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革命不逮(搞)赢，死也不回家

 

　　离刘家坪白族乡集镇不远，有个村叫熊家溶村。这是一个特别原始的村，还能看到山脊上古老的土路，山坡上茂密的树林里破旧的木房子。村主任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能小瞧了这些土路破房，这都是当年红军走出来的路，是当年红军驻扎过的房子。我们村里面不少群众之所以舍不得拆掉这些木房子，因为他们害怕一拆掉，对于红军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完全消失。人不能忘本，你说对吧!过去红军和群众的艰辛与血汗不能忘记。除了不拆掉，他们也没有其他好办法，只能看着破房子在风雨中飘摇。

　　在熊家溶组，我遇见了熊朝齐。今年正好60岁，瘦瘦的。虽然他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但从小，他就听着红军故事长大。他最爱听红军故事，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能把长辈们问烦了，说你这个娃儿有完没完。他告诉我说，他家有两个红军，二爷爷和伯伯。二爷爷叫熊世职，伯伯叫熊正凯。洪家湾的红军纪念馆里有他们的名字，只是纪念碑上把我二爷爷的名字写错一个字了，他们写成了熊树职，应该是熊世职。

　　最开始，二爷爷跟着贺胡子到常德澧县读书，表面上是办学，实际上是办军官学校，是招兵买马，准备闹革命。后来想逮(弄)军火，当局就派部队来逮(抓)他们，他们就跑了，到了国民革命军里当兵。军队领导看他人长得高大，又有本事有能力，就把他保送上了黄埔军校。与他一起去的，桑植还有一个人，叫陈策勋，但他毕业后脱离了国民革命军，一直给国民党卖力，干到少将师长，新中国成立时被处决了。

　　我伯伯也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上过几年私塾，算是有点文化。但因为有文化，个性也很强，很多事他都看不惯，有时跟犟牛一样，自己想逮(干)的事，牛都逮(拉)不回。三四月份正是春耕犁田的时候，有一天，我伯伯赶着家里的黄牛在犁田。正犁着，姓钟的地主叫他停下。历来，我伯伯对地主恨之入骨，坐在家里不劳而获，就靠收农民地租过富贵日子。姓钟的地主说，回去告诉你老儿，今年地租要涨啦。我伯伯没有吭声，斜望着姓钟的地主一眼，继续赶牛耕田。姓钟的地主见我伯伯有情绪，就来了句，狗日的穷鬼，还不情愿，不情愿就别租了，看你们逮(吃)什么。我伯伯带着一肚子气犁了半天田，回到家气还没消。他冲着我婆婆说，逮(搞)点面粉，烫粑粑，累死了。那狗日的地主土豪，还要涨租，都是些逮(吸)血鬼，专逮我们这些穷人的血，逮我们这些老实人的血，都狗日的啥子世道。我婆婆是个老实人，她也埋怨着儿子说，知道日子不好过就好，就老老实实干活，只要手脚勤快，勤勤俭俭过日子，就不会饿死。我伯伯继续冲着我婆婆说，还不会饿死，再这样过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我婆婆埋怨说，知道快要饿死了，还要逮(吃)面粉，你不知道面粉多贵啊，我们家逮得起吗，你个不懂事不争气的败家子。我伯伯说，凭什么就那些狗日的地主土豪逮得起，凭什么我们穷人就不能逮面粉呀，他们逮得，我们就也逮得。我婆婆说，娃呀，认命吧，谁叫你生在我们这个贫苦家庭呢。我伯伯说，娘，你不要再讲了，我当兵去，马上就去。我婆婆说，娃呀，你要去当什么兵呀!我伯伯说，还能当什么兵，当然是贺胡子逮(搞)的工农革命军。我婆婆一听，也就没说什么了。为啥呢?当时湘西很乱，有保安团，有土匪兵，也有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我婆婆知道，保安团和土匪兵老是欺负百姓，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走就走。熊朝齐说，走的时候，我伯伯就空着手，光着脚，腿上还带着泥。不是他不想逮(带)东西，是家里没东西可逮，你说兄弟几个穿一条裤子，能有东西逮吗。走的时候，我伯伯也就十八九岁。我婆婆当然舍不得娃儿去当兵，就对我伯伯说，当两年，就赶紧回家。我伯伯年轻气盛，扬着头走了。自从我伯伯当兵后，我婆婆就多了一个心病，天天盼着儿子回家。最开始就在家里望，后来着急了，就跑到双溪桥望。双溪桥是我们这里的交通要道，出出进进的人必须从这里经过，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热闹的集镇，比桑植县城还要大，还要热闹。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我伯伯还是没回，我婆婆就急得成天在家哭。

