老人告别居住了五十多年的老土房，搬进了新砖瓦房。可惜的是，唐登华老人只在新房子里住了十五天，便溘然仙逝。

　　在玉龙雪山下，我听着唐登华老人的故事。雪山呜咽，讲述着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九十年沧海桑田；魂归仙乡，留下了艰辛而又需要不断奋斗的希望田野。

　　在丽江采访中，我还了解到，这里曾有数百名在长征途中因伤、因病、因战斗失利或组织动员分散隐蔽离队的红军，留在这里后，得到了各族群众的热情关照，大多数都被掩护下来了。但后来，红军走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军阀的指使下，大搞清乡运动，那些红军有的惨遭杀害，有的惨遭蹂躏，就连曾经帮助过红军的百姓，都受到了不同名目的清算。

　　当然，这些人相对于数以万计的红军失散人员来说，仅仅只是几朵小浪花、几个小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