　　那天，我二爷爷熊世职突然回来了，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回来了。二爷爷回来了，我婆婆就像看到救星了一样，对我二爷爷说，他二叔呀，楷儿当兵去了，硬是不回来，走的时候，还跟我赌着气呢!两年了，一趟家都没回过，我做娘的能不挂念吗。他二叔呀，你得想个办法，把楷儿逮(弄)回来。我二爷爷说，大嫂，你不要担心，我把他逮回来就是。第二天，我二爷爷就来到了桑植县城。当时红军扎在桑植县城。我二爷爷首先跟贺胡子打个招呼。贺胡子说，世职，你回来了。我二爷爷说，回来了，前两天刚回的，在家里就待了一晚，就来向你报告了。贺胡子说，不用报告了，赶紧到司令部来吧。我二爷爷了解到我伯伯在部队表现还不错，也没有再说什么。这倒好，我二爷爷去逮我伯伯回来，结果连自己都跑了。

　　我婆婆左等右等，几天过去了，还不见我二爷爷回来，着急啊!她想，他二叔是不是还没找到部队呢。她一想不对呀，二叔跟贺胡子挺熟，不应该找不到。难道是楷儿出了什么事!我婆婆越想越怕，又哭起来了。最后没办法了，我婆婆只好跟我老儿说，儿呀，娘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到县城的部队里找找你哥吧!我婆婆是小脚，到县城都是山路，根本就走不过去。那时我老儿才十岁的样子，我婆婆叫他去找，也是没办法。我老儿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我老儿告诉我说，他没去过县城，特别想去，劲头很足，他几乎是一路小跑到的县城。找到部队后，哨兵不让他进去。他说找他哥哥，哨兵问，你哥哥叫什么呀!他说，叫熊正楷。哨兵说，不认识。我老儿想了想，可能是哥哥的官太小，人家不认识，于是他又说，我不找熊正楷了，我找熊世职。哨兵问，你是他什么人。我老儿说，我是他侄儿。哨兵这才让我老儿进去。我伯伯看到我老儿来了，问道，你来干什么?我老儿说，哥，娘叫我来叫你回家的，娘想你了，天天在家里哭呢，眼睛都哭肿了，你就回去吧!我老儿这么一说，我哥哥也哭了。但他说，你回去跟娘说，革命不逮(搞)赢，我死也不回家。再过几年，你也要来当红军，红军是为穷人出气的。我伯伯带着我老儿在县里转了转，吃了好吃的，又给我婆婆捎了点吃的，就让我老儿回家了。我老儿回到家跟我婆婆说，我哥说了，革命不逮赢，他死也不回家。这一说，我婆婆更伤心了。

　　后来，我婆婆只要有时间，她就会到双溪桥那里等我伯伯回来。年长日久，双溪桥的人都知道我婆婆是等儿子的，所以只要他们听说有部队来了，就会立即传信给我婆婆。我婆婆就会迈着小脚向前跑。都是山路，路上全是大小石头，我婆婆一路跑去，要摔好多次跤，她都顾不上。但每次，把红军队伍看了个遍，都没找到儿子的影子。一次，她看到走在红军队伍最前面的是贺胡子。贺胡子她认识，八字胡，谁不认识。我婆婆走了上去，对贺胡子说，老贺，我家熊正楷回来没有。贺胡子脸色非常沉重，没有吭声，他把手往后一指，就往前走了。我婆婆就挨个挨个地看，眼睛都不敢眨，但一直到队伍走完，还是没看到我伯伯。我婆婆还不死心，还在等，她以为后面还有队伍，一直等到天黑了，也没见队伍来了。这时有人说，熊婆婆，后面早就没人了，就别等了吧!我婆婆只得哭着回家。

　　熊朝齐说，实际上，当时我伯伯已经死了，是当兵的你传我我传你，传到我们家的。不光我伯伯死了，我二爷爷也死了。都是在打沙市的时候死的，死的时候，我二爷爷是营长，我伯伯是班长。据说，当时三个营攻打沙市，第一营靠左边，第二营靠右边，第三营没办法了，只能往前冲。我二爷爷是第三营营长。当时情况非常危险，敌多我少，敌人还有碉堡，里面架满了机关枪。当时我二爷爷要往里逮(冲)，团长说，逮不得。我二爷爷说，逮得，不要紧，在黄埔时我学过，他们的水机关枪里没装水，逮不了。于是，我二爷爷就带着三营往里面逮。结果一冲，身上就中了几颗弹，倒下了。他的贴身警卫立即把他背了下来，背下来后，他就讲不得话了，只是用手指了指枪壳子，然后就死了。我伯伯怎么死的，我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也是逮沙市死的。他们的尸体都没逮(运)回来，我们不知道呀。即便当时知道，那么远，战火纷飞的，我们也没办法逮回来呀!

　　虽然传说很多，后来部队上也来了确切的信了，但我婆婆依然不相信她的楷儿已经没了，她只要有时间就跑到双溪桥那里等啊盼啊哭啊，一直等到1940年去世。我老儿说，我婆婆去世时眼都没闭上，她说，她要看着楷儿回来。大概是1933年的时候，红四军军部和后勤医院设到了我们家，设在我家的堂屋里。当时后勤医院领导问我婆婆同不同意，我婆婆说，不同意还行，我娃儿也逮(干)着红军呢。这时，我老儿也十来岁了，看到红军都住到家了，他想起了我伯伯的话，再过几年，你也要来当红军，红军是为穷人出气的。我老儿就缠着红军医院的领导，想跟着当红军。红军医院领导摸着我老儿的头笑着说，小伙子，想当红军好样的，但你的父母必须同意。于是我老儿缠着我婆婆，非要去逮(干)红军。我婆婆不同意啊。一说当红军，我婆婆就哭，她说，你哥哥还没回，在部队上还不知道是死还是活呢，这倒好，你又想逮(干)红军。我就你们这两个儿，你去了怎么办，想把我气死啊!不行，绝对不行!这样，我老儿就没逮成红军。我婆婆虽然不同意我老儿逮红军了，但她特别支持红军。每天都有伤员从火线上抬下来，有缺胳膊少腿的，有眼睛被打瞎的，有子弹穿着头和胸的，还有睾丸被打掉的。看着红军哭得叫天叫地的，我婆婆在屋里坐不住，迈着小脚来回走，口里不停地念着，这些娃儿作孽啊，这些娃儿作孽啊!说完，她又到灶屋里煮上几个鸡蛋送给红军伤员吃。红军不要，我婆婆生气了，说，讲什么客气，我大儿子也是红军，说到底，我们是一家，一家人讲什么两家话，再说，你们伤了，不补补身子，哪能好起来呀。我婆婆这么一说，红军才吃了鸡蛋。看到红军没有柴火烧，我婆婆又叫红军把我家后山上的树砍掉，做柴火。红军要给钱，我婆婆不要。红军说，不要钱就不砍树。我婆婆说，要给钱，你们就别住我家。红军没办法，只得不给钱砍树。但后来红军走时，还是付给我婆婆钱了。我老儿说，红军对老百姓也是非常好，很守纪律，从来不碰老百姓的东西，房间卫生搞得干干净净，擦了又擦，还用白布擦。后来红军走了，长征去了，百姓受害了，但都没有怨言。

　　说着，熊朝齐把我带到他家的东侧。他指着两间破旧不堪的木房子对我说，这是当年红军住过的，我们一直没拆，因为时间太长了，基本上只剩下一个架子了。他又指着破旧房子左边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对我说，这就是原来红四军军部旧址，医院的旧址。他又拨开杂草对我说，你看，这就是地基，还清清楚楚的。随后，他又指着边上堆放的几块方形石头说，这就是房屋柱子的石基，我们也还留着，前两年有搞石头收藏的想买走，我没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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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有人在采访红军的故事，附近的男女老少都围了过来，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虽然他们绝大部分没有见过红军，但都有说不完的红军故事。熊朝齐告诉我说，在桑植，当红军的太多了，即使有的家里没有红军，但肯定有当红军的亲戚。

　　在双溪桥村，我碰见了66岁的钟高慧。他爷爷婆婆不是红军，父母亲也不是红军，他舅舅是红军。

　　钟高慧说，我舅舅叫佘友章，也是双溪桥的。我戛戛(外婆))就两个孩子，一个是我舅舅，一个就是我娘，舅舅比我娘要大，大好几岁。戛公(外公)叫佘胚烈，是个读书人，在私塾学堂里当先生(老师)，但由于得了肺痨，20多岁就死了。戛戛也受过教育，很慈祥，很勤劳节俭。为了把两个孩子带大，教育好，她一直没有改嫁。舅舅很懂事，成绩也很好，考到了常德读书。为了供舅舅读书，养我娘，戛戛农时务农，不忙就给地主家帮着做工。我娘后来跟我说，舅舅每次从常德回来，就告诉她认字读书，还给了我娘一个承诺，以后回来接她到常德去读书。我娘说，前几年，舅舅还经常回桑植，但后来就一直没回过了。她从几岁就记得舅舅的这个承诺，她也一直等着哥哥把她接出大山去读书。但一直等到解放了，舅舅还没回来接她。再后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很大了，我娘还讲舅舅的那个承诺。一讲舅舅这个承诺，我娘就哭。其实我舅舅表面上是在读书教书，实际上是在逮(干)革命。最开始，戛戛只知道舅舅在常德读书，毕业后又到福建龙岩教书去了。戛戛很担心，那么远，又无亲无故的，想叫他回来。戛戛问过舅舅的许多同学，但同学也只是听说他到了福建龙岩，但具体在哪个地方逮什么，他们也说不清。戛戛很无奈，只有苦苦地等着舅舅回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送来烈士证，戛戛才知道舅舅不是在外读书和教书，而是在逮(搞)地下党，后来在福建龙岩死了，桑植烈士纪念碑上还有舅舅的名字。舅舅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一张照片，是在常德读书的时候照的，照片上有八个人，其中就有贺龙和舅舅。这张照片我娘一直当心肝宝贝一样保存着，后来被县文化馆的人逮(拿)走了，再也没还回来。

　　冯贤才就不一样，革命还没胜利，甚至红军还没长征，他就牺牲了，但幸运的是，他回家了，入土为安，叶落归根了。冯贤才是鹰嘴山村晒岭岗人。鹰嘴山村党支部书记谷臣万告诉我，冯贤才的儿子叫冯仕栋，已经九十岁了，还健在。于是，我们翻山越岭，去找藏在大山深处的冯仕栋。一路上，谷书记向我介绍，这个村之所以叫鹰嘴山村，因为上面的山脉像一只老鹰，老鹰的嘴巴在钟家坡，朝着桑植县城的方向，两只翅膀，便是两边延伸的山脉。当年红军就扎在鹰嘴山的半山腰上，一个原因是上面有鹰嘴挡住了，易守难攻，不管来好多人，都逮不到他们，加之这里的山七个弯八个岭，地形复杂。另一个原因就是，鹰嘴山村自古以来就是刘家坪最高处，站在这里可以侦察到敌人的任何行动。山上树木茂密，躲在里面找不到人。谷书记还说，当年鹰嘴山村大概有五十个人参加了红军，但绝大部分不是牺牲，就是失散，最终回来的没几个。

　　谷书记又指着前面的一片山坡和山坡上那条即将被杂草淹没的土路说，这个地方叫晒岭岗，因为这里一天到晚都有太阳晒，没有阴的地方，所以叫晒岭岗。别看这山路窄，也不好走，但都是当年红军走出来的路。那时，这里是人来人往的……而在我眼里，即便80多年过去了，这里依然炊烟袅袅，村民们顽强地生活在这片山里。我看到，陡峭的山坡上坐落着不少房屋，四处是开垦出来的菜地，菜地里有黄瓜、土豆、辣椒等各种蔬菜；陡峭的山路上，有老人，有小孩，有赶牛的，也有背菜的。即使走入特别茂密的树林里，也能清晰听到牛叫、鸡鸣、狗叫。

　　冯仕栋家位于海拔800多米的山上，特别破旧的木房子，完全淹没在大山深处。老人有些行动不便了，需靠着椅子或是拐杖才能缓慢行走。但这不影响老人的热情，他硬要慢慢移动着给我搬椅子。接着又问，逮(吃)饭了没有。我说，逮过了。他说，逮过了就煮几个鸡蛋逮。我说，不逮了，真的不逮了。但他不听，麻利地从鸡窝里掏出几个鸡蛋，放到了锅里。

　　冯仕栋是个苦命孩子。他说，我可能是民国十五年(1926)出生的，我懂事的时候，娘就不在了。我娘叫朱晓梅，小脚，我一岁的时候她就死了，得病死的。我老儿和我三伯冯贤久都当红军去了，一起去的，兄弟俩决心同去同回，决不当逃兵，建立苏维埃，打倒地主土豪再回家。我娘死时，我老儿都没回家。我老儿不在，大伯冯贤清就带着我。大伯没成家，也没孩子，就把我当亲生儿子养。家里穷，没吃的，他就抱着我到处讨米，用讨来的米熬米浆喂我。

　　我三伯当红军死了，死在哪里，怎么死的，逮(搞)不清。但我知道我老儿是我七岁时死的。那是红军还没长征的时候，红军打烂川，听说打得非常激烈，敌人没活几个，红军也死了不少。我老儿就是在那里死的。但我老儿被逮(抬)回来了，是桑植党部的人逮回来的，党部的人真不赖。烂川离我们这里大概有二三十里路，因为都是山路，悬崖峭壁，空着手都不好走，逮着个人，更走不动。据说是党部的人逮了两天两夜才逮回来的，还是抄小路走的。逮到家里，大伯就叫我跪在我老儿遗体面前，说，这是你老儿，快给他燃香磕头。我看了看我老儿，用一张破芦席裹着，芦席全被染红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老儿，也是最后一次，个子高，俊着呢。开始我哭不出来，因为我之前没见过老儿，逮(想)不起他的模样，逮(记)不起他的一些事。但后来我还是哭出了泪，那是为啥呢?因为我想到了我自己，想到自己没了娘，现在又没了爹，成了孤儿，我就流泪了。再说，我爷爷、我婆婆、我大伯都在哭。他们一哭，我就哭得更厉害了，哭得家人干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老儿很快就埋了，头天逮回的，第二天一早就埋了，就埋在屋后山上，因为怕敌人知道了。

　　但苦命的孩子从未向命运低过头。后来，大伯给地主做长工，冯仕栋就跟着给地主放牛，再后来，十来岁了，冯仕栋就给地主赶鸭子。冯仕栋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穷人的腰挺直了，贫下中农当家了。我结婚成家了，还在1954年修了新房子。要是在旧社会，像我这样既是孤儿，又一穷二白的，想都不敢想这些事……

　　说到这，老人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正说着，来了个老人。他说他叫冯民初，今年70岁，是冯仕栋的邻居。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冯仕栋共有六个娃，四个儿、两个女，大儿子在家务农，二儿子在城里做点小生意，三儿子是个木匠，幺儿子是个泥瓦匠，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在家务农，过得都一般般。你看看他家这个房子，还是1954年建的老房子，刮个大风只怕就会吹倒，我早就跟他讲了，要向政府反映反映，把房子修修，毕竟他是红军烈属啊!

　　这话被冯仕栋听到了，他瞪了一眼冯民初说，谁说政府没关照我家呀，又是低保户，又是什么精准扶贫户，不还有一个130块钱一月的红军烈属补贴吗!我老婆去年走的，就我一个老头，九十了，土都埋到脖子上了，就坐在家里等死了，还找什么找。逮(吃)得好，穿得暖，就行了。

　　听着老人的话，我感觉，历经风雨沧桑的老人，像鹰嘴山一样朴实，也像鹰嘴山一样坚毅。

　　是啊，数以万计的桑植儿女，抱着必死的决心参加革命，他们或牺牲在本地，或牺牲在异乡。近一半的烈士的家属，并不知道这些参加革命的亲人何时何地牺牲，更不要谈见到遗体了。虽然知道参加革命的亲人有可能不能活着回到故乡，但他们从未放弃过这种期盼，静静地守望、等候、凝望，静静地期盼，最后这种静静的思念与牵挂凝结成一种大爱、大义、大情，这也是桑植情、湖南情、民族情